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棣造反没成功，历史会怎么改写

朱棣的野心很大，应该说，从朱标英年早逝开始，他就有了当皇帝的想法。实际上，那时候他就已经在开始做准备了。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悄悄地在和他研究夺权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他没想过在那时候夺朱元璋的权呢？如果在那时候夺朱元璋的权，也就不可能出现朱元璋把皇位传给朱允炆，而后来朱允炆又削藩这样的事情了。

这种提前夺权的情况，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当年李世民就提前把他的爹李渊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也就是说，对于朱棣来说，有成功的案例，他可以有样学样。而且，朱棣和李世民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们都是重兵在手。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另一方面，和他们争夺皇位的人，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朱允炆，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朱棣想打败政敌，提前上位，其实也是办得到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学习李世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李世民的情况，再对比一下朱棣的情况。

一、朱棣和朱允炆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李世民和李建成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最后发展到，两人完全不可能调和。但是，朱棣的情况不一样。虽然说，朱标去世以后，在朱元璋的儿子中，尤其是在朱元璋的嫡子中，朱棣是最有资格获得太子之位的。朱棣的心中，肯定也是想被立为太子的。不过这样的心思，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因此，朱允炆在表面上和他并没有矛盾，他们不可能发生直接的冲突。

二、朱棣和朱允炆没有冲突的机会。由于李渊初次当皇帝，因此不懂得该怎么经营后代，以至于李世民和李建成都住在皇宫里。根据后世的史学家分析，李世民和李建成之所以发生矛盾，就是因为他们都同时住在皇宫里，并且他们又住得很近，同时，他们之间又没有秩序和规矩，甚至都可以随便带刀带枪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这样一来，李世民对李建成缺乏敬畏，同时，他们相互使绊子的机会非常多。事实上也是如此，李建成和李元吉就曾经在酒里下毒，想毒死李世民，结果没有得逞。

但是，李世民却果断地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抢先干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他们不是都住在皇宫里，不是住得那么近，他们有机会干这些吗？明朝不一样，明朝采用的是藩王制度。藩王都在藩国里，藩王是不允许随便回朝廷来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朝廷来，自然就不可能在一起相互倾轧。所以朱棣和朱允炆互相伤害的机会就很少，不可能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互相伤害了。

三、朱棣没有可能造朱元璋的反。在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儿子如果想找造父亲的反，夺取父亲的权位，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人支持的。所以从古至今，几乎没有逼迫父亲退位的。李世民的情况其实是一种特例。为什么说李世民的情况是一种特例呢？因为李世民在发动了玄武门政变以后，他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毕竟是他亲手射死了李建成。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李建成是太子，是亲哥哥，射死李建成，可以算得上是大逆不道。如果他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却不处理他，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但是，要处理李世民，李世民不愿意，李渊也不敢。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所以李世民才要逼迫李渊退位。只有李渊退位，让李世民当皇帝了，啥事都他说了算，因此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而朱棣因为没有杀谁的经历，所以他不担心受到处罚。

不担心受到惩罚，就没有必要逼朱元璋退位。再说了，朱棣就算造反，也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当时，朝廷上下全国上下都是听朱元璋的。他要是举兵反抗朱元璋，那就是以卵击石，因此是不可能做这种糊涂事的。从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显然，朱棣不会学李世民，逼迫他的父亲退位。（参考资料：《明史》《旧唐书》）

这个题实际上是个连环套：若朱棣不造反，若造反而不成，若造反成功而不迁都，历史将怎么发展？

事实正是如此：若朱棣造反不成功，明朝不会迁都，将继续以南京为都，成为唯一一个以江南大城为京师的大一统王朝（过去立都南京者，都是偏安政权）。

朱棣在篡夺大位后，仅仅在南京居住了七年，就开始北巡，以后就经常性地住在北京。他在永乐十四年曾短暂地回到南京，目的就是与群臣商量迁都的事。在遭到多数廷臣的反对后，朱棣施展专制君主的威权与暴力，强行压制了反对意见，新都营建工程在第二年大规模地展开。到永乐十八年，正式下诏，以北京为新都，以南京为留都。

也就是说，朱棣将都城北迁，完全违背众意，连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都不赞同。只是朱高炽不敢明里反对，但他一即位，马上开始准备把都城南迁。首先借南京地震，命皇太子朱瞻基（宣宗）回南京镇守，同时令下西洋官兵在南京集中，为再次迁都——这次是往回迁——做好准备。可惜天不遂人意，仁宗在位不到十个月就骤然崩逝，新皇帝宣宗与他父亲又是一个“反轴”，他更喜欢北京，于是南迁计划流产，从此都城就不挪窝了。

仁宗与多数廷臣反对迁都北京，主要考虑到北京经济衰落、资源贫乏，通过长达几千里的运河（又称漕河）运输供养朝廷百官、大批驻军以及势必急剧增长的大量人口，势必十分困难，将为百姓（特别是南方较为富庶地区的百姓）增加异常沉重、且永无尽头的负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使国力和民力长期、持续的无谓消耗。这个经济账，算不来！

仁宗君臣的担心绝非多余，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北京就像一条张开巨口的贪婪的龙，将天下财富源源不断吸进它的肚子里（北京的所有生活、生产物资，全部依赖江南民运和官运）；甭说别的，就是每年四百万石京运粮食，从运河一节节地往北运，再加上漕路的维护，以及黄河冲决之后的治理，等等，不知要消耗多大的资源！那一定是天量的，无法计数。

大家想想，如果把这些资源和财富省下来，明朝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积累？国力将得到极大的增强，百姓也会富庶很多。而明朝始终摆脱不掉“国穷民困”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太多的资源被白白地浪费和糟蹋掉了。这是立都北京的经济账，很不划算（后来清朝的情形大体相同）。

还有一本战略账。

有人说，朱棣迁都北京对于保障北方的国防线至关重要。我不同意，明代的北方国防线，从最西方的甘肃镇到最东边的辽东镇，绵延万里，九大边镇（“九边”）有效地抵御着漠北的强敌，谁说一定要把都城摆在前线，才能有效防御呢？

朱棣时，出于北征的需要，以北京为后方基地可以；但之后历代守成君主，以北京为都，形成名不副实的“天子守边”，则大大不可。

事实是，把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都城摆在离边境这么近的地方，恰恰使其成为万里九边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动辄国本动摇，处累卵之势。一旦强敌溃关而入，马上使国家面临倾覆的危险。这在明朝历史上多次发生，如正统十四年瓦剌军攻进京畿，嘉靖二十九年鞑靼军兵临城下，以及崇祯中清军多次在京郊纵横野战，京师频频报警！“天子守边”根本起不到巩固国防的作用，反而使得辽东、宣府、大同、蓟镇为保障京师和陵寝，屡屡为之牵制。而最不幸的是，清军在崇祯十七年击败李自成后，轻而易举就占领了北京——在古代，京城丢了，就意味着亡国。

明朝如果定都南京，而将北京改为军镇，在此驻扎重兵，与左右之蓟辽、宣大连城铁壁，将从整体上改变捉襟见肘的被动态势，有利于巩固在东北方向的国防。蒙古军或清军纵使破关而入，明朝仍有广阔的战略空间以供调剂，而不至于骤然失陷根本。

同时定都南京，倚靠富庶的江浙和沿海，国本比北方更为稳固。就是李自成、张献忠在中原滋扰，明朝从容定乱，也将更有余裕。至少不会困守北京，清军迫于前，流贼乱于后，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

明朝在崇祯十七年骤然亡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北京四面皆敌，被鳖在瓮，毫无回旋余地造成的。

而明朝长期将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在北京，对江南几无经营，唯虚设一名义上的留都，却极为缺乏实力基础。使得中原沦陷后，南明虽在此仓促建国，却毫无经略御敌的资本。待清军南下，顿时土崩瓦解，不在意外。

因此我认为，明朝如果不迁都，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国力更强，民更富，战略形势更优。明朝的国祚或许也会更长些，崇祯十七年不至于骤亡，即使中原沦陷，它也有望像南宋一样，抱半壁江山以求自存。

朱棣强行迁都北京的决策，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结果。

朱棣当初“靖难”失败的话，明朝未必会发展得更好。因为建文的三大辅臣，学识虽然渊博，但是书生意气，不懂变通，没有地方管理经验，过于“纸上谈兵”。

首先，洪武皇帝去世的时候，北元势力虽然消失，北方的边患并没有彻底消除。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齐泰，是他的三个辅臣之一。作为主管国家军事的重臣，在正史中基本没有记载他的“实战记录”。靖难之役时，带兵打仗的是李景隆。

李景隆兵强马壮，以多欺少，仍然屡战屡败于朱棣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为何誓死不换主帅？为什么不让齐泰上阵呢？因为齐泰事实上是一个文官。他只懂得“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最早提议削藩的辅臣齐泰、黄子澄，最初选择了不同策略。在齐泰主张先打掉朱棣势力之时，黄子澄居然认为朱棣有功无过，结果留给了朱棣喘息的机会。

黄子澄是洪武十八年的状元。做文章耍嘴皮子可能是很优秀，但是凭着文笔跃龙门，完全没有地方管理的经验。对国计、民生、兵备、政治的了解，全部都限于书本知识。这样的人来管理国家，只能是乌托邦。

最后一个是因被朱棣诛十族出名的方孝孺。此人是以文学出名的。洪武帝聘请他到宫中也是讲授文章。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与政治是有清晰的界限的。一个是讲文字表达的艺术，另一个是讲管理国家的艺术。怎么可能让一个外行来指导国家的建设呢？

建文朝是明朝的第二个朝代，前代因为战乱留下来的民生问题颇多。因此三个书呆子急于解决权力统一的问题，再专心搞好民生、经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完全不懂政治与军事，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最后建文朝就这样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