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是什么 这方面的名言有哪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世的皇帝们如果不能统一天下，下场必定很惨。

项羽天生神勇，本已经率领诸侯灭掉了秦朝，可以建立新的王朝，楚朝。但项羽却恢复过去了的分封制，结果几年就身死国灭。最终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大汉朝，成为古代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也就是说，秦以后，敢于造反的起义军首领们和割据一方的诸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去统一天下当皇帝，要么就被其他诸侯干掉，成为别人当皇帝的垫脚石，没有第三条路。

所以，皇帝们的理想只能是一统天下，还希望地位能够传给子孙。

“一统天下”的理想很多皇帝实现了，但“千秋万代”作为最高理想，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实现。

这是宋朝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

宋朝一直面临内忧外患，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也理所当然的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张载的这句名言吐露了古代士大夫的心声。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为什么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依然生生不息？

为什么苏东坡屡遭贬谪，却依然笑对人生，造福一方百姓？

为什么千古第一完人岳飞，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却选择概然赴死？

为什么近代史上中国那么落后，看上去不可救药，还是有无数的先烈为她抛头颅洒热血？

这就是“横渠四句”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

意思是为君王平定四海，摆平内忧外患，顺便赢得自己的名声，千古留名。

这是辛弃疾《破阵子》中的两句。说出了古代将相们的理想。君王要一统江山，要天下太平，不可能亲自去做，这就给了将相们发挥才干的舞台。

汉光武帝刘秀（当时还没称帝）去河北召抚时，老同学邓禹来投。刘秀见到邓禹很高兴，对邓禹说：“我有封官的特权，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邓禹说：“不愿做官。”刘秀说：“既然这样，那想干什么呢？”邓禹说：“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我得为明公效尺寸之力，垂功名于竹帛尔。”

一句话，将相的理想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在古代，识字率也就百分之十左右，普通百姓家庭想出一个读书人，其实是非常难的，至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想都别想。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能中进士，是因为他们家族是地方望族，集全族之力才培养出一个进士。

所以，古代的普通百姓的理想也很简单：只要能有几亩薄田，能娶媳妇养家糊口，就很满足了。至于其他，就别想了。

但古代的现实是，经常有沉重的苛捐杂税，遇到兵荒马乱不饿死就很不错了。而这时就经常会有人出来喊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士大夫泛指在朝为官的文人士子，是兼备才能学识的群体，同时他们又依附于朝廷，企图通过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这一阶层长期代表着贫寒学子及万千普通民众的心理所想，因此它就成为了几千年来不少人的精神象征。士大夫阶层作为读书人的目标而不断被追求，也因此被普通民众看作了一生的荣誉，正是这些使得古人们都很想跻身这一阶层，读书做官也是他们最容易、最现实的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

士最早被用来指那些出身贫寒的人士，但他们却也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或者说他们具备着一定的才能，这些才能是治国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也非常需要这些人才，因此这些有识之士被统治者召集起来，这群人就是所谓的士人。大夫最初是一种官名，是官吏体系构成中的一部分，大夫作为统治者的辅助群体而享有很多荣誉，并且地位较高，这也被很多普通民众所尊崇，于是就成了很多人追求的目标。

士、大夫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高于普通民众，但又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的向往。在古代的封建文化下，皇权高于一切，君主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君主赋予某一群体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来使用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自私有制出现以后，权力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追求，权力又是士大夫所享有的一种特殊权利，综合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士大夫就成了许多人的精神追求。

因为士大夫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享有权力的权利享有者，加上封建文化对这些的疯狂追求，它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精神，成为了历代有识之人的共同目标。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精神的所在（这是韩愈说的我认为可以）。因为士大夫阶层要比孔子学说早的很，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孔子的对士大夫的说法当成经典，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因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义，因为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观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说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义及阶级思想。可以说士大夫阶级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学说研究的基本模型，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观察这阶层的思想及动态来完善他们的基本学说。
有些人说这不确切，我说是不确切因为这只是我的思考结果。那么我说下我是怎么思考到这的。首先，我从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来看，士大夫阶层最繁盛的时候应该在战国中叶，那么战国中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贵族才能平步升云的士发展成为一个阶层哪？
那就是在战国中叶发生了，天下之枢--韩魏与合纵、连横斗争，这是什么样的天下之枢的斗争；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 ，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控制了这一地域，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下面韩、魏两国的特点：
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乙、晋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临晋）、蒲坂、皮氏，东端的宁、共、汲属魂，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东平原，所以交通便畅，无往而不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摘自：《战国策·魏策一》。]。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沙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泅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淄济之间。”因为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两国家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中国之处而光下之枢也”。
其次是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洪迈《容斋随笔》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张议则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摘自：《战国策·魏策一》。]。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议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摘自：《战国策·韩策一》。]。
再次，韩、魏两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廋，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韩魏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注：《商君书·兵守篇》：“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魏尚不具备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由于韩魏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魏，被当做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故此，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干其间。”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注：《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从上诉所看，这个斗争是很激烈以至于各个国家雇佣很多的说客、门生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智囊了，他们要研究纵横捭阖的权术建功立业。看看那些接六国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与否。当然，士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表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儒道墨法诸子纷纷粉墨登场，然而，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汰选，“士”这一阶层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新组合，其中，儒法两家渐露峥嵘，成为当时“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统治人民，法家作为权谋，二者结合，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同时“士”又掌握着统治大一统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统治阶级要使自己的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是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当然，这只是士大夫的雏形，他的最早成型与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统一起来。成熟于明时的“科举制度”，规范了它。
今生，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在他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的士也只是先人们的影子罢了。我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