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政治上有哪些成就

1865年，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太傅，权势极大，功高震主。清朝对其极不放心。咸丰帝曾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他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古人避祸方式种种，却少见有借助家书以自表心迹的先例，曾氏刊行家书，以示无隐，韬光养晦，洁身自保，而且可以减轻朝臣的猜忌，确是一招高妙的修身处世之道。此外，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濡染的人物，曾国藩更看重身后的名誉。而刊刻家书，流传后世，是另一种更大的表明心迹，是一种大智慧。《曾国藩家书》自刊发后便风靡不衰。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0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等十大类。曾国藩的家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谈到了官场、僚属、朋友、邻里之间的种种关系，还说明了为学、读书、作文等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些信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人应当怎样修身、做人、处世。其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活泼，随想而至，挥洒自如，没有虚伪和造作，真切感人，于平淡中孕育真知良知，凝聚的人生思考，修身齐家处世的精辟见解，足以反映他高超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更足够后人鉴赏。

读曾国藩的家书，可以发现这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已经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竟有“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计”这样的自我告诫，透露出曾氏的精明和清醒，蕴涵着他对“狡兔死，走狗烹”的警觉。他教诲子侄“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这些话也十分耐人寻味。读曾国藩的家书，好像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家书从曾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30年。除了思想渐趋成熟外，他的志趣仍然和少年读书时一样，始终以读书人自居，这决定了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基石。他在信中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认识，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按现在的话说，即是他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和领悟能力。他科举出身，却深得教育大义，因此他在家书中对自己官场得失谈得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子弟的学习。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对弟弟、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曾国藩关于修身养性有很多真知灼见，包括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内容，其目的在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关键在于“敬恕”二字，所谓“敬”，一要做到无论在多少人面前，无论在大、小人面前都不能傲慢，这叫泰而不骄；二是衣冠整齐、态度俨然会使人望而生畏，这叫威而不猛。“恕”字要做到完美的境地，待人仁厚有礼，终身谨慎小心。如果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赞许，就应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曾国藩一生孜孜于克己之学，师从理学大师唐镜海后，更是自律甚严。曾国藩一贯重视道德修养，总结了修养为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曾国藩还主张自修求强，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战胜自我。通过自修而完善，是君子所珍惜和追求的境界。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

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曾国藩的官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他位列三公，封侯拜相，是晚清时期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一时权倾朝野，威震大江南北。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没有踌躇满志、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而是居高思危，谨小慎微；在飞黄腾达之时，官运亨通之际，时时想着退路，处处考虑到罢官。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之一。在“朕即国家”、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他深知权高震主将会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解除自己职务的请求，表现了不居大位、不享大名的思想，认识到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但是他得知满族御史参劾他力求解职是恃功骄惰时，就马上乖乖赴任，表现出灵活圆滑的处世态度。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他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对待家人，曾国藩则提出了一般平民所应遵循的处世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奉行，谨慎恪守，不能有丝毫懈怠。不以势利对待亲友，不以盛衰对待故旧，也不因恩怨疏远他们，是曾国藩在处理亲友关系上提出的处世之道。即使对一些他不满意的人，和一些已经产生了嫌隙隔阂的人，也不因一个人而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关系。对待一般人，曾国藩提出了平等待人的主张，居乡要全守乡间旧样子，不能掺半点官宦习气；对待长辈要力尽孝心、恭谨钦敬；做晚辈要有孝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在家书中大力倡导；对待儿孙辈他强调不要太娇惯，认为“爱之反以害之”。

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时代，曾国藩步步高升，得以善终，完全凭仗他高明的处世之道。曾国藩一世都生活在官场中、军旅里，他的处世之道当然是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一个高级官员在复杂的世事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一、曾国藩促进了中国军事工业的近代化。

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虽然一开始是一个手工作坊，但他们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二、曾国藩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近代化。

他与学生李鸿章共同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机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三、曾国藩促进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

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忧国忧民，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

四、曾国藩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

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辐射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西欧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五、曾国藩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国藩

曾国藩是实战派的大家，太平天国的时候组建湘军，力挽狂澜，战后提倡洋务运动，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后来的李鸿章、左宗棠、梁启超、谭嗣同也都继承了他的治国理念，晚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兴”，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后来毁在了一个女人手上，中国从此遭受了列强的百年蹂躏。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化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