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辛德勇老师的《制造汉武帝》

历来说法不一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他的一生做过很多惊天动地的事
他有很多功绩
他有很多错误
他好战
他拓边
我们今天的版图
有他一份功劳
但因好战
使原本推崇黄老的"文景之治"成为过去
他好战
他为一大批历史名将创造了机会
他迫害了司马迁
是不是也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原因?
才使得中国历史对他的评价有时不太高呢?

评价汉武帝

正剧和正史是两码事，而正史和真史又是两码事。无论大厦将倾时，还是国运昌盛时，

汉武帝总能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
端详汉武帝

几分功过？
吴思毫不掩饰自己对汉武帝的观点：“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

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

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

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

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

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

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

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

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

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

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

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

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

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

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

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

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

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

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

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

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

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

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

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
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

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

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

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

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

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

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

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

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

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

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

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

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

“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

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

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

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

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

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

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

造成的灾难。

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

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

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两位学者都没看《汉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剑雄说：“如果我去看《汉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汉武

帝。别套光环，也别抹黑；汉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

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

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

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

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

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

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

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

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

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

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

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

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

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

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

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

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

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

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

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

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

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

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

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

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

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

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

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

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

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

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

“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

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

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

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

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时代类似争论又出现了。汉武帝时代的悲怆，重蹈覆辙就会

具有闹剧色彩，而反复重蹈覆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把关。他对电视中汉武帝如何把握时机特别感兴趣：什么时候韬光养晦；什么时候

确立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什么时候打匈奴；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选择接班人……
电视剧《汉武大帝》结束于汉武帝辞世，而黄朴民很想看到后来发生的故事。

武帝死后，霍光主政期间，社会上“贤良”、“文学”纷纷发难，对汉武帝全盘否

定，而桑弘羊一派则坚决捍卫汉武帝的一切政策。霍光一方面调整政策，将“贤良”

、“文学”的怨气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则仍肯定武帝的功劳。正由于霍光的

务实态度，汉祚才得以延续，重又振兴。
除此之外，“有些台词设计得挺好，比如‘让人家讲话嘛’，大家一听就会感兴

趣。”黄朴民说。

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
历史专业学者，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反倒更宽容。
葛剑雄认为，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基本上符合史实就可以了。完全是编造的也

没什么了不得，只要说明白就是‘戏说’就可以了。”
“大家下班回来，一天忙下来都很辛苦，谁还想坐下来接受历史教育？”真正的

历史知识和观念还得靠历史廛和历史书的传播。
那么汉武帝时代，电视中人物却一口现代用语，这可以接受吗？
葛剑雄认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都用汉朝话说观众听得懂吗？再说，就算

用汉朝话说，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汉朝书面语，汉朝口语有谁知道呢？
葛剑雄说，如果过分计较历史的真实，《史记》也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的历史文

本一向承载着政治任务，孔子编篡《春秋》就是贯彻分阶段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掩

盖和篡改史实，审众所周知的。我们应当善于透过文本来猜测背后的事件和真实。只

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书中所谓“天子西狩”并非皇帝外出打猎，而是被人赶得往

西逃跑。
黄朴民也持相同看法。他说，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不要期望历史剧承载太

多的东西。如果太过较真，那么《三国演义》就没法拍了。敌我双方上将大战五十回

合，双方小兵围着观礼。大将一死，小兵一哄而散。真实的战争哪有那么打的？
追求真实应抱有合理的期望值。黄朴民提出了两种可以实现的真实：“近似真实”

和“逻辑真实”。
李广之死，《史记》里明确记载是因为误期自杀，但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李

广是战死的。为了艺术效果而“近似真实”，是可以接受的。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太皇太后和田羛烧毁了景帝留给窦婴的遗诏副本，导致

窦婴以“矫诏”罪名灭族。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逻辑上是成立的，这就是“逻辑

真实”。
当然也不是一味的宽容。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应该具有“四大”：
大真，即大处真实；大气，创作者应具有博大的历史观念和民族情怀；
大雅，要尊重艺术创作和艺术想象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细枝末节；
大美，历史剧的视觉效果要求应当更高一些。
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是一个历史公众化的过程。其中出现的问题，应

该借鉴西方影视史学的方法论，把疑问和批评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以此引导历史题

材正剧的创作。
每次历史题材的正剧热播，历史都要接受一次现代价值观的重新评估。面对历史，

现代人很轻易就可以获取道德优越感，这样做有意思吗？葛剑雄认为，历史是不断发

展的，没有完全一样的历史；然而历史又是永恒的，人们必然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

行臧否。过去社会还没有达到言论自由的程度，人们不得不通过评判历史来表达现实

观点，应该说这是不正常的。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他果决、自信、大气的外表下，有一颗惶惑、敏感的心。总之，他就像一个专业演员，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演绎：本色鲜明、尽职到位。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角色并不讨巧，甚至令人厌恶，但是，他的演出是精彩的，他演出了他的“这一个”。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中国历史上能站起来的几个血性男儿中一个！

我喜欢他处事的手段

暴君。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载到底能传达几分真实？最近历史学界，有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往学界多认为，在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国策从对外用兵转向“守文”。最近大陆学者辛德勇以追踪史料来源的方法，来检讨这种说法，他指出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学者相信了《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历史的描述。这份研究牵涉的论题从汉代跨越到宋代，一层一层追索《通鉴》中数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内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长年研究历史地理，精通版本学与目录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年代学。他开始注意历史重构的问题，是因上课时想向学生介绍《资治通鉴》一书中不同时期的史料价值之差别。当年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曾说，《通鉴》的秦汉部分没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经过数年的研究，辛德勇写成〈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于去年改编成《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辛德勇想透过这项研究来证明：按照史料学的原则，研究西汉历史必须先根据《史记》、《汉书》，而不能依据《通鉴》来立论。
以下便简单介绍《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由此而起的回响。

“轮台诏”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罢遣方士，并于其后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断出现的“轮台诏”）。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汉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的〈论轮台诏〉一文。
然而，若仔细审视《通鉴》征和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到汉武帝在罢遣方士之前，竟还热衷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样的记载难道没有矛盾？
事实上，征和四年汉武帝“罪己”并罢遣方士的记载，并不见于《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因此《制造汉武帝》开头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通鉴》中不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如何？
如果要判断，《通鉴》讲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讲的对不对，就必须要先以汉代的史料来检视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检视汉武帝晚年是否真的发生政策转折。
以往，学界常将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视为政策转折的象征性事件，这道有名的诏书原载于《汉书‧西域传》。若仔细审读《汉书‧西域传》所载“轮台诏”的内容及颁布的始末，便可看出，这道诏书并没有揭示朝廷要改变根本的大政方针。它的内容只是针对前一年李广利出征兵败、汉的军势受挫，指示在西域轮台地区的军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调整。
可见汉武帝当时的谋划是，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日后伺机再战。这种战略性的调整在汉武帝一朝并不是从未发生过，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暂时停止经略西南夷，以及撤除东北边境的沧海郡。
再从别的迹象来看，也看不出汉武帝有要转变政策的意图。汉武帝安排的托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批人日后都还继续实行着汉武帝的施政方针。汉武帝死后六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开盐铁会议，代表民间发声的贤良、文学在会议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政策，这些言论都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从中也看不出汉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转向“守文”的迹象。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并没有把“轮台诏”写进〈武帝纪〉，而是放在〈西域传〉；可见，班固并不认为这道诏书，足以代表汉武帝转变了他的政策取向。虽然《汉书‧西域传》确实是明白写出汉武帝“悔远征伐”，但这可能是采录自刘向《新序》的说法。《新序》成书于西汉成帝时，它并非严谨的记述史事的著作，此书编写史事多有虚构架空之处，不可尽信。既然从《汉书》本身的记述看不出“轮台诏”有政策转变的意义，那么便可明了田余庆等人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上。
然而，《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记载可信吗？
《资治通鉴》采用《汉武故事》
田余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汉武帝持续对外征伐，卫太子则有“守文”的倾向；汉武帝多用酷吏执法之臣，而卫太子则获得宽厚长者的支持。然而，检视《汉书》的相关记载，却看不出有田余庆所说的现象。《通鉴》对于汉代历史的描述与《汉书》有差异，这到底是忠实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是反映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或期望？
要探讨这个问题，或可从追踪《通鉴》的史料来源着手。
《通鉴》叙述巫蛊之变的部分，有几段不见于《汉书》的记载，据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所说，是引自《汉武故事》诸书。吕祖谦并判断《汉武故事》所言不可尽信。南宋王益之编写的《西汉年纪》一书，向以考证精审著称，此书写到巫蛊之变这一段，也几乎不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注1】《汉武故事》全书今已不存，其部分内容见于北宋晁载之所纂《续谈助》一书。将《通鉴》的记载与《续谈助》所保留的佚文相对照，可以看到《通鉴》写征和四年汉武帝罢遣方士一段，正是采自《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书影
《汉武故事》是本什么性质的书呢？
从留存至今的佚文可以看到，这本书写的是一些神仙怪诞传说。清代的《四库全书》将这本书列入子部小说家，而不是史部。前文已经提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将卫太子的形象塑造成有“守文”的倾向，“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但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卫太子身边有资料可考者只有太子少傅石德。石德在巫蛊之变时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竟劝太子发兵造反，全无“宽厚长者”之风。看来《汉书》所描绘的卫太子与《通鉴》塑造的形象相反，他身边围绕着不少“以异端进”的小人。由此可知，太子本人也不会像是《通鉴》所说的那般“性仁恕温谨”，“敦重好静”。
不过，《汉书》的确提到太子喜好《谷梁》，而武帝尊《公羊》，这是否能理解成两人因学术喜好的差异而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呢？辛德勇认为太子之所以偏好《谷梁》，是因为他在《谷梁》传中找到切合自身利益的说法，而不是因为《谷梁》有不同于《公羊》的政见。
《公羊》与《谷梁》在解释鲁隐公、鲁桓公的地位时，对何者拥有继承的优先顺位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主张“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子的地位优先于长幼顺序。《谷梁》则主张嫡夫人的地位不能变动，诸侯终其一生只能有一位嫡夫人，因此不是嫡夫人所生的隐公、桓公都不是嫡子；此时应以长幼来排序，传位于长子。
若照《公羊》的说法，则只要汉武帝废掉卫皇后，立其他宠爱的夫人为皇后，那么其他皇子就能顺理成章成为有继位权的嫡子。但若照《谷梁》的说法，则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被废的陈皇后，汉武帝此后再怎么换皇后，都不能动摇身为长子的卫太子的继承顺位；这种说法自然是对太子当时的处境最为有利。根据以上的分析，从《汉书》还是看不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有政治路线之争。

《资治通鉴》（Source: wikipedia）
《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而改过”的形象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向被史学界认为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其取材无征不信，对史料的甄别考辨精审。然而，司马光自己在《通鉴考异》中说“《汉武故事》语多诞妄”，他却在写巫蛊之变时大量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前人已经注意到，司马光编《通鉴》时，常透过对史事的取舍剪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司马光有时会直接将与己意不合的历史记载删节不写入书中，对此南宋的朱熹已经有过批评。另一方面，司马光有时也会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择荒诞不经的史料添进书中，藉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合于己意。
举例而言，《通鉴》在写到西汉成帝的史事时，竟采用《赵飞燕外传》一书。《赵飞燕外传》不但是野史小说一类的书，还是一部淫书。由此可见，我们应审慎对待《通鉴》所采用的源出正史之外的史料。

《赵飞燕外传》书影。图片来源：《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联合目录》
司马光即使知道《汉武故事》一类的书不可靠，他依然为了要写出给当政者作为鉴戒的历史，而采择一部分的这类史料写入《通鉴》中。司马光常针对北宋的现实政治，以史事来表达他的施政主张，因此《通鉴》常攻击变法、贬抑用兵。《通鉴》如此书写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宋人论政本来就常引用《汉书》及西汉事，司马光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赋敛、与反对对外用兵，如果汉武帝能呈现出老年悔过、转变政策的形象，就更能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在当时，司马光能见到的西汉史料已经很少，《史记》、《汉书》又只有“轮台诏”勉强可表现出汉武帝的晚年悔过，因此他只好从《汉武故事》撷取相应的材料，将汉武帝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晚而改过”的形象。
其实用这种做法来书写历史，是北宋仁宗时期以来史学著述的新风尚，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苏辙的《古史》也都有这种倾向。隋唐之际就已经出现这种端倪，即在写史的时候，“书功过，记善恶”的原则高于照实书写的原则。
至于杂采小说来修史的作法，则唐初修的《晋书》已开其先河；在司马光、欧阳修的时代，时人也认为这种作法是有益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其用意与同时代的王安石撰《三经新义》一样，他们都想藉由经或史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们都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清代学者就已经知道，研究汉代历史不能舍弃正史而只看《通鉴》。

史料层次示意图
《汉武故事》中汉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如上所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叙述，将汉武帝父子的样貌，描绘成双方在个性、政见上都有明显差异。《汉武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汉武故事》一书旧题为班固撰，实则应是南朝宋齐之际的王俭所作。从现存的佚文来看，其内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术修炼求长生的故事，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
不过《汉武故事》书中似乎也有比较正经、严肃的题材，例如像《通鉴》所采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汉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国理念。其实这类描述治国理念的内容，本来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谴责帝王一边想求仙、一边却穷兵黩武与奢侈纵欲。《汉武故事》着意描写汉武帝父子的政见歧异，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与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托帝王事迹来“设事譬喻”的写作方式，秦始皇、汉武帝最常成为假托的对象；因为这两个帝王就是既热衷于求仙，又穷兵黩武、奢侈纵欲。
那么《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什么要描写汉武帝父子有政见之争呢？
在王俭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一场“巫蛊之变”，他的父母都被卷入事变中。南朝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年幼便立为太子，其后刘劭因为反对宋文帝北伐，而与宋文帝的宠臣江湛、徐湛之产生严重的嫌隙。刘劭与其姊东阳公主（即王俭的母亲）行巫蛊诅咒宋文帝，其事终究还是泄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却被刘劭起兵杀害。刘劭篡位后，怀疑王俭之父王僧绰的忠诚，将其杀害。
因为王俭的父母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之中，王俭可能想藉由撰写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杀，当时的政治氛围正可比拟汉武帝晚年。由于王俭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见，因此在“太子刘劭因反对北伐而与皇帝宠臣对立”一事上，王俭可能暗中同情刘劭，而以此为底本塑造了《汉武故事》中卫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俭的自身经历之外，《汉武故事》还采用了西汉当代的原型来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汉武故事》的描述中，汉武帝认为太子“不类己（不像我）”，这种父子关系可以在其他西汉帝王的事迹中看到。第一例是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惠帝“不类我”。再来是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这就牵涉到政见之争。汉元帝在当太子时曾劝汉宣帝“用儒生”，这与宣帝一直以来任用刑法的政策相抵触，因而遭到宣帝一顿训斥。汉宣帝还因为另一个儿子淮阳王像自己一样“明察好法”，而曾考虑换掉太子。
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的治国理念有不小的差异，这才是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的原型。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的国策并没有在汉武帝晚年就转向“守文”。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历经三代皇帝，都一直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直到汉元帝即位，才开始用儒家理念治国；这才真正改变了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西汉帝王简易年表（本书着重讨论的时间段是汉武帝到汉元帝之间）

历史建构层次示意图
学界的回响
以上是《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书中牵涉到很多课题，引起争议的地方也不少。本书的初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发表后，李浩便撰文批评辛德勇的几项主要论点。
李浩认为司马光数度驳斥《汉武故事》的说法，因此《通鉴》不会采用《汉武故事》，《通鉴》写巫蛊之变的史料来源是别有所本。《汉武故事》作者为谁至今不能下定论，无法证明此书的作者为王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厌倦于求仙，并于下“轮台诏”后停止征伐、致力劝农，与《通鉴》的叙述相合。《通鉴》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一直遵循着汉代文献的记载，司马光做的不过就是经过严格考辨之后，取择其他史料补充了某些细节。这只能称作是“历史阐释”，而非“历史重构”。李浩的这些批评不是全无道理。
目前学界对于此书的回响，比较集中在重新讨论“汉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转折”上。
自从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发表后，政策转折之说俨然成为学界主流。举例而言，台湾学者蒲慕州虽然在勾勒“巫蛊之祸”的事件经过时，弃《通鉴》的材料不用，但却也不否认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之争。近年比较系统研究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张小锋，也沿袭田余庆的说法。其实，就如《制造汉武帝》一书所说，这几十年间不是没有学者反对“政策转折”说，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辛德勇的论文发表后，便有学者针对文中涉及西汉历史的部分，撰文质疑辛德勇的论点。如韩树峰更细致地分析牵扯进“巫蛊之狱”中的人物各自有什么动机及目的，对于田余庆与辛德勇的说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张，就算不采用《通鉴》的史料，光凭《汉书》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的分歧，并且双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轮台诏”的颁布确实象征着汉帝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支持辛德勇的说法。如杨勇主张“轮台诏”颁布的时候，确实还看不出汉武帝有调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汉武帝身后，西汉一朝的基本国策又历经几番波折才逐渐转向“守文”。这些讨论都可说是促进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汉的历史发展方面，笔者大致同意杨勇的看法。如果以《汉书》、《盐铁论》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没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转折。《通鉴》采择《汉书》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论是否真出自《汉武故事》）来描述汉武帝晚年这段历史，依现代史学的标准来看，或许不是稳当的作法。学者根据这段不够可靠的史料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这个论点很难成立，因为《汉书》中确实缺乏这种迹象。
然而，汉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视“轮台诏”的历史意义。
《制造汉武帝》书中已经提到，东汉时代的班固写到“轮台诏”的颁布始末，即说汉武帝“悔远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的赞又说：“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时代再更靠近汉武帝一点，西汉成帝、哀帝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也有类似的言论。【注2】即使汉武帝死后的历史发展还有一些曲折，汉朝当代确实有人认为汉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对外征伐的政策、从此与民休息。
这样说来，司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但专就《通鉴》描绘出“汉武帝晚年有对外政策的转折”一事来看，司马光到底只是察觉到汉代人已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将此说加以强调，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而刻意扭曲历史，这恐怕是还需要再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制造汉武帝》提出的议题很有价值，期待学界未来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他老爹，汉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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