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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文化热”背后折射的文化忧虑

时间: 2021-10-15 09:38:54 | 作者：哼哼是只猪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2次

八十年代“文化热”背后折射的文化忧虑

八十年代“文化热”背后折射的文化忧虑

八十年代末有学者提出，“文化热”的出现源自有三：一、以中西文化广泛而直接的交流为前提（新经济背景的支撑）；二、对文化差异的猛然醒悟；三、长期存在的、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的环境。尤其认为“文化热”的出现是因为社会“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僵化思想的泛滥、官僚主义恶习的存在”，“当十年浩劫已去”，人们必然要“探析挖掘能使数亿人如痴如狂的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不能不从探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等文化观念人手”，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与世界的横向对比带来的落差，“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传统文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乃至于在进入新世纪后的文化研究中都颇具代表性。

1.1

文化热

回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研究此次“文化热”的文章，大抵脱不了“颂歌”的模子，并且都很乐意去比较新中国的“文化热”与其他时期的“文化热”（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五四时期、抗日战争后期等，但以与五四时期“文化热”做对比为主，被看作“五四的回归”、“第二次文化启蒙运动”的观点也普遍存在），尤其认为文化热是因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必然要求文化领域的改革＇

但值得深思的是，八十年代第三阶段，自１９８６年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到１９８９年，强调个体情绪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潮涌起，表明以集体经验为宗、以担当政治观念载体为荣誉的“文化代言人”开始谢幕了。这完全不同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时的“过渡＇即不同的文化策略下依旧秉持着相同的文化理念，第三阶段却是文化理念上的“告别＇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再次“落选”—尤其是刚刚经历过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狂热之后，有种壮士暮年的历史悲壮感。

如果说八十年代第一阶段的“反传统”对文化是“搁置”或“冷处理”的态度，那么第三阶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则有“遗弃”的嫌疑了。该阶段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与“传统”断裂的意愿与姿态，表现出对整个八十年代的集体话语经验的抛弃。第三阶段的“反传统”与第一阶段的“反传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第一阶段也在重新引进西方思想文化，但很大程度上仍以“内”为主，国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试图调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这一时期内，对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只能称得上是“借用”，目标仍然是重新建立起中国独特的现代性文化结构，依傍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内核。

1.2

焦虑

第二阶段的重构社会文化结构，在同一面“中国文化”旗帜下，在同一幅国家新世纪蓝图里，中国知识分子们—与第一阶段相同—践行着同一个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梦想。为达到使文化变革与经济变革同步而行的目标，一部分人借助了西方文化资源，试图将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文化带人全球化的西方文化框架中；一部分则坚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梦。从一个近乎“乌托邦”的“噩梦”中刚刚苏醒就要一头撞进一个充满“异己”色彩的世界新秩序里，难度可想而知。但国家给予的合法话语权消解了其现实的沉重，使之能够在文化空间里超然地设计着各种现代化方案。重构之后的中国文化将以“现在时”的身份与西方文化并行在同一时间轴上，形成均衡之势—这一构想中，中国文化将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文化的制约，从而获得独立话语权。话语的解释权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着一个社会民族是否有能力将本民族文化构建成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文明空间，也决定着该文化体系是否能以动态的、发展的状态运行。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具有现在时的时效性，更具有未来时态的指向性。尤其是在进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走向未来系列丛书”，还是１９８８年６月“河殇”等以全面质疑的姿态存在，引发的惊慌不单纯是“引用何种资源更有效”的问题，而是新时期中国寻找合法话语力量的焦虑。

这种焦虑感是同时存在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典型症候。“重构传统文化”这一命题里，“重构”才是侧重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为一对相得益彰的同义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对话语解释权的极度兴奋与极度焦虑，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对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焦虑的产物，这种焦虑本质上仍旧是将自身置于“代言人”的地位造成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这一传统，也是由长期历史与现实造就的。但是，这种独特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特殊“粘着”关系，在进人第三阶段以后迅速地淡化，淡化的直接原因是国家以政策方式再次表现出的不信任，深层原因则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策略在这一阶段已经粗具规模—以文化代言人自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随之被迫向边缘转移。

1.3

疲敝

第三阶段虽然“文化热”的余温尚在，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抵牾，知识分子们用了长达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证明了是难以消除的，证明了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使命面前的无力。从整个文化思潮发展的脉络看，第二阶段发生的“文化热”更像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挖掘与开采，精英知识分子与作家们在这场宏大活动中耗尽心血，正如１９８５年韩少功在《文化的“根”》中所言，“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们……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知识分子们不断地在中西文化对比交流中探索着，试图整合出一个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文化机制，１９８６年底再次被“政治运动”的方式叫停之后，这股“文化热”的士气颇有“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的沮丧之态。大狂热之后的大失落，“醒悟”往往来得更为彻底。寻找新的话语力量，全力摆脱传统与集体的束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冲动。

而这一冲动，文学界先行一步。一方面，“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等流派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归至文学本身，更加注重对小说技法的应用，对文体实验有着更纯粹的信仰，更加强调自己的价值准则与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重新回归现实主义，但摆脱了传统小说“崇髙”的定位与“代言”的角色，“还原”．生活的客观，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西方现代小说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守望者》等，文学理论则诸如法国的“新小说”、“零度理论”、博尔赫斯“小说即游戏”的创作理念、美国的“反小说”等等成为最新受欢迎的西方译著。在八十年代后期里涌现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前期与中期’如果说前期和中期依然是不同话语形式下集体经验的狂欢盛宴，那么后期则已经背弃这一传统，走向个体，走向一个人的狂欢。

1.4

小结

八十年代，“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只是一句标语，而是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甚至终身为之而奋斗，即使是以后见之明回望，依旧能体味出那份狂热下的悲壮。“文化热”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的现代化寻求文化解决方案的努力，也用一个漫长的十年以亲身的文化实践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运作会遭遇的几乎所有困境。二十世纪末最后一场文化狂欢用退出历史舞台来宣告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失败。

这场“文化热”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致命弱点，在一个过于完美超然的虚拟文化空间里一边憧憬着理想化的远景一边进行文化实践，以至于在不断变迁的现实社会中终于失去了可以扎根的现实土壤，无法把文化实践转变为社会实践，无法再有效的言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化热，现在只是一个遥远的淡淡的回忆—它代表的是从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中发端的关于思想问题的最后的、幼稚的集体热情，一种处于徘徊不去的权威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浪潮之间的灰暗境地，一场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在４文化热’达到鼎盛期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历过的噩梦。”

作者：郑宁人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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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八十年代“文化热”背后折射的文化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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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文化  西方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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