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不考虑历史局限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在我看来，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从整体历史进程上来看，弊大于利。

首先来分析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的历史背景。汉高祖刘邦在位之时，西汉初期刚实现大一统，社会尚且不够稳定。所以，汉高祖刘邦选择用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来稳定政治，恢复经济。到了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的思想出现了弊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但是，汉武帝实行的这一政策，终究还是出于一个帝王的角度来考虑，国家的统一终究需要思想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统一，从短时期来看，绝对有利于君王的统治，然而，从长久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又是否真正起到了推动作用？显然不是这样，这种政策终究还是弊大于利。

思想的僵化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罢黜百家的意思就是贬低其他学派的思想，独尊儒术是要弘扬孔子的学说，毫无疑问，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得除儒家以外的学派发展都受到了限制，不利于汉朝思想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加强了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一个人思想缺乏活力，甚至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虽然达到了大一统，但是，也阻碍了我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思想僵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后来逐渐落后于世界，也与思想控制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

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