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是否极大可能性属于伪造

在C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

赝品，自有金石书画收藏以来，就禁绝不了。对藏品的鉴定是一门相当专门的学问。梳理一下古代的收藏史，发现上到乾隆，下到张之洞，都曾上过赝品的当。

乾隆钟爱《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在上面题满了字。后人研究发现，这也是赝品。

明朝时

江南曾是古董造假中心

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收藏金石书画，赝品也随之而来。

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齐国进攻鲁国，索要珍贵的谗鼎，鲁国就拿伪造的“雁（赝）鼎”蒙混过关。可见文物造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唐宋时期，经营古玩已经成为一项热门产业，各种仿古铜器和临摹书画的水平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下真迹一等”的程度。到了明朝，古董造假技术已相当成熟，收藏家高濂发现：山东、陕西、河南、南京等处，都有造假青铜器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移，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论赝品制造数量之多、造假技巧之高、胆子之大还是首推江南地区。当时有人记载苏州的古董造假：“姑苏诸技艺皆精致甲天下，善为伪古器，如画绢之新写者，而能使之即旧；铜鼎之乍铸者，而能使之即陈。”买家上当还不知道，“欣然自谓获古物，而不知其赝。”这些古董商人为了赚钱，不仅使出各种仿古奇招，而且发明了许多子虚乌有的“古物”。

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收藏家李日华曾在南京遇到一个桂林的好友，在他的住所见到一幅古画，题款为宋朝王安石绘。大政治家王安石会画画？李日华断定是假货。再一打听，原来此画是朋友在杭州时所购（见《味水轩日记》）。可见，在明朝人心目中，江南已是古玩造假贩假的中心，赝品如果不出自江南反倒奇怪。最终，赝品充斥导致收藏市场“消化不良”。一个南京的古董商就告诉李日华，现在的假货太多，大家不玩了，韭菜不好割了，“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一直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古玩市场才又活跃起来，最重要的是皇上也爱收藏了。

乾隆收藏品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他的最爱竟然也是赝品

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藏品最多的收藏家。他的书画藏品目录编成了一部旷古巨著《石渠宝笈》，几乎囊括了唐代到北宋所有的传世名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收藏太多，难免鱼龙混杂，乾隆收藏的假货也足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有意思的时候，当藏品里出现“李逵”和“李鬼”PK的时候，乾隆往往看走眼。比如清宫曾藏有两幅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内容一模一样，风格均是行墨持重，措笔安和，其中有一幅被乾隆皇帝赏给了皇六子永瑢，清末又流传去了日本，而剩下的一直留在清宫，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专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恰恰是赝品。

乾隆的“赝品博物馆”里，最有名的藏品自然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第一杰作，乾隆十年，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黄公望的《山居图》（子明卷），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这两幅黄公望，哪个是真迹呢？乾隆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子明卷才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而无用师卷是赝品。皇上一锤定音，底下群臣自然集体点赞，称颂万岁爷眼光独到。于是，子明卷成了乾隆皇帝的白月光。从乾隆十年起，皇帝东临泰山，西巡五台，六次南巡，几十次到承德避暑山庄、天津盘山行宫，子明卷一直跟在皇帝身边，得宠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嫔妃。春暖花开，皇帝打开画卷，在空白处写一段鉴赏文字；倚窗听雨，再写一段心得；政务闲暇，又记下一段。甚至在看画时听闻台湾天地会首领被抓住了，皇帝精神振奋，当即在画卷上题写“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细数子明卷上五十多处题跋，不难想象当年乾隆内心的满足感。等到留白处实在写不下来了，晚年的乾隆决定在卷首写个总结：“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似乎在为自己的收藏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至于“赝品”无用师卷，被束之高阁，皇帝一个字都没题写。

然而历史和这位“十全老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后世学者经过反复研究，发现子明卷是明朝人伪造的摹本，而无用师卷却是黄公望真迹。错过乾隆的青睐，却也避免了无数墨迹题跋破坏画面美感，反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大幸。

张之洞

鉴宝专家的囧事：

把烧饼当成青铜器

皇帝日理万机，不懂古玩造假门道，专攻收藏鉴定的大学者应该不会吃亏吧？那也未必。

阮元，清代著名考据专家，也是鉴定收藏大家，亲自主编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清代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

阮元当浙江巡抚的时候，有一位弟子到京师赶考，在通州的旅店买烧饼充饥。忽然看到烧饼背面龟裂斑驳，好像是青铜器的铭文一般。想起老师酷爱收藏，于是灵机一动，用纸将烧饼背面作成拓片，寄给老师。说是自己在某古董铺子看到一尊古鼎，价值千金，自己无力购买，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现将铭文拓片呈上，请老师鉴别。阮元与严小雅、张叔禾等几位好友苦心研究数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最终阮元认定，此物就是宋徽宗所编《宣和图谱》中记载的某鼎。铭文某字某字都与图谱吻合，某字因年深日久而剥落，某字因拓片制作者技术不高而模糊，总之，确为古物，绝非赝品！学生收到老师寄回的拓片，还有诸位学者洋洋洒洒的题跋，肚子都笑疼了。

阮元晚年，对金石钟鼎的收藏兴趣不减，自夸鉴定功力深厚，“老眼无花”。曾有古董商带来一只青铜折足铛（古代装食物的器具），只见此物遍身绿锈，青翠如瓜皮，极为古雅。阮元审视再三，断定为秦汉时期古物，于是高价买下。有一次大宴宾客，竟用它代替陶钵装鸭汤炫耀。在座客无不摩挲叹赏。不料，这古铛是用胶粘接起来的赝品，受热时间一长，顿时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阮大人囧得不行，事后悄悄把造假的奸商抓过来，却不是要他赔钱坐牢，而是令他再精心制造若干赝品，用作官场人情往来。从此，阮元赠送给同僚的青铜器，再也没有一件真品了。

阮元的这种经历，晚清重臣张之洞也遭遇过。他也是个古董迷。有一年他看中了口大陶缸，缸的四周还都刻着古拙的文字，张之洞觉得是上古的蝌蚪文，最终以两千两银子成交。回去之后，张之洞先派人把缸上的古文字拓印了几百份，分送收藏圈好友。随后把大缸放在院子里，灌满水，养上几条金鱼。不料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第二天早上去看陶缸，发现缸上的斑斓锈色和神秘文字全都被大雨冲刷掉了。张之洞捡起落在地上的碎屑仔细端详，才发现那些斑斓的色彩都是纸片染色后贴上去的，而神秘的古文字，竟是用蜡刻出来再粘上去的。古董商并不懂古文字，只是凭空臆造，却骗过了一帮“学贯中西”的精英。

用假古董求取功名利禄

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因为古玩买卖的特点，古人在购买后即便发现是假的，往往只能自认倒霉。但事情总有例外。汉文帝刘恒晚年迷信，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于是一个名叫新垣平的人，找来一只普通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送给汉文帝，并称这是一位神仙送的“长生杯”。汉文帝很高兴，欣然收下，赐予新垣平大夫的官位。

得手后，新垣平继续以假古董蒙骗汉文帝。他告诉汉文帝：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

于是汉文帝兴建庙宇，想通过祭祀让周鼎重现人间。

新垣平的举动，引起了朝中臣子张苍和张释之的怀疑，他们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查出事实真相。汉文帝知道后，下令革去新垣平的职位，把他送交有司审问。最终因欺君之罪被夷灭三族。

赝品，说来就是造假，其用途多是用来骗取暴利。稍微高明点的造假者，会对照古籍来制造假货。在此次重庆大学博物馆展览的物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天子驾六”。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对古人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及文化特点都能有所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从各种传承下来的古代器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得知的。如果造出的假货乱了真，那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个大灾难。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汉语的文言文是官方书面语，但是，自从汉字诞生的那天开始，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官方书面语，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汉语的文言文都是统一的书面语，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甚至也将汉语的文言文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在古代的东亚世界，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东亚世界的通用语。

几千年以来，汉字只有字体、字形的变化，文言文只有语法规则的细微改变，因此，中国人现在也能看得懂秦汉时期司马迁所著之《史记》、班固所著之《汉书》，日本人、韩国人同样也要学习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文言文，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在古希腊时代的书面语是希腊文，古罗马时代的书面语是拉丁文，到了近现代社会，则是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今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虽然有很多词汇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是无法直接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的，古希腊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罗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这就相当于中国人无法直接阅读《论语》、《史记》、《汉书》一样。

可是，统一的文字和书面语，也让中华文明承担了一些风险，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计算机出现以前，人类文明的有形载体主要是纸质的书籍，珍藏历代典籍的皇家图书馆一旦失火，就相当于文明经历了一次浩劫。欧洲的语言和文字，具有多样性，一种文字的书籍毁于战火，另外一种文字的书籍若得以保留，同样可以复原历史，而中国古代的书籍一旦毁于战火，可能就意味着这本书永远消失了，日本、韩国现在虽然也保留了中国部分已经散佚的书籍，但是，古代日本和韩国的早期历史，都是中国人书写的，他们的历史都保留在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里，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汉字还未传入到日本和韩国，他们连自己的典籍都没有，又怎么会保存有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书籍呢？只能说现在的日本和韩国保留了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已经散佚的著作。

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遭遇了几次火灾，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开始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上古经典都是汉代的学者伪造的；夏朝和商朝的君主都是太甲、小乙这样的名字，如同星宿，显然是伪造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东征到印度和中亚，居然没有提到中国，怀疑当时世界上有没有中国。

西方人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始于19世纪，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人则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非常的崇拜，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欧洲的上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公元1700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皇帝和官员乘坐的八抬大轿出场时，法国的贵族们都惊呆了。

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掀起“中国热”呢？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一直禁止民间私人所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才开放部分通商口岸，承认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史称“隆庆开关”，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欧洲的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游历，他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介绍到欧洲，欧洲人开始直接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信息，而在此之前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以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间接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好是国力强盛之时，与西欧的混乱、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儒家文化里体现的理性与智慧，也正好与欧洲人的愚昧、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希望在欧洲走向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

然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就不再崇拜中国文化了，甚至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的古籍存在造假行为。

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他们对近东与远东的研究，则称之为东方学，欧洲地理学家以自身为中心，称呼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为近东，称呼亚洲东部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远东，所以有的时候，汉学也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中国学者则称呼欧美国家为“泰西”，泰就“太”的意思，泰西就是“远西”。但是，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人、日本人在世界文化领域并无多少话语权，东亚国家接受了欧洲人的“远东”概念，欧洲人却并未接受中国学者的“泰西”概念，今天，“泰西”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所以，仅仅从“远东”、“泰西”的概念来解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史的存疑实际上也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

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解读，欧洲汉学最早可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但是在宋元之际，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零星的，到了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欧洲才有了系统的汉学，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主要是试图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民族世系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圣经》的记载调和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比如南怀仁认为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李祖白则认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如德亚就是犹太人，李祖白的观点承自汤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