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10-16 21:39:30 | 作者:Richard.Liu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8次
回顾往昔,在初、高中学习历史课程的时候;我曾经对于一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很久,时至今日,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中外的古代时期,无论是皇族国戚,还是平头百姓;都会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望而生畏?
纵观中外历史长河,无论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思想、现象、发明领域;古代人对此所产生的第一反应,便是:扞格不入。难道他们就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直到后来,我才渐渐理解;原来,他们所畏惧的不是技术;而是利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
遥在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的一名能工巧匠在不懈地努力之下,终发明出了一台可以利用水力来提高生产力的机器;为了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便毫不犹豫地觐见了苇斯巴芗皇帝;并满怀期待地将其敬献。
苇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为己任,且尤善经营国库而闻名的君主;为此重赏了这位工匠,然后将这台机器封存;并命令他以后不可以再钻研相关领域的发明。
其实,古罗马时期的苇斯巴芗;只不过是奴隶、封建统治时期的一个代表,他们作为王朝的统治者,或许稍显愚昧无知;但却绝不是愚不可及。他们深知:科学技术可以解放生产力,并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相较于王朝的统治与延续;所谓的“财富”,却又并不是其所看重的“经国大业”。
而且,在古代;科学技术也不是决定财富多寡的直接因素。归根结底,他们所企及的核心诉求是一成不变的稳定;而不是事半功倍的效率。如果,科学技术只仅仅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便完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是一定会被大力推行、支持的。然而,问题却又在于:科学技术必定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所循序渐进地影响到生产分配、生产关系,以及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
还记得在18世纪启蒙运动爆发时,法国的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曾愚昧地指责过:磨坊的广泛推广,会渐渐地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除此之外,英国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也曾在1769年扬言:“人生中再也没有比搞发明更愚蠢的事情了……。”
技术进步在古代,乃至在现代黎明所遭遇到的阻碍;由此观之,可见一斑。平心而论,在古代确实存在过一些新思想与新技术;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与鼓励。而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阻力;却又总是在不断增大的……。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奇波拉《人类愚蠢的基本法则》中总结过关于技术史的传统观点:在公元前2500年直至公元500年之间的3000年间,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竟然是停滞不前的。
关于古代统治者对于技术推广的警惕,诸如此类的愚昧行径;可谓是:“罄竹难书”……。
在17世纪时,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曾翻山越岭、不远万里地从欧洲西部抵达了位于东南亚的老挝;并面见到了当时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因此,他便将近期所考察到的心得与建议(在万象周边应大兴土木:修建公路和运河)。由此以来,澜沧王国将会发展得空前繁荣、兴盛。然而,那一位“最伟大的国王”却又因担心:国外敌对势力与国内叛军借此而相互勾结,因此愚昧地否决了传教士的建议。
在19世纪初,南美洲北部的大哥伦比亚总统玻璃瓦尔致信给南美洲中部的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信中言辞恳切,希望他打开国门。毋庸置疑,这对于“狡黠的独裁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因此,回信给“宽厚的解放者”:“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也不愿走入贵国的圣土……。”
在20世纪中叶,当扎伊尔(刚果)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的总统被人民起义而推下了台;便致信称:“我早告诉过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推翻你……。”甚至,还不以为耻地炫耀道:“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了,就从没有修过一条路……。”
由此观之,从最智慧的明君直至最愚昧的暴君;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科学技术会解放生产力,推动财富的增长。但是,他们也同样知晓: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将要发生变化,而所发生的变化又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15世纪时,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渐渐地,便有一项新的技术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它便是起源于我国的印刷术。因为,宗教对于传播思想;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求;所以,不遗余力地制造、使用印刷机;终使那些“拉丁文圣经”、“宗座谕令”、“十字军传单”等信息,生产多少都不嫌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时髦的印刷品——赎罪券。为了给西斯廷礼拜廷筹集建筑军费。15世纪下半叶的天主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而后,大量印刷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等也在随之再被印刷。正所谓:“吾可往,寇亦可往。”这时候教会才意识到:印刷术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科学技术对于所有人都有便利;但是,当既得利益者的收获远不及对手的时候;那么,科学技术在此时此刻;便是“弊大于利”的。
为了亡羊补牢,教会便再次创造出了一项发明——出版审查;如此以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将会比印刷术,还要顽强、持久。但是,由印刷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不过,幸运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得以见证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并且,十分成功地将“火苗”熄灭在了柴垛中……。
在1492年,当犹太人将印刷术传播至土耳其时;便猝不及防地遭遇到了伊斯兰教士阶层的阻碍(禁止印刷术在国境之内进行推广与传播)。由此以来,在以后的200多年里,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土耳其文;所印刷出来的载体。那么,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愚蠢吗?想必,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相反,反而是他们太过于精明了。如此以来,既维护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统一,坐观基督教的分裂与内斗。
然而,在18世纪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席卷;渐渐地,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观——认为效率比稳定更重要。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称之为:“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是:“受马尔萨斯-李嘉图定律所支配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呈现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只仅仅是:时有发生的。但是,任何增量都终会被人口激增所平抑。长此以往,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着;以至于所有国家的财富都等于:温饱线×人口数。
以古代最富有的国家(18世纪末的荷兰共和国)为例,其国民收入仅约等于温饱线的3.5倍。也就是说,任一经济体,只要拥有4倍于其的人口;就可以在经济上超越它(完全不用去考虑人均的发展水平)。而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皆可以达到温饱线的几十乃至几百倍,这就是根本差别。
因此,对于古代国家(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而言;持久的稳定远比技术的创新,要划算得多(维护自身阶级统治需要)。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也从未发生过改变。
以拉美西斯二世与莫哈默德·阿里帕夏为例,二者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不相上下的;在这30个世纪以来,公路是一成不变的,永远都是:破败不堪的。而汉武帝与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也是大同小异的。还有哈伦·拉希德与路易十四的时代,农民阶级所生活的水平;也是相差无几的。以及查士丁尼一世与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也是不分轩轾的。因此,如果有一个唐朝的村民;在不经意间,所穿越到了明朝;也可以悉如平常,很快地适应当地的新生活。因为,古代人根本就意识不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对于古代社会的生活水平而言,一成不变,才是绝对的;而对于“变化”,却又是相对的。因为,人口数量;才是重点。至于,科学技术;显然是无足轻重的。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才是相对的。因为,科学技术;才是重点。就人口数量而言,便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观今怀古,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认为:世界是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至末日。由此以来,历朝历代的华夏儿女见证了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古埃及人见证了神话的重演;日本人坚信黄国永续;古伊朗人坚信斗阵不断;佛教徒、古希腊人一个时代会比后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认为:“末日将近”。总而言之,是没有人相信:科学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因此,当新的科学技术带着影响分配、调整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心存抵触、有所警惕的——统治阶级担心会丧失权力,被统治阶级后怕会利益受损。在那一零和博弈的世界之中,没有人会相信“双赢”的存在。
在19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曾大肆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因为,机器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大机器生产,工厂裁员)。在150年后,当英国撤离印度之时;“圣雄”(甘地)正在用手工纺布,宣泄着自身的不满。平心而论,甘地并不比推崇工业化的尼赫鲁要愚蠢;而只是觉得:孟加拉工人,比小农阶层生活得更加贫困。
实事求是地说,在古代所抵触科学技术进步的阶层,并不仅限于统治阶层;其实,人民群众;也是一样的。还记得当中国兴建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义和团大军并不比八旗勋贵们更能接受新事物与新科技,他们的恐惧是一致的。
时至今日,印度的平民阶层;仍不愿意在家里修建厕所。这难道仅仅是因为愚昧吗?其实,他们所憎恶的不是室内厕所;而是代表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残余。还有,喀麦隆百姓拒绝接种新冠疫苗;也仅仅是因为迷信吗?其实,他们早已文明开化;而是难以忘却过去(法国人以打疫苗的名义,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
在技术创新常态化、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科学技术被披上了“中立”、“普善”的外衣;然而,每一个人却又都能意识到:技术和阶层力量是相互绑定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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