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与中国历史进程有什么关系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民国称遮羞变法，香港称 晚清改革，日本称 光绪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庚子事变爆发， 慈禧太后率 光绪皇帝等百位皇亲在忠臣随扈下出宫避祸西安。回銮之后，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 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改革内容多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 戊戌变法近似，但比戊戌变法更广更深，还涉及废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拓展资料

变法的经济基础：甲午战前，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由于 通商口岸不断增加，洋货大量倾销使中国 自然经济（首先是通商口岸附近）受到冲击，开始解体；

同时土货大量出口，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附庸的地位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变更： 鸦片战争后中国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官僚资本主义雏形性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变法后的政治斗争：戊戌变法失败后，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和 八国联军大 举入侵， 慈禧携光绪及若干亲王大臣仓皇西逃，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28日重新回到北京，历时共511天，横跨庚子、辛丑年，官方史学美其名日“庚子西狩”。

当时的清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早已严重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根基业已动摇。加上列强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其统治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词条   清末新政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大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来,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势虚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物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然则,我们若深入研究下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处我们着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义。
“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中国古代把国与过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或是“夷务”。
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词，意思是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牛津字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在辞海中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综上所述，纯粹意义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二、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进。
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割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注意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领域内，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一）中国晚清时期的“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势须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戎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 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李鸿章还接受了郭嵩焘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礼外交”思想。在郭嵩焘等人看来，“循礼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理、势、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热门要善于适应形势百年化而把握，据理办外交。李鸿章对“循礼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多有发挥。并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强不是蛮夷小邦，对他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就当时的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西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戕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而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演变历程。
1.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思想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治国以礼为首，礼险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中国历代王朝的这种治国的思想，制度，对于中国历代王朝同外国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根据这种思想，中国是礼教之国，非中国臣民都是属于化外之民，都是蛮夷。《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阵脚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篇议论，成为历代统治王朝对待外国关系的总的指导思想。
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开始受到了非常惨重而且具有延续发展性的损害。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关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会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2.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时间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渺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夷务”外交观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粗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连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饿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不如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物的饿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3.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现状而言，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因此导致清朝官员有一种看法就是可进行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就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而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默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过果实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经述及，晚清士人认为喜人在华“图例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权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上午机密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由来。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上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务，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与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显示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架，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
4.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主要运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它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己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国牌，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外交原则在清朝官员中很流行,林则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别主张以此法对付外敌。而李鸿章尤甚，他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然则,他并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未看清。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那样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边式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而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中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止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他所依据的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时间，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曾纪泽也是这一外交原则的主张者。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军事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
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得益于工商而使国势陡增，并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相互隔绝变为互相“联属”。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的残酷现实，迫使中过经世派士绅饭馆到本国的劣势，由此产生了结盟合作的想法。但无论是均势还是结盟理论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9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曾被尝试过，尽管其实际命运并不乐观，但在晚清外交理论思想和实践中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以夷制夷”还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变理论，都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对于清朝廷的冲击,使得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思想理念、战略和原则渐渐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

　　中华民国开始于1912年，结束于1949年。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以前，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可是在政治上，则都是帝王专制，人民没有自主的权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正值欧美西方国家工业兴起日渐犟大，中国的满清王朝不和外国来往，以为中国仍是天下最犟的国家。到了十九世纪，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国境内动乱不断。而西方列犟也就以它们犟大的经济力量，和锐利的武器，趁机侵略中国。满清政府的无知和无能，使中国几乎沦落到被瓜分的亡国命运。从西元一八四零年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列犟看出中国的衰弱，就展开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几次遭到失败，不断地割地赔款，使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而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以后，深深体会满清政府腐败，没有能力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於是决定倡导国民革命，倾覆满清建立民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并立南京为首都（简称“京”）。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并沿用至今。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时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由于国共内战继续，以及日本侵华，直到1946年方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始告结束。1936年5月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后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长为汪精卫（1932年－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1932年－）。汪精卫因屡遭国民党内压力，后出亡河内，与日本接触，应允反共，停止抗日，于1940年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该政府仅获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的承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东京。
　　1937年，日本先后攻陷华北、淞沪、南京，占据中国大量领土，国民政府被迫自南京迁往重庆，展开十四年抗战的后八年全面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所属国民革命军投入战争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1937年-1945年间，国民革命军所属第五军、第十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及新六军总计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国民革命军虽因装备等因素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但也于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军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转战缅因、血战昆仑关等事迹。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于9月2日与盟国签订降伏文书，接受《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归还占领之外国领土。遂即满洲国瓦解，汪精卫政府覆亡，台澎诸岛后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 于23日解放南京。 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双十节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中华民国开始于1912年，.沦.陷.于1949年，.复.国.于201x年。
俄罗斯共和国开始于1917年3月，.流.亡.于1917年11月，.复.国.于1991年。

五十年代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的提出
七十年代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

你好
五十年代我国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与苏东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七十年代我国奉行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主要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随后国际上出现与我国的建交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