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在唐代何时被称为节度使军镇的代称

唐朝设立节度使制度是为了更好的防御边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各地节度使势力的强大，最终成为了唐朝最大的威胁，造成了唐朝亡于藩镇的结局。

与大多数朝代不同，唐朝是一个主张开放边界和扩大土地的朝代。这在唐太宗时期尤为明显。世界刚刚安定下来，但唐朝没有实行国家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是直接投入了战争。唐太宗坚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当时，唐朝有一支不亚于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可以在草原戈壁发起突袭。因此，初唐的对外战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节度使的头衔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出现了。这个称呼指的是被授予外交使节的总督。他们可以控制各种军队。然而，这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官方职位。直到唐睿宗时期，节度使的正式职位才被正式接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使者已经取代总督。直到唐朝末年，仍然有总督的职位。因此，当初设立特使的初衷仍然是为了确保唐朝的边境安全。

此外，为了让各军镇抵御叛军，唐玄宗又废除了采访使，代之以我们的特使，从而增加了节度使的权力。唐肃宗执政时，世界仍不太平于是又效仿汉朝州牧的制度，让节度使统管地方的军政大权。这赋予我们的使者军事、财政、行政和人事权力。时间一长，士兵们对于节度使的忠诚，往往会高于皇帝。到晚唐时，它获得了世袭资格，最终成为直接威胁朝廷甚至推翻唐朝的主要力量。

唐朝时期节度使的存在成为了威胁中央政权的存在，安史之乱将盛唐拖入了深渊，也未晚唐的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不过节度使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称谓，连正式官职都不是，那么节度使是如何转变，一步步成为后来集军、政、财三权于一身的藩镇，最终成为可不听朝廷号令的地方军事力量。

节度使成为能够左右大唐帝国命运的存在，是在唐玄宗时期多种国策影响影响形成的最终产物，这里有大唐国运至中期，出现了最为根本也是最为致命的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任何统一王朝的灭亡都套不脱这一问题，同时还有还有的就是，唐玄宗后期开始奢靡享乐，节度使主动或被动揽权。

唐朝初期兵制是府兵制，《新唐书.兵志》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也就是国家赋予府兵田地，府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且府兵需要自备军械，此法是大唐养兵而不许令国家财政负担，而且最主要的是，遇到战事，府兵临时征召，再由朝廷委派将领去统领，打完仗，府兵归府，将领回朝，将领永远无法掌握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也就无法用军队造反。

唐朝前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中府兵是全国精锐，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这也保证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军事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情况在都了唐玄宗时期就改变了，原本的“行军”，也就是府兵轮番驻守边疆，变成了后来的“镇军”，也就是组建区域边镇，布置重兵常年驻守，以应对边疆的军事威胁。

节度使一词是在唐高宗时期出现的，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犹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一开始节度使只是一种称谓，也就是持节督军事的一种权力代称，当贺拔延嗣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时，节度使才正式成为唐朝的官职，贺拔延嗣也成为了大唐第一位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在边镇方面的军事改革是国内外形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于内，大唐的府兵制已经出现崩坏的苗头，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边疆府兵开始出现逃逸的情况，唐帝国就不能保证在边疆保持对各方敌对势力的军事压力。

同时以往唐朝的军事结构也不适合唐高宗时期的国情，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当时唐朝的军事结构主要还是小型的分散在边疆各地的军镇，但是这种军镇一般只能驻守几百人，但是在实际战争中，敌方骑兵大多集中数万骑兵，快速机动，选择唐军防御弱点而攻击，那么唐朝一开始这种遍地开花般的防守策略就不合适了。

所以在边疆建立集中兵力的重型边镇是个合适的选择，节度使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节度使也就不再是战事发生时，由朝廷临时任命的朝中大臣，成为了常年在边疆驻守的封疆大吏，不过一开始节度使的自主权还不大，毕竟府兵制虽然开始出现崩坏的苗头，但是府兵制依然存在，一直到了唐玄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有一个历代王朝到了中晚期后，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新唐书.食货志》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大唐中央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于开国时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也就是国家将田地定额给予百姓，百姓要上缴租税以及服徭役，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加之人口的增加，令土地相对减少，本来租庸调之法对百姓并不是太大压力，可是随着国家能够支配分给百姓的土地变少，而租庸调却不改变，这就让百姓身上的赋税徭役变重，百姓还是逃脱户籍令均田制崩坏，大唐的财政收入逐渐萎缩。

伴随着均田制的崩坏，府兵制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面对府兵制难以提供足够充足的兵员，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此时就已经预示了府兵制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长从宿卫”在本质上已经是募兵制了，也就是彍骑之法，由唐朝财政负担军费，此时的“长从宿卫”已经算是职业军人了，而不再是府兵制的兵农一体。

而府兵制也尚未退出，开元十一年至天宝年间，唐朝的军事征兵结构是募兵制和府兵制同时存在的，不过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彍骑之法所招募的京师宿卫到后来已经变成了“其他皆能，唯打仗不能”的士兵，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至此彍骑之法和府兵制已经彻底失去了其为朝廷提供优质兵员的作用，但是唐玄宗时期又是唐朝的多事之秋，面对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奚和契丹，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唐朝在边境的各方节度使掌握着数十万，到了天宝年间，府兵制彻底被废止后，各地节度使也就有了自己募兵的权利，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

此后各方节度使所辖之兵逐渐开始成为节度使的私兵，因为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同时他们还有大多世代以军旅为家，子承父业，这就导致士兵对节度使的依赖性很高，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节度使也就慢慢完全掌控了军权。

而且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唐朝财政不足以供养边境数十万将士，唐玄宗初期是想要恢复均田制的，还特意下发诏令，但是已然阻止不了土地兼并和户籍逃逸，在均田制的崩坏之下，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国家收支严重失衡，所以唐玄宗一朝，他最喜欢的一类官员就是能够为自己敛财的人。

《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玄宗以为能，数年间拔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

唐玄宗执政初期，还是很有干劲的，也能任用贤能，通过正当的国策来为国家财政开源，宇文融就是最早的一个代表，其后还有杨崇礼杨慎矜父子以及韦坚为朝廷增加收入，可是他们都没有人可以改变均田制崩坏的局面，均田制才是大唐财政的根基，而到了唐玄宗晚期，随着自己懈怠政务，开始过起了奢靡的生活，朝廷开支就更大了，所以其晚期才会出现那么多奸臣，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能够为唐玄宗疯狂敛财，以满足唐玄宗的“晚年生活”。

比如奸臣杨国忠，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行钱百万。国家动乱之际，他还能给唐玄宗敛财，如果说他心能够用到正确的地方，没准也会成为一位干吏啊。

话说回来，唐朝财政凋敝，不足以供养边镇驻军，所以朝廷只能下方财政大权于节度使，让他们自行解决，《新唐书.百官》记载了节度使可以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支度使主管军需的官职，营田使掌管屯田诸事宜，手握军权和财权的节度使自然就逐渐成为了日后的藩镇。所以说唐玄宗时期，由于国内均田制遭到破坏而导致的府兵制崩溃以及财政问题，让唐王朝逐渐将军权和财权下放于节度使，经过安史之乱后，各方节度使权势更加扩大，朝廷已无力制约，只能实行安抚之计，直至唐王朝灭亡！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