为什么《《宋史里有孙唐卿而没有张唐卿》
时间: 2022-07-10 12:01:22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4次
钱建状的个人简介
1999年11月获湖北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
2001年12月获浙江大学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2002年11月论文《一种奇特的词体——“福唐独木桥”考辨》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会的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2年12月，获浙江大学光华奖学金。
2003年六月，获浙江大学校优秀毕业生称号。 博士论文《文化版图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宋南渡文坛的历史文化考察》被浙江大学评为校优秀毕业论文，并参评2004年度全国百佳优秀博士论文。
论文《南渡前后岭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获厦门市第六次社科奖三等奖。 自1999年起，发表论文有：
1、《系统开拓重构——评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江淮论坛》1999年2期。
2、《尊词与辨体——宋词独特风貌形成中的一对矛盾因子》《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3期（此文为2000第四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摘录）。
3、《宋词分期研究述评》,收入《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版。
4、《一部有特色的断代词学思想史——评<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3期。
5、《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提升与人文关怀——评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2期《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1期（与尚永亮先生合写）。
6、《花间词情民间风味——刘过情词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2期。
7、《评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6期。
8、《一种奇特的词体——“福唐独木桥”考辨》《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3期。
9、《一种奇特的词体——“福唐独木桥”考辨》《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全文复印。
10、评《金元词通论》《宋代文学研究年鉴》武汉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11、《<唐诗风貌>简介》，蒋寅、张伯伟等主编《中国诗学》（第七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2、《东坡词误收<青玉案>一阕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13、《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与美国印地安纳东亚系助教尹罗兰（LARA I INGEMAN）合作撰写）此文为《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八期全文转载，又同时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3年3期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录。
14、《宋诗人庄绰、林季仲、郭印、曹勋生卒考辨》《文献》2004年第1期。
15、《齐梁名士 宫廷文人––––南朝梁江陵庾氏世家》，收入《中华文化世家丛书》（荆楚卷），曹月堂、舒怀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2004年3月版。
16、《宋室南渡前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7、《宋室南渡与词坛唱和之风的兴盛》，《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8、《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浙大学报2004年第5期。
19、《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
20、2004《文学遗产》国际论坛会议论文。《江淮论坛》2005年第6期。
21、《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与郑玲合作），《集美大学学报》2006年6期 22、《和战之争与南渡士人的分野》（与李本红合作），《安徽史学》2006年5期。 23、《书即师也》，光明日报2006年1月。 24、《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文学遗产2006年11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5、《科举与江湖诗派的漫游》，2007年1月。 26、《略论晚清目录学家丁丙的词学思想》（与陈瑶合作），《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2期。 27、钱建状 《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兼论李廌落第原因》，《浙江大学学报》2008第3期。 28、《科举与宋代文学的期集》，《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5期。 29、《围绕赵明诚诸子与李清照生平创作的几个问题》，《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30、《南宋进士分科考试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学报》、《教育史研究》转载。 31、《考官的雅集——同文馆唱和诗发覆》（与杨唐衍合作），《教育与考试》，2009年8月。 32、《山谷词与唐诗》（与孙宗英合作），《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 33、《以<全宋文>补<全宋诗>二十则》（与苏碧铨合作），《中国韵文学刊》2009第第4期。 34、《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与尚永亮教授合作），《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录。 35、《宋代书画家生平事迹考辨四则》，《新美术》2021年第6期。 36、《宋徽宗朝停废科举真相辨证》，《科举学论丛》2021年6月.。 37、《宋诗人萧贯生卒年考》，《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38、《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文学遗产》2021年5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39、《落花无言 人淡似菊》，收入《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一书，2021年9月。 40、《宋诗人刘潜卒年考》，《江海学刊》2021年11月。 41、《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厦门大学学报》2021年11月。 42、《北宋书画家郭忠恕、李建中、黄伯思生平仕履订补》，《新美术》2021年3月。 43、《如是我闻——忆吴熊和师》，文学遗产（网络版），2021年3月。 44、《定量分析在词学研究中的成功尝试》，《词学》 ，2021年6月。 45、《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厦门大学学报》2021年7月。 （一）《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厦门大学2006年10月版。 本书所选取的，是宋代文化、文学研究中尚属薄弱而又亟待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力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为一个时代提供文化面貌、文人精神、文学风貌的解剖图。努力在文化、文学与士人的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点，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也是本书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南宋初期而言，大量北方士人的南渡，给宋代文化、文学带来最深刻的影响是文化版图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改变。因此，举凡南渡士人阶层与类型、南迁路线、士人地理分布等关涉文化版图重组的重要因素，是本书力图说明的研究的对象。本书的第二章，即以此为中心而展开。而政局变化、时势内涵、地理环境、士人生活、南宋政府安置士人政策措施与文学进程、文坛风气之深层联系，亦是本书全力关注的重点。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其说明之着重点即在此。具了解之同情，力图展示两宋之际南渡士人生活的原生万言书，是本文切入研究的一个主要视角。因此，虽然本书选取的只是士人中的一种类型——“词人”来作为说明对象，但意图却是借此来突出一代士人的生活状态，进而对当时的文化生态的重组、士人的文化创作的新动向进行剖析，故在说明文化、文学的总体特征与风貌时，重点并不放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深入史料，力图对人所处时代之背景与生活之环境进行深入的探讨。文史互证，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实践的原则。表现在文中，一方面，对于宋诗、宋词、宋文的解读，本书与既往的艺术批评和鉴赏的文学研究方法有有所不同，更为关心的是这些文化成果中可供利用的史料价值及因此而表现出的士人的全新的心态与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对于士人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动态，往往由外向内、由表及里，重在剖析其成因，而不仅仅是风貌描述与价值判断。 主要社会评价：安徽师范大学叶帮义教授著文指出：“从历史文化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钱著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文献的搜罗与考辨；二是从材料出发，发现问题，寻找视角，提炼观点。……在南渡词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积累的情况下，钱著在材料、观点、方法上都有自己的心得与创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宋代文学年鉴》2006－2007，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370－372页）。 （二）、《宋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考察》 ，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内容简介： 本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主要从科举、贬谪、地理文化三个层面来考察宋代文学，旨在揭示宋代文学所涵盖的广泛的社会内容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下编为考证编，将制度史、社会史、风俗史的知识运用与传统考据学方法结合起来，对宋代重要作家的生平事迹、流传本事和作品进行了考证、辨析和辑佚。 本专著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 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专著努力将制度史、风俗史、政治史、文化史的知识运用于宋代文学研究当中，充分吸收当代宋史界已有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切入点，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若干个中介点（如科举中的行卷风尚、期集风尚、士人漫游等）。 二、从研究成果来看，本专著所提出的宋代士人的行卷风尚长期存在，宋代江湖派诗人群体的形成与士人觅南举有着密切的关联，宋室南渡以后南方文学的崛起、文学重心的南移以及文学版图的重组等观点，皆为前人未曾触及或未予充分关注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空白。 本专著所运用的考据方法据有一定的启示性。例如运用宋代的科举史知识（宋代的锁院制度、考试阅卷流程）来考证苏轼科场舞弊案的真伪，从宋代婢妾买卖制度考证李清照的生平创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吸收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于文学研究是相当重要。本专著以例证加深、细化了对这一理论的理解。 社会评价: 本专著的大部分章节曾在《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厦门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中国韵文学刊》、《江海学刊》等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其中《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东坡词>误收<青玉案>作者作》三篇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前两篇还为人大复印资料2007第4期、2021年第7期全文转载。 另外，《“福唐独木桥体”考辨》一文为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全文转载。《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一文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论点摘编。梁建国《2008年宋史研究动态》一文亦加以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6）
（三）《宋史文苑传笺证》，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 内容简介： 本书耗时七年，依托《宋史文苑传》，广收博采，对宋代近百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家世、仕宦经历、著述等作了详细的考订。主要观点为： （一）、《宋史文苑传》，其最直接的史源是宋代《国史》。比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事文类聚》、《范仲淹集》、《郡斋读书志》、《容斋随笔》、《嘉定赤城志》、《京口耆旧传》等诸书所引宋代《国史》片段，知和㠓、陈充、谢炎、曾致尧、苏舜钦、杨蟠、米芾、张耒、吕南公等皆《国史》有传，其所记诸人事迹并能与《宋史文苑传》互参。而《新安文献志》所载《国史洪湛传》、除个别文句稍异《宋史洪湛传》，其余全同，民国《适园丛书》本《山谷先生年谱》所引诸多《国史黄庭坚传》原文，则与《宋史文苑传》全同。 （二）、宋代诸朝《国史》，本之《实录》、而又参之宋人碑志、行状、家传、文集、笔记。因此，宋人碑志、文集等实为《宋史文苑传》的原始史料来源，但非直接史源。
（三）、《宋代文苑传》固然有不少舛误之处，但其作为信史的地位不容置疑。以吕南公为例，本传谓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南公度不能逐时好，遂不复以进取为意。四库馆臣斥其为不经之说，谓“《宋史》荒陋，此亦一端”，然考诸本集，此实吕南公自述如此。《宋史》实不误。类似此例，不烦再举。
（四）、《宋史》致误，或沿《国史》（如米芾之籍贯），或因传写(如误书“张唐卿”为“孙唐卿”)，或因转述史料不慎（如误唐庚事为其兄唐瞻事，《贺铸传》误程俱诗序为词序）。或因误读原文（如记晁补之世系）。而更多的“错误”，实为《宋史》数事并举，或后事而前叙，删汰改换之际，未之熟思深考，遂致叙事失次、不确。也就是，《宋史》之书法，导致诸多疑似之误，非真误也。因此，后世学者取资《宋史》，当深味其意，未可遽断其是非。 学术贡献与理论创新为： （一）弥补了《宋史》在文献整理方面的不足。（二）本课题既考《宋史文苑传》之失，又举其正，从而以实证研究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宋史》的若干偏见与深度误解，还其信史之本来面目。（三）辑录了近百位宋代作家的生平事迹的大量资料，进一步充实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笺证》。 社会评价： 一、本书中的部分成果，曾以《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兼论李廌落第原因》、《宋代书画家生平事迹考辨四则》、《宋诗人萧贯生卒年考》、《宋诗人刘潜卒年考》、《宋代书画家郭忠恕、李建中、黄伯思生平事迹订补》为题，公开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2008第3期、《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江海学刊》2021第3期、2021年第6期、《新美术》2021年第3期上。二、本书出版后，陆续收到了武汉大学王兆鹏、尚永亮、北京大学钱志熙、台湾成功大学王伟勇等学者的来信，对其学术价值予以肯定。三、本书作为《历代文苑传笺证》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之后，《古籍新书报》、，《中华古籍网》、《文学遗产》网络版、《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等国内报纸、网站皆曾予以报道，并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二、本书作为《历代文苑传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获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宋史.列传九十》翻译
孙长卿担任河南府通判。秋天，下大雨，军营房屋被毁坏。有人说某些士兵要叛乱，洛阳城中一片哗然。孙长卿赶去晓谕他们说：“下雨毁坏了房屋，还未能修葺，你们怎么有想叛变的意思，恐怕是有人想趁机动摇我们的军心吧？”（孙长卿）审问出一个首恶分子杀了，并且当夜留宿在军营中，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孙长卿担任和州知州。有人上诉说别人杀了他弟弟，孙长卿考察他所讲的不合情理，询问他的家产情况，他回答说：“是上等。”又问：“家中几个人？”回答说：“只有这个弟弟而已。”孙长卿说：“那么是你杀了弟弟。”审问这个人，服了罪，郡中的人把孙长卿视若神明。
孙长卿历任江东淮南河北转运使、江浙荆淮发运使。一年漕运到京的米达八百万（石），有人质疑运的米太多，孙长卿答道：“我不是想要有盈余，而是用来预防荒年。”议论的人认为楚水多风浪，请求开通盱眙河，从淮河通到高邮。孙长卿说：“地势有山为阻曲折回绕，工役大难于成功。”事情交付都水官，调动民工几百万，终于不能完成，就作罢了。当时又要开放茶叶买卖而收其赋税，召孙长卿商议，孙长卿说：“本来祖宗实行茶叶专卖，是为了充作西北二边境购买军粮之用，而且不出京城的钱，公家私人都认为便利。现在实行的措施，不足补助边境购买军粮开支的十分之一，而国家的财用被损耗了。”于是逐条陈奏不便的理由十五件事，朝廷不听。
孙长卿改任陕西都转运使。过了一年，任庆州知州。庆州占据险峻之地，以无水为患，曾经从山谷中挖渠引水以供城中人取用，不久又断水了。孙长卿开凿了一百口井，都找到了泉水。泥阳有罗川、马岭等地，山上构筑有危险的栈道，下临万丈深渊，路过的人惴惴恐惧。孙长卿寻访到唐朝时故道，开辟为通途。改任定州知州。
熙宁元年，河北发生大地震，城墙和粮仓都倒塌了，孙长卿尽力修缮补筑。宋神宗知道他的才能，转任他为兵部侍郎。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孙长卿没有文学才能，但擅长政事，是能干的官员。孙长卿性情廉洁，从不取别人一毫财利。孙长卿任定州知州时应得园林之利八十万，他悉数归公。孙长卿死后，皇帝下诏派人护送他的灵柩归葬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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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第九十五》译文
司马光(子)康 吕公着(子)希哲 希纯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为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长到七岁，气势凛然像成人一样，他听讲《左氏春秋》，很喜爱，退下来给家里人讲述，就明了其中大意。从此手不离书，以致不知道饥渴和冷热。一群小孩子在庭院中游戏，一个孩子爬上水缸，失脚跌入水缸中，众小孩都丢下他走了，司马光拿石头打破水缸，水流掉了，小孩得以活下来。此后京城、洛阳间把此事画成图画。仁宗实元初年，考中进士甲等。年纪刚成人，性情不喜华丽奢侈，在庆贺考中进士的闻喜宴上独不戴花，同时中举的人对他说：“君主的赏赐不可违背。”才戴上一枝。
授为奉礼郎，当时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要求为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朝廷允准。他遭母亲和父亲的丧事，多年服丧，哀毁瘦瘠符合礼制。服丧期满后，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为大理评事，补授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赏给仪仗队。司马光说：“大臣用马饰，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是宦官，并无元勋般功劳，而追赠他三公官职，给以一品官的仪仗，这比起大臣用马饰，岂不是更大了。”夏竦赐谧号为文正，司马光说：“这谧号是最高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可以赐他?”改为文庄。司马光被加官集贤校理。
听从庞籍的征召，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里的土地，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视察，司马光建议：“修筑二堡来制服西夏人，招募百姓去耕种，耕种的人多粮食的价格就贱，也可以缓解河东用高价收购粮食远道运输的困难。”庞籍听从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悍而狂妄，领兵夜间渡河，又不作防备，被敌人消灭，庞籍因此得罪去官。司马光三次上书说是自己的责任，朝廷不回答。庞籍死后，司马光拜见庞籍妻子像见母亲，抚慰庞籍的儿子犹如兄弟，当时人都认为他贤良。
改为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司马光说：“是真麒麟还是假的无法知道，即使是真，但非自己来到也不能算祥瑞，请还他们所献之物。”又进献一篇赋来劝谏。任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关部门奏称将有El食，旧例日食不满一定分度，或京城看不见，群臣都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能见到、京城．见不到，这是君主被阴邪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单独朝廷不知道，其灾难应该更严重，不当祝贺。”朝廷听从他的话。
同知谏院。苏辙在策问考卷中言辞切直，考官胡宿想黜落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当黜落。”皇帝下诏把苏辙列在末等。仁宗开始有病，皇位继承人还未立，天下人担心而没人敢说。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建议，司马光在并州听到了就接着提出，并且写信给范镇劝他死争。到这时，。又当面上奏：“臣从前在并州任通判，所上三个奏章，请陛下果断地大力实行。”皇帝沉思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做继嗣吗?这是忠臣的话，但别人不敢说而已。”司马光说：“臣说这些，自己认为必得死罪，想不到陛下能接受。”皇帝说：“这有什么害处，古今都有这种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到结果，又上疏说：“臣上次所进陈的说法，猜想即能实行，现在却沉默而听不到什么，这必然是有小人说陛下现在年龄还不大，何必马上做这不吉祥的事。小人没有远虑，不过想在仓促的时候，迎立他们所结交深厚的人而已。过去‘定签国老’、‘门生天子’的灾祸，数得清吗?”皇帝大为感动说：“把奏章送中书省。”司马光见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及早决定，将来半夜里宫禁中递出一寸长的纸，以某人为继嗣，那天下人没有敢违背的。”韩琦等拱手说：“自当尽力。”不久，仁宗下诏英宗判宗正，英宗推辞不受，就立为皇子，又称病不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太子之位，到了一个月，胜过别人很远了。但父亲召唤应遵命，君主召唤不等驾好车就应去，请求以臣子大义责备皇子，必须入宫。”英宗才接受命令。兖国公主嫁给李璋，两人感情不好，皇帝下诏调李璋到卫州，让李璋的母亲杨氏归李璋的哥哥李璋侍养，而公主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陛下怀念章懿太后，所以叫李璋娶公主。现在母子分离，家事零落，难道没有感念恩泽的想法吗?李璋既然贬黜，公主岂能没有罪呢?”皇帝感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待李氏的恩泽不减。升知制诰，坚决辞谢，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朝政宽容，小吏吵闹就驱赶御史中丞，给皇帝拉车的小官连礼傲慢就斥退宰相，卫士们逞凶而狱案不彻底查究，士兵骂三司使而以为不是侵犯等级。司马光说这都是纲纪废弛的先兆，不可以不纠正。
充媛董氏死去，追赠淑妃，皇帝停止上朝并下令穿丧服，百官奉命慰灵，定谧号，行册封礼，下葬时给用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等级本来低微，病重才被授充媛。古代妇女没有谧号，近代制度仅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用以赏军功，从未用于妇女。唐朝平阳公主有带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赐给。到中宗废后韦氏时才命令妃子公主下葬的日子都用鼓吹，不是好的法规，不足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后宫封赠法，皇后和妃子都赠三代祖先官，司马光议论说：“妃子不应当和皇后相同，汉代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移向下位，正是为了这一点。天圣年间仁宗亲自到南郊祭天，对李太妃仅追赠二代，何况是妃子?”
英宗即位，生病，慈圣光献后和他一同听政。司马光上疏说：“从前章献明肃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而因亲信任用外戚小人，受海内人诽谤。现在摄政的时候，大臣中忠厚者像王曾，清廉纯真者像张知白，刚强正直者像鲁宗道，质朴耿直者像薛奎等人，应当信任任用他们；不正派而鄙贱者像马季良，好进谗言和谄媚者像罗崇勋等人，应当疏远他们，那天下人就心服了。”皇帝病好了，司马光料想到一定会有追尊生父的事，就上奏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也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规。”后来皇帝下诏要翰林学士和其它官员中兼任知制诰的集会商议追尊濮王的典礼，学士王珪等互相看着没有人敢先说，司马光独自拿起笔来写道：“为人之后就是人的儿子，不能顾及私人之亲。濮王应该按封赠皇帝长辈的旧例，称为皇伯，封大藩高官，极其尊荣。”决议作成后，王珪就命令吏员把他的手稿作为呈奏的议案。后来皇上和大臣们意见不同，御史中六个人争得最出力，都被贬斥而去。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朝廷不准，他就请求与他们一起受贬斥。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祭奠仁宗，延州指挥使高宜陪伴，对使者傲慢，侮辱他们的国主，使者到朝廷控诉。司马光和吕诲请求加罪于高宜，朝廷不听。第二年，西夏侵犯边境，杀害掳掠官吏士兵。赵滋任雄州知州，专以严猛勇悍治理边界，司马光论奏他不可如此。到这时，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砍伐白沟以南柳树，朝廷以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没有才能，将派人替代他。司马光说：“国家当戎夷归附时，喜欢和他们计较一些细小的事，等到他们嚣张傲慢，又姑息他们。近来夏祸产生于高宜，辽祸产生于赵滋；当时正以这二人为贤能，所以边界官员都以挑起事端为能干，这风气不可助长。应发文给边境官员，边界上因小事随便动武的人，判以罪名。”
仁宗死后遗嘱赏赐群臣财物百余万，司马光带领向列官员三次上奏章，说：“国家遭到大丧，朝廷内外财力困乏，不能遵用干兴时旧例。如果遗嘱赏赐财物不能推辞，应允许侍从官上献金钱以资助修建陵墓的费用。”朝廷不许。司马光就把所赏赐的珠子作为谏院公用钱，把金子送给舅父家，不藏在家中。皇太后交还政权给皇帝，有关官员订立规定，凡是皇太后所要取用的财物，应当覆奏才供给。司马光说：“应当发公文给所管的官员让立即供给完毕，再把具体数量报告太后，以防有人假传圣旨。”
曹佾并无功勋却被授节度使加宰相衔，中书省和枢密院官员都升官。司马光说：“陛下想要安慰母亲的心，而升迁官员并无名目，那么宿卫的将领、宦官小臣。必然会觊觎升官。”后来升都知任守忠等人官职，司马光又争论此事，因此论奏：“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成为皇太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破坏重大决策，想尽办法离间，幸亏先帝不听；等陛下继任皇位，他又反复进行挑拨，是国家的大贼。请求在都市中把他斩杀，来向天下人谢罪。”朝廷因此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安置蕲州，天下人称快。
下诏书令陕西征义勇军二十万人，民情惊恐，而纪律松弛不能使用。司马光竭力说这做法不对，以此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讲究先有声威，谅祚正强横傲慢，假使骤然听说我们增兵二十万，难道不震动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讲究声威，因为是并无真实的力量，仅能在一天中骗他们而已。现在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实际上不能用，不过十天，他们将会知道其详情，还会怕吗?”韩琦说：“你仅看到庆历年间把乡兵刺宇为保捷军，担心今天又会这样，皇帝已经下敕书公告和百姓约定，永不把他们充当军人戍守边界。”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对百姓失信，百姓不敢相信一定能如此，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疑心。”韩琦说：“我在这里，你不必忧虑。”司马光说：“你长期在这里，当然可以；将来别人代替你，利用现成的兵，用来运粮和戍守边界，这易如反掌啊。”韩琦无话可说，但终究未停止此事。不到十年，都和司马光预言的一样。
王广渊被授直集贤院，司马光论奏他奸邪不可用：“从前汉景帝看重卫绾，周世宗看轻张美。王广渊在仁宗之世，私自和陛下交结，岂是忠臣吗?应黜退他以告诫天下人。”司马光升为龙圆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升为翰林学士，司马光竭力推辞。皇帝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能写文章，有的能写文章而无学问，惟有董仲舒、扬雄兼而有之。你能写文章有学问，为什么推辞?”回答说：“臣不能写骈文。”皇帝说：“像两汉的诏书那种文体就可以；而且你能考取进士高等，而说不能写骈文，为什么?”最后未能辞去。御史中丞王陶因论奏宰相在朝会时不领班事而被罢官，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论奏宰相而罢官，那么御史中丞不可再当。臣愿意等宰相已经领班，然后就职。”皇帝允准了。他就上疏论修心主要有三方面：仁，明，武；治国主要有三方面：用人，信赏，必罚。他说得很完备。而且说：“臣能服事三朝皇帝，都用这六句话进献，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全在这里了。”御药院的内臣，本朝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就得出御药院；近年暗中授予官资，不是祖宗定制时的本意。司马光因此论奏高居简奸邪，要求把他流放远地。奏章上了五次，皇帝为此调出高居简，把寄资官都免去。后来又留下二人，司马光又力争免去二人。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不副众望，皇帝不听。司马光回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时常考虑到历代史书太繁杂，帝王不能全部读完，就写了：<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局，续成此书。此时，神宗给命名叫《资治通鉴》，自己作了《序》，给司马光，并每日进宫诵读。
皇帝下诏用缤王府当值的官四人为阀门祗候，司马光说：“本朝草创之时，国家还很困难，所以登帝位之初，必须要用左右的旧人作为腹心和耳目，称作随龙，不是平时的办法。阀门祗候相当于文宫中的馆阁之职，怎么可以让低贱之人充当呢。”
西戎的部将嵬名山想用横山的兵众，捉谅祚来投降，皇帝下韶叫边界官员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竭力争论，认为：“嵬名山的士兵，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幸而打胜了，灭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不能取胜，
必然领着部众来归附我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对待他们。臣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也将失信于嵬名山了。若嵬名山的余下部众还多，既不能回北，投南又不接受，穷困无处归宿，就必定要抢占边城来救他的命。陛下不看见侯景的事吗?”皇上不听，派将军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夺取绥州，费用六十万，对夏战争，从此开始。
百官给皇帝上尊号，司马光应当草拟答诏，他说：“先帝亲自到南郊祭天时，不接受尊号。末年有进献建议的人，说是国家和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惟独我们没有，于是又以不适当的时机奉上尊号的册书。从前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听说汉文帝又称一个大名来超过他。请遵奉先帝原来的意思，不接受这尊号。”皇帝大为高兴，亲手作韶答复司马光，叫他好好作一篇答辞，以告知朝廷内外。执政大臣因为河朔地区遭旱灾，国家开支不够，请求南郊祭天时不要赏赐金帛。下韶让翰林学士们议论，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一同见皇帝，司马光说：“救灾节约费用，应当从贵近的官员开始，可以听从这建议。”王安石说：“常衮推辞在朝堂吃饭，当时以为如果常衮自知无能，应当辞去官位而不当辞俸禄。而且国家费用不足，不是现在最紧急的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治理财政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横征暴敛而已。”王安石说：“不对，善于治理财政的，不加赋税而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岂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立法以剥夺百姓，．其害处比加赋更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下此事以显示武帝的不明智而、已。”争议不止。皇帝说：“朕的意见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允许来答复。”恰巧王安石草拟诏书，引常衮事责备中书省和枢密院，中书省和枢密院就不敢推辞了。
王安石当权，实行新法，司马光事先就上疏论其利弊。在迩英阁向皇帝讲读时，讲到曹参代替萧何作宰相的事，皇帝说：“汉朝常守萧何所定的法令不变，可以吗?”回答说：“岂独汉朝，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汤、文、武的法令，虽然至今还可以存在。汉武帝把高帝的规章加以更改，使半个天下都是盗贼；元帝更改孝宣帝治政，汉朝从此衰落。从这些说来，祖宗的法令是不可变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刚和暖，在楼阙上公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巡守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一世轻一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意思是以此讽刺朝廷而已。”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楼阙上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诸侯变动礼变动乐的，王巡守就诛杀他，不是自己变更。对新建立的国家用轻的刑罚，国家乱时用重的刑罚，这是一世轻一世重，不是变更。而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破了就修理，不大坏就不重新建造。公卿和侍从之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物，没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不能让执政大臣侵犯其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哪用得着什么条例?要是用条例，就成了小吏了。现在设看详中书条例司，又为什么?”吕惠卿无法回答，就用别的话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一起议论是非．何必要这样。”司马光说：“平民放债取利息，还能以此蚕食贫困户，何况官府催督讨债的威风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就贷，不愿的不强迫。”司马光说：“百姓知道借债时的好处，不知道还债时的害处，不光是官府不强迫，就是富户也不强迫。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籴法，当时米价一斗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其后物价贵而和耀不取消，就成了河东世代的灾难。臣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像这样。”皇帝说；．。守仓耀进米粮如何?”在座的人都起立，司马光说：“不便。”吕惠卿说：“耀进米一百万斛，就省去东南的水道运粮，用这钱供给京城。”司马光说：“东南钱很缺而米很多，而现在不去那襄籴进米粮，却用水路运钱来，放弃那里有的，取那里所没有的，农民和商人都受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最确当的论议。”过一天皇帝留他对问，皇帝说：“现在天下人纷纷议论的，像孙叔敖说的‘国家有正确的办法，是众人所厌恶的，。”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仅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对的，陛下难道能仅和这三个人一同治理天下?”皇帝要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有敢于争论的名声，心中藏着趋附臣下的事。他所蜕的都是有害于政治的事，所交往的都是有害政治的人，而陛下要把他放在身边，让他参与议论国事，这是国运消长的大关键。司马光的才能岂能有害政治，但身在高位，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就靠他以自重。韩信树汉朝的红旗，赵国士兵的勇气就丧失了，现在用司马光，这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他们的红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托辞卧病在家请求引退。皇帝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臣，因为知道臣的狂直，希望有益于国家。如果徒然以俸禄官位使人荣耀，而不用他的话，这是以国家的官职来偏私不得当的人。臣空占俸禄官位自以为荣，而不能救百姓的灾患，这是盗窃名位重器来偏私自己。陛下若真能撤销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虽然不用臣，臣受赏就多了。现在说青苗法的害处的，不过是说朝廷官员骚扰各州县，成为今天的灾害而已。而臣所忧虑的，则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由于他们勤奋和懒惰而不同，懒惰的时常困乏，所以一定要求助于人。现在出钱借给百姓而收他们的利息，富有的人不愿借，而官员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律强迫。恐怕他们拖欠，一定要叫贫富的人互相作保，穷人没有钱可还，就逃散到四方；富人不能走开，官府一定要责令他们代为偿还几家人所欠的债。春天算账秋天结算，利息越积累越多，穷人的财物已耗尽，富人也穷了。十年之后，百姓没有再能生存的了。官府又把常平仓的钱和谷物全部散出，专去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要恢复常平仓的话，将从何处去取得?富裕户既已穷尽，常平仓又被废除，再加上对外用兵，又遇到荒年，百姓中羸弱的一定会死而弃于沟壑，强壮的一定聚集成为盗贼，这些事必然会出现。”司马光抗言上疏至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管军事的，官员各有其职责，不应当讲别的事来推辞。”回答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仍是侍从之臣，对政事没有不可说的。”王安石出来执政，司马光的请求得到允许，他就此请求离京。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为永兴军知军。陕西宣抚使下令分派各地义勇戍守边境，选各军中骁勇士兵，又招募各地市井中恶少年作为奇兵；调发百姓造干粮，把各地城池楼橹都加以修筑，关中及三辅纷扰。司马光竭力上言说：“公家和私人都很困乏，不能大事兴作，而京兆府一路都是内地的州，修缮城池不是紧急事情。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听从，如果军需有所缺乏，臣应当承担责任。”于是一路独能免去劳扰。移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他入京见皇帝，他不去；请求判西京御史台还洛阳，从此绝口不谈论政事。而皇帝求言的韶书下达，司马光读后感动得哭了，想沉默而不忍心，于是又陈奏六件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情见于本书《吴充传》。
蔡天申任察访使，任意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都恭敬地侍候他像上级官员一样；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河南府为他独自设立一班，表示不敢和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的吏员说：“领蔡寺丞回他本来的行班中去。”吏就领蔡天申立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面。蔡天申受窘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得了说话困难的病，他怀疑自己将死；预先写了遗表放在卧室里，如果有紧急情况，准备交给和他友好的人上奏。新定官制实行时，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职位蜕：“非司马光不可。”又想用他为太子的师傅。蔡确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刚确定，‘请求稍缓。”《资治通鉴》还未完成，皇帝尤其重视此书，以为比荀悦《汉纪》写得好，多次催他写完，赏赐他颖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到书写成后，加资政殿学士。
他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人以为他是真宰相，农夫和村野老人都称他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司马君实。
神宗去世，司马光到朝廷哭拜，卫士们看见他，都把手放在额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拦路聚集看他，甚至马都不能走，百姓们说：“公不要回洛阳，留下辅佐皇帝，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派人间应先做什么事，司马光说：“先让大家说话。”诏令在朝堂上设榜求言。而大臣有不高兴的，提出六句话说：“如果暗中有想法；侵犯不应当管的事；有人煽动来动摇国家大事；有人迎合已实行的法令；向上想侥幸求进用；向下想迷惑一般人。像这些人，惩罚不饶恕。”太后又命令把这六句话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是拒绝谏劝。人臣只有不说话，说话就必然犯这六件事了。”于是具体论述，改变原诏实行，于是上书者数以千计。
朝廷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路过朝廷，把他留下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还朝，沿路的人聚集呼叫说：“请致意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好保重来救活我们。”当时天下的百姓，伸着脖颈擦亮眼睛来看新的政治措施，而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中不更改先帝之法”，仅改一些小事，来搪塞人们议论。司马光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一百世也不可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成为天下人灾害的法令，应当像救火和救落水的人一样赶快改。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改变儿子的法令，不是儿子改父亲的法令。”众人的议论决定。于是撤销保甲团教法，不再设保马法；废除市易法，所积储的物品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百姓所欠的钱；京束铁钱和茶盐的法令，都恢复原样。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的旧臣，大多是些险恶巧佞的小人，将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就要产生灾祸了。”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一定没有这事。”于是天下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佑元年又得病，皇帝下诏叫他上朝时行再
姓张的历史人物有什么出名的大人物吗都
要正面的 呵呵段佳话。
张 良：西汉谋臣，安徽毫县人。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萧
何、韩信被誉为汉初三杰。
张 骞：西汉外交家，陕西城固人。两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
往来。
张 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河南南阳南召县人。他提出"浑天说"，绘制星象图，发
明"浑天仪"、"地震仪"等 。
张仲景：东汉医学家，河南镇平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 伤寒杂病论》，造
福人民，为后人尊为医圣。
张 旭：唐代大书法家，江苏苏州人。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而后乃下笔，逸
势奇绝，连绵回绕，人称"草圣"。
还有张作霖，
张道陵：(公元34～156年)，张天师，字辅汉，又名张陵，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东汉建武十年农历1月15日生于吴地天目山。其为创汉功臣张良(字子房)之八世孙，史籍又称其名为张陵。
张道陵七岁时即能诵《道德经》，并能达其要旨。长成后身材高大魁梧，古籍中描绘其形像为：庞眉文额，朱顶绿睛，隆准方颐，目有三角，伏犀贯顶，垂手过膝，使人望之肃然起敬！
张 让：(公元？～189年)，颍川人(今河南禹县)。著名东汉宦官。
张让在汉桓帝、汉灵帝时历为小黄门、中常侍、列侯等职。其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汉灵帝极为宠信，常谓“张常侍是我父”。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谋诛宦官，不幸事情泄露，他和宦官赵忠等一起杀害何进。不久，在袁绍捕杀宦官时投河自尽。
张 芝：(公元？～192年)，子伯英，敦煌酒泉人(今甘肃酒泉)。著名东汉书法家。
张芝善作草书，临池书写，池水为之变黑。张芝所作草书，上下牵连，气势连贯，一笔呵成，开后世狂草之先河，被称为“草圣”。
张 穆：(生卒年待考)，字石舟，平定州大阳泉村人(今山西阳泉市)，是清朝著名的蒙古史学者。
张穆虽然只活了四十四岁，但他的著作叠起来足有三尺来厚。他出身在书香官宦世家，他年少时，勤奋好学，才华横谥。
张 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著名唐朝文学家。
张 载：(生卒年待考)，字孟阳，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西晋文学家。
张载性格闲雅，博学多闻。曾任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西晋末年世乱，托病告归。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其中载、协相近，亢则略逊一筹。《文心雕龙》说：“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一说“三张”指张华与张载、张协二人，张亢不在其内。明朝人张溥把张载和张协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张 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汉高祖重要谋臣张良的后裔。西晋时期众所推崇的文坛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张 协：(公元？～307年)，字景阳，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西晋文学家。
张协曾任公府掾、秘书郎、华阳令等职。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为征北将军司马颖从事中郎，后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治郡清简。晋惠帝末年，天下纷乱，他辞官隐居，以吟咏自娱。晋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病不就，后逝世于家中。
张协与其兄张载、其弟张亢，均是西晋有名的文人，时称“三张”。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把他们与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并提，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隋书·经籍志》录张协有集四卷，已失传。明人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张孟阳·景阳集》。
张 溥：(公元1602～1641年)，字乾初，后改天如，号西铭，苏州太仓人(今江苏苏州)。
张溥师从徐光启，少时嗜学，所读书必手抄。诗文敏捷，与同里张采齐名，号“娄东二张”。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集江南诸社合为“复社”，倡复古学，以嗣“东林”自诩。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授庶吉士，乞归葬亲。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主“复社”虎丘大会
张 鲁：(生卒年待考)，字公旗，沛国丰县人(今江苏丰县)。
张道陵之孙，继祖父在蜀地传道。后到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道教政权，自称师君，下设祭酒管理各地。在各地道路上设“义舍”，置“义米、义肉”，任往来路人量腹取足。入其道者先交五斗米，又称“五斗米道”。
曹操进入汉中后投降之。
张 绣：(公元？～27年)，武威祖厉人(今甘肃靖远西南部)，汉朝董卓部将张济之侄。
在李傕、郭汜之乱中，张济的地位和李傕、郭汜相等。张济逝世后，张绣领其军，屯兵于宛城(今河南南阳)。后降曹操，不久又叛。操征袁绍时再降曹，为扬武将军，在官渡之战中有功。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逝世于征讨乌桓途中。
张 颌：(公元？～231年)，字儁义，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北部)。
初从韩馥镇压黄巾，后归附袁绍，任宁国将军。官渡之战后降曹操，授左将军。魏明帝时在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部)大破蜀将马谡。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第四次出兵攻魏，回师时在木门(今甘肃天水境内)设伏。张颌追蜀军至木门，中箭身亡。
张 遂：(公元673～727年)，一行和尚，魏州昌乐人(今河南濮阳南乐)。著名唐朝天文学家。
张遂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青年时代到长安拜师求学，研究天文和数学，很有成就，成为著名的学者。
张 旭：(生卒年待考)，字伯高，一字季明，世称张长史，唐朝吴县人(今江苏苏州)。著名唐朝书法家。
张旭在唐开元年间曾来常熟任县尉，据史籍《唐国史补》等史书所记，他性嗜酒，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写字，有时竟用头发沾着墨汁疾书，洒醒后观赏自己的书法，龙飞凤舞，飘逸万态，逸势奇绝，连绵回绕，以为有神力相助。常熟人民为了纪念张旭，直到今天，城内东门方塔附近还保留着一条沉“醉尉街
张师德：(生卒年待考)，字尚贤，开封襄邑人(今河南睢县)。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辛亥科状元。张师德为北宋第二位状元张去华之子，在父亲夺魁五十年后，张师德又金榜题名第一，为世人艳羡。张师德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耀州，迁为秘书省著作郎、集贤校理，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曾上疏请求赦免因贫苦无力还债之人，获准。一次，张师德上殿奏事，真宗以时事问之，师德回答详备，真宗喜道：“朕在藩邸时即知卿父名，今又知卿才。”以后每次派人出使，真宗就说：“张师德可用”，而契丹、高丽使者来朝，又大多让张师德接待。
宋天禧初(公元1O17年)，张师德安抚淮南时染病，改判司农寺，擢右正言，知制诰。判尚书刑部，出知颍州。迁刑部员外郎，判大理寺，为群牧使。再迁为吏部郎中。因病，知邓州，徙汝州，拜左谏议大夫，罢知制诰。张师德孝谨有家法，不结交权贵，但体弱多病，不堪重任，曾在任九年未得升迁，并逝于任上。张师德著有文集十卷，传世。
张邦昌：(公元1083～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人(今河北部)。著名南宋卖国贼。
张邦昌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今河南开封)时，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次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他附金建立了傀儡政权，曾自称“楚帝”月余。
宋高宗即位后，张邦昌被流放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处死，终年四十四岁。
张 观：(生卒年待考)，字思正，绛州绛县人(今山西绛县)。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甲寅科状元。张观年少时，即以严谨好学闻名乡里。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解州。宋仁宗即位，迁太常丞，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出知杭州。还朝后，进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累迁左司郎中，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时遇灾异，宋仁宗诏求直言，张观上疏道：“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条陈知人、严禁、尚贤、节用四事。河北发大水，又上疏建议：“导积水以广播种，缓催久以省禁锢，宽刑罚以振淹狱，收逃田以募归复，置工役以先急务，止配率以阜民财，通商旅以济艰食。”复知审官院，遂拜同知枢密院事。
张唐卿：(公元1010～第十卷37年)，字希元，山东青州人(今山东淄川)。
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逝世于宋仁宗景佑四年。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甲戌科状元。张唐卿十七岁，曾以诗文拜谒韩琦，韩琦对其才华甚为推重。中状元后，张唐卿通判陕州。期间，处事干练，决断如流。曾有一人之生母改嫁后逝世，后其父亦染疾而亡。在安葬父亲时，此人恨母亲不能与父亲同穴，遂掘墓盗尸，将母亲尸骨与父亲同葬一处。事发，官吏欲依法治罪，遇张唐卿复审，言：“不过只知有孝，不知有法而已。”遂释放此人。不久，张唐卿父亲病逝，因悲痛过度，唐卿亦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八岁。时人对其孝，既敬佩又惋惜，韩琦含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张之翰：(公元？～1296年)，字周卿，晚号西岩老人，邯郸人。著名元朝清官。
元中统初任名磁路知事。至元中，拜行台御史，按察福建行省。不久称病辞官。因居官清正，朝中人望，纷纷向朝廷推荐他复职，复任户部郎。至元末，升翰林侍讲学士。请补外任，拜授松江知府。他上任后，减汰运往朝廷漕米的耗损虚数年十万担，防止了官吏贪污，减轻了人民负担；倡导教育，增设各类学校。当地百姓为纪念其善政，将其《检荒诗》刻在石上，传昭后人。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死在任上，归葬邯郸，著有《西岩集》三十卷。
张景岳：(公元1563～1640年)，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他善用熟地，有人称他为“张熟地”，会稽人(今浙江绍兴)。明朝中医理论家，浙江绍兴人，
张非木：(公元1494～1544年)，字体周，邯郸人。著名明朝清官，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举人，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任河南延津县令时，适逢灾荒，以赈灾济粮的政策平息民乱，受到百姓爱戴。民间流传“前有长(清)张父，后有邯郸张母”的歌谣。
后升任南京河南道御史，清正廉洁。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病逝，终年五十岁。
张国彦：(公元1525～1598年)，字熙载，号弘轩，邯郸人。著名明朝万历朝兵部、刑部尚书。
明嘉靖进士。授襄陵知县，后升兵科给事中。再迁山西参政、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政绩斐然，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升顺天府尹。以后奉召守关有功，迁户部侍郎，不久为都御史，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迁兵部尚书，后任刑部尚书等职。其子张我继、张我绳、张我续均为明朝官僚。张我续官至户部尚书、太子太傅，一门父子两尚书。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著名明朝政治家。
明穆宗时入阁，神宗时为首辅，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整饬纪纲，推行一条鞭法，为相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时已经没有宰相的设置，但是他却有宰相的实权)，海内称治。逝世后谥号“文忠”。著有《太岳集》、《帝鉴图说》等。
张大千：(公元1899～1983年)，原名权，改名爰，宇季爰，号大千，斋名大风堂。生于四川内江，祖籍广东番禺。近代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美食家、旅行家。
张大千以其深厚的文化学养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名人。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今广东曲江)，世称张曲江。著名唐朝诗人、初唐诗坛大家，和张说并称“二张”。
张九龄和张说一样出名，二人均位至宰相之尊，均有著名诗篇传世。张九龄早年得张说赏识并推荐，唐中宗年间中进士，唐玄宗二十二年官至中书令。后受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的诗作前期温婉淡雅，后期质朴遒劲，雄浑刚健。其诗作《感遇》十二首及《望月怀远》传诵久远。
张 纮：(公元151～210年)，字子纲，广陵人。东吴谋士，和张昭一起合称“二张”。
孙策平定江东时亲自登门邀请，张纮遂出仕为官。后来，张纮至许都为孙策求官，至此就在留在了许都，任会稽东部都尉。但孙权继位时张纮又返回了东吴，任长史之职。
张纮后来在公元210年建议孙权迁都秣陵，孙权正在准备迁都时张纮逝世，终年六十岁。孙权为之流涕。
张纮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许都时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见过一面，张纮称陈琳的文章写得好，陈琳说道：“我的文章比起你的来，就好比小巫见到大巫一样。”成语“小巫见大巫”也由此而来。
张 汤：(公元前？～前115年)，杜陵人(今陕西长安东南部)。
张汤早年专门学习律令，曾任长安吏、茂陵尉等职。后经丞相田推荐，补授侍御史。审理陈皇后巫蛊一案时，他穷治党羽，汉武帝刘彻很赞赏他的能力，升迁其为太中大夫。后又与赵禹一起编，定《越宫律》和《朝律》。
当时汉武帝阳儒阴法，张汤投其所好，审办大案必附会《春秋》、《尚书》等古义，并猜摹汉武帝的意向办理。武帝想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苛的属吏去办；武帝想开释的，他就交给执法轻平的属吏去办。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反叛案，他都穷究根本，由是汉武帝对他信任益专，加官迁至御史大夫。
汉朝屡次对匈奴用兵，山东水旱灾又频仍，以致国库空虚，他秉承汉武帝意旨，请求改革币制，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以排斥富商大贾，铲除豪强兼并之家，形成了“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的局面，因此也受到一些人对他的嫉妒憎恨，屡有人举发他；至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丞相府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共同揭发张汤的阴私事，汉武帝令赵禹责问，张汤遂自杀。后来武帝知道张汤的家产不过五百金，皆为俸赐所得，遂尽诛三长史，当时的丞相也羞愧自杀。
张 昭：(公元156～第二第十卷三6年)，字子布，彭城人(今江苏徐州)。
少年时好学，擅长隶书，治《左氏春秋》，博览群书，著名于时。
汉末社会大乱，徐州士民多避难扬州，张昭也随着南渡。孙策创业江东，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将，以管仲视之；孙策临终时，以弟孙权托付之。
张昭对孙权时常正色直谏。孙权常说：“我与张公谈论，不敢妄言。”全国惮之。吴置丞相，众共推张昭，孙权说：“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益也。”乃用顾雍。
孙权称帝后，封张昭为娄侯。张昭在家无事，著《春秋左氏传注》、《论语注》。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逝世，孙权素服临吊，谥号“文侯”。
张惠言：(公元？～年)。著名东汉易学家。
张惠言以治《易》学名家。他以传《春秋》之法治《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对东汉末今文《易》学家虞翻学说系统阐发，成为一代《易》学大家。
张世杰：(公元？～1279年)，范阳人(今河北涿县)。著名南宋抗元将领。
张世杰行伍出身，因战功升都统制。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兵南下，他率部保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曾收复浙西诸城，又在焦山(今江苏镇江)江中大战，但失利。元军进迫临安时，他和文天祥主张力战到底，为丞相陈宜中所阻。次年临安失守，他率军由海路至福建，与文天祥、陆秀夫等立端宗，坚决抵抗。兵败后，仍率水军在广东沿海坚持。
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宋端宗死，又立赵为帝，任少傅、枢密副使，奉居山(今广东新会南部)。后与元将张弘范在海上决战，兵败突围，遇台风溺死。张世杰与文天祥、陆秀夫被称为“宋亡三杰”。
张弘范：(公元1238～1280年)：字仲畴，涿州定兴人(今河北涿州)。
其父张柔(汉军八万户之一)也是蒙古名将。他早年辅佐其兄张弘略掌管顺天路事，公元1262年授行军总管，受命征讨叛将李璮于济南。张弘范扎营在城西险地，李璮出军突击诸将的营寨，唯独不向他进攻。弘范说：“我的营寨在险地，李璮示弱于我，必会以奇兵来袭，他肯定以为我还未醒悟。”遂筑长垒，在内伏甲士，在外挖壕，开东门。当夜又令士卒把壕挖得更深更宽。李璮不知道，第二天果然带飞桥来攻，士兵都陷在壕中，能跨壕而上突入门内的，都被伏兵杀死，并迫降两名敌将。
公元1269～1271年以万户参与襄阳、樊城之战。他率军千余驻万山，断宋军援兵；又献割断襄、樊两城连兵，献先破樊城，后取襄阳之策，为主帅阿术采纳，公元1274～1277年以先锋随从丞相伯颜率兵沿汉水入长江，进占建康，直取宋都临安，因功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公元1278年授蒙古汉军都元帅，统率水陆军两万，分道追击南宋残部，俘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次年初，他率水师追至厓山，遇宋水军结船固守，遂控扼海口，长期围困，断其退路，巧妙利用海潮南北对进，并以遮障防矢石，勇登宋舰搏战，大破宋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宋臣陆秀夫负幼帝赵昰赴海死，宋遂亡，他立石碑记功。公元1280年正月病重，他沐浴更衣，由人扶至中庭，面对朝廷方向再拜，然后坐下，命上酒奏乐，与亲友道别。又取出忽必烈所赐剑甲，交给嗣子张珪说：“你父亲靠这些立功，你不要忘记了。”说完端坐而死。
张守皀：(公元？～739年)，陕州河北人(今山西平陆)。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为瓜州刺史，连败吐蕃，稳定了西部边境。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徙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辅国大将军等，屡败契丹，为“开元盛世”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他后来生活腐败，冒功报捷遭贬，更主要的是他提拔重用了安禄山。当然，这是他无法预料的后事，更不能怪他助长了安禄山的反叛气焰，是历史给了安禄山一次机会。
张九钺：(公元1721～1803年)，字度西，号紫岘。潭县人(今湖南湘潭)。清时湘潭昭潭书院山长。
生于康熙六十年，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三岁登采石太白楼赋诗。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拔贡，充正红旗官学教习。乾隆二十七年举顺天乡试，屡试礼部均不第，后以明确通榜进士分发江西，历峡江、南昌知县，升莲花同知，改发广东历知始兴、保昌、海阳等县，后以捕盗不力落职。此后，遍游河南嵩、洛、偃、巩间，寄情节吟咏，诗风要见雄奇。过武昌时，总督毕沅重其诗名，迎入节署，集名流纪念苏轼生日，饮酒赋诗，张九钺即席为长歌，四座惊叹。
张九钺虽只是一县令，但吟啸谐谈，潇洒自得，达官贵人乐与交游，称为紫岘先生。晚年回湘潭主讲昭潭书院十余年。清嘉庆八年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张九钺有《陶园诗集》、诗余二卷、《历代诗话》、《晋南随笔》、《峡江志》等。《沅湘耆旧集》收其古体诗九十七首，近体诗一百四十六首，世称“陶园诗老”，与新化“辽东诗老”欧阳辂并称。
张九钺诗有家学。其祖父文炳，为诗“排宋入唐，追踪老杜”。父辈中如埴、垣、坊等，均工于诗古文词。从兄弟中，九镡以诗名。自文炳以下五世，第三第十卷余人各有诗文别集。代湘潭张氏一门，以文学显名于世。
张 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亦号乐斋，张浚子，四川绵竹人。著名南宋理学家，岳麓书院山长。
宋绍兴三年生。南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浚谪居永州，张栻随父学。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张栻再随父徙居永州，负笈至南岳从容不迫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凡八年。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宣文字，除直秘阁。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居父丧，时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栻主其事，并撰《潭州岳麓书院记》，主讲其间，由是岳麓书院名盛一时。
宋乾道三年朱熹闻知张栻得衡山胡氏之学，自闽来访，与张栻讨论中庸之道。张栻邀请朱熹及其弟子林用中同游南岳。三人唱和诗多达一百四十九首，编为《南岳倡酬集》行世。
宋乾道六年奉诏入朝。次年冬被排挤落职，还长沙，主讲岳麓书院。与朱熹、吕祖谦为讲学之友，时称“东南三贤”。宋乾道八年刘珙复知潭州，修岳麓书院，张栻主教事。翌年，辟岳麓书院教授。为学宣扬“礼者天之理”，主张“明理居敬”等理学思想。
宋乾道十年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从此离潭州。宋淳熙七月年(公元1180年)逝世，终年四十七岁。
张栻居长沙，其故宅在妙高峰之阳，后人即其地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即其遗址。
张 纲：(公元108～143年)，字文纪，著名汉朝大臣。
张纲为人刚正不阿，为忠义之臣，以德行服众，深为人民爱戴。汉顺帝汉安元年，身为光禄大夫的张纲等八人被遣巡行州郡，以察贤奸。其中张纲一人年纪最轻、官位也最小。张纲才出洛阳都亭几里许，便慨然叹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于是他即日毁车返都，并上书弹劾权倾一时的内戚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兄弟，朝廷为之震动。后有广陵张婴杀太守聚众数万，乃举张纲为广陵太守。后张纲晓谕大义，使张婴投降，散其众。张纲安治广陵，道之以德，民皆安服。期年，张纲病逝，满城百姓恸哭。
张 俭：(公元115～198年)，字元节，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邹县西南部)。
张俭在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曾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锢祸起后，侯览诬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官府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张 角：(公元？～184年)，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张角初奉事黄老，依《太平经》部分内容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当时汉朝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剧烈，民不聊生。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公元184年)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后张角病逝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张 宝：(公元？～184年)，张角之弟，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宝同张角聚集贫苦民众五十万举义反汉，称“地公将军”。同年张梁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部)战逝世后，他率军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部)抗击汉将皇甫嵩，后被部将严政刺杀于阳城。
张 宝：(公元1763～1832年)，字仙槎、梅痴，江苏上元人(今江苏南京)。著名清朝诗人、画家及旅行家。
张宝在二十岁时即绝意功名，载笔浪游四十余年，足迹遍及当时中国十四个省。他每遇名胜美景便绘图画景，并题诗其上，一时王侯公卿、学者、释道妇孺及外国使节争相藏、赠。他曾五游岭南，与当地名士多有交往。
张宝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曾游历澳门，作有《澳门远岛》，图坐西向东，正面临澳门内港北湾，为澳门西侧隔海对面山所见的澳门全景，形象较真确，富有史料价值。还有《泛槎图》六集刊行。
张 梁：(公元？～184年)，张角之弟，冀州钜鹿人(今河北平乡西南部)。著名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随兄起义，称“人公将军”。曾与张角击退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的进攻。后东汉政府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往攻，他率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部)反击，后遭汉军夜袭，兵败战死。
张天师 张旭 张自忠
张爱玲 张无忌
张瑞敏
为什么《汉书》有30000多页，《三国志》有11000页，《唐书》有17000多页，《宋史》有25
为什么《汉书》有30000多页，《三国志》有11000页，《唐书》有17000多页，《宋史》有25000页，《明史》有21000页，而《晋书》只有6000页？一、作者对史料的筛选。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晋书》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取舍的时候，舍的太多。
二、史书记录的特点，略古详今。距离我们近的我们能记录的很详细。这个距离我们近是指距离作者生活时代较近。《晋书》是唐代房玄龄著作的，距离晋代时间较远，与其他几部不同。
三、《汉书》《三国志》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而《晋书》是众多人合作完成的。对于学术的见解不同，而导致侧重点不同。故取意见相同部分。
四、战争的破坏，造成部分史料失传。
五、唐朝一代编修史书较多，大部分急于求成，所以造成部分史书价值不高。《晋书》就是唐修史之一。
六、当政者的意志，唐太宗觉得晋书警示意义较少，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
七、晋朝历史较短
[为什么《《宋史里有孙唐卿而没有张唐卿》] 相关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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