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7-31 14:26:33 | 作者:哈嗦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9次
“吃了吗”——这是中国文化中使用率最高的打招呼用语,没有一个国人对其感到生疏。
只有在你不招而至地闯到一个人的饭桌前,“吃了吗”才意味着真实的问询,在一般场合它像
英语中的“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样是泛泛的问候。
再没有一个民族的问候词像汉语中的“吃了吗”这样粗俗,也再没有一种问候词像“吃了
吗”这样亲热。为什么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选择了这样粗俗的问候语?为什么
朋友见面既不亲吻也不拥抱、甚至握手不过是晚近才学会、素来不喜亲昵只以作揖为礼的民
族,竟选择了直射对方某项生理活动(吃饭)的词汇作为问候语?在字面上你是找不到答案
的。但如果打开卷帙浩繁的史书,跋涉到边远穷困的农村,或是有一定年纪的人调动一下自
己在中国社会中三五十年的人生体验,这个问候词的含义便昭然若揭了。
中国历史上固然有“贞观之治”时“路不拾遗”的美传,但一治一乱,吃不上饭的日子时时
来临。天灾、人祸、饥馑频繁地袭击着勤劳的中国人。据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统计,从公元初
至19世纪我国本部18个省中,水灾658次,旱灾1013次。据社会学家陈达统计,自公元前206
年至1936年,两千余年间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据邓云特统计,三千年间中国发生的大
灾荒达5258次(邓云特,1937:50,51)。饥馑、流民、饿死、“人相食”,更是史不绝
书:“二年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汉书•高帝纪》);“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
八”(《汉书•王莽传》);“永和二年夏,旱,雒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汉书•同畅
传》);“景明二年,大饥,死民二十万余口”(《晋书》);“延昌二年二月六镇大饥,饥民
死者数万口”(《北史•魏文帝本纪》)。以上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例。据统计,西汉末年死
于饥饿者有2000余万,自清嘉庆年间到光绪时的70年间死于饥饿者达6000万!民国9~25年
(1920~1936年)死于饥饿者有1800万余人(邓云特,1937:141~143)。这是何等悲惨的
情景啊!然而饥饿岂止仅仅威胁着古代中国人,近现代的国人也未能幸免。如果你没有经历
过1961年或虽经历过却已好了伤疤忘了疼,且读读以下文学作品中的描写:
(沟里找到)一根黄萝卜,祖宗有灵啊!……盆子毕竟有盆子的优越性,可以让人把
饭舔得一干二净。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
里没有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绿化树》
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也轻轻跳着。他一下子注意
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放进嘴里,腮上立即显出筋络。……嚼完和着一大股口
水,“咕”的一声咽下去,喉结慢慢移下去,眼睛里有了泪花。
——《棋王》
据说中国当代作家对于饥饿的描写在世界文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笔者对此不觉惊异。如
果我们想到从古至今饥饿始终纠缠着中国人,就会理解轻轻地道一声“吃了吗”中所包含的力
量。它是同情,是“相濡以沫”,是对对方生存的关怀。
吃饱了饭已属幸运,但却颇为艰辛。可以说至今中国人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劳作花
在“奔饭”上面,为“饭食”而奔忙。有数字为证,《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指出,我国城市居
民年收入916元,支出884元,其中花费在食品上473元;各地农民平均收入463元,支出398
元,其中用于食品220元。“吃食”上的支出占了收入的一半,其他各项开支:住房、水电、医
疗、教育、文化、娱乐,加在一起仅占收入小一半。可见主要时间、精力仍在忙吃食。透过
一句“吃了吗”可以体味到对你一天劳作成果的关照,竟如同询问庄稼打得怎样一样庄重,如
果竟已吃毕,实在是完成了一桩大事,可庆可贺。
辛勤换得的吃食,中国人在有滋有味地享受着。如同《棋王》中所说“他对吃是虔诚
的”,中国人以食为天。如同语言既是中国人的交流工具又是其审美媒介物一样,“吃”,不仅
是其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成了一项审美活动。一个常常陷入饥馑的民族,在“吃”中投入了巨
大的智慧,从而创造了全人类最复杂高超、丰富多彩的烹调术,实在是一番感天动地的情
景。圣人孔子已为人楷模地宣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今天已达到小康水平的老百姓大多
讲究一点“色、香、味”——这些不是十足的美学词汇吗?常见的烹调法有:烧、烤、煮、
蒸、煎、炒、烹、炸、烩、爆、溜、氽、扒、炖、酥、焖、拌、煨、扣、糟、涮,竟比安身
立命的十八般武艺还要繁杂精细。贵族和美食家们就更不待言了,一道满汉全席要献上108道
菜肴!
与中国社会一乱一治正相对照的是饥馑与奢侈的车轮循环。每当饥荒度过,风水轮重又
光照之时,便吃喝之风骤起,仿佛非要在心理上补偿昨日的寒酸不可。日常请客没有七八个
菜简直不成体统,与美国人请客一人一菜构成鲜明的对照。风调雨顺之年,新春佳节之际,
走进村里你会听到人们酒足饭饱后见面互问“吃过了吗”时是那样的满足,仿佛刚刚享受了一
只全羊,干掉了整整一头猪。“吃”的问候在此时仍然是那么恰当。语言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
律是:一个初始极富感召力的词汇在亿万次的使用中会逐渐钝化,失去其生动性。直到人们
在使用时早已淡忘了其“潜台词”,只是下意识地将这一用语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主动
这样问候别人与欣然接受别人这样的问候。只有在深入的分析中人们才感到习惯用语同人们
的生活绝不是漠不相关,至少曾经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吃了吗”作为招呼用语似乎有衰微的趋势。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吃在其中的
意义变小了,还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问候语的粗俗了?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居住格局的
变迁。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们在其中多同熟人交往,向熟人打招呼。“吃了
吗”——这种深切的关照也最适宜向熟人发出。因而在楼区的新居民中这种辞令自然少了,可
是在四合院中它还是流行的,在农村则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对语言习惯构成最大冲击的往往
还不是观念,而是社会环境,环境造就了语言,也改变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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