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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江苏省萧县人(今安徽),北洋时期皖系主要代表将领之一。对于此事,还有一段机缘巧合,据说1901年,科举失利的徐树铮本想投靠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不过遭到了拒绝。在他离开袁府的时候,正好遇见了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两人一见如故,段祺瑞立刻将他留在身边做了随从,之后的20多年时间中徐树铮一直是段祺瑞的得力干将。
徐树铮投靠段祺瑞之后,逐渐发迹,1914年出任陆军次长,后官至陆军上将,远威将军。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成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此时的徐树铮恃才傲物,专横跋扈,做了很多得罪人的事,为以后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比如他连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都不放在眼里,黎元洪后来回忆,徐树铮让人讨厌,每次我见他都感觉脊背发凉,有些害怕呢。到了1918年,徐树铮更是犯下一个糊涂错,他竟然善作主张,杀了陆建章。
这个陆建章可不是普通人,他早年追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清朝灭亡之后,当过陕西督军。关键是他还有一个非同一般的侄女婿——冯玉祥。徐树铮杀了陆建章之后,虽然各方面碍于段祺瑞的面子没有为难徐树铮,但冯玉祥仍然记恨在心中。
徐树铮虽然专横跋扈,却绝非庸才。1918年,他主持西北边防,带兵武力进入外蒙古,组织了外蒙的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段祺瑞下台之后,徐树铮也渐渐失势,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控制了北洋政府,当时北方的张作霖对北京虎视眈眈,冯玉祥就想联合南方的孙传芳抵抗张作霖,结果徐树铮又从中破坏,撮合张作霖和孙传芳一起对付冯玉祥。事情传出后,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冯玉祥下定决心要杀徐树铮。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从北京去往天津,冯玉祥的心腹鹿钟麟下令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在廊坊车站将徐树铮拦截,之后秘密处决。虽然之后冯玉祥找来陆建章之子,对外宣传是为父亲报仇杀了徐树铮,但事后的各大报纸都披露了冯玉祥杀死徐树铮的真相。
冯玉祥与徐树铮本没有个人恩怨,冯玉祥暗杀徐树铮完全是替别人报仇。1925年12月29日,从国外访问刚回国不久的徐树铮,在途经廊坊火车站时,被几人强行拉下火车,并被枪杀于车站旁的荒野之中,这帮人便是冯玉祥部第五师师长张之江的手下。
徐树铮的死震惊了整个政界。徐树铮是北洋著名将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的左膀右臂。1919年11月徐树铮出征外蒙,不惧日俄的警告和威胁,迫使外蒙古撤销自治,回归中央政府的管辖,而名声大震。
开始说过冯玉祥暗杀徐树铮是替人报仇,那么这人又是谁呢?他叫陆建章,当时人称“陆屠伯”,他在袁世凯当总统时,在担任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期间,因杀害了大批革命党人,而得此恶名。
1912年,冯玉祥参加领导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大批革命志士被捕,冯玉祥也被革职法办。
当时陆建章正任军政执法处长,他见冯玉祥年轻有为又会带兵打仗,为了拉拢冯玉祥,不仅没有给他定罪,冯玉祥出狱后,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冯玉祥。
这样一来,陆建章就成为了冯玉祥救命恩人, 还变成了冯玉祥的妻舅。
直皖战争爆发前夕,陆建章依仗自己的老面子,各方游说极力主和,这是直系的观点,就与主战派皖系站在了对立面上,引起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憎恨。
1918年6月14日,陆建章由上海到天津参加督军团会议。徐树铮见机会来了,为了除掉这个后患,便写信将陆建章骗到了驻津奉军司令部,陆建章刚走进后庭花园,便被徐树铮的卫兵开枪打死了。
徐树铮枪杀陆建章,虽然遭到了各方的谴责,但在段祺瑞庇护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谁能想到在陆建章死了7年后,冯玉祥为替自己的恩人和妻舅报仇又杀了徐树铮?乱世之事不好评说。
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独立势力联合沙俄军队共同驱逐了满清驻军,宣布“自治”。当时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在沙俄的胁迫下于1913年9月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设官、殖民,仅保留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出于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恐惧,以及对失去现有统治利益的担心,外蒙内部亲俄势力开始逐渐转向,频繁与北洋政府联系,希望能重新归附中国。
1917年12月,北洋政府任命陈毅为库伦办事大员,负责协调处理外蒙事宜。1919年6月,经过艰苦谈判,陈毅与外蒙当局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同意有条件的撤除自治,但由于操纵外蒙议会的喇嘛集团害怕因此失去既得利益,该文件未能在外蒙议会通过。1919年10月,为加快解决外蒙撤治问题,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领两个团兵力进入外蒙。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早年曾中秀才,20岁时追随袁世凯从军,得段祺瑞赏识,提拔为其秘书。1905-1910年,徐树铮东渡日本学习军事,逐渐成长为皖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他曾辅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之时“三造共和”,年纪轻轻便与北洋元老徐世昌齐名,并称“二徐”。1919年,皖系军阀在内战中渐渐处于不利地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为提升皖系威信和实力,扭转不利的政治局势,徐树铮把目光转向了外蒙。
徐树铮
在外蒙撤治问题上,徐树铮旗帜鲜明提出无条件撤治,主张从庶政、官制、军事等几方面多管齐下,加强管控,经营外蒙。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一到达外蒙首府库伦,立刻开始雷厉风行的推行其撤治方针。首先全盘推翻此前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打发原谈判代表陈毅回国,随后于11月14日夜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徐树铮警告巴德玛多尔济:“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在武力威胁下,外蒙王公和喇嘛第二天便召开紧急会议,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外蒙撤治问题的成功解决,使得徐树铮和皖系军阀的威望空前高涨,连一向与北洋政府敌对的孙中山也称赞徐树铮为“当代班超”。这也令一直与皖系争夺政权的直系和奉系军阀如坐针毡。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奉系张作霖亦通电反皖,一时间皖系军阀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经营外蒙不足一年的徐树铮也被匆匆召回,应对内战。1920年7月,皖系军阀战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不得不潜逃日本。此时各方军阀彼此混战,谁也无心顾及外蒙。1921年11月,外蒙再次宣布独立,北洋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予承认,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外蒙的控制权。
纵观上述外蒙撤治及独立的过程我们发现,1919年时外蒙撤治实际是迫于形势主动寻求归附,所争的只是撤治的形式和条件问题。北洋政府派遣徐树铮入蒙,本想让其和陈毅一文一武,相互配合推进撤治进程。然而徐树铮到任后,完全撇开陈毅,武力压服外蒙,强迫其签字撤治。这在当时固然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同时使得外蒙当局对北洋政府的疑惧之心更重,为此后再次独立埋下了祸根。因此,有不少人批评徐树铮武人跋扈,径以兵力胁迫,使自愿撤治突变为强迫撤治,摧残蒙人向华之心。甚至有人认为徐氏祸蒙误国,实难辞其咎。
从徐树铮入蒙的目的来看,其本意是为了迅速挽回皖系不利的声势,因此没有时间和条件坐下来慢慢商谈,必须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立竿见影之效果。所以采用武力胁迫而非和平谈判的方式,实是其必然的选择。但从本质上说,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内战频繁,各方诸侯热衷于争权夺利,根本没有经营边疆地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实力。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下,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置,也难以长久保住外蒙之领土。客观评价,徐树铮推动外蒙撤除自治,维护国家统一有功,但将其誉为当世班超,未免言过其实。徐氏以武力胁迫奏功于一时,虽有过于操切之嫌,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无相应实力做后盾,遂使后续经营成为画饼。此为民国时期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所致,不能专咎一人。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 ,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
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 ,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提到徐树铮,大家可能会想到收复外蒙古这件事情,认为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但是这里所谓的收复外蒙古却大有争议,一是夺他人之功,二是收复外蒙古最终失败。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先来讲一个楚汉之争时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和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太像了。
楚汉战争时期,韩信带领汉军所向披靡,一路上将赵、代、魏、燕等北方诸侯征服,现在只剩下齐国。正当韩信准确厉兵秣马灭齐的时候,刘邦的派来的一位谋士——郦食其以三寸不烂之舌劝降了齐王。但是韩信实际上想灭齐国作为自己发展的大本营,于是就不顾郦食其的成就,直接灭了齐国。当齐王听说韩信进兵了,以为自己被郦食其骗了,于是就他烹杀了。韩信果然在灭齐后成为了“齐王”,从刘邦身边的一位将军演变为了异姓诸侯。这件事是韩信命运的转折点。
外蒙古的情况和当时类似。清朝灭亡后,外蒙古在名义上还隶属于中国,当实际上已经独立。一战后,俄罗斯帝国解体。由于俄罗斯内战不断,外蒙古不想卷入其中,于是蒙古王公们有了回归中国的想法。
当时中国民国负责外蒙古事务的人是陈毅,他是蒙藏事务局参事、蒙藏院参事。1915年,他参与了签订《中俄蒙协约》的恰克图谈判。《中俄蒙协约》规定: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就在当年,陈毅陈毅抵达乌里雅苏台,担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
俄国革命爆发后,大量的军队撤出了外蒙古,只剩“非精练”的百余残军。于是,在陈毅的再三要求下,北洋政府终于派遣小部分的卫队收复唐努乌梁海。陈毅还强烈要求将阿尔泰地区划给新疆,以防止被俄国吞并。最终北洋政府接纳了这个意见,如今该地区依然属于中国新疆。
当时由于外蒙古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陈毅就以免除外蒙古各盟旗及沙毕纳尔(活佛官府)所欠中国国家银行旧债利息为条件,在库伦设立中国银行分行,并在外蒙古发行了中国货币,收回了外蒙古的金融权,同时缓解了当地的经济危机。同时,陈毅号召当地商人成立了“大成张库汽车公司”,加强了外蒙古和内地的联系。
陈毅不断对外蒙古自治政府“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最终库伦方面在1919年6月28日说“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陈毅向北洋政府报告,指出“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1919年9月,陆军第25混成旅到达了库伦,中央在库伦驻军达到了4000人。
之后,陈毅又不断劝说蒙古王公放弃自治权。经过多次协商,外蒙古王公终于同意。于是,陈毅就草拟了多达63条的《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
。这样一来,外蒙古回归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这时候,徐树铮出现了。他是北洋政府段祺瑞的一个将军,向来恃才傲物。在一战期间,北洋军阀组织了一支军队,但是没有参战,于是改编为了边防军,徐树铮是这个边防军的领域。在谈判期间,徐树铮被任命为了西北筹边使。他到了外蒙古之后,根本瞧不起陈毅——因为陈毅是文人。他也不愿意将收复外蒙古的功劳给陈毅,于是对陈毅做出的成就全部否定。他强制命令外蒙古王公无条件宣布放弃自治权。
徐树铮
当年11月,外蒙古宣布废除了自治权。但实际上功劳是陈毅的,徐树铮只是夺去了这个功劳。当时全国一片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对徐树铮的赞美也是漫天飞。就连孙中山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然而,由于徐树铮的强横无理,导致蒙古王公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任,民族矛盾被重新制造出来了。
可惜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冷静思考,的毕桂芳在《外蒙交涉始末记》中说:“今以一旅之众,仓促从事,威吓蒙人则有余,以言对外,适见其偾事耳。与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时,反贻后患,曷若稍施以笼络手段,徐徐图之之为愈耶。”
军阀割据
不久之后,军阀开始混战,段祺瑞被迫下台,徐树铮也失去了靠山。于是,北洋军阀撤销了徐树铮,重新任命陈毅去管理外蒙古。然而,陈毅重新到达外蒙古之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外部,苏俄的内战已经结束,准备卷土重来。在外蒙古,蒙古王公对北洋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心,都想着独立。陈毅到达后,试图在外蒙古建立行省,改土归流。然而,这样并未防止外蒙古的独立。
在这样的情况下,蒙古王公不断和苏俄进行了联系,甚至建立了流亡政府。1920年,苏俄军队进入了外蒙古,击败了孤立无援的北洋驻扎在蒙古的军队。之后,外蒙古就又被俄国控制了。从1920年到1945年之间,外蒙古成为了苏联的附属国,到1945年正式独立。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陈毅才是当时的民族英雄,而徐树铮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军阀将领。陈毅好不容让外蒙古取消自治,回归中国,而徐树铮则将这一切毁了。可以说,徐树铮不仅不是一位民族英雄,他还是一位民族的罪人。如今还有人认为徐树铮就是民国的左宗棠,这是有多么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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