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俞大猷没有戚继光出名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可是以后的历史确是戚继光名传千古，俞大猷很少有人提及了。

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相似。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两人都是抗倭英雄，转战南北为国扫寇;俞家军、戚家军都是闻名天下的雄师;两个人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是兵器发明家。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戚继光功成名就，他的背后是张居正。俞大猷却是官场的失败者，屡屡不得志。

俞大猷戎马一生，战功赫赫。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可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不善交际，不懂人情事故不熟悉官场的规矩，更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后台，后果可想而知。“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俞大猷在官场碰的头破血流，你再大的本事也是无可奈何。

《明史》中说戚与俞 “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的“操行”一直被人诟病，就是他与张居正的关系。 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少有壮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不求安饱，笃志读书”，“日孜慕古，博极群书”。戚继光出身官宦世家，对官场的那套人情世故相当熟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戚继光一生受益于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举荐，担任登州一带军事总官，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两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进京必去拜会，尊敬有加，常拖人送礼。张居正坐此轿回乡，戚继光特地从辽东指派精兵十余人充当张居正亲兵，护卫其安全。

说起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第一个想起的肯定是戚继光，但是除了戚继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抗倭名将能力也很强，但是却没有戚继光的名气大，这个人就是俞大猷。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抗倭英雄，按道理来说，应该和戚继光一样有名，但是实际上，知道俞大猷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俞大猷的性格原因造成的。

俞大猷虽然有一个可以接班的父亲，但是同样参加了武状元的科举考试，他不负众望，考中了武举人，得到了朝廷的赏识。于是年纪轻轻的俞大猷就成为了驻扎金门的恶一个千户。在当时看来，金门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狭隘，所以俞大猷能指挥的士兵很好，而且山高皇帝远的，刁民多，难以管理。但是俞大猷依然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严明执法，倒是也有了自己的威望。

嘉靖年间，由于日本的入侵，朝政比较动荡，经济发展很是惨淡，于是一些武士迫于生计，不得不干起了下海打劫的勾当。这些武士，和海贼联手入侵沿海城市，但是明朝的军队不给力，却无可奈何。俞大猷看不惯了，就上书上司带兵消灭倭寇。本来这事好事，但是上司觉得，朝廷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何德何能，于是俞大猷被免职。

俞大猷这个人作战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战术，不习惯于官场的逐级汇报和唯命是从。在金山和倭寇的战役中，俞大猷因为兵力太少，就违背了上面的命令，没有出战。虽然在之后还是打赢了战争，但是上面却以他抗命为由，降了他的官职。

明朝时期的日本处于十分贫穷的状态，尤其是当时的财产和官位继承制度，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男子几乎一无所有。这样，这些没有财产和官位的贵族子弟便在社会上流浪，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日本浪人。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不易集中兵力布防，日本浪人就纠集了许多人前来进犯，这些人骁勇善战，时而陆地，时而海上，难于围剿，因此形成了中国明代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患。在这场抗倭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将领，俞大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俞大猷在明朝可以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仅是个名将，还是个武术大师，早年曾拜王宣、林福为师学习《易经》，得到真传。后来又以《易》推演兵法。俞大猷曾经说兵法术数从五起，犹如人身有手、足、头五体一样，虽然领有百万之众，但可以使他们协调一致、合为一人之用。可以说在兵法上有造诣。后又跟随李良钦学剑术，将剑术与《易》相结合，创出专门克敌的简体武术，将原有的繁琐招式去掉，并将其普及到每一个兵士身上，极大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为后来的抗倭胜利提供了保证。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破宁波、绍兴的防卫设施，又进攻松阳，浙东的大半地区几乎沦陷。当时的明军腐败不堪，再加上指挥不当，无法抵御倭寇。于是朝廷委派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前往浙江抗击倭寇。

俞大猷到任后，先了解了当地的情况，继而派出小股部队侦察，发现倭寇流动性大，没有一定的据点后，加上浙东一带水路繁多，地势复杂。俞大猷决定在水道上拦截敌舰，堵住进犯陆地的倭寇的归路，然后将其赶下海去，在沿岸重兵布防，围而歼之。他的这一抗敌方略得到朝廷的支持，俞大猷调集福建水师布于沿海，自己亲率精锐部队分成几股袭击敌舰，使敌舰处于危险的境地。

岸上的敌寇见状十分惊慌，果然全力回救战舰，希望与海上的舰队会合。俞大猷见目的达到，急令所有军队立即出击，从地面和海上夹击倭寇，形成包围之势，将其一举歼灭。首战告捷，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使倭寇再也不敢轻易上岸抢掠了。

一次的打击是不足以让倭寇死心的。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而且规模比上一次更大，且与明军形成对抗之势。朝廷接到急报后，派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主持抗倭事宜，并任命俞大猷为苏松副总兵，协助张经指挥。此时的俞大猷所领的兵力不足三百人，调集的各路兵马尚未到来，倭寇却有两万人的兵力，俞大猷寡不敌众，在金山被倭寇击败，总督张经让俞大猷出战，但俞大猷坚守按兵不动，等到永顺、保靖的援兵到来后，俞大猷才出战，于王江泾大败倭寇。

在此次战役中，俞大猷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俞大猷不善阿谀逢迎，得罪了朝中的权贵，再加上主帅张经入狱，俞大猷并没有得到升迁，反而因为金山之败被降职。战功却被严嵩的党羽赵文华、胡宗宪等人冒领。对此，将士们都感到十分气愤，俞大猷却不在乎，坦然地说：“只要倭寇得平，疆土可保，我们死而无怨，何必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呢？”

俞大猷虽然在抗倭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但因他不愿结交朝廷的权贵，再加上朝廷中派系复杂，此后不久就被陷害入狱。没有俞大猷的指挥，抗倭就失去了首脑人物，倭寇不久又死灰复燃，四处游击侵扰。朝廷看到这种情形，又不能不用俞大猷，只好以戴罪立功的名义，将俞大猷释放出来，让他再到抗倭前线指挥作战。

俞大猷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竭尽全力，抗击倭寇。他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使用清陆的办法，在陆地上搜索，将敌寇逼入水中，再伏兵水上，攻击敌船，以火焚之，在船上歼灭敌人。依靠这种方法，他屡战屡捷，不久就升任了浙江总兵，再升都督同知。他先是平定了与倭寇勾结的海贼徐海，又突发奇兵，扫平了舟山一带的倭寇，使浙江全境的倭乱基本平定。

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伪倭寇。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倭寇。俞大猷的战功一点都不逊色于戚继光，可是为什么在后人看起来，他反倒成为戚继光的陪衬呢？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笔墨，武将若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靠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年轻的戚继光懂得人情世故，心思活络，情商极高，哪怕他再无奈，他也会在抗倭之余，打点人情世故。俞大猷本身性情耿直，从不肯委曲求全，也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常常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自己的抱负。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于危难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这也就导致了俞大猷的名声不如戚继光的原因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旧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是一对忘年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俞大猷是一位廉洁的将帅，对部下颇有恩惠，数建奇功，名震南部疆土。他负有奇节，以古代贤人豪士为自己的楷模。他用兵，先谋略而后征战，眼光远大，不贪近功。忠诚为国的精神老而弥笃，所到之处屡有大功。武平、崖州、饶平都为之立祠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