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复旦大学副教授姜鹏对《柏杨资治通鉴》的评价

个人简介　　姜鹏，祖籍浙江宁海，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著名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最年轻的爱徒，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国宋史学会会员，台湾何创时艺术基金会客座研究员。上海公益活动“中智杯”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活动2021年度最受欢迎的老师。2021年以最年轻的演讲人身份[1]在CCTV-10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6月首播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系列中担任主讲，视角独特，获得好评。曾参与编校朱维铮教授主编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 生平经历　　姜鹏，男，汉族，祖籍浙江宁海，出生于1978年1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0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深造，走上了揭开探索历史的道路。跟随中国著名史学家朱维铮教授专修中国思想文化史。 　　2000年9月——2003年1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硕士学位，师从朱维铮教授。 　　2003年3月，经导师同意，系、校等相关部门批准，提前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学术史方向博士学位，依旧师从朱维铮教授。 　　2006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并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 初生牛犊不怕虎　　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据说每次姜鹏见到朱维铮先生都很惴惴不安，敬仰已久的大师，忽然就在眼前。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据说姜鹏当时心里极其忐忑不安，师兄们都倒吸冷气，因为先生留给大家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威严。不知对一个刚入门的毛头小子提反对意见，朱维铮教授会是怎么样的态度。可谁知，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登百家讲坛　　以自己的所知所学回馈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宣传工作，是一名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2021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所谓的‘三张面孔’，就是指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这三部史学名著中，各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对汉武帝形象的描绘、把握，大异其趣。本书尝试着解读各部史书中汉武帝的形象，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不同，分析他们为何不同。 　　客观地说，大众对历史的了解仍限于野史杂记和百科全书上的内容，如果说还有一些更理性的了解，那应该就是时常看却从未研读完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打碎了大众的一些曾经固持的历史见解。心理上的反弹，让人手捧此书几度翻读。[2] 一“石”激起千层浪　　随着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播出，一位年轻的学者逐渐走入了观众的视野，他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在节目中，主讲人姜鹏以其独特的讲述方式，冷静客观的分析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好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其中一项就和上面提到的“石”字的读音有关。姜鹏在节目中将“二千石”的“石”读作“shí”，有不少网友认为应该读“dàn”，并称“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将这么简单的字都读错，太不应该”，甚至有网友直斥其“误人子弟”。那么，“石”字在这里的正确读音到底是什么呢？一个连中学生都会读的字，大学老师真的不懂吗？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 　　由此可见姜鹏在节目中读作“shí”并不错。对于网友的质疑，姜鹏显得颇为坦然，他表示：网络上的质疑是一个健康现象，问题就是应该被用来讨论，这样才能使大家进一步理解某些有疑义的问题。对于“石”字的读音，他中学时也是读“dàn”的，上了大学才知道应该读“shí”。关键是讨论的过程中不能先入为主，固执己见，一看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就立刻认为是错的。豁达的心怀赢得很多人都赞许，这也许就是姜鹏如此年轻就能在史学界有这么好的造就吧。

标准的书呆子
复旦减分

是个逗比.............

复旦老师 上过百家讲坛 具体资料可以看他的百科吧，还是比较全的

书籍名称：柏杨版资治通鉴
书籍格式：epub/mobi
豆瓣评分：8.5分
链接：http://ziyuan.jingdouwang.cn/t-328.html
书籍简介：
有人说，研究历史离不开研究《资治通鉴》。
然则，或购之不读以作装饰，或读之不懂半途弃之，或读之乏味掩卷息之。其缘由何在?
有人说，古文晦涩难解其意。的确，对于惯读现代汉语而较少古文字造诣的现代人而言，要真正读懂这部巨著可谓“难于上青天”。而借助工具书研读，将花去大量时间，于现代快节奏的忙碌生活而言，实在不可想象;
有人说，故事乏味，难开其心。的确，以“编年史”为体例的《资治通鉴》，其故事难以展开，苛求情节生动，实难司马老翁了。
为了解决这个“千年虫”问题，十二世纪的袁枢先生和二十世纪的柏杨先后分别挥舞巨笔，著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以解决“知识遗传”危机。相比较来，柏杨版则更令现代人所欢心——其以“纪事体”而改革了原有的“编年体”，使读者在轻松之中，对《资治通
鉴》的全篇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楚了解。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史书没有地图，等于有报负而没有舞台。而柏杨版《资治通鉴》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精心绘制了大量历史地图，使诸风云人物各就各位，于精密的历史坐标时空中挥刀舞剑，一展雄姿，演绎千秋历史功罪。
柏杨那桀骜不驯的个性，嬉笑怒骂的文风，尽现全书始终，使读者在轻松之中，阅《资治通鉴》全部历史故事。

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2021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1]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姜鹏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2]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姜鹏曾对人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3]
在“百家讲坛”主讲并创作《两宋风云》的袁腾飞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袭小说《柔福帝姬》的嫌疑。针对袁腾飞回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宋史专家姜鹏表示，作为教师、讲史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自律和学术真诚，他的回应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姜鹏说，“学术界有个标准，在相同主题情况下，如果连续13个字符与其他作品相同，则视为抄袭。”而袁腾飞抄袭作者原创作品的情节，更是对作者创意的抄袭。

这可以从复旦姜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有个了解，如下：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攻宋代思想史、中国史学史。
姜鹏自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最近他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这部横跨16朝1362年的史书。他认为，“学者官僚”司马光带着极为实用的目的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教科书”，而诞生了这部书的11世纪，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为文明、理性的时期。另外，关于宋朝的好些事，他觉得还有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必要。
澎湃新闻：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为什么它在历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鹏：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在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这非常准确。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对内容选择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像屈原、李白这样文化史上著名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他认为对政治没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写。
还要注意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虽然很早就有，但作为很强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这部书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书很多，像《史记》、《汉书》都是，但皇帝日理万机，很难自己去总结治国经验。所以司马光就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历史上所有围绕政治成败的事情缵成一根绳子，用编年体写出来，以后皇帝要借鉴历史，只读一部书就行。
尽管后来有很多模仿、续写的作品，在学术史上有意义，但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治通鉴》那样的皇帝教科书。因为纯粹地了解历史和抱着政治实践的目的去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历史事实是不一样的，对作者和编者的要求也不同。 ......(受字数限制就谈这些)
以上供参考。

已发送，987320671那个。
这是文言文加翻译版本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