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专制集权，独尊儒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百家学说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能流传下来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经历将近两千年而不衰。

其实，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逐渐抬头，是自汉初就已开始了。儒家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但在秦汉之际，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日趋活跃。孔鲋负籍积极参加陈胜吴广的反秦斗争，陆贾为刘邦献马下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都说明儒术不仅积极干预社会，而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欣赏，认为这种思想、这种学派对封建统治的确有利，可以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

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年轻的汉武帝初试锋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窦婴、田蚡和赵绾、王臧等人的协助策划下进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汉武帝还十分年轻（年方十六七岁），太皇太后窦氏还是执掌大局的实权派，另一方面，当时黄老无为的道家学派尚有很大势力，前面说的后来谋叛反对汉武帝的淮南王刘安，就是一个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招致网罗了一批门客，集体编著了一部集黄老无为和孔、墨、申、韩大成的《淮南鸿烈》，大力提倡阴阳之学和道家之术，作为和汉武帝进行政争的舆论工具。此时，窦太后是站在黄老学派一边的，她十分不满于汉武帝利用儒家人物进行革新，因此借赵绾之故把武帝周围主张改革的儒家人物全部黜退。但是，当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全部将这些儒家起用，着手他的建立大一统的宏伟帝国的赫赫大业。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在汉武帝时期独成一尊，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同时也由于儒家学术具有它自己有利的为其他学派所不及的条件。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富强了，统治者的欲望也增强了。因此汉朝高、惠、文、景时期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的无为思想。同时，西汉王朝发展到武帝时，经过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王国势力受到了极大削弱，所以为大力加强中央皇权，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另外，从儒家思想本身来讲，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含有政治、哲学、文采、教育、伦理各个方面丰富内容的包罗万象的特点，它的“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也使它便于被封建统治者所全面利用，尤其是在升平时代作为一种控制人民的思想观念，比其他各家思想都更有适应性。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为董仲舒，他既是当时儒派的领袖，又是提出“独尊儒术”的发端者。《汉书·董仲舒传》说：

“自武帝初立，魏其（指魏其侯窦婴）、武安（指武安侯田蚡）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很受汉武帝的推崇，自建元元年（前140年）贤良对策为武帝所欣赏后，他被武帝派到武帝哥哥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以后又一度被丞相公孙弘推举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五十八岁以后，居家著作，但朝廷还不断派人向他请教，“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张汤是汉武帝特别重用的司法官，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成为《春秋决狱》一书。可见，老年的董仲舒，实际上仍是西汉王朝政治上的重要顾问。董仲舒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病故，汉武帝有一次经过他的墓地，还专门下马，对这位知名大儒表示敬意，后来把他的墓叫作“下马陵”。这些都可见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尊重。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这一点是窦婴、田蚡于武帝初即位协助改革时就提出来的主张，当时由丞相卫绾出面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就是说，除儒家外，法家纵横家首先归入罢黜之列。其后窦婴、田蚡等又提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把道家也贬入罢黜的行列。是时，董仲舒于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更系统地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绝不利于政治的统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里董仲舒把孔子六艺之外的各家，皆一概贬为“邪辟之说”，建议“皆绝其道”，这样就可以使法纪统一，人民统一在儒家的思想中，所以说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统一。

第二，尊崇孔子的儒术，为了证明天子至尊，为“强干弱枝”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诸侯必须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专。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尊儒”学说另一要点便在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这是完全为汉武帝的政治上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作舆论宣传的。

第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对策中，提出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严厉谴责法家任刑而不尚德所造成的“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还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并兼之路”来防止过分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儒家代表董仲舒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考虑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会看到这一点的。锐意进取的、希望能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汉武帝，选中儒家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是很自然的。

第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也是“独尊儒术”的内容之一。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建议，兴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大学——太学，第一批置博士弟子（太学学生）五十人。这所大学全用儒家五经作为课程，教师全部聘请精通儒学的博士担任，武帝时始设七人，到宣帝时增加到十四人。到西汉末年，太学学生增加到一万人，东汉末，更增至三万人左右。这批完全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中央兴办太学外，汉武帝还提倡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如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即“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以后为武帝号召推广于全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是为了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的需要。汉武帝的这一文化教育政策与他的经济政治集权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是儒家，但不是最开始孔子创立的那个儒家，后世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身的统治，便用了很多方法来加强思想统治，于是后世的改造儒家就开始了，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便成为了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和愚民工具。这个“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便是后世儒家发展的产物。

也就是说，后世的儒家其实是畸形的产物，虽然很多精华是保留下来了，但是同时发展出了更多的糟粕。像孔子说的“以德报怨，何以报直？”这句话的意思原本是“如果不报仇，而是对敌人好，那用什么来报答恩人呢？”但是后世便只有“以德报怨”，好像以德报怨就是对的，就是行为准则，就是孔子的意思。

但其实孔子是不推崇以德报怨的，后世的儒家为了维护统治，便让人以德报怨，但以德报怨你要是自己做得到也就算了，其实以德报怨一般都是别人要报仇的时候说的。也就是让别人以德报怨，自己却做不到，那这就更离谱了。

这就跟现在的西方媒体喜欢曲解消息一样，同样的一个事件，拍出的同一个视频，剪辑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这就是曲解。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实在是很愚忠了，完全不管对方是不是对的，这就是西汉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那一套了，那一套完全是后世的统治者塑造的，儒家只是被人利用的外衣而已。

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并不是儒家的主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这一句话他所表现的是一种愚昧的忠诚。这样的忠诚其实是儒家学术所并不提倡的，忠和仁它本身就是儒家比较重要的两个概念，那么在场我们提到有关于儒家学说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地去提到这两个关键字。

这两个关键字其实和儒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我们现在在提到儒家学说的时候经常能够想到的词汇，其实在我国古代的时候也一直广为流传。不过有很多的人却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一句。

他是儒家的观点，但实质上认真的去思考这一句话，并且认真的去关注儒家学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句话，他其实和儒家学说本身这边也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儒家学说他本身就是反对愚忠愚孝的在先行的时候，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那么他在政治上其实提出的就是以德治。

他认为臣子对于君主并不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那么臣子可以辅佐君王，而君王他的职责就是希望去听从任何臣子所提出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之中吸取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并且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加以应用。而在君和臣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如果说君主提出一些并不合时宜的观点或者是要求的话，那么臣子也是应该及时地加以劝阻，而不应该是盲目的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