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辽宁沈阳推出张作霖大帅币 和美龄宫的营销有什么区别

张作霖时期有两处军法场，一处在小河沿，另一处在大西边门外。
小河沿的法场在沈阳万泉公园西门四百米处，就是现在夏芳园里，此处的法场建立于清代皇太极时期，清代末期法场变成处决军队高官和士兵的法场。张作霖时期这里处决了很多军队的腐败分子、冒领军饷、政治犯、反对派等等军队人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反奉将领郭松龄，还有李某某，李某某名字不详，冒领军饷几万两被张作霖处决。

小河沿的法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废弃，变为民宅，1985年扩建成公园，1988年变成沈阳南运河带状公园。

大西边门的法场成立于清末民初，处决的基本都是打败仗的军官或延误战机的军官和逃兵、开小差、贪生怕死、投降等等的士兵。该法场在张学良时代取缔。

其它法场
东陵法场、北塔法场、浑河南里法场、皇姑法场、二台子法场等等。
北塔法场的名字不详，因为地处于北塔地区姑且称之为北塔法场，二台子法场在大北监狱西北墙外，距离现在的上园地区不足两百米。建国后只保留了东陵法场和浑南法场，浑南法场在1955年取消，东陵法场于2004年取消执法。

张作霖大帅就是一代枭雄。他一个苦出身的人，历经坎坷、生死磨难，最终磨练出他非同常人的意志和超前的眼光。

张作霖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在历史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无论是功还是过，我们都应该理性的对待。

穷兵黩武：作为军阀，张作霖一再发动战争，不惜向日本等国借款而且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用于战争。

历史上张作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人民的镇压是不可饶恕的。

(四楼的回答是从中国历史网上下下来的,不过至少是正确的.其余的假打.)
据历史书记载,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之一,有20万军队,驻扎在东三省,及现在的东北三省地区,他的部队也被叫做为东北军.他与国民党司令蒋介石关系很好.因为他与国民党签定的和约说我只要东北地区不干涉你的内政只要.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人在原来的伪满洲国与张作霖进行谈判说:"只要你命令在东三省的驻军给皇军让出一条路并不准向皇军开枪,就不进攻东北军驻地.否则,就炮红东北军.'张作霖坚决不干,于是日本人就预谋杀死他,就在他回来的火车上装上了炸弹,炸死了张作霖.令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副少帅张学良当上了东北军的主帅.这时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党军队副司令并撤消了东北军的番号纳入国民党的军队的战斗序列,由于蒋介石实行禳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撤除东北驻地,进行交共计划,当东北军按命令撤除后的第三天沈阳失守,很快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

　　历史没有如果,其实张作霖对日本人一直是很提防的,可他身边有内奸,是他的亲信杨宇霆,所以防不胜防,张作霖一死,杨就串通日本人说张作霖曾经签订某某合约,但合约在火车上被毁了,不过既然签了就要执行,后来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可以看看高阳的《玉垒浮云》后半部,讲得挺详细的.
　　1925,张学良的爱将郭松龄因为不满张作霖宠信杨宇霆(其实郭之于少帅正如杨之于老帅,不过老帅龙体安康、少帅登基无期，他也不知何时可以上位取杨而代之）就起兵谋反，当时张作霖正在讨冯（奉玉祥），张作霖预备组织三个军团，以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统率京榆驻军，亦即奉军全部精锐的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自然是张学良，而“张不离郭、郭不离张”，副军团长非郭松龄莫属，这时郭松龄以“张上将军如何宠信杨宇霆，以及杨宇霆如何弄权祸国”为名起兵，又打着少帅旗号通电劝张作霖退休，要求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省政，郭松龄自愿“竭诚匡功”；那时“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张作霖大可“婆婆岁月，赏玩烟霞”，老帅当然不答应退位，于是郭松龄勾结冯玉祥提兵自京榆攻打东三省（本来他是被派带兵到京榆准备打冯玉祥的）。
　　由于当时奉军精锐交由少帅总管，而少帅又对郭松龄太过信任，所以一旦变生腋肘，精锐尽入郭松龄之手。
　　后来在镇压郭松龄时，问题就很棘手，张学良亲临前线对阵，就在这期间为提精神染上了鸦片烟瘾，而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张作霖出了很大力气，并在张得手时要求利益。
　　下面引自高阳先生的《玉垒浮云》，我认为他写史很严谨又很生动。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春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春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干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辱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逼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
　　不过山本条太郎，这回着急的倒不是怕张作霖不肯签约，因为他现在是军政府的领袖，将来可以由军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正式文书，张作霖是无法以不识字来推托的；他着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连会议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计划，因而决定采取急进的手段。山本条太郎怕功败垂成，急急赶到东京，说知原委；森格承诺，暂缓行动，但日本军部并不知道这件事。
　　山本条太郎从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继续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二月间，条件大致就绪；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兴筑吉会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图路为由，为满铁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来支付。
　　但其时中国的局势，正在酝酿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积极筹划北伐，张作霖亦金调兵遣将，分头防御。同时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棋，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向满铁借款一事。由于这两个原因，新五路签约之事，便搁了下来。
　　日本军阀，当然不愿见国民革命军顺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计划，便是在革命军北伐途中，拦腰截断，当革命军于四月间在津浦线发动猛攻，直鲁联军望风而溃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领事藤井，以保侨为名，连电东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师团五千人，指挥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驻扎青岛，是一种示威性质。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洞悉日本的阴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部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逼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出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发出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部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热河朝阳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部亦移入沈阳。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点。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美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部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感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入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出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
　　原来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张作霖虽有意退让，但日本军阀却正在想尽花招，阻止革命军进入北京，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新井，邀集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提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入；但英美等国司令，都认为应以防守租界为限。及至得悉张作霖决定一总退却”时，又提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准任何军队进入；这完全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北京的办法，侵略的形迹，更为明显，自然越发不能为各国驻军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应的措施，颇为谨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会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军阀及政府并无任何重大冲突的阎锡山接收北京，以期减少日军的敌意。于是阎锡山释放以前扣留的奉军高级将领于珍，赋与他一项与张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办法，终于达成了协议。
　　当然在这一个龙蛇混杂的时期，总还有人打着乘机崛起的如意算盘，其中最热衷的两个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个是齐燮元，向革命军输诚，希望收编孙传芳及直鲁联军的残部，成立第五集团军；一个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访芳泽谦吉，希望在此政权将成真空之际，由日军保护他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当然，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居仁堂以茶会招待外交使节团话别；接着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表示他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请王士珍负责。各国使节及北京商会会长，提出同样的要求，希望张作霖派他的卫队鲍毓麟旅，暂驻北京，维持治安。使节团并且提出保证，鲍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出关外。张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们的种种阴谋落空，因此芳泽谦吉奉令作最后的挣扎。原来自森烙主持的大连会议结束后，即由芳泽代表日本向张作霖提出一份“满蒙党书”，除了新五路问题以外，另外还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第二，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及建立大型铁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银团代为整理奉票；第四，日侨在东北与本地人杂居。
　　张作霖对这项“觉书”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显拒绝，以致引起严重冲突。因此，仍旧使出与杨宇霆合作惯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过程中，消息外泄，以致东北各地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张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种情势，作为拖延对日交涉的借口；一方面撤换了对日态度强硬的奉天省长莫德惠，代之以较为缓和的刘尚清来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张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权，便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日子，所以劳泽在居仁堂的茶会以后，秘密拜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满蒙觉书”中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但如接受，则日本可以保护他由大连返回沈阳。张作霖一口拒绝，态度非常坚定。不管芳泽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胁，他仍是那句话：“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等芳泽黯然而去以后，张作霖立即召集亲信密商，大家都认为芳泽所说由大连回沈阳，是坐南满铁路的火车；这是否意味着京奉路会出问题呢？于是分别电询负责北京至山海关警戒责任的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及作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有何情况。
　　张作相及吴俊升相继电复，保证北京至山海关及山海关至沈阳的安全；张作霖决定仍循京奉路出关。虽然也有人建议，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这条路坎坷险峻，不但颠簸之苦，难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说过也就算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起见，决定了两项行车的原则，第一，起程日期及时间保密；第二，行车途中，或快或慢，机动调度。专车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共两列，停在前门东站，都在升火待发的状态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电话通知，专车要出发了。七点多钟人到了，但不是张作霖，而是当家的“五夫人”。张作霖是在半夜一点钟，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车离开顺承王府，十分钟后便已到达前门东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着在送行。一时十五分开车，专车共十八辆，同行人员有北洋政府“送终内阁”的总理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以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嵯峨诚世。
　　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马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管东北交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阳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阳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进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交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热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抽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欢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阴谋，是军部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阴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点问题，初步选定在巨流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沈阳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花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色炸药的药包，通以电流，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宫大尉下手。
　　侦察行车时刻，亦有专人，是两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义晴；此外在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张作霖的专车，虽说时快时慢，行踪仿佛难以捉摸，事实上在河本是能够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为了嫁祸起见，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达理盛，找到一个失业军人刘戴明，此人是吉林督军孟思远的旧部，孟恩远在民国八年为张作霖所驱逐，刘戴明既然能为故主复仇，又有两万元日金的奖赏可得，所以在安达来找他时，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数事成以后补足。
　　于是刘戴明弄到三个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让他们过足了瘾，带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换衣服，其中一个颇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两个于深夜带到吊桥附近，用刺刀刺杀，弃尸而去。
　　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

张学良当时是会开飞机，但是张作霖并不接受这种方式，日本人要害人，总会千方百计置人于死地，但是当时，张学良确实得到了可疑的情报，曾经劝父亲改乘汽车，但张作霖没有同意。

这就牵扯到一个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
日本人想除掉张作霖久矣，所以即使不在皇姑屯，也会在其它地点其他方式谋害。
皇姑屯只是一个偶然，张大帅为日本人所不容是必然的。

会，当时小日本不管他走什么路，
都要除去张作霖的！

一世枭雄。
统一不了，因为毕竟还只是一个军阀而已。不过死前已经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了。

他不死的话，东北不会轻易落入日本人手里。但是他统一不了全国，因为他的能力比起蒋介石，要差一个档次

一代枭雄，有雄才而无大略，统一不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