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开清首功洪承畴》在福建南安的组织的千人读书会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一（王审知）
　　王审知（862年—925年），字信通、祥卿，号白马三郎，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五代时期闽王，909年-925年在位。自光启元年（885年）入闽直到去世，在闽39年，其中在福州32年，先后任福州观察副使、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威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右仆射、检校司空、特进检校司徒、检校太保、琅琊王、中书令、福建大都督长史、闽王等。
　　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与其兄王潮、王审邽随寿州（今安徽寿县）变民首领王绪转战福建，因王绪多疑猜忌，王潮遂发动兵变，囚王绪。其后王潮扩张其势力，于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攻克福州，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审知时任福建道观察副使。干宁四年十二月初六（898年1月2日）王潮过世，王审知袭福建道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后又受封为琅琊王。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再受封为闽王。王审知出身贫苦，故能节俭自处，在位时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称臣于中原。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去世，谥忠懿王，庙号太祖，其子王延翰继立。
　　王潮、王审知兄弟自中原南下，带来大批族人，所以至今仍被不少福建、台湾王姓家族奉为始祖，王审知且被福建移民尊为开闽圣王。又由于喜乘白马，并于兄弟中排行第三，军中常称“白马三郎”，死后为闽北居民立庙奉祀，号“白马尊王”，现在马祖还有数座白马尊王庙。
　　王审知重视社会的安全、稳定工作。光启二年（886）八月，王审知兄弟带兵攻打泉州，杀了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泉州刺使廖彦若。在福州的福建观察使陈岩迫于形势，承认王氏兄弟，并疏请唐朝廷委任其为泉州刺史，泉州面貌很快好转。大顺二年（891），陈岩病卒，内弟范晖在福州自称留后。景福元年（892），王审知兄弟为了统一福建作了周密准备，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苦战，终于在景福二年（893年）五月二十一日，打下了福州城。王氏兄弟入城后，亲自"素服葬陈岩"、"厚抚其家属"，取得安定局面。随后，王氏兄弟还立刘行全庙祀之，大得人心军威大震，传檄四方，建州徐归范、汀州钟全慕，以及山区、沿海等处游散的武装力量都相继归顺，全闽得到统一。王审知采取种种措施，使福建境内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稳定，为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审知很重视经济开发，主要表现：第一、发展水陆交通。天复元年（901）他在筑罗城的同时，挖护城濠，建有去思桥、津通门等。天佑三年（906），王审知又在福州正街（今东街口北）毛应桥南筑还珠门，建南关桥（今称安泰桥），还开河通沃桥浦，引潮贯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建沙合桥（又名九仙桥）等。第二、扩大内外贸易。他执政时，取消闽江流域的关卡，以便货物畅通，以保山区、沿海城市的物资交流。同时，他在黄岐半岛开辟对外贸易港，史称"甘棠港"。随后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等国家，都经常有使者和商旅往来，在福州等地进行经济、文化等贸易活动。舶来品有象牙、犀角、珍珠、香药等应有尽有。第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委派有生产经验的颜仁郁管理农业，又派得力的官吏"出巡州县，劝课农桑"，把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尽数招抚回乡，给予合理安排，鼓励他们开荒造田，发展生产；他为了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决定凡耕种"公田"，其税"什一"，"敛不加暴"、"莫有出征之役"等来减轻农民负担，他还鼓励农民栽种茶树，大量生产出口茶叶等，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他重视兴修水利，如修浚福州西湖，把原来周围20里的西湖，扩展到40里，灌溉闽县、侯官两县民田；他在福清筑海堤，防潮护田，灌溉民田数千亩。第四、发展手工业发展。如闽北山区，办有很多茶厂，官焙有38处，民焙有1336处。在福州西南，王审知建炉治13所，供铸造用。在建阳，陶瓷业也较发达。在汀州置铅场，铸铅钱和铜钱。后来又铸大铁钱，以五百文为贯。当时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王审知任职期间，福建经济建设有很大发展，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现象。
　　王审知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重视使用人才，到福建以后，安置了大批的中原流民，特别对文人业士很爱惜，专门设招贤院等机构来接待他们。当时避乱入闽的有诏相溥之子王唐相涉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还有中原人士杨承休、郑璘、韩偓、归傅懿、杨赞图、郑戬等，王审知聘任他们做闽国官员，发挥他们的才干；王审知对福建的知名文人也礼聘他们做官，如任翁承赞为相，黄滔为节度推官等；王审知对义存、师备、神晏等宗教界名流也很尊重。王审知如此爱护文人，使当时福建，特别是福州地区诗文进步很快，陈衍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士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
　　王审知重视发展教育。他采纳了翁承赞的建议，在福州"建四门学（高等学府），以教闽中之秀者"，选知名人士黄滔等担任"四门博士"。在王审知的倡导下，当时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幼已佩于师训，长者置国庠"，使文化教育事业大大发展。
　　王审知重视搜求书籍。天佑元年（904），王审知组织了大批知识分子，搜集缮写各家遗书，奉献给唐政府，充实编史资料，又为徐寅刊印《钓矶文集》等，为抢救和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王审知还修复和创建许多寺和塔，他在主政时，兴建和修复了260座寺和6座塔，这些寺塔有的为后代留下了价值的文物，也就是旅游资源之一。
　　王审知为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的社会安定、稳定、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后人的好评。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二（柳永）

　　柳永（约971-1053），初名三变，字耆卿，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古人读书多为做官，词于唐代诞生至宋，填词名家亦多在仕途。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柳永，可算得上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
　　柳永出身于世宦家庭，虽非汴人，但自幼年起就生活在都城东京（开封），在东京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之下，他表现出了“善为歌辞”的天才，亦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乐工、歌妓们的朋友。《避暑录话》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的词，婉约美妙，很受听众的喜爱，连仁宗皇帝也爱让待从乐师反复演唱柳词。可是柳永没有想到，他的爱好和行动，却被人讥笑，说不是上等人所为，说他有才无行。他的词名满天下，是为婉约派创始人，都因词而坎坷一生。当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时，仁宗皇帝批曰：“且去填词。”从皇宫里传出的这句影响他一生的活，并没有将柳永吓倒，他以反抗的态度公然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一如既往地填词、交友，他实际上是皇帝任命的专业词人了。他除了在开封生活以外，还到过南方一些城市，过着一种流浪的浪子生活。他的《乐章集》收词近200首，其中不少篇章表现了都城东京的繁华美丽，像元宵节的千门灯火及九陌香风，清明节前后的斗草踏青及斗鸡走马，场景都十分热闹。那首被传涌千古的《雨霖铃》，就是他离汴时与恋人分别的伤感之作。
　　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已经47岁的柳永，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考取了进士。从而结束了专业词人的生活。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三（李纲）

　　李纲，（1083年—1140年），祖籍福建邵武，生于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曾在徽宗朝内任太常少卿等职。
　　政和二年（1112年），李纲中进士，任镇江府学教授；三年后升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纲素怀赤诚报国之心，面对山河破碎，激昂万分。他希望北宋君主能像汉武帝一样“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李纲《念奴娇•汉武巡朔边》）；像光武帝一样“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宣和元年（1119年），李纲上书徽宗，建议整修军备，抵抗金军入侵。徽宗不纳忠谏，反而将他贬谪到边远的南剑州（今福建）沙县充当一名监税小官。
　　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后，李纲冒死上血书，请宋徽宗赵佶禅让帝位于太子赵桓。宋钦宗赵桓即位后，虽然下令抵抗金军，但心里却七上八下没主意。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人劝说宋钦宗逃跑。李纲得知消息，立刻求见宋钦宗，说：“太上皇（指宋徽宗）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李纲严正陈词驳斥白时中等人认为京城城池不坚固，无法固守的逃跑主张，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只要皇上督率抗战，哪有守不住的道理。”宋钦宗迫于无奈，只好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负责防卫京都。李纲发动军民严密布防，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打退金兵对京城的围攻。
　　同年二月，朝中一批投降派大臣借姚平仲偷袭金营失败一事，大肆造谣，说李纲闯了大祸，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话，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主战派的李纲、种师道撤职。这个消息一传出，京都军民个个气愤。陈东等数百名太学生上书，数万军民集会要求李纲复职，宋钦宗被迫复用李纲。不久，将李纲调出京城，任河北宣抚使，旋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贬为毫州明道宫提举。
　　是年秋，金兵又大举南下，宋钦宗急忙下诏起用李纲。李纲虽奉诏率军北上勤王，但京城已经沦陷。次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后召李纲回朝担任宰相。李纲为相后，积极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军备战，并提出许多抗金的主张，积极起用抗金派将领，南宋朝国力为之一振。宋高宗虽然用李纲为相，但他实际上却是宠信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亲信。李纲极力主张北伐、反对迁都江南，触犯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在相位仅75天就被免职。自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起，李纲先后被放逐鄂州（今武昌）、万安军（今广东万宁）等地。
　　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迫于朝野的呼吁，再次起用李纲，先后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潭州（今长沙）知州、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隆兴（今南昌）知府等职。李纲一方面积极招抚流亡，发展生产，整饬军政；一方面再次上书宋高宗要他认真反省得失，待机北伐。但，宋高宗不仅不体谅李纲的爱国之心，反而处处节制他。李纲悲愤地感到：“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玉，几见银蟾圆缺。”逐此产生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的念头，绍兴九年，愤而辞职。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这位与宗泽、岳飞、韩世忠同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在福建苍山松风堂含恨逝世，年仅58岁。他死后葬于福州怀安桐口大家山。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南宋理学家朱熹、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先后在福建邵武、福州创建李纲祠。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四（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0。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喜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辑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孝经刊误》、《孝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了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既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朱子新学案》）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五（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今良山村)人。
　　洪承畴自幼聪明好学，思绪敏捷，深受老师喜爱。他7岁上溪溢馆启蒙。8岁时，外祖父逝世，他就应用“三字经”口诵简短祭文，在场亲友皆称赞。11岁时，辍学帮助母亲卖煎豆腐，因帮助水沟馆学生做对子，熟师洪启胤探知情况后，免费收洪承畴入学读书。从《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到《孙子兵法》无所不读，学识渊博。有一次他写一篇读书心得，老师看了拍手叫好，并写了“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赞扬洪承畴年少就胸怀大志。后来洪承畴又转到泉州城北学馆念书，学业成绩优异。
　　万历44年，洪承畴考中二甲第17名进士。洪承畴从此进入仕途，历官刑部主事，朗中，两浙提学道佥事，江西兵备道按察副使。天启七年，任陕西督粮道参政。崇祯三年，洪承畴迁延绶巡抚，征剿农民起义军。四年，任陕西三边总督，于陇东晋西追剿义军。七年，授兵部尚书，总督关外五省军务。十一年，率部于潼关南源大破义军，李自成败走商洛山中。这十年间，洪承畴转战北国沙场，采取集中兵力，逐个围歼战术，大挫义军，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二年，洪承畴又授蓟辽总督，成为明末重臣。
　　崇祯十三年，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边关告急。十四年，洪承畴授命率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一年粮草，出山海关驻镇宁远，往救锦州。洪承畴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令敌自困，然后解围。而兵部尚书陈新甲别有用心主张速战解围，并派张若麟任监军，从中作梗，洪承畴难以从容布阵。加上粮草被劫又无援军，兵无斗志。总兵王朴率部先逃，各军纷纷奔命，又遭清军伏击，损失惨重，退守松山。洪承畴被困松山城达半年之久，粮尽援绝，处境艰难。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为内应，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
　　洪承畴被送到盛京，清迁命其剃头易服投降，洪承畴拒不剃头，延颈承刃，“只求速死”，且又绝食七日，仍然“求死不得”。原因是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的意见，一心想争取洪承畴归顺，礼贤恩厚，亲临囚室，解貂裘衣之。洪承畴经多方面揣摩，眼见明廷政治腐败，无可挽回。又看到清廷勃勃兴起，两朝之君襟怀两样，以清代明，大势所趋。即表归顺之意。但有两年时间，洪承畴仍在观测时局变化，不任官，不为清廷效劳。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吊柳树，洪承畴看到明王朝已将彻底崩溃，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减少生灵涂炭，才决心为清廷统一中国效力。
　　顺治元年五月二日，洪承畴随清军入京。多尔衮接受洪承畴的意见，先遗官宣布王令，录用明朝降臣，设府县施政，稳定社会秩序，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约束军纪，秋毫无犯；免除三饷，民有轻负之喜。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借助参与国家大计之机，对清朝的政权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提出一系列措施，诸如袭明制、行保举、选人才、学汉语、读儒书等，促进社会发展。
　　顺治二年，洪承畴授命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的重任，采取“以抚为主，以剿有辅”的策略。在政治上联络族汉地主，以“原官留任”为条件，招抚安徽、江西要地十三府，招降郑芝龙，清军入闽；军事上以瓦解前明兵部尚书张缙颜的抗清力量为重点，使豫、鄂、湘诸省四十余寨“渐次驯服”；文化上则连续开科取士，（传说有“状元不满中，汉女不入官”的条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使新进之士有机参与朝政；经济上疏请准予减免苏杭赋税，停征漕粮等。这些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减少兵火洗劫，生灵涂炭，减轻人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均起了积极作用。

厦门水师衙门:胡里山【炮台将军 】名、赖启明、字，朗臣、号，仲卿、排行老九、(1836—1924) 清道光十六年、出生、汉族、（福建路汀州)长汀县水头一大户人家、16岁，（1852）年，遇太平扩军被抓丁、后逃出，17岁（1853 ）清文宗咸丰三年 正值广东南澳募兵、入清军服役，他自幼好学、聪明才智曾参与攻灭太平军战役。累立战功，他忠诚于国家，很快就成为清军绿营尖子、经过长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越、【长汀方志】 【台湾赖罗傅族谱】【汀州族谱】厦门方志都有记载赖启明事迹（泉州方志）文宗咸丰八年（1858） 年1月26日 赖启明投军黄宗汉部下，(注)总督黄宗汉（泉州人）见启明诚实忠厚能干又是同乡加以重用、短短的时间就提升广东省南澳水师千总、清穆宗毅皇（同治八年）【1869年12月】调到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中坡炮台】任管带，（1874）清穆宗同治（13年）赖启明任过短暂的【扬武号军舰】舰长，同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三个月？因战事需要（1883年4月）光绪九年 由谭钟麟指令调厦门胡里山炮台 赖启明到厦门胡里山炮台后受沈葆桢公派任务 在卞宝第任提督部下任职、1890年（光绪十六年）8月24日、日军曾企图借口（厦门的日本寺庙东本原寺被焚事件）突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口、布岗设哨，妄图独占厦门。此举激起厦门人民的义愤，群起反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消息传到胡里山炮台 日军攻厦， 赖启明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官兵们立即脱下炮衣，掉转炮口，对准鼓浪屿的日本领事馆和海面上的日本军舰，并发出通牒：日军陆战队如果不立即撤兵回舰，就立刻开炮，把日本领事馆炸平，把日舰击沉警告。同时在其他国家驻厦领事馆官员的调停下，日军不得不于8月31日撤兵回舰，平息了这一事件。事后，厦门人民纷纷到胡里山炮台向官兵们表示慰问。光绪十七年（1891年），继任闽浙总督谭钟麟曾以“因勇饷积欠累累，京饷紧急不能周转”为由，拟停购克虏伯大炮。这一毁约的做法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洋商怂恿德国使臣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饶舌”施压。朝廷被迫责成谭钟麟遵守合同，妥筹办理。谭趁机奏请朝廷援照山东成案，截留新海防捐输，所得资金用于筑炮台 ，光绪帝只好同意。于是，谭钟麟决定改“停购”为“展办、谭钟麟随即会同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到厦门口岸，审度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已设定建立炮台的胡里山地形。（1891年）光绪十七年、提督杨岐珍调任厦门市胡里山炮台、 驻扎福建省海岸线绵长,海面宽阔,港汊歧出,盗匪经常出没,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赖启明随杨岐珍经常率兵登船出海巡 。屡立战功,， 为加强福建海防建设,巩固海防,抵御外敌入侵,接替前任水师提督彭楚汉 杨岐珍为建造胡里山炮台及厦门海岸炮台群指挥中心之责,时任管带的赖启明精心设计 完成整个胡里山炮台建设工程绘图、炮台,工程由厦门禾山工匠叶文进等负责承造,委任钮承潘、张文治、罗鸣凤、炮台建成后，  赖启明接任炮台台长，启明指挥御敌、在抗击列强的海战中屡立战功、朝廷对他极为赏识、很快提升为炮台将军、退役后住厦门思明赖厝埕，场面隆重、万人迎接、根据长汀现存完整 资料现存有将军资料文物，回避，肃静，诰封圣旨、武显将军、正二品，二品诰命夫人 ， 珍贵文物，仍然保存在将军祠、证实赖启明是清末保卫海防的爱国将领，为国家领士不受侵犯奉献自己一生光辉岁月！现在生动再现胡里山炮台作为要塞炮台指挥总台的辉煌历史，突显官厅作为作战指挥中心的地位，在演武厅（官厅）一楼通过中心人物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展示当年的景象！

并不是，主要是因为他个人非常有野心，所以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地位，最终选择了向清朝投降。

的确是的，他看到了孝庄的美貌，就被深深吸引了，才会背叛明朝。

不是，只是孝庄用女人的细腻看出了他的担心，为他解开了心结而已。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载，朝代更替频繁。每至改朝换代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士大夫阶层，便会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对旧朝的眷恋，对新朝的期寄，使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当中。

“忠臣不侍二主“，尤其是有宋以来，封建伦理强化，忠臣思想深入士大夫们的骨骼。中华的历史的历史观，便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针。对于易代之时的士大夫要求就更为苛刻了。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旧朝大元。他们的生死就更为社会舆论所看重。

在宋元易代和明清易代之时，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天祥与洪承畴。他们同是显赫于朝的文臣，又是同样披胄戴甲戎马沙场。在战场上与异族搏杀，最终都兵败被俘。而且两人都受到敌方最高统治者的招降。而不同点，也就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死一生。一个身首异处，一个荣华一世寿终而亡。宋明同是理学兴盛的朝代，文天祥与洪承畴又同有极深的儒学造诣。而他们在易代之时的不同的选择，却是我们值得深深思考的问题。

文天祥与洪承畴同是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之路。而且都可谓少年得志，出将入相，他们的显赫，作为臣子已经是无以附加了。但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同僚的排挤，有一肚子的窝囊气无处渲泄。在这得志之中，又有许多的失意。

文天祥之时的南宋已是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了。有人形容文天祥是“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他临危受命，在临安被围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拒绝向蒙古投降。提出让宋氏的皇族南走，以保存宗室。正是文天祥的果断，让本寿终正寝的宋朝，又延续了二朝四年。后来文天祥于江西起兵十万，大大打击了元军的锐气，吸引了元军的主力。作为一位文臣他的战功已经极为耀眼了。

而明末的洪承畴，他在军事上的造诣，比起文天祥来就更为精深了。在与李自成的作战中，他连战连捷，迫使李自成远走。农民起义也陷入低谷。洪承畴也是崇祯帝最为赏识的几位可堪大用的臣子之一。

至此他们的人生轨迹还大体相同，读书，中举，入仕为官，为国征战，直至战败。文天祥被俘后多次自杀未遂，后在燕京兵马司的土牢里，度过了三年寒暑。在这三年中整理文稿，著书立说。最终于燕京城北的菜市被斩。在这三年当中，忽必烈多次派人劝降，后来又 以蒙元帝国大汗的尊驾亲往劝降，且许以丞相的高官。这些都没有改变文天祥对于一个已经灭亡数年王朝的忠贞，文天祥终于为大宋殉葬了。

而关于洪承畴，他被俘之后起初也是忠贞不屈，关于皇太极招降洪承畴的说法很多。更有“庄妃劝降”等趣味的民间故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洪承畴的确是降清了。作为一个虽然腐朽，但依然强大的大明王朝的臣子，他降清了。数年后，他随多尔衮入关。指挥大清汉族军队横扫中原，为满清一统华厦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又为当时的汉族士人所唾弃。落下了一个“贰臣”之名。

他们二人的选择并非是简单地对于生与死的选择。而是对于士人文化的选择。自古以来，易代之时的士人就处于两难的境地，为旧朝殉葬还是为新朝建功。而文天祥与洪承畴不仅处于易代之时，更是华夷易位之际。自古以来，中华的祖先，就奉行以华变夷的政策。蛮、夷、戎、狄都被融于华夏之中。怎么可能让外族来统治中华呢？更别说协助外族入主中原了。这是为封建伦常所不许的，更是为士人阶层所不齿的，而洪承畴恰恰这样做了。

文天祥的选择是最理想的，当然这是封建士人文化造就的理想，是被中华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理想，是不容质疑的理想。无论旧朝如何腐朽衰微，新朝如何如日中天，朝气勃发。华与夷之间，选择的答案只能是华。无论历史最终的选择如何，答案已经是注定了。文天祥死了，但他却被民间贡奉至今。洪承畴虽为大清近三百年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却绝对不会为民间所贡奉。有的只是士人的唾弃与揶揄。

处于他们二人的位置，求生比求死更为困难。必须背叛自身所信仰的文化价值观。必须忍受生前和死后社会舆论对于他们唾骂，在史书上永远无法抬头。可以说洪承畴所做出的选择是极为惊人的，当崇祯帝得知洪承畴兵败后下落不明时，自然地认为他已经殉国了。并且为洪承畴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可此时的洪承畴却早已成为皇太极的座上客。他已经抛弃了大明，抛弃了崇祯，开始了他的另一番人生之路。

洪承畴的降清，绝不可以用简单的贪生怕死来解释。身为大知识分子的洪承畴不会不知道，杀身成仕，舍生取义的道理，洪承畴是极富洞察力的。他深知明王朝的腐朽已无求药，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他看到农民的脆弱，而满洲的清王朝与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洪承畴是极富政治头脑的人物。他决不会为一个偏居一隅的蕃国而葬送一世的英名。他只会为一个将来一统中华，建立如强汉盛唐时代功业的新朝、帝国而屈服。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明王朝毁灭了，农民军失败了，而满洲的八旗子弟兵，凭着入关时的十余万人马，便定鼎中原，一统华夏了。而洪承畴也建立了不世之功业。

虽然洪承畴被作为民族的叛徒，大明的逆臣。为后世所诟病。但是从唯物史观来看，洪承畴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由于他们协助，减轻了易代之时百姓的痛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杀戮。使汉族地主较快地接受了新的王朝。在汉人和满　清政权之间，起到了调和作用。使得满清夺取政权之后，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仅仅将洪承畴作为一个封建伦常的叛徒，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固然要有像文天祥这样的人去捍卫。但是面对一个已经无可挽救的腐朽帝国为其殉葬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要知道，新陈代谢是世界乃至宇宙的客观规律。与其抱残守缺，捍卫旧朝。倒不如另避蹊径，开拓新局面。洪承畴正是起了明清易代之时催化剂的作用。没有他，交替仍会继续，但是间会拉长，痛苦会加大，损失会增加，破坏会扩大，而杀戮则会更为普遍。文天祥和洪承畴都已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历史。还是否要用当年理学家们的立场。为文天祥扼腕痛惜，大骂洪承畴国贼逆臣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人是感情动物，对于历史的解读，都会掺杂进个人的情感好恶。而真正用辩证主义的观点，去俯瞰整个历史，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汉族，吉州庐陵（今江西青原区）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他在强敌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他自卖家产，组织义军，举兵抗击蒙古铁骑。战败被俘后，他义正辞严，痛斥汉奸和蒙古汗国，慷慨殉国。文天祥于宋端平三年五月初二日（西元1236年6月6日）诞生在江西吉州庐陵县（今江西青原）富田。这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乡镇，镇旁不远处正是有丘壑林泉之胜的文山。他的先辈是地地道道的庶民，从未做过官，所以文天祥一再说自己是「起身白屋」。但因为祖辈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在乡间略有名望，被称为「君子长者」。这对文天祥的汉族士者风骨产生深远的影响。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 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最受宠信的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专业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
　　洪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御祭始罢。

文天祥是英雄、忠臣，誓死不向元朝投降。而洪承畴则是明末叛臣，向清朝投降了。

1名字不同
2朝代不同
3气节不同
4结局不同
5文化程度
6社会地位
7知名程度
8历史评价

这个没有太明确的定论，在历史中，文天祥一直作为一个英雄，死不投降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出现，而洪承畴，在清朝入关时，他投降了，但不得不说，他的投降，为当时的汉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帮助了满汉的统一，帮助汉族获得了更大的尊重！其实，历史都有它的必要性，不会因为谁谁谁不投降或投降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