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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厢记》看中国古代姓氏郡望等级制度（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时间: 2021-10-20 21:39:10 | 作者：律政老男孩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9次

从《西厢记》看中国古代姓氏郡望等级制度（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姓氏有贵贱区分，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就像现在的印度、泰国以及中东一些国家，姓氏仍然受关注，贵族的姓氏就享有很多特权，而所谓的“贱姓”就会受到种种歧视。

想必大家都读过《西厢记》，她作为古典版男女爱情的千古绝唱，自打明初开始，就在中国大地上代代流传。它在叙说爱情故事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与姓氏有关的话题：姓氏郡望，或简称“姓望”，这就是本文要说的中国古代姓氏郡望等级制度。

王实甫（1260年－1336年），字德信，大都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西厢记》的作者。《录鬼簿》把他列入 “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 ，有一首追悼他的〔凌波仙〕词约略提到有关他的情况：“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所谓“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混迹其间，可见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

话说唐代大诗人元稹，与崔家小姐莺莺一见钟情。但由于莺莺的母亲嫌弃元稹既有鲜卑族血统，门户又太低，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棒打鸳鸯。元稹（779一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河南（属今河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官至同中书下平章事，后借重宦官排挤名相裴度。其创作以诗成就最大，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作有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另有《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 卷。元稹以这段失意的感情为基础写成的《莺莺传》，被元代杂剧家王实甫将其进一步演化，成当代最著名的文艺作品《西厢记》。

不少看过《西厢记》的读者难免有些纳闷：张生的父亲是尚书，莺莺的父亲是宰相，相差并不大嘛，怎么就“门不当户不对”了？其实当时的“门当户对”并不是看官职高低，而是看姓氏郡望，即是否出生于名门望族。崔老太太所说“崔氏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也是事实，因为莺莺的父亲源自博陵崔氏，母亲源自荥阳郑氏，都在天下四大名门望族之列，而张生源自西洛张氏，并非海内望族，因此张生就无法和莺莺匹配。于是莺莺就由父母做主，被许配给了名门望族荥阳郑氏。

所谓郡望,其实就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开始于先秦、盛行于秦汉、魏晋时期的一种行政建制、行政区划，在唐朝以后逐渐被废除。“望”指的就是“望族”，即有声望的姓氏大族。“郡”、“望”合一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一个郡中的望族。这些宗族世代聚族而居在某个固定州郡之中，因代出英才、门庭显赫而为当地人所敬重和仰望，成为该郡望族，故称“郡望”。随着时间推移，“郡望”还被用来指称“一个家族的根源和发源地”，即一个姓氏或家族的郡望，就是指这个姓氏或家族所发源的那个郡。一般小姓有一到几个郡望，大姓则郡望较多，如王姓有21望，张姓则号称43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姓氏郡望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依据，不同郡望品级的人不能当同样的官，不同郡望品级的人也不能通婚，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国家谱牒中抢占显要地位的名门望族控制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时候连皇帝也得看这些世族大家的眼色行事，因为皇帝的废立也是他们说了算。如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陈留谢氏先后控制朝政，所谓“王、谢与马共天下”。

名门望族为了维护其特殊地位，往往在高门之间自为婚姻以保持“血统”纯正。南朝梁武帝时北魏大奖侯景归降，被封为河南王，显赫一时。为了在江左站稳脚跟，他求婚于王、谢两家都遭到拒绝，最后请梁武帝出面也无济于事。梁武帝无可奈何的对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了，你高攀不上，还是道朱、张以下的望族中去挑吧。”其实在东晋南朝时期，王、谢、桓、庾这些高门大族相互通婚，水泼不进，连皇室求婚还得看他们给不给面子。

北魏时官方准备对汉姓重修谱籍，“陇西李氏”派人快马赶到洛阳，准备设法打通关节以便进入一等四姓，但还是没争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唐朝建立后，为此耿耿于怀的唐太宗李世民于是命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结果清河崔氏被列为第一，李世民大怒道：“我陇西李氏贵为天子，难道还要屈居崔氏之后吗？”不识趣的高士廉受到严厉斥责，只好乖乖地将陇西李氏列为第一。自此，李姓成为天下第一大姓，陇西与赵郡李氏也跻身天下七大望族（另五个即为清河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列，他们之间相互通婚。唐高宗时，出身寒微的宰相李义府为儿子求婚于七大望族，不但处处碰壁还受到羞辱。李怀恨在心，便说服皇帝下诏禁止七大望族子女相互通婚。七大高门不甘心受此束缚，又不敢公然抗旨，只好偷偷的议婚论嫁，取消系列排场仪式，天黑后抬新娘到男家。

由于郡望与一个人的政治生活、社会交往、婚丧嫁娶都密切相关，故而受到时人特别关注。不少人千方百计都想挤进等级较高的姓氏郡望中，称为“冒籍”，但一旦被查出将会受到严厉处罚。例如南齐时有个著名的谱牒学家贾源，由于接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将其族冒入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玡王氏谱。事情败露后，倒霉的贾希镜马上下狱，按律当斩，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侥幸捡回一条老命。

由于隋唐推行科举制，到唐朝中期以后，郡望与姓氏等级的政治意味逐渐消退，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自我炫耀的身份象征。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例如“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自称韩昌黎，也就是说他是韩姓最有名的郡望昌黎郡人氏。但实际上他的籍贯应该在河阳，即河南孟县。由此可见，郡望高低的社会影响之大，连韩愈这样品行高洁的士大夫都不能免俗。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那么，郡望为何会成为家族社会地位的标志呢？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可见，先秦时期的社会地位标志是“氏”，奴隶和平民有名无氏。动荡、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等级制度受到极大冲击，“氏”作为“别贵贱”的作用逐渐淡化乃至消失。秦汉时期，“姓”与“氏”逐渐合而为一，伴随着士族（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制度的形成，“郡望”就成为彰显各世家大族社会地位、高低贵贱的标志，并将同一姓氏中的士族与庶族、豪门与寒门区别开来。

由于西汉中后期剧烈的土地兼并，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时开始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发展成为士族地主集团。曹魏、西晋时期统治阶级推行“九品中正制”，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权和地位。东晋士族门阀势力达到鼎盛，因为司马氏政权完全是依靠以王、谢、庾、桓为代表的北方大士族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士族的联合支持才得以偏安江东。

东晋后期至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由于士族自身的腐朽才逐渐走向衰落。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原因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加上黄巢起义的打击，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宋代以后，人们提起郡望，一般只是表示某一姓氏支族的来历，很少再有身份地位的意味。

时至今日，姓氏郡望的政治意义早就荡然无存，但人们仍然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因为它是一种血统的延伸，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是一种寻根念祖的传统思想意识。当今台湾2200万人中，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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