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驾帖是由皇帝亲自写的，还是说是别人奉旨拟写，每份驾帖只能用一次吗。

说起明代的官场，最引人注意的除了宦官、内阁与党争外，无疑就是“廷杖”。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堂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员所实施的一种惩罚。

廷杖之制，始于东汉，顾炎武在考证廷杖制度时，曾说：“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其后历朝历代皆有皇帝在朝堂上对官员实行廷杖的记载，隋代，因隋文帝性猜忌，所以时常因心情不好就随意的在朝堂上杖打官员，时任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就劝谏文帝：“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唐代，《旧唐书•张廷珪》载：“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某一日，蒋挺惹怒唐玄宗，玄宗遂下令在朝堂上杖打蒋挺，此事受到了监察御史张廷珪等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

到元代，廷杖开始被滥用，此时不但皇帝对官员使用廷杖，连后妃都开始对官员使用廷杖，同时连不是官员的人都被皇帝实施廷杖，《元史•窦默传》载：“猎者失一鹘，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话说一个猎鹰的猎手丢失了进献给元帝的鹘，元帝大怒，遂下令廷杖于猎鹰者。

当然，廷杖真正被滥用，并成制度化，还是在明代。

明代的廷杖，其实施的次数及规模的大致情况可概括为三个时期，呈现出由少增多至高峰，再减少的趋势。

一、萌芽时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明代使用廷杖的大幕自朱元璋开始。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多忤旨，诏太素面诘，杖于朝”，这是《明史》所记载的洪武朝第一次实行廷杖的记载。当然，明代使用廷杖的先例虽由朱元璋开启，但是洪武一朝使用廷杖的次数并不多，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书薛祥因被胡惟庸案所连累，被洪武当廷杖死。

此后，建文、永乐两朝皆没有关于廷杖的确切记载，究其原因在于先是建文帝忙于削藩，无暇顾及大臣行为之妥否，且建文在位实在是太短，因此廷杖之事从未发生过。其次永乐帝，他未实施廷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对于胆敢反对他的臣子，他多是用重则屠戮，轻则收狱的方法来取代廷杖。

之后，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等五朝，虽都有实施廷杖的记载，但也并不多见。如洪熙朝，仁宗在位仅有一次廷杖的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书劝谏仁宗在不要过度沉迷于女色，从而惹怒仁宗，仁宗遂命令武士扑以金瓜，当廷廷杖于李时勉，将他打得“肋折者三，曳出几死”。总之在天顺朝之前，廷杖在明代还是处于萌芽的状态，廷杖之刑的实施并不频繁，也不成规模。

二、泛滥时期：成化至万历时期。自天顺后，因皇帝多怠政，宦官多乱政，廷杖开始在明代泛滥。此时，只要官员惹皇帝、宦官不高兴，他就有很大概率被当朝处以廷杖之刑，如成化十五年（1497年），因侍郎马文升、都御使牟奉等惹怒了权宦汪直，汪直遂设计诬陷于他们，最终侍郎马文升、都御使牟奉，给事御史李俊、王睿等56人，被当朝处以廷杖之刑。再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御史李珊等上书万贵妃干政，宪宗怒，专门令锦衣卫从北京到南京午门前，将其每人廷杖二十。

当然，在弘治朝，因孝宗皇帝是一个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皇帝，他是明朝少有的对臣子宽厚的皇帝，因此廷杖曾一度禁用，未在弘治朝出现。但是，到了正德朝，因武宗贪玩，且不喜官员的劝谏，如此廷杖被再次起用，且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规模上，都要比前朝来得更多，更大，此时出现了士大夫伏阙谏诤、群体受杖的情形。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舒芬、黄巩等人谏阻武宗南巡，武宗震怒，下令“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自正德之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于廷杖的使用，与正德朝一般无二，呈现出的是使用频繁、覆盖规模广的局势，如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仪之争，群臣反对嘉靖追封其生父为皇考，嘉靖大怒，下令将奉熙等五品以下的官员134人施以廷杖之刑，其中被杖死者达17人。再如万历五年（1577年），因张居正夺情，于礼不合，因此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主事艾穆、沈思孝和进士邹元标等上疏弹劾，结果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各杖八十。总的来说，正德之后的廷杖较此前，在次数和规模上可谓都是登峰造极，尤其是在嘉靖朝，廷杖的使用频率更是达到高峰，“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蓗前代”。

三、衰亡时期：万历后期至明亡。 万历后期，因神宗怠政，数十年不问政事，他厌倦了频繁上谏的官员，对于他们的奏疏，神宗是不闻不问，既不惩罚，也不过问，因此廷杖遂一度废置不用。到了天启年间，因魏忠贤擅权，廷杖被再次起用，但此时较之正德、嘉靖年间，廷杖的使用频率相对减少，规模也相对变小。

之所以到万历后期，廷杖会减少，甚至是废置，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明后期皇帝大多都不问朝政，所谓“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积如山，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其次，明朝皇帝也逐渐认识到廷杖的危害，不想激化与士大夫的矛盾，因此廷杖的使用逐渐减少。

当然，无论明朝的廷杖的次数、范围呈现出怎样的特性，终明一朝，廷杖不绝于史，这确是事实。明代的廷杖除了在建文、永乐、弘治等三朝被禁用外，其余时期，哪怕是在仁、宣这两个明君当政的朝代，廷杖都从未停止过。

那很多人或许就不明白，明朝的皇帝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对官员实施廷杖的刑罚呢？

一、重典治吏。众所周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寒微，年幼时就因贪官污吏的剥削，致使家破人亡，因此他自登基后，鉴于元末纲纪废弛，吏治腐败而导致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教训，朱元璋称帝后就将“重典吏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认为，前朝之所以贪腐遍地，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对官吏“失之宽大而不知检”，因此对百官实施严格的监察，使用严苛的刑罚来震慑住文武百官那蠢蠢欲动的贪污之心。

而廷杖就是朱元璋实施“重典治吏”过程所使用的一种专门针对官员的刑罚，其目的就是借着廷杖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来使百官畏法惧祸，最终变成如犬羊一样，任由皇帝驱使。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劝谏洪武要慎杀，从而惹怒洪武，被其下令当殿杖打，自此廷杖遂大行其道，愈演愈烈，被杖死者众多，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皆被廷杖而死。此后，朱元璋所实施的廷杖，被其子孙当作祖制延续了下去，且使用的更为频繁，范围更为广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廷杖更加方便明朝皇帝对于官员的惩戒。廷杖非《大明律》中所包含的刑罚，也就是说它是法外之法，它的使用不受任何条款的约束，如此，正因廷杖的这种特性，所以它是十分受到想要对付不听话官员的皇帝的欢迎。首先，廷杖是法外之法，因此它对皇帝是毫无约束力，皇帝对它的使用不需要一系列的原则和依据，是否执行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是否执行，执行轻重，完全由皇帝自己自行决定。如此，廷杖的这种随机性与任意性，可谓是大大方便了那些怠政，不喜谏言的明朝皇帝的胡作非为。

其次，廷杖可让明朝皇帝直接使用。明代，其要惩戒罪犯，要先交由刑部进行审讯，然后再送往大理寺进行复核，同时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都要接受都察院的监督，有时候遇到重大案件，还要进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此后在完成以上的过程后，才能对罪犯进行相应的惩戒。在这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是较长的，而这就不是皇帝所能等待的。如此，廷杖这种法外之刑，它自然就深受皇帝的喜爱，这种没有明文列于法律条文之上的刑罚，它无需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同意，只要皇帝乐意，它就能随时随地的实施。

三、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纵观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有喜欢奶妈的皇帝，有喜欢蟋蟀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工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大将军的皇帝，从这些习惯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可以说都是性格独立，肆意妄为的皇帝，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明朝皇帝会习惯性的对官员实行这样带有侮辱性的廷杖之刑。

同时，明朝皇帝自朱元璋开始，他们的关系就与百官十分紧张，多是瞧不起百官，只是将他们视为供自己驱使的犬羊，如朱元璋就曾对一位大臣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武宗朱厚照也曾公开指斥大臣：“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崇祯帝朱由检也曾在一次朝会中与群臣说过：“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獴徇诿饰”。如此，试问就是这样瞧不起百官的明朝皇帝，他们岂能不滥用廷杖这个可以让自己肆无忌惮的惩戒百官的刑罚呢？

总体而言，“廷杖”是明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具体表现，一种必然会出现的刑罚。在明代这个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大明律》、《大诰》这样的法律条文虽说能起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需求，但是明朝皇帝要想保持绝对的专制统治，他就必然得依靠额外的残酷的法外刑罚来加以实现和巩固，由此廷杖这一法外之刑被明朝皇帝滥用也就不难理解了。明朝诸帝希望依靠廷杖来震慑百官，来实现让百官变成如犬羊一般，任由皇帝驱使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让百官畏惧自己，明朝的统治才能得到稳固，才能长治久安。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廷杖虽是法外之刑，由皇帝来自行决定是否要执行，但是其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规矩的。

首先，皇帝虽能自行决定对某个官员进行廷杖，但廷杖的实施也必须要办理相应的手续。据弘治元年，时任刑部尚书何乔新在给明孝宗的奏疏就提到：“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就是一旦皇帝决定要以“廷杖”之刑处罚相应的官员，陪在皇帝身边的司礼监宦官就要草拟“驾帖”，表示依旨而行，然后“驾帖”草拟完成，再盖上司礼监的大印后，宦官就会将这个旨意交由锦衣卫官员，由他陪同着，前往刑科衙门，办理签发廷杖手续，手续办好后，方可依期行刑。

而如若没有按照以上的规矩来，则廷杖是无法正常进行的（当然碰到强势的皇帝，如嘉靖，那就无需什么签批，可直接当廷执行），弘治年间，明孝宗就重申：“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若没有到刑科办理签发手续，廷杖不允执行。万历年间，明代就曾出现因锦衣卫拿不到签批，而无法执行廷杖的情况，当时因刑科官员缺额，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骆思就上奏神宗：“欲奉命而行，恐谓违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将见在候命刑科给事曾汝召、韩继忠速赐允补，刻期任事，庶佥帖有人，明旨不稽”。

其次，廷杖的行刑的地点一般固定在午门，由锦衣卫负责行刑，司礼监宦官进行监督。负责行刑的锦衣卫会经过专业的训练，比如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但因廷杖曾有段时间处于废置的状态，锦衣卫久不行刑，有些生疏，所以当时他们要经常训练。

至于为何要训练，那是因为明朝皇帝对于廷杖的轮打的方式有着特殊的要求，明代的廷杖分为“用心打”和“着实打”，其中“用心打”基本就是必死无疑，而“着实打”虽可能会导致残疾，但至少不会死。采取何种打法则由监刑的宦官按照皇帝的密旨来决定，若宦官脚尖张开，则就是“着实打”，反之若宦官脚尖闭合，那就是“用心打”。最后，明代廷杖的对象，多以四品以下、品级低的在京官员为主，如嘉靖初年，在大礼仪之争中，嘉靖下旨“命收四品以下官”，对他们实行廷杖，而对于四品以上的官员，嘉靖并未实行廷杖，由此可知，明代的廷杖对象确是有品级限制。

总的说，在一般情况下，明朝的廷杖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和制度的。首先，廷杖的执行地点并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午门，由锦衣卫负责执行，司礼监宦官进行监督。其次，对于皇帝要执行廷杖的官员，遵循的是先逮捕，皇帝下诏，后司礼监、锦衣卫、刑科办理手续之后，再择日行刑。最后，对于廷杖的轻重程度，也根据皇帝的密旨进行，要死就“用心打”，要活就“着实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