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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录1914.8.3——开始这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时间: 2021-08-03 20:27:59 | 作者：Hybrid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5次

议事录1914.8.3——开始这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外交、联邦和事物发展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ery)

上周我强调我们不仅仅是在为我们国家，而是在为全欧洲寻求和平。今天的事态发展过快以至于无法准确地表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显然欧洲的和平难以为继。俄国和德国已经互相进入了战争状态。

在我继续向陛下的政府陈述事态前，我必须声明清楚，在我来到下议院前我们的态度是对当前的危机表示遗憾，议院也许清楚在政府，或者说议院怎样的义务下对这一事件做出决断。首先请允许我简短的说明，我们已经长期协作以维持和平。议院可以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毫不费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在巴尔干危机（1912-1913）中我们为和平而努力。欧洲列强的合作成功地和平解决了巴尔干危机。诚然，某些列强还不能改变他们落后的看法。对他们来说还有很多时间和精力要被放在解决内部纷争上，但和平还是到来了，因为和平终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也愿意解决而非激化矛盾。

然而在当前的危机中，欧洲的和平已绝无可能，事态正快速发展到危及和平的地步，并且众所周知列强们从前所坚持的和平政策正在受威胁。我不想就此作出评论或提及来自何方的传言指责我们在说谎，因为我希望由议院来评判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场危机，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义务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没能保住和平。

无论上周我们为和平做出了多少努力我们现在都应该立刻发布文件，当文件被发布后我毫不怀疑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我们为和平做出的努力是多么真诚、认真和全心全意，同时人们也会清晰地意识到到底是谁，是哪股力量在阻碍和平。

我想自己现在先回答关于英国义务的问题，我曾向议院保证——首相（阿斯奎斯）曾多次向议院保证，如果像这样的危机浮现，我们应该来到议院前并告诉议院你们有权力决定英国对此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对此施行什么秘密协定，并且由于我们身处这场斗争中，我们有来自这个国家荣誉的义务。

在欧洲有两个外交团体，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三国协约并非什么盟友，这只是一个外交团体。相信议院还记得1908年的巴尔干危机，关于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又称波斯尼亚危机）。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svolsky)先生来到伦敦，或者说恰巧来到伦敦，因为行程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安排。我当时就坚定地告诉他，这是一场巴尔干危机，是巴尔干的事务，我不认为这个国家的民意会认为我们给予的任何高于外交支持的帮助是正确的。他们没有索取更多，我们也没有承诺更多。

而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直到昨天，我们都没有承诺除了外交支持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承诺除了外交支持外的任何东西。（原话就重复了一遍）现在我必须把关于义务的问题向议院说明清楚。我必须重新提及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那是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由于大选正在进行这对当时的政府是个考验，部长们在全国奔走，我本人一周三天待在我的选区三天待在外交部，我被问到如果危机演变成德法之间的战争我们是否应该给予军火支援。我回答除非得到民意的全力支持否则我不能承诺给任何列强任何东西。我说，在我看来如果战争降临法国，那么关于摩洛哥问题，这个我们刚刚与法国有过合理条约的问题上，我们国家的民众将会游行号召声援法国。

我没有做出承诺，但至少在我记忆中我在整场危机里都对法国大使和德国大使保持了这一态度。我没有做出承诺，我没有做出威胁，但我表达了那种观点。那种态度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认可，但当时他们对我说，而且我也认为很有道理：“如果你认为英国的民意在一场危机突然浮现时可以正当化你对法国无法事先承诺的军备支持的话，你也无法给予他，即便你希望这么做，当那一天来临时，只有‘陆海军专家的交流’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同意这句话并授权了那些交流，但随后我意识到陆海军都应该无权阻止政府或在危机来临时限制关于军备援助的自由。

就如我刚才说的，就在大选的情况下。我必须担起责任在没有内阁相助的情况下独自处理。这不能拖延，必须尽早给出答复。我咨询了亨利·坎贝尔·班纳曼首相，我记得我也咨询了理查德·哈尔丹(Richard Haldane)勋爵,日后的陆军大臣，和先首相，当时的财政部长。那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了，他们授权给政府自由处理突发危机的权力。事实上陆海军的交流在事后才完成，我想是在危机结束告知内阁后。

随后是阿加迪尔危机，又一场摩洛哥危机，整个过程中我采用了和1906年一样的方式。但在1912年内阁的讨论和考虑后我们决定用非正式信件的方式书面记录，这些讨论并未束缚政府的权力。1912年11月1日，我给法国大使写了我接下来要向议院念的这封信，随后我收到了类似内容的回信，这是我将给下议院宣读的信件并且随后将通过录音被公众知晓，现在无论陆海军发生什么，他们都无权插手政府间的讨论了：——

“我亲爱的大使，——这些年来英法陆海军专家时不时在一起研讨。众所周知这类研讨无权决定未来两国直接时都会提供军事援助。我们都同意军事专家的交流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为即将到来或永不到来的紧急事态对对方采取援助的一部分。此刻英法两国舰队的演练并非为了未来的联合作战做准备。”

“然而你已经指出，如果任意政府注意到来自第三国的无端攻击，是否能够得到来自对方的武装支援显得尤为重要。”

“我同意，如果任意政府注意到来自第三国的无端攻击，或其他能够威胁到总体和平的举动，那么两国政府应该立即协商是否应该共同抵御侵略维护和平，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共同措施”

查尔斯·贝雷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勋爵

那是什么时候？

爱德华·格雷

1912年11月22日。那是政府开始处理这场危机的起点。我认为这清楚地证明了我和首相对议院所说的一切属实，此外，关于我们在一场危机中自由抉择的底线，我们应该介入还是旁观，政府和议院都应该有完全的权力。我从义务的角度出发把所有信息都告知议院是源于我对下议院的完全信任，我认为从我刚读过的信中很显然我不必解释为什么政府与议院应该完全自由地决定对危机所展现出地态度。

好吧，先生们，让我更进一步，我会这么说：“当前的危机局势和当年的摩洛哥危机并不完全相同。摩洛哥危机主要是一场关乎法国的争执，一场关乎法国的争执而且主要是关乎法国——一场争执，至少在我们看来，影响法国，影响我们和法国的一张合约，并被公布到了全世界，我们给法国的是外交支持，当时的我们在任何程度上都只是在明确的公共协议基础上外交支持法国。”

而当前的危机则完全不同。这一危机的起源和我们与法国的特殊协议无关，与主要影响法国的事态无关。这起源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争执。我可以用我完全的自信说出这句话——没有任何政府或国家像法国一样不想被卷入一场由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争执而导致的战争。他们出于与俄国同盟的义务与荣誉加入了战争。好吧，我只能对议院说这种义务与荣誉无法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法俄同盟的成员。我们甚至不知道同盟的具体条件。到现在，我想我已经讲明白了关于义务的问题。

我现在希望谈论在当前局势下我们需要做什么。许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与法国的长期友好关系（一名议员：“还有与德国！”）我清楚地记得当上届政府与法国签订协约时整个议院和我自己——我想当时就是我在对此讲话，的感受，那种热烈而亲切的感觉，我们两国在过去有诸多不和，而又全被一扫而空。我记得我说过，一些良性的影响造就了这一亲切的氛围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但多久以后这份友情变成了义务？这是国与国的友情由国与国批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项义务，让每个人看看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的感情，并理解自己的义务范围。我理解了我自己的但我不希望逼迫每个人都这样做。这个议院，每个议员作为个人和作为整体都应该思量。我从我个人角度出发，并向议院讲述了我对此的个人情感。

法国舰队现在已抵达地中海，法国的北部和西部海岸完全不设防。法国舰队集结于地中海和过去的情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给了他们安全感，让他们认为无需对我们设防。我个人的情感是如果一支外国舰队参加了一场并非法国所寻求也并非法国所挑起的战争，开进英吉利海峡并开始轰击法国不设防的海岸，我们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这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双臂交叉，热情洋溢的看着，就是什么也不做！我相信整个国家也是这么想的。有时，人们会感到，如果确实发生了这些情况，那一种感觉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传遍整个土地。

但我也不带情绪地分析了此事，从英国利益的角度。如果我们默不作声，那么法国与她的地中海舰队该干什么呢？如果法国将舰队留在地中海，而又无法从我们这里得到答复，她北部和西部海岸将完全不设防，在一场生死战中完全被一支英吉利海峡的德国舰队所摆布。如果我们默不作声，他们也可能将舰队撤出地中海。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席卷欧洲的大火，没人能够限制他所造成的后果。假设我们今天作壁上观，说到：“不，我们不能在这场冲突中站在任意一方。”假使法国舰队从地中海撤退，然后结果是——甚至在欧洲的和平国家中也堪称重大——事实上，无论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让我们假设其中有不可预见的后果，因此有必要在突然的时刻捍卫英国的重要利益，那我们就应该加入战争，让我们继续假设——事实上极有可能——现在还处于中立的意大利（议员们：“同意！”）——因为据我所知，她将这场战争视作侵略战争，而三国同盟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因此她没有义务加入战争——让我们假设一个无法被预知的后果——在仔细权衡利益后意大利放弃了中立态势而选择与英国利益敌对的时候，那时的地中海将是什么态势？或许在某个重要的节点这种后果会降临在我们头上，因为地中海的贸易航线对我们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人可以说在接下来几周里有任何一条贸易航线对这个国家无关紧要。到那时我们的立场又该是什么？我们在地中海没有一支可以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力量。我要说的是，从英国利益的角度来看那将是我们无法再派出更多船只前往地中海的那一刻，我们可能使这个国家由于我们目前的消极态度而暴露于最可怕的风险。我想很显然法国有权利知道——而且是立刻知道！——当法国不设防的北部与西部海岸遭到攻击时她能否得到来自英国的帮助。在这种危机重重而又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昨天下午我向法国大使做出了如下声明：

“我被授权向你保证，如果德国舰队通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向法国海岸或船只发起敌对行为，英国舰队将力所能及地采取保护。这一保证，当然，是基于陛下的政府在议院支持下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德国舰队采取上述措施前英国政府无权行动。”

我将这向议院宣读，并不意味着宣战或要求立刻采取侵略性行动，而是希望我们在那种情景发生时采取主动行动。事态正在以小时为单位发生变化。新消息不断涌入因此我无法用正式的方式讲述，但我可以确定，如果我们保持中立，德国政府将对法国北部海岸展开攻击。这是我来议院前不久才得到的消息，并且，先生们，还有一件更加严重的事态，并且每分每秒都在恶化下去，就是比利时的中立性。

我想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比利时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性因素是1839年伦敦条约，但问题自那时起就已经埋下。然后是1870年德国与法国的战争（普法战争），比利时中立性的问题开始浮现并众说纷纭。其中俾斯麦亲王向比利时做出了据他所说远超现有条约的书面保证，——日耳曼邦联和他的同盟将会尊重比利时的独立性。这在1870年德国承认这些条约权力的神圣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放弃了英国政府这一立场的是上议院的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 Leveson-Gower)和下议院的格莱斯顿先生(William Gladstone)，格兰维尔勋爵在1970年8月8日在下议院做出如下发言：——

“我们也许已经向本国和外国解释过我们不认为这个国家在道德或国际上受到束缚，或维持比利时的中立性与利益有关，尽管这也许能带来一些便利，尽管这很容易遵守，尽管这可能将我们从一些紧急的危难中解救出来，这仍然被陛下的政府认为基于国家荣誉或利益是无法接受的。”

格莱斯顿先生在两天后说到：——

“我必须承认协约的义务依然存在。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探究这一协定带来义务缘由的复杂问题，但我不能接受议院中一些人的学说，这显然是一个断言，即保证比利时存在的简单事实对协约的每一方都有约束力，而忽视了独立保证的特定时间和场景。那些我所惯常倾听的外交权威，例如阿伯丁勋爵(George Hamilton-Gordon)和帕默斯顿勋爵(Henry John Temple)，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对独立保障采取过这种僵化和，请容许我冒昧地说，不切实际的观点。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保证，在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的情况下，这一点很重要。也有更进一步的考量，那股我们所有人都最深刻地感受到的力量，就是共同反对任意完成惊人崛起列强的利益。”

条约是一张旧条约了，那是1839年，而刚才是1870年对他的看法。这是诸多条约中的一个，不仅仅影响比利时——条约的受惠国，也影响了所有保障比利时国家的利益。而今天我们的荣耀和利益，至少，不在1870年之下，我们也不能用比1870年格莱斯顿政府更狭隘或是寻常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义务和和义务的重要性。

我将向议院宣读上周这一事件的进展。当动员开始时，我知道这一问题必将成为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下议院中最重要的议题。我同时向巴黎和柏林拍去了包含相似内容的电报，我们急切地需要知道法国和德国政府是否仍然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性。我从法国政府收到了以下回复：——

“法国政府决心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只有在其他大国违反比利时中立性的情况下，法国才有可能在必要时基于自我防卫的需求做出其他选择。我们已经多次重申这一承诺。共和国总统就此已告知比利时国王，并且法国驻比利时大使也与今日再次向比利时外交部长重申这一承诺。”

而从德国政府收到的回复是：——

“外交大臣在咨询皇帝和宰相前可能无法给出答复。”

我对爱德华·戈申(Edward Goschen)先生说得到一个答复至关重要，而他也说希望德国方面的答复不要拖延太久。随后德国外交大臣让戈申先生怀疑德国人到底能否给出答复，因为在战争中这或多或少会泄露出他们的作战计划。我同时也给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政府发了电报，我从弗朗西斯·维利耶斯（Francis Villiers）那里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外交大臣感谢了我的联络，随后回答比利时将会尽其所能以维持中立，并且希望和期待得到其他大国的遵守和支持。他请求我加上以下的话，‘尽管比利时与周边大国关系和睦，也没有怀疑他的理由，但比利时政府相信，在暴力冲突到来时，比利时将被迫武装保卫自己的中立性。’”

从今天我收到的信息——他们来的相当及时，来看，虽然我不能确定信息的准确性，但德国已经向比利时发出了最后通牒，以向比利时表现友好关系为交换，要求德国部队可以穿过比利时。好吧，先生们，直到这些事在最后一刻板上钉钉，我都不希望成为那个向下议院报告完整、确切信息的人。上周我们在争论如果我们在一场战争中履行了对比利时的保障，那么战后比利时是否会对我们感恩戴德。那时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在比利时中立为我们带来的权利与义务上讨价还价。

就在我来到议院前我被告知比利时国王收到了下面这份由我们的乔治国王发出的电报：——

“不要忘记你和你的前辈们与英国自1870年以来的友谊，我们的友谊将再次得到证明，我向外交部门做出了最高指示，要求维护比利时的独立。”

外交部门的干预在上周完成。现在外交还有什么用？我们能够从比利时的独立和完整性中获得巨大的核心利益。如果比利时被迫屈服于危害其中立的行为，那么局势自然更加明朗。即使比利时根据某种协定同意了这一危害她中立性的行为，这也明显只是受迫。欧洲这一地区的小国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独立。他们所害怕的事就是，我认为，与其说是他们的完整，不如说是要干扰他们的独立性。如果这场战争中一个国家的中立性被危害了，如果一支交战国的部队危害了她的中立性而且没有任何反制措施，那么当战争结束时，无论完整性如何，独立性将荡然无存！

格莱斯顿关于比利时的独立性还有一句名言，在议事录第203卷1787页。我还没来得及阅读整篇演讲并记录原句，但很显然格莱斯顿先生想要表达的是：——

“我们在比利时独立上的利益高于独立保证的字面含义。我们这个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的国家不能静静地站在一边，目睹这沾染历史一页最严重犯罪的发生，从而成为犯罪的共犯。”

不，先生们，如果对比利时的最后通牒有什么深层意义的话，那就是逼迫她放弃自己的中立性，无论得到什么作为交换，她的独立性都将荡然无存！比利时妥协后，荷兰也将重蹈覆辙。我站在英国利益的角度向诸君发问，希望诸君想想是什么危在旦夕！如果法国在泥泞和死亡中挣扎，失去大国地位，被迫屈服于更强大的意志与力量——当然我并不相信这将发生，因为我确信法国将如她往日的荣光一般在爱国主义浪潮下尽其所能地保卫自己——然而，如果那真的发生了，而且比利时也在同一个强权下屈服，然后是荷兰，然后是丹麦，那么格莱斯顿先生不久一语成谶了吗！难道任意一个强权的肆意扩张不是违背我们的利益吗！

我想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应该坐山观虎斗，积蓄实力，在战争的最后再出手干涉以使事态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在像这样的危机中我们逃避了比利时协定给我们的义务与荣誉，我很怀疑无论最终我们获得什么物质上的利益能够弥补我们道义上的损失。并且我不认为对于大国来说直到最后才介入能够提振实力。对于拥有一支足以保护贸易、海岸和利益的庞大舰队的我们，如果我们加入战争，我们也许会有所损失，但远远比不上作壁上观所带来的损失。

恐怕我们必须承受损失，无论我们是否加入战争。国际贸易将会中止，不是因为航路被阻断，而是因为整个欧洲都打成了一锅粥。大陆上的国家将把他们全部的人口，全部的力量，全部的财富投入这场绝望的战争中——他们无力继续与我们和平时期的贸易，无论我们参战与否。我曾经不相信，如果我们全程坐视战争，那么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将被迫用尽全力来颠覆战争的结果，防止整个西欧与我们为敌——如果那是战争结果的话——整个西欧被一个大国所掌控，我确信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的道德与尊重也将丧失殆尽。我只能说我始终是基于某种假设在考虑比利时问题，因为我尚且不能了解所有细节，但，如果那些细节被证实如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样，那么很显然我们国家有义务竭尽全力去制止那些无可争议的细节所导致的结果。

我已经向下议院宣读了我们关于使用武力的讨论。我想关于是否派遣远征军下议院还未做讨论。舰队的动员已经完成，军队的动员正在进行，但我们对此还尚未做讨论，因为我认为对于这一将会燃起欧洲烽火的空前行为，基于我们对印度和帝国其他地区以及势力范围的责任，以及许许多多的未知因素，我们在决定派遣远征军之前必须仔细考量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

在这糟糕形势下唯一的闪光点是爱尔兰。整个爱尔兰的总体形势-我希望诸君能清楚地理解-并没有使爱尔兰问题成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考虑的因素。我已向下议院陈述我们目前在承诺和影响我们政策的条件方面走了多远，我已向众议院详细介绍了比利时的中立状况有多重要。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政策？目前政府只有一种方式使我们远离这场战争，那就是立即发布一项无条件中立的声明。我们不能那么做。我刚刚已经宣读过我们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我们在比利时问题上的考量也阻止了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中立，并且，在我们的要求没要得到彻底满足前，我们束缚自己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我们真的说了，“无论发生什么都与我们无关”——比利时协定的义务、地中海的事态、法国在缺少我们援助下可能的结果——如果我们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然后就这么作壁上观，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在全世界面前丢掉我们的尊重、声誉和美名，更不必说为此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

我的任务是阐述政府的观点，然后为议院提供事态与选项。我在陈述比利时的信息时我的观点从未隐瞒，就是我们必须为竭尽全力介入并保卫自己应对做准备，并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知道，如果事态正如我所说，尽管我主张我们在掌握全部事态前不该立刻采取积极行动，也不该立刻做出诉诸武力的最终决定，但我们可能会被迫做出这些决定。

就目前军队的状况来看，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相信无论是首相（阿斯奎斯）还是我亲爱的朋友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都认为我们的陆军前所未有地准备就绪，海军也以高昂的热情准备好保卫我们的贸易与海岸。这一切都源于席卷整个欧洲的灾祸与苦难,无论是放任还是中立我们都无法幸免。与大陆局势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敌舰对我们商路的骚扰不值一提。

最重大的责任落在了政府的肩上，我们需要决定向下议院提出可行方案与建议。我们已向下议院公开了我们所有已知的信息和想法，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好了面对最严峻形势的准备，并且当形势如我预期一般更加严峻时，我们将会面对它！直到，甚至在最后一刻之后我们都在为和平努力。下议院将从摆在面前的文件中看到，上周我们为争取和平是多么努力、多么坚持不懈。

但就欧洲的和平这一点上，我们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全部木大。我们正直面这一局势并且所有结果尚且未知。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下议院的全力支持，以处理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由于事实或他国采取的行动而对我们产生的任何影响。我相信目前国民还没来得及在变化如此迅速的局势前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许他们还在想着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而没有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复杂危机。我们知道俄国与德国已经开始交战。我们还不清楚德国支持的盟友奥地利是否已向俄国正式宣战，我们知道法国边境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我们尚不清楚德国大使是否已经离开巴黎。

局势变化过快以至于无法清晰地表述这场战争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我想提出一些可能影响我们行为和政策的根本问题，并加以明确说明。我已经将重要的事实都向议院阐述，因此如果，现在来看并非不可能，我们被迫，并且是迅速被迫在这一立场上选边站，那么我相信，当国民们意识到什么正危在旦夕，什么是真正的冲突点，欧洲正面临着如同我刚刚所说怎样的危机时，我们将在所有方面得到支持，不仅得到下议院的支持，而且还将得到整个国家的决心，决心，勇气和忍耐力！

博纳·劳(Bonar Law)先生，反对党保守党党魁

刚刚尊敬的格雷先生为寻求支持做出了自己的陈述，我想我有必要补充几句。只有几句。我想说，首先，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议员同僚怀疑格雷先生本人，或他所代表的政府为和平竭尽全力奋斗到了最后一刻，并且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政府做出了其他选择，那一定是被外部力量强加的，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只再说一件事。格雷先生所说的这个政治舞台的巨大迷雾在一到两天前还只是地平线上的小光点。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确定是真实无误的。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一突发事件——他并没有这么表达，但我们都这么认为，突然发生，那么我们有迹象表明还有一处有利我们的亮点，就是每个陛下的海外殖民领将会作为我们坚实的后盾，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抉择。政府早已知晓，但现在我将当众表明我所代表的党支持政府，无论政府为维护国家荣誉与安全做出什么行为，政府都可以得到反对党的坚定支持。

约翰·雷蒙德(John Redmond)先生，爱尔兰国会党党魁

我希望议院不会认为我在这一严峻的时刻做出一点简短的发言不合时宜。我刚被外务大臣演讲中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说现在形势下唯一的闪光点是爱尔兰形势的好转，过去当这个帝国面临类似的糟糕局面时，确实——我还不会愚蠢到否认——基于几个世纪历史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同情使它与这个国家疏远开来。请允许我说近几年内发生的事完全颠覆了局势。我不能触及，也被相信不会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借此，我可以说，对爱尔兰历史更广泛的了解，我认为，改变了这个国家对爱尔兰问题的看法，并且今天我深信当审判或危险来临之时，爱尔兰的民主将会因对爱尔兰的焦虑与同情而转向。有一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总是重复。诸君应该记得在1778年，在灾难性的美国战争后，那时我想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达到了谷底，而当爱尔兰的海岸被外敌威胁时，十万名爱尔兰志愿军为捍卫自己家园的海岸踊跃参军。起初没有天主教徒——啊，读起那时的历史是多么悲伤！——被允许加入志愿军，即便那样，从第一天起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徒就开始向同乡参军的新教徒们慷慨解囊。后来宗教问题逐渐宽容，最终南方的天主教徒们也被准许和北方信奉不同信条的兄弟们共同武装。也许历史又将重复。现在在爱尔兰有两大民兵组织。一个主攻北部新教地区，一个主攻南部天主教地区（这里指的应该是1913年建立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和爱尔兰志愿军，详细可以参考本人的北爱百年（1））。我向政府提议明天就可以把所有部队撤出爱尔兰。我说爱尔兰的海岸将由武装的爱尔兰儿女们来保卫不受外敌入侵，为了这一点南方的民族主义天主教徒们将会愉快地与北方的阿尔斯特新教徒们合作（太对了哥，爱尔兰这块算是给你玩明白了）。我们是否能认为在这一局势下产生的结果不仅将造福帝国，也将为爱尔兰的福祉谋福利呢？很抱歉插话发言，但爱尔兰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并且乐意在战争的恐惧下捍卫民主，当我们决意为那牺牲一切时，即便迫切地需要，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撤走军队，并且如果准许的话，我们将与北方的同胞们一同保卫我们家园的海岸。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先生，工党党魁

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我本应在这个下午保持沉默。但局势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想简短的表述我对刚刚听到的两篇演讲的观点，我会保证简练。尊敬的格雷先生，向这个多数支持他的议院，做出了一篇充斥着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噪音的演讲。演讲非常激动人心，但他所得出的结论我们拒绝接受。我认为他错了。我认为他所代表和为其发言的政府错了。我认为历史将断言他错了。我们拭目以待。格雷先生的演讲在议院中的效果不会是它的最终效果。也许有机会，但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刨根问底，但我想对议院说，并且是绝不含糊地说，如果格雷先生今天跑过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险中，那我不在乎他代表着哪个党或哪个阶级，我们将会支持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会投票支持批给他所有他想要的钱。是的，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多，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我们可以为了他牺牲我们自己。但是他并没有说服我我们正处于这种情况。他也没有说服与我合作的朋友们，我非常确定，当他的演讲在明天被打印出来后，他将无法说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如果国家荣誉正处于危机中我们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这些政客在大谈国家荣誉就说明他们要干坏事。我们为了国家荣誉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我们为了国家荣誉跑去南非打仗。格雷先生今天又为了我们的荣誉来摇唇鼓舌。还有第三点。如果格雷先生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个像比利时一样的欧洲小国正遭到威胁，并向我们保证将把冲突限制在哪个问题上，那么我们也将支持他。但当我们要参加一场改变欧洲版图的大战时在这讲帮助比利时有什么用？格雷先生关于俄国什么也没说。我们想知道那些。我们想知道关于俄国在欧洲的力量什么将会发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会在对局势至少有个粗略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介入这场冲突。最后，在法国这一点上，我可以庄严而确定地说我们还没有和法国拥有如格雷先生所说可以正当化我们加入他们战争地友谊。如果法国真的处于危难之中，如果，这所带来的结果是法国的力量，文明和才智从欧洲历史中被完全抹除，那就让他们这么说吧。但这是一个绝不可能的构想，是我为了正当化格雷先生的预言所做出的最高努力。我不仅知道我还能感受到整个议院正在反对我。我经历过这些，1906年是对我的补偿（格莱斯顿-麦克唐纳协议）。它还会再来的。我们将再次经历这一切。就我们目前的观点，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无论我们遭到了怎样的攻击，我们都主张我们必须保持中立，因为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我们相信这是对的，以及对国家的荣誉和对党反战传统的传承。

菲利普·莫雷尔(Phillip Morrell)先生，伯恩利选区自由党议员

在听了格雷先生的演讲后——（被打断）

斯坦利·威尔森(Stanley Wilson)先生，胡德尼斯选区保守党议员

抱歉打断一下，有人希望提出动议吗？

议长(James Lowther)先生

目前议院中没有进行的动议。如果议院对于今天下午讨论这一话题有什么意见——（议员们：“没有，没有！”）那么诸君应该记得我们必须再次开会以使刚刚通过的法案获得御准。我想我现在应该离席直到收到皇家委员会的信息。

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先生，纽卡斯尔安德莱姆选区自由党议员

别背着我们干坏事！

议长先生

也许现在我最好离席了。

菲利普·莫雷尔先生

现在按照程序。我们后座议员只希望按照下议院的惯例，获得一次机会——一次提前的机会——发表我们对于干涉欧洲战争的看法。因此我想问你——

首相（阿斯奎斯）

当然，下议院将会有一次提问的机会

某位议员

今天吗？

首相

不

菲利普·莫雷尔先生

那么我希望离开——（某位议员：“坐下！”）根据惯例，我建议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议院休会后将辩论延长至11点。如果这样的话，我希望将辩论话题移到休会动议上。

议长先生

现在我有件事——我不知道议院是否认可——我必须离席直至7点。7点时我会回来然后前往上议院聆听刚刚通过的法案获得御准，然后关于休会事宜可以在我回来后继续。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休会事宜无论如何必须决定（议院们：“那就现在说！”）我现在将离席直至7点。

会议从4点35分暂停直至7点

文章标题: 议事录1914.8.3——开始这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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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英国历史  英国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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