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7-28 20:26:54 | 作者:Abercomby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3次
本文译自Frederick C. Schneid发表于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3, No. 1 (Jan., 1999)的论文,原文标题为The Dynamics of Defeat: French Army Leadership, December 1812-March 1813。
在关于拿战的许多著作中,从征俄失败后拿破仑离开军队到吕岑会战前这段时期往往是一笔带过,有限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缪拉辞职、普鲁士倒戈、欧仁撤退等少数事件。这篇文章利用细节材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段群龙无首,本该是精诚合作、共克时艰的时期,法军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却是全面爆发;命令不畅、组织混乱、领导者失职导致大军团残部的处境持续恶化。本文对于读者把握和理解1812-1813战局交替期间的进程会有很大的帮助。
引用请注明原文;文中标题是译者加的;请勿用于商业目的。
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一支超过400000人的军队入侵俄国。他率领中路纵队于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沙皇依旧不屈不挠,拒绝谈判。在俄国首都待了一个月后,胜利依旧无望,拿破仑下令撤退。战役的失败和接踵而来的纪律崩溃导致军队情况日益恶化。到12月5日,大军团不复存在。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离开莫斯科的100000人里,只有60000人在一个月后抵达別列津纳河。然而,当拿破仑在12月5日离开军队返回巴黎,军队已然停止运转、魂飞魄散。晚上10点,拿破仑离开斯莫戈尼小镇和大军团残部。事后来看,皇帝似乎非常相信他的军队在抵达维尔纳(只有向西一天的行程)后有能力重建。离开之前,他留下了移交指挥权的安排,并给军队的行程下达了明确的命令。不幸的是,元帅们、将军们和士兵们并没有拿破仑这么乐观。拿破仑的离去带走了军队最重要的财宝——皇帝仍与军队同在的信息。
在军队的毁灭过程中,士气的崩溃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不仅士兵们士气低落,更要命的是军官们也是如此。在拿破仑于12月5日的寒夜里和将帅们商议之际,大军团的覆灭和拿破仑的离开对元帅和军队领导层的影响远比他们想象中的情况更为严重。
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激励着士兵们,并且让将帅们俯首听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因傲慢自负起冲突)。在西班牙,拿破仑不在场导致属下们争吵不休、相互树敌。然而,征俄战役的压力和意识到灾难的后果加剧了元帅之间的紧张气氛。在拿破仑离开的时候,不再有一个中心人物能够重建士兵和军官们的信心。在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指挥层里,嫉妒与愤怒首先开始浮现。然而在兵败山倒之际,拯救军队的重任最终落在了三个人的身上: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欧仁·博阿尔内亲王,以及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这三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和安慰,尽力恢复了一些秩序。的确,征俄灾难是拿破仑统治期间最惨烈的失败。帝国的元帅和将军们从未见识过如此惨痛的损失、绝望和无助。失败甚至降低了拿破仑对自己能力和指挥才能的高度信任。然而,在接受了失败的事实后,法国军队的领导者们在皇帝不在的时候表现得坚韧不拔。
拿破仑对继任者的选择颇能说明他的内心所想。他只提议了两个人:他的妹夫若阿基姆·缪拉,现在的那不勒斯国王和前帝国元帅(注:缪拉在担任国王后已不再是法国元帅),另一位是他的继子,意大利副王欧仁·博阿尔内将军。拿破仑明显希望让军队留在家族成员的掌控之下。他似乎已考虑到元帅们对新任总指挥的潜在抵触。
缪拉和欧仁并不是在场所有人中军事才能最杰出的。作为一名骑兵指挥官,缪拉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名声,并且在拿破仑麾下他能在战场上表现良好。然而在独立指挥的时候,他很少有出色表现。毫无疑问他非常勇敢,但他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特别是对其他元帅。其他人都不喜欢缪拉,除了骑兵军官们(并不令人意外)。欧仁在军事才能方面的声誉更好,并且更受同僚们的尊敬,但他无法摆脱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事实。此外,欧仁仅是一名将军,并非是元帅。作为意大利副王,欧仁表现不错,在1809年独自指挥意大利军团,后来在征俄期间指挥大军团的一部分部队。总之,欧仁显然不属于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之列。
仍然有一大堆元帅跟着军队。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尔,路易-尼古拉·达武,弗朗索瓦·勒菲弗尔,雅克·麦克唐纳,阿道夫·莫尔捷,米歇尔·奈伊,尼古拉·乌迪诺,洛朗·古维翁·圣西尔,还有克劳德·维克托-佩兰。有些人具有独立指挥权。在征俄战役的第一个月,铁元帅达武负责指挥主力军一翼;到现在,麦克唐纳仍然指挥左翼。其余元帅都是出色的军官,不过并不像达武那么优秀,没人有资格担当如此重任。贝尔蒂埃是总参谋长,并非前线指挥官,他最近一次试图独立指挥(1809年)差点导致灾难。其他元帅们各有千秋,他们的性格常常导致冲突。因此拿破仑相信只有头衔比其他元帅更高的帝国家族成员才能够指挥军队。缪拉是国王,欧仁亦是亲王。而如果选择了欧仁,其他元帅们可能会对受一个只是将军的人领导感到忿忿不平。
12月5日晚7点,拿破仑在总指挥部与缪拉、欧仁和其他在斯莫戈尼的元帅会见。皇帝在这里告诉属下们他决定离开军队。拿破仑把已经私下透露给每个人的决定公开告诉所有人:"今晚我将启程前往巴黎,迪罗克、科兰古和洛鲍陪我一起回去……我把那不勒斯国王留下指挥全军。我相信你们会服从他,就像听命于我一样;我相信你们都能合作融洽。"拿破仑差不多是前脚刚走,争吵与不和就在元帅们中间滋生。尽管贝尔蒂埃一开始想要和皇帝一起回去,他还是决定留下来。根据拿破仑的随从科兰古的说法,贝尔蒂埃相信"他和军队留在一起才是真正为皇帝效劳"。欧仁对这起转折事件一直未置一词。直到皇帝离开后,他在第二天给自己妻子的信中激烈地评论道:"我不会在那不勒斯国王手下效力。"然而他依旧勉强解释了尽管情况糟糕且不服新上司,他仍然必须要留在任上。又过了一天后欧仁在信中写道:"皇帝已经走了,把我留给了(那不勒斯)国王。"欧仁非常沮丧、失落和愤怒,他哀叹道:"上帝保佑,我的军已经所剩无几。"
达武同样保持沉默,直至几周后才表露他的真情实感。他认为当前的情况无疑让拿破仑决定返回巴黎。然而,对缪拉的任命震惊了达武,他认为这个选择并不合适,指责拿破仑任人唯亲,没有合理考虑现实情况或缪拉的缺点。达武毫无疑问愤怒又伤心,他觉得尽管这些年来自己有出色的发挥,却从未受到过类似的偏袒和重视。因此,达武认为拿破仑任命缪拉是对自己的严重轻视。此外,达武不怎么尊重缪拉,已经把那不勒斯国王视为他的敌人之一。
菲利普·塞居尔伯爵后来回忆了针对任命缪拉的担忧:"在他(拿破仑)走后留下的真空里,缪拉毫无存在感。我们在那时深切意识到一个伟大的人无可替代。要么是因为他的属下们的骄傲使其无法相互服从,或者是因为……他手下尽是一群有能力的下属,却无人堪当领袖"。
麦克唐纳元帅认为拿破仑倚赖缪拉的选择是错的。因养伤不再指挥一个军的圣西尔后来也不愉快地回忆起缪拉的任命。就在大军团的指挥权悬而未定之际,皇帝自己启程回国,他自信地认为军队能在维尔纳重整旗鼓,尚不知其真实状况。当缪拉、贝尔蒂埃和第一批部队在12月9日抵达维尔纳时,他们放弃了拿破仑的计划。在评估了当地条件和军队状态后,缪拉在第二天下令撤离维尔纳。
当缪拉开始清点实际可用兵力时,他发现向莫斯科进军的中路纵队残部只剩下至多20000名残兵败将进入维尔纳。在主力纵队之外,或许还有不超过20000人沿着各自的路线撤退。麦克唐纳的左翼依旧建制完整,有大约23000名普鲁士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卡尔·菲利普·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右翼有43000人,超过半数都是奥地利辅助军;其余部队是第7军和第5军的波兰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分别由雷尼耶将军和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除此之外,还可以把那些正在路上赶往俄国的部队算上,一共总计60000人。客观来算,所有可用部队加起来轻松超过了160000。然而,表象常常掩盖了实际情况,撤退对心理上的冲击盖过了任何理智的目标。
对帝国军队进行冷静评估主要是贝尔蒂埃的责任,但他无法掌控全局,陷入失落沮丧中。置身于这种人间惨剧当中,人们内心失去了希望,头脑变得麻木。在维尔纳,万念俱灰的贝尔蒂埃给拿破仑写信说:"陛下,我必须告诉您实情。军队处于完全的混乱当中。士兵们丢下枪支,因为他们无法扛得动;军官和士兵都只想着让自己躲过可怕的严寒。"特别关键的是,法军交通线在这个节骨眼上崩溃。拿破仑没有收到这封信和其他来自俄国的信件,直到他12月底回到巴黎。与此同时,军队和领导者们各自为政。恢复秩序并给部下信心正是缪拉的职责,然而他尚未准备好承担此项艰巨的任务。
12月12日在科夫诺(考纳斯),缪拉和其他元帅们召开作战会议。他们的军都已残破不堪,所以守住这里并不可能,对此元帅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办法。现场所有人决定只有拉开他们同俄军的距离才能让军队得救,以空间换取时间。他们相信只有到那时军队才能集结重整。因此,军队将撤往维斯瓦河,把整个东部波兰丢弃给俄国人。贝尔蒂埃在当天向拿破仑生动描述了绝望的局势和元帅们的态度:"由于纪律尽失,组织我们留在维尔纳的所有措施全然无用……国王(缪拉)在夜间下令撤离此城……我必须要告诉陛下您军队已完全乱作一团……国王不认为停留在科夫诺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军队了。"
以上说的都是实情,大军团已不复存在。元帅们与士兵并肩同行,欧仁和奈伊都扛着步枪。当撤退的人群抵达贡宾嫩(Gumbinnen)后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们已经到了盟国普鲁士的土地上。欧仁不相信俄军会追击进入普鲁士,在这里他们可以休息和重整,运气好的话,他还会得到命令返回意大利与妻儿团聚。与此同时,欧仁继续退往维斯瓦河;在另一边,缪拉把他的指挥部建在柯尼希斯贝格,贝尔蒂埃则开始评估军队情况。现在他可以再次试着统计可用的部队数量。
就算贝尔蒂埃穷尽自己的管理才能,这种统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每天给元帅们写信要求(有时候甚至是乞求)上报各个军的正式情况报告。军队的瓦解和士兵中的无组织状态让确认帝国军队的真实情况变得不可能。达武元帅在圣诞夜答复贝尔蒂埃的请求时写道:"我没有第一军骑兵的任何信息,我想他们可能跟着全军的所有骑兵去了埃尔宾。"达武军的其他人仍在缓慢抵达他位于托伦的总部。一批掉队者持续在新年前后抵达。缺乏信息和部署情况的不确定性只会增加帝国指挥层的挫败感和无助感。
局势的严峻和混乱,以及缺乏对缪拉领导能力的信心,导致紧张情绪开始逐渐浮现。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如今已经59岁,他的身体累垮了。随着重组军队的任务从理论转为实际,即使是贝尔蒂埃也难以做到。集合重整军队需要一个比现场所有人还要强的大脑,所需的人力资源完全达不到要求。士兵们一旦抵达普鲁士,他们就会被辨识身份并回到各自所在的军。然而为了完成此项工作,需要组织军官或宪兵把士兵们送走,这一点无法做到。撤退的人群组织全无,军师旅团营全都混杂在一起。德意志人与波兰人同行,后边跟着意大利人,然后是法国人,仅仅只剩下了混乱。溃逃的残兵必须自己想办法回到自己所在的团,有些人则决定继续返乡。
军队的重任落在了缪拉身上,但他并不能胜任挑战。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他人(甚至包括拿破仑)就能做得更好。在维斯瓦河畔的柯尼希斯贝格安顿下来之后,缪拉没有做进一步的决定。我们不清楚在12月的最后一周里缪拉的总指挥部发生了什么。似乎缪拉把一切都丢给了贝尔蒂埃,总参谋长做不到的事就悬而未决。缪拉没有给元帅和将军们下达指示,没有起到丝毫的领导作用。他似乎被最高指挥权给麻痹了。元帅们在这段时间里留下的所有信件中并没有来自缪拉的信。有许多信来自贝尔蒂埃,但它们只是要求提供军队状况的信息,并未给出指示。
领导层的不作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明显,许多率领军队前莫斯科然后撤退的元帅们的非英勇行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当他们各自的残军在东普鲁士和西波兰的村镇里安顿下来后,元帅们逐渐开始离开军队,理由是如果皇帝都能走的话,他们已经完成了将剩余军队带回安全地带的职责。在场的元帅中,勒菲弗尔、莫尔捷和维克托请求解除指挥返回法国。乌迪诺和圣西尔在养伤无法指挥。奈伊是最后一个离开俄国的元帅,仍和军队留在一起。他的第3军整合进了乌迪诺第2军的残部中。然而,奈伊直到1813年2月才再次实际担任指挥。因此,除了缪拉和贝尔蒂埃,到1812年圣诞节仍在前线指挥的元帅只剩下了达武和麦克唐纳。欧仁尽管不是元帅,同样留在职务上,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雷尼耶将军也是如此。
随着指挥层的真空状态持续增大,达武、欧仁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开始相互协助和安慰。缪拉和各军军长之间缺乏通信,但元帅和将军们之间的通信数量庞大。抵达维斯瓦河之后,很少有人还指挥一个军(或者说曾经是军)。欧仁位于维斯瓦河下游,达武位于中部的托伦,施瓦岑贝格还在更东方撤往华沙。在施瓦岑贝格麾下还有雷尼耶和波尼亚托夫斯基。波兰亲王是右翼指挥官中最积极的,他保持着同达武和欧仁的通信。麦克唐纳依旧指挥左翼,但由于他正朝着柯尼希斯贝格撤退,他只和缪拉与贝尔蒂埃保持通信。
几乎在抵达维斯瓦河防线的那一刻,就有潮水般的信件涌出。帝国军队指挥官们传递着关于俄军在整条战线上推进情况的信息。他们还写下了大量关于哥萨克袭击的报告,还有更重要的是来自法国和德意志的援军抵达。凭借相互之间保持通信,他们能借此得到安慰鼓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缪拉领导能力缺失的情况。达武由于处于战场中央,这使得他自然成为信息中转人,是很多信件的焦点。欧仁特别尊重达武,而达武也对副王很友善。波尼亚托夫斯基每天都把南部-中央波兰的局势告诉达武。波兰人对施瓦岑贝格没有信心或信任可言,希望能从法国元帅那里得到保证,即拿破仑不会放弃他们的家乡。达武看起来成为了这一阶段事实上的领导者,相比其他下属有着最冷静理智的头脑,然而他的这种角色并未超出职业素养和能力。这这让达武成为了中心人物,尽管他的军只剩不超过2000人。
拿破仑不在现场成为军队的一大障碍,尽管这一开始得到了元帅和将军们的支持。缪拉既没有集结军队,也没有重塑军队对领导者的信心。作为对孤立无援的回应,达武、欧仁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相互协助,确保了能够得知所有人都在尽力应对灾难。拿破仑依旧抱有军队一切顺利的幻想,直到抵达巴黎才得知军队已撤到维斯瓦河。在12月底,他给仍在普鲁士和波兰的将帅们写信,但信件直到新年过后才送达。过去的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任何指示。在第一帝国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种拿破仑的属下们没有收到君主任何指示的时期。尽管局势艰难且缺乏明确命令,元帅和将军们依旧尽力坚持。
尽管军队状况依旧岌岌可危,仍有可能守住维斯瓦河一线,但约翰·约克将军(他指挥隶属于麦克唐纳军的普鲁士远征军)突如其来的倒戈打破了这一切。他在1812年12月38日的倒戈等于是引爆了一颗炸弹,对法军在普鲁士和波兰的处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元帅、将军和士兵之间飞快传递。根据麦克唐纳的回忆录,元帅认为普鲁士人的倒戈不仅是背叛,还是对他的羞辱,因为他被愚弄了。事实上,多年以后此事仍让麦克唐纳耿耿于怀。
缪拉和麦克唐纳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麦克唐纳把他的怒火发向了缪拉。他并没有指责那不勒斯国王导致约克背叛,而是认为缪拉作为总指挥的所作所为无疑给普鲁士人的倒戈提供了条件。两人间通信不畅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缪拉没有继续留在柯尼希斯贝格,而是已经撤到了更西边的埃尔宾,正如欧仁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言:"他(缪拉)在一个普鲁士将军背叛后仓皇撤出柯尼希斯贝格。"缪拉把麦克唐纳传唤到埃尔宾,激烈指责他导致了约克的倒戈,并且告知他将被解除指挥权。缪拉命令麦克唐纳的整个军前往但泽,该城指挥官让·拉普将接替指挥。此外缪拉还说皇帝会得知这些情况,麦克唐纳毫不留情地反驳说:"毫无疑问,皇帝完全不知道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麦克唐纳的评论是自从皇帝离开军队一来的首例针对拿破仑的公开批评。但声明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这是在元帅的回忆录里整理的。不论当时的原话是什么,这清晰表明麦克唐纳对拿破仑离开的态度,至少在回忆中是如此。缪拉和麦克唐纳之间的摊牌不仅让军队又少了一个元帅,还表明了拿破仑走后指挥的完全崩溃。指挥军队撤到维斯瓦河让缪拉焦头烂额,再加上约克的倒戈,他变得麻木不仁且玩忽职守。
贝尔蒂埃也有他自己的问题。总参谋长无法解决噩梦般的管理工作,这些事情必然已经折磨了他几个星期,战役和职责的压力击垮了他。贝尔蒂埃本就身体不好,现在他又患上了疼痛难忍的痛风,导致无法长时间工作。因此在1813年1月中旬,他卸下了管理重担,将之交给马蒂厄·迪马伯爵。
与此同时,约克的倒戈也深深影响到了达武。在艰难的撤退期间达武始终如岩石般坚韧,但对他来说约克的倒戈明显是普鲁士转投阵营的前奏。他不相信约克会违逆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宣布对约克的行为并不知情,达武仍在信中写道:"我了解这位君主的品格,不会怀疑他对我的保证并非诚心诚意,但另一方面所有报告都一致声称普鲁士正蠢蠢欲动。"欧仁赞同达武的分析,波尼亚托夫斯基更进一步,预言俄国人将把军事焦点从波兰转向普鲁士,把威廉三世拉入军事同盟中。让达武的担忧进一步恶化的是位于格劳登茨的普鲁士部队人数已超过一万,此地位于达武与欧仁所处的位置中间。达武担心其他普鲁士将军会效仿约克的前例,他下令截获所有寄往格劳登茨的普鲁士邮件。
约克的倒戈和普鲁士意图的不确定性让达武痛批他所目睹的缪拉和贝尔蒂埃的无能。在1812年之前,缪拉和达武就因性格冲突而关系紧张,而达武对贝尔蒂埃的鄙夷可追溯到1809年4月。当时达武在德意志军团担任指挥,集结在巴伐利亚,贝尔蒂埃在名义上总负责抵御奥地利对德意志的入侵。当时贝尔蒂埃被证明无法胜任,并且似乎无视了达武关于敌人动向和普鲁士起义威胁的报告。现在,约克的倒戈,俄军重新向维斯瓦河前进的报告,以及缺乏来自贝尔蒂埃和缪拉的指示,让达武似乎有了似曾相识的不爽。
达武元帅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按照军事规矩达武不能直接写信给拿破仑,他转而求助自己的朋友,宫廷大司仪官迪罗克将军,后者陪同拿破仑一起回巴黎。元帅在1813年1月的信有很多都是写给迪罗克,请求皇帝介入绝望且不断恶化的局势。达武警告说如果俄军突然出现在维斯瓦河一线,帝国军队将被迫放弃当前的位置,全面向西撤往奥得河。达武不相信贝尔蒂埃把局势到底有多糟详细告诉了拿破仑。担心拿破仑仍旧蒙在鼓里,达武克服了犹豫和顾虑,最终直接写信给拿破仑。他告诉皇帝说俄军已经切断了自己同缪拉总指挥部之间的交通线,敌军已经如达武和波尼亚托夫斯基预测的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对付普鲁士境内的法军;维斯瓦河防线守不住,欧仁军已经被迫前往维斯瓦河中游。有一些援军正在抵达,但同俄军庞大的纵队比起来这些额外的部队明显微不足道。达武声称他的军只剩下了1800人,得出结论说他无法维持住当前的局面。和往常一样,达武靠自己把最近的事件告知波尼亚托夫斯基。
又一次,法军内部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恶化。鉴于军队从维斯瓦河下游撤退,缪拉把欧仁传唤至他的指挥部(现在已经搬到了波森)。欧仁在给妻子的家信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我抵达后不久,我得知他(缪拉)要离开军队……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我,但我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他坚持这么做,我因此临时接替指挥。"缪拉离开军队的决定依旧充满争议,很明显在这些绝望的日子里他并不称职,然而在灾难期间撂挑子至少称得上不合规矩,我行我素,不负责任,甚至还算得上大逆不道。缪拉可疑地声称自己病了,无法留在军队的最高位子上。他在1月18日离开波森,声称自己将返回那不勒斯。然而欧仁得知缪拉在离开波兰后就身体恢复得足以拜访他的连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欧仁在另一封信里尖刻地评论说:"对于一个病人,他挑选回那不勒斯的路线可真不怎么样。你一定能看出来皇帝的亲属们都是如何糟糕地服侍他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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