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儿汗国的汉人

旭烈兀是元宪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的同母弟，18岁的旭烈兀随堂兄拔都远征欧洲。1241年，他与速不台分兵五路，败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于多瑙河，这次西征对年轻的旭烈兀意义重大，使他积累了战争经验。蒙哥坐稳大汗之位后，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身为同母兄弟的忽必烈、旭烈兀都得到积极的培植。忽必烈负责征伐南宋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在旭烈兀西征前夕，蒙哥下令各蒙古千户，以十兵抽二的比例，给旭烈兀凑了一支西征大军。由于蒙古人不擅长攻城，蒙哥又调集了一批汉人士兵送给了旭烈兀。所以，旭烈兀西征和伊尔汗国初期倚仗的主力士兵，都是蒙古人和汉人。典型如在《元史》中被西亚人称为神人的汉人大将郭侃，就参与了这次西征。

旭烈兀的西征毁灭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旭烈兀的西征军队杀死了哈里发穆斯台绥木，打断了哈里发的正统系谱，这是伊斯兰世界第一次重大危机（第二次重大危机则是100年前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在进军非洲失败后，旭烈兀在西亚安定下来，蒙人统治西亚采取分封制度，分封了七个埃米尔来管理新的帝国，六人是蒙古人，一人是中国人（汪吉阳），并且以后伊儿汗国一直有汉人官员的存在。一般认为，元帝国的四等人制度虽然没有正式地颁布在元朝法律：如《大元通制》上，但是应该存在于隐形操作中，而元帝国的另一个藩国，伊儿汗国（四大汗国之一），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各族裔地位和元帝国不一样。伊尔汗国是一等蒙古，二等汉，三等突厥蛮，四等伊朗雅利安。这是蒙古人统治世界的以少制多法则。在旭烈兀统治时期，旭烈兀曾下令他的帝国官员修建天文台，以及研究天文学，当时有位伊朗本地学者纳西儿丁·图昔完成了《伊利汗积尺》，这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也是第一部将中国天文学理论介绍至亚欧大陆西部的著作。纳西儿丁·图昔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中国河北地区的学者傅孟质（Fū Mangjī）的协助，这个场景甚至被后人绘制成细密画。

伊儿汗国的开国君主旭烈兀的身边不只有汉人的军人和学者，也有汉人的道士和医生，如波斯人拉施特所撰《史集》称：旭烈兀十分爱好一些来自中国的炼金术师，他对那些术士经常垂青。这显然就是炼丹的道士。旭烈兀从不相信当地的波斯人和土库曼人，当时西亚地区的医术在世界上属于顶尖水平，但旭烈兀的病重时拒绝使用波斯人医生，而是让一个中国医生给他煮中药，这位汉人医师医治旭烈兀的手法，是金国医生张从正所著医书《儒门事亲》中所记​​载「攻下派」医法。以「攻邪」为手段，通过汗、吐、下、泄的手段促使邪气外出。但攻邪之法没能最终挽救旭烈兀的生命，旭烈兀就这么死了。不过该国的内廷一直有汉人医官供职。如第六任伊尔汗国大汗合赞汗患眼疾后，按照汉人医师的疗法，在他的身体上施以两处针灸。除了医生以外，伊儿汗国前几任大汗的太傅（帝师）也常由汉人担任。其实在另一个蒙古汗国，察合台汗国（1224年－1570年/1680年），开国君主察合台最宠幸的宰相也是汉人。这是位于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塔赫特-苏莱曼夏宫是伊儿汗时代仅存的宫殿遗址。我们在这座伊儿汗国的宫殿中发现到不少中国痕迹。

比如，该夏宫并没有使用萨珊旧宫址东南面的城门，改在南面的城墙上新开了一扇城门，以形成南北中轴线的格局。这种格局是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特点。夏宫内部装饰则表现出更多的汉地风格。考古学家判断，宫殿正厅采用的是中国的多立柱构造，门前的阶梯亦是中国式的直梯，而非伊朗式的折梯。

遗址还出土了带有中国风格的龙、凤、狮子、鹿、牡丹的装饰陶砖，龙的图像为口里衔着一串球的造型，这种龙的风格源出于汉地。无疑，夏宫的建立定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工匠参与其中。

佛教在蒙古西征后也重新进入西亚，在苏丹尼耶（伊朗西北部的一座城市）近郊有一处佛寺遗址，它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山崖岩石上雕刻的一条精美的龙形浮雕。这条龙的身躯在祥云中呈现出协调的卷绕动态，俨然是一条中国龙。这表明雕刻者对中国风格的龙的图形具有娴熟的认知和雕刻技艺，民间甚至流传此龙为四名中国工匠制造的说法，可以推测此佛教寺院的建造由汉人工匠完成。

在定居伊儿汗国的汉人工匠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汉人画师，他们给伊朗的美术风格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对中国绘画的赞美一直是西方的波斯人对东方最美好的想象。10世纪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列王纪》就屡用中国画廊来表达美丽辉煌之意。至蒙元时代《心之喜悦》描写哈马丹的马沙鲁地地区风景优美，仍称「如若天堂，美似中国画廊」。

伊儿汗国的汉人移民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汉地的饮食习俗。据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一书记载，木干平原的汉人还在当地制作粉条：「在汉地人们从绿豆中提取淀粉，制成粉条烹食。在我们这里也有汉人制作这种食物。在木干省的一些地方，人们大量地制作这种食品，在所有种植此豆的地方都有。」，粉条并没有在伊朗流传下来，但米饭却通过伊儿汗国的汉人军户和移民，在伊朗流传开来，并且成为了今天伊朗人的重要主食。伊朗现在的里海海岸一带是伊朗的一个大的稻米产区，也是丝绸产地，他们的丝绸技术和稻米技术是在蒙古帝国打通了东亚和西亚的交通线以后从东亚学到的。

还有一条材料能有力说明蒙元时代汉地饮食文化存在于西亚地区，14世纪也门编纂的一部六种语言对译辞书《国王词典》中收录了阿拉伯语对「筷子」的解释，说这是吃面条时使用的两根木片。这表明汉地饮食不仅满足汉人移民自身的需要，而且还传播开来，在伊儿汗国的那个时代为西亚地区人民所熟知。

伊儿汗国的东方征服者们也留下了后裔，比如哈扎拉人和艾玛克人，他们分布在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交界。这些黄白混血的民族都是伊儿汗国时期东亚/北亚贵族娶西亚/中亚当地妇女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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