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杀了两个人

获奖后的艾迪·亚当斯却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中，愧疚的阴影一辈子笼罩着他。他曾说，有两个人在这张照片中死去，一个死于子弹，另一个死于他手上的相机。

这是一张大家所熟知的一张照片，熟知的一个故事。但我想说的是，这张照片其实并不止是你知道的那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三个人物：南越警察局局长阮玉鸾、越共游击队上尉阮文林、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艾迪·亚当斯。

我们熟知的故事是：

这是一张越战时期拍摄的照片，照片非常著名，相信大家都看过，照片名字叫《枪毙越共》。

1968年的西贡街头，南越警察局局长街头枪决了一名越共游击队上尉，而枪毙的一瞬间美联社记者埃迪·亚当斯记录下了这个越战中最经典的镜头，拍完照片他马上将这张照片发回了国内，用的新闻标题是《阮玉鸾将军对越共上尉执行死刑》。因为这一张照片让他获得了196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这是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奖，相当于新闻界的奥斯卡，所以这个奖成为了所有记者一生的终极梦想。不仅如此，这张照片还为他获得了1969年的荷赛奖，这是摄影届的最高荣誉奖。

第二天，美国各报均把此照片登在头版醒目位置，全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播放了视频，脑袋开花，鲜血四溅的场景刺激了美国公众。未经判决便在街斗执行死刑在美国人看来，是漠视生命的残忍行为，何况对方穿着平民服装，美国各界为此事之争议持续数年。

这则新闻很快促使学生反战示威升温，逐渐遍及美国各大城市，尤其欧洲左翼人士更把照片奉为反战经典标志。一年之内，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从41%下滑到37%，此后各年一路走低，反战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不支持“自由之战”，而是厌恶了美国政府久拖不胜。

当时除了亚当斯的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也有记者用录像机记录下了枪毙的全过程，下面的动图截至该影像：

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是：

获奖后的艾迪·亚当斯却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中，愧疚的阴影一辈子笼罩着他。他曾说，有两个人在这张照片中死去，一个死于子弹，另一个死于他手上的相机。

1968年1月31日，越南农历新年初二。 尽管处于南北内战之中，但根据过去几年的惯例，双方都会遵守春节临时停火协议，好好过个节。整个南方沉浸在节日氛围中，一半的军人警察正在放假。为迎接新年，南越当局临时解除了燃放烟花炮竹禁令。 凌晨，首都西贡大街上突然“轰隆”作响，不少民众误以为有人放鞭炮庆新年，随着响声越来越剧烈，听出街上混杂着AK-47点射的声音，这才明白战争爆发了。战争不仅爆发，而且是越战期间最大的地面军事行动——越共著名的“春节攻势”。

在1968年1月30日，越共军队已进攻了南部六个城市，美军和南越军虽取消了停火，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他们似乎习以为常，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局部进攻，戒备仍相当松弛。真正的战争在初二凌晨3点才打响，超过8万越共正规军在游击队配合下，突然对南越100多个城镇同时发起全面总攻。西贡的总统府、机场、国家电台、美国大使馆、军营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战况激烈。

1968年2月1日西贡街头战斗中，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曾在南越军中服役，军衔为准将）正率部防卫一所医院，他的部下带来一名越共上尉阮文林，经过简短问话后，阮玉鸾拔枪朝着对方头部射出一发子弹，因为在阮文林被捕之前他刚刚处决了34个“反革命”，这其中大多数是南越警察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有一个警察是阮玉鸾的好友，他们一家6口都被这位越共游击队上尉阮文敛给杀掉了。阮文林被抓捕后，对这一切事实供认不讳并引以为傲。

处决现象发生在整个春节攻势期间的各城镇，这些人并非死于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而是被越共有目的有组织大规模处决的平民，名曰对“反革命”的清算，事前早已制订出名单，主要针对公务员、警察、军人、宗教、新闻界不与之合作人群及其家属，同时亦有很多外国旅越人士遇害。战争后发现了遍布南越各地的部分埋尸坑。

最大最多的埋尸坑后来在顺化被发掘，约有近3000多人，另有3000人下落不明。遇害者包括三名在顺化教书的西德医学教授及其中一位教授的妻子。发掘出来的尸体不乏大量的老幼妇孺，多为被电话线、绳索、铁丝绑缚，杀死方式有勒死、刺死、枪决、活埋等等。

他在枪杀阮文林后，告知过亚当斯原因，这些情况后来也被亚当斯证实。后来有人问艾迪·亚当斯“你当时怎么不阻止他开枪呢”，对此艾迪·亚当斯哭笑不得，对于一个杀害了34人的凶手（其中很多是无辜平民），他为什么要去阻止开枪呢？！再说，作为摄影记者的艾迪·亚当斯只是一个战争旁观者，他无权阻止。

这张照片立即成为了战争残忍的标志，而且让这位扣动扳机的警官，阮玉鸾将军成了标志性的恶棍和恶魔。

“行刑照片”发表数月后，阮在西贡街头一次战斗中被机枪击中腿部，伤口血流如注，他则表情坚毅地躺在一位部下身上。这个情景被澳大利亚战地记者帕特·伯吉斯抓拍到，对西方左翼媒体是一次打击，因为他们渲染南越军人警察是没有战斗热情的，不过这张照片的长远影响力远不如“行刑照片”。

这张照片的影响如鬼魅般缠绕着阮的余生。战后，他走到哪儿被骂到哪儿。在一所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医院拒绝医治他之后，他被转移到了美国，在那里他遭遇到了一个大规模的（虽然没有成功）要将他驱逐出境的抗议活动。他最终定居在了弗吉尼亚州，开了一家饭馆，但是很快由于他的过去阴影不散而被迫关闭。墙壁上潦草地写着“我们知道你是谁”，生意也停顿了。

美国外交与军事学者詹姆斯·罗宾斯，在其著作《这一次我们赢了：回顾春季攻势》中还考证了阮玉鸾更多事迹。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阮玉鸾坚持着民族尊严，不准美军事当局干涉南越司法，抵制过几次美方的逮捕要求，强调在越的美国记者、军人皆要受南越法律管束，并对美国高层与北越的“秘密交易”深恶痛绝。阮玉鸾因此与美方发生龃龉，一度递交辞职申请，但鉴于其威望与能力，南越政府拒绝了他的辞职报告。

2009年，亚当斯这副作品的底片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4万余美元的价钱。亚当斯从不希望人们把这张照片视为他的杰出作品。“我情愿人们更多去了解我的另一组作品”，他抓拍到48个越南难民架着小舟逃到泰国，但被泰国军方驱离到公海的场景，“因为我的这组作品及相关报道，说服了美国总统批准收容20万乘小船出逃的越南难民。

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因为这张片面的照片而毁掉一生，摄影师却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揭露战争罪行的英雄，为此，亚当斯甚至想退回因此得到的所有奖项来减轻自己内心的自责。

一辈子都在忏悔的亚当斯，多次向阮玉鸾道歉。阮玉鸾患病期间，亚当斯数次致电表示希望能为对方做点什么，而阮玉鸾则很宽厚地对他说，应忘掉过去，“当时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1998年，阮玉鸾因癌症去世后，亚当斯送去鲜花并夹着一张纸条：“我对不起你，我的眼中含着泪水。”

亚当斯在《时代》杂志撰文纪念阮玉鸾：“这家伙是一位英雄，美国人应该哭泣，人们并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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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未对艺术有明确的定义”——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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