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形势有左倾迹象吗

　　A                          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左倾思想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革命外交政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十分冒进，引发了严重的外交危机，并最终在外交上带来了恶劣的后果。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七千人大会的纠“左”工作全面停滞。会上，毛批判王稼祥执行所谓“三和一少”路线：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温和一些，对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助应该少一些。进而提出“三斗一多”。要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斗争到底，增加对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助。

       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1969年夏，中国的外交进入了革命外交时期。

　　一、“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理论形成

　　苏联奉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力图控制中国；中国则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抵制苏联的控制，反对苏联的干涉。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导致了中苏交恶，最终分道扬镳，由兄弟关系恶化为敌对关系。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外交战略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平共处”，以实现共同主宰世界。因此，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变成现代修正主义。毛指出：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最后，毛还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以及对其的外交策略。由此，“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理论形成。不难看出，该理论以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为依据，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具有很大的空想性。

　　二、“左”的思想对60年代外交的影响突出表现为 “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初，新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交战略调整，即“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动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简而言之，‘既反帝又反修’即‘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毛一改50年代从道义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策略，而将支持和帮助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对该国的惟一外交策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使是一向遇事冷静和清醒的周总理，也充满了革命思想；时任外交部长的陈Y更是充满了火药味。最终，1967年，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中央文G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这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语录和毛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2、1967年8月22，北京示威游行的群众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

　　3、同时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4、在柬埔寨，我驻柬埔寨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埔寨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语录、像章和“文G”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埔寨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5、此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

　　6、1965年，美国决定暂停轰炸北越并提出与北越进行无条件谈判，中国领导人表示坚决反对。1968年5月开始的越美和谈在此阶段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相反，中国极力阻挠越美和谈做法激怒了美国决策者，使得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对中国的政策充满了火药味。在华沙与美国进行的大使级会谈上，王炳南一开始就强调，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将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解决其它问题的前提，台湾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这一观点在以后的会谈中一直坚持下来。以至于1969年之前中美会谈未能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唯一的结果就是保留了中美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首先是肯尼迪试图以“粮食换和平”的建议遭到了中国的拒绝。此后，王炳南还指责说，美国所谓的援助只不过是想用“几个臭钱，来挽回自己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而作的最后挣扎。

　　三、严重后果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革命外交政策，给新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在外交上对苏联和美国均采取强硬的外加政策。结果拒绝了中美之间和解的许多机会，使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度孤立和危险的地位。

　　在国内，由于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结果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位置，把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国防和对外援助上，多次失去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在世界上损害了我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在国内，国家改变了原本被概括为“吃穿用”计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而代之以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建设“三线”的战争准备计划。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当时，仍然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国内、国际战略的部署上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结语

　　外交为国家建设总纲领服务，是国家内政的延续。但是纵观60年代中国的外交，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体现出强烈的革命性，给中国在国际和国内上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在外交上，必须警惕“左”倾和“右”倾，特别是是反对“左”倾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国际身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