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10～30年代有什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片山潜、幸德秋水 、山川均等等。
片山潜，日本无产阶级政党——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本籍活动家。早年赴美半工半读。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并参加日本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宣传日本式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参加在欧洲大陆举行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曾参与美国、墨西哥（拉美）、加拿大等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1921年移居日本的邻国苏俄，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次年领导创立日本共产党。曾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内地时，领导日本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斗争。病逝于莫斯科。著有《片山潜自传》、《日本的劳工运动》等。
幸德秋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本名传次郎，1898年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1901年与片山潜一起创立社会民主党。日俄战争前夕，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从事反战活动。战后逃亡美国，接近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回国。1910年大逆事件中遭逮捕，次年1月被杀害。著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
山川均，经济学家，评论家，日本共产主义的传播者，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又不经党代会同意而一手解散了这个党并拒绝再次加入，他另外成立了一个劳动农民党，成为这个党的理论指导者。

片山潜、幸德秋水

界利彦、山川均、近藤荣

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

市川正一德田球一、宫本显治、志贺义雄、桍田里见，野坂参三

鹿地亘(濑口贡)

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
中西功

河上肇

片山潜、幸德秋水

界利彦、山川均、近藤荣

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

市川正一德田球一、宫本显治、志贺义雄、桍田里见，野坂参三

鹿地亘（濑口贡）

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
中西功

河上肇

有，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会，狮子慈善会，救世军，童子军。
希望采纳

有 法国人 基本都是

社会主义者联合，则是最有可能成为维连斯基建立共产党的基础的联合组织，维连斯基提到的“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中国各地这时固然也不存在党组织或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产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却有一个“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小组织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组织中心的计划。联系到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联系到俄共(布)同本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某种合作关系，不难想象，维连斯基与维经斯基等俄国人7月初在北京会议上讨论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会议”，很有可能就是维经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组织的这次会议。只不过，维连斯基更倾向于把维经斯基组织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大会，直接变成一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

综上所述，自1920年6月以后，维经斯基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各地分散的革命组织、学生组织和工会组织之间的联合与统一，致力于把这些革命组织、学生组织和工会组织建成一个统一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就是说，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那种纯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上，而是致力于把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大同盟；把青年学生共同组成一个激进的联合团体；把工会组织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工会中央局。

维经斯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最后是以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形式完成的，通过在各地建立的革命局最终奠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础。应当看到，这种建党方式在维经斯基第一次使华前期对建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建党方式也是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支持的。

首先，共产国际支持这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建党方式。

维经斯基在中国努力集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革命力量，这样做并非由于个人的偏好，更不是领导上的“失误”，而是贯彻执行了苏俄、共产国际在那一时期（特别是协约国干涉时期）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团体的方略。

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由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所有革命分子都正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活动，从而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或合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正在加入这一总潮流，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忱地欢迎他们。”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69页。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不但在政策上欢迎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而且一度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的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联系与合作，或邀请它们团体中的个别成员参加共产国际，或派使者前往联络，或给予资金资助。列宁甚至称国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是“最好的同志与朋友，最佳的革命者”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69页

实际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也是并行不悖的工作。对于俄共（布）、共产国际的人员来说，这两个组织并非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因为可以用同盟来开展和掩护党小组的活动，并从中吸纳党员，发展党的组织。那一时期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一度遵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指示，认真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同盟中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注：这是当时许多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感受）。

可见，促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同盟中暂时携手从事革命活动的，正是处于指导地位的共产国际及其在华机构——革命局，以及在其成立之前的一些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也“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并遵从共产国际的意愿在中国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紧密的合作。

其次，从维经斯基个人的背景来看，他也并不排斥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合作。

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这与维经斯基个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维经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以后回国并加入了俄共(布)。至于维经斯基最初加入的美国社会党，该党初建时有1万名党员，至1909年增加到4万多人，其中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工人、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来自俄、波、匈等国的移民。而在维经斯基回国后加入的俄共（布），其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中心的各地的社团、“崩得”（俄文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成立，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的代表，于1898年在明斯克集结了许多分散于各地的团体建立而成的。

因此，在维经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相互转换不应当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达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正是他有这样的个人经历，可以推测，维经斯基并不会反对在中国以美国社会党和俄共（布）的方式建党，即以集结现存革命团体的方式创建中国共产党。

最后，中国革命者陈独秀也支持维经斯基的建党方式。

陈独秀虽然提出建党需要以单个的个人为对象，要靠社会的中坚分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第451页。，经过考察了解把有共同信仰的人吸引进来，然后不断发展。但是，中国思想界的现实除存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存在着议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等，中国思想界中主义纷呈、学派对立，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少，组织纯正的共产党并不现实。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陈独秀是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例如：在1920年6月，维经斯基准备召开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协调和集中全华北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谈道：“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7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8页。可见，维经斯基准备召开的社会主义者联盟大会正是依靠陈独秀的个人名望，依靠陈独秀的联络得以召开的，没有陈独秀的支持，会议是无法顺利举行的。

不仅如此，1920年8月，在上海革命局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的，由陈独秀亲自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儒家学者”组成的松散的集体。甚至于上海革命局本身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者早期组织，其8名成员中更是包括多达6名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建立都表明，陈独秀是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

另外，认为陈独秀是在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的压力下才同意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初建时的上海革命局不但有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还包括另外三名中国革命者。按照革命局的领导方式，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经过革命局讨论通过，甚至连维经斯基给工会中央局起草的决议都需要讨论通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2页。在此种情况下，具有极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陈独秀是在压力下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显然不是事实。

（2）清除无政府主义者，向建立纯正的共产党转化

①建党方式变化的原因

维经斯基在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在初期提出了联合各种革命团体的方式进行建党。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和变化，使中国共产主义者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走向分裂，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列宁所主张的纯正的共产党。

俄共（布）、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是造成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走向分裂的主要原因。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指导共产国际内各支部党的工作。

1920年8月，即“二大”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获得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对其领导的建党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共产国际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共有21条，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中有如下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第二，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条件中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党的义务。

第三，提出清除不可靠分子，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决裂的要求：“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在共产党可以合法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720~726页。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提到了要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要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纪律。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都是无法接受的条件，因此二者的分裂不可避免。

导致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逐步走向分裂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发展，最终引起了一场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大争论。

共产主义理论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很早就开始了，1919年初，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人发表大量文章和著作，积极宣扬无政府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歪曲和丑化苏维埃政权，反对十月革命。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和区声白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的文章和一系列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主张实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否定一切组织纪律，宣扬“绝对自由”；否定一切权力，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独裁；在生产上主张分散，反对集中；在分配上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击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的1920年9月开始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先后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讨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保存“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场争论使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思想上彻底决裂。正如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740页。

②思想上清党以《谈政治》为标志

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在维经斯基支持下，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发表的《谈政治》一文，表明了陈独秀不能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态度，在思想上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陈独秀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不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社会民主党的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斗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治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强调：“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因此陈独秀明确表示：“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