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陶渊明的归隐

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舟遥遥以轻扬”，何等畅快；“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潇洒；“悦亲戚之情话”，感受温馨；“乐琴书以消忧”，享受怡然。
从此，没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须过一种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落在陶渊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锄头那样把生活的责任扛起。农忙时，南山下种豆，清晨荷把锄头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诗人斗气似的,长得比豆苗欢实,诗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东山才荷锄而归,但他并不觉得累,一天的辛劳早被对丰收的憧憬冲淡。农闲时，他东篱下采来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闲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时也走得远点，“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那种浪漫成为后世企羡的流风余韵。
让我至今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双白晰的握惯了笔管的手，是怎样握紧了那粗壮又粗糙的锄柄去南野开荒的？一个文人改行去做农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呀！世俗的议论，贪官们的讥讽，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渊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远的人才能甘于清淡的生活。陶渊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圆十来亩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边建造八九间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绿树掩映之中。屋后种上榆树柳树，屋前栽上桃树李树，春天，桃花粉红，李花雪白，榆钱飒飒，柳条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纷纷成熟，可缓一时之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炊烟的缓缓上升中，这样一种田园生活是后世多少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风景。
与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者的阿谀谄媚、巴结奉承和投机钻营相比，陶渊明守住心灵乐土，不愿做贪官昏官的选择确实难能可贵。对于当今热衷功名利禄、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着实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不要批评陶渊明的隐居是消极避世，难道我们要求他揭竿而起么？在那样一个“举世皆浊”的世风中，陶渊明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已属不易，须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试想，如果陶渊明不辞彭泽县令，会怎样？晋朝只是多了一个有良知的官员，而中国却少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诗坛上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再说，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他会依然归隐吗？ 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渊明是找准了自己位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 陶渊明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经历岁月的风尘，愈加高大厚重。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2003，4，26作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陶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年轻的陶渊明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直到29岁，因生活所迫，他才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据此认为，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可以看出，诗人的归隐只是被动中的主动，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舟遥遥以轻扬”，何等畅快；“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潇洒；“悦亲戚之情话”，感受温馨；“乐琴书以消忧”，享受怡然。
从此，没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须过一种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落在陶渊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锄头那样把生活的责任扛起。农忙时，南山下种豆，清晨荷把锄头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诗人斗气似的,长得比豆苗欢实,诗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东山才荷锄而归,但他并不觉得累,一天的辛劳早被对丰收的憧憬冲淡。农闲时，他东篱下采来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闲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时也走得远点，“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那种浪漫成为后世企羡的流风余韵。
让我至今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双白晰的握惯了笔管的手，是怎样握紧了那粗壮又粗糙的锄柄去南野开荒的？一个文人改行去做农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呀！世俗的议论，贪官们的讥讽，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渊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远的人才能甘于清淡的生活。陶渊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圆十来亩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边建造八九间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绿树掩映之中。屋后种上榆树柳树，屋前栽上桃树李树，春天，桃花粉红，李花雪白，榆钱飒飒，柳条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纷纷成熟，可缓一时之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炊烟的缓缓上升中，这样一种田园生活是后世多少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风景。
与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者的阿谀谄媚、巴结奉承和投机钻营相比，陶渊明守住心灵乐土，不愿做贪官昏官的选择确实难能可贵。对于当今热衷功名利禄、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着实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不要批评陶渊明的隐居是消极避世，难道我们要求他揭竿而起么？在那样一个“举世皆浊”的世风中，陶渊明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已属不易，须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试想，如果陶渊明不辞彭泽县令，会怎样？晋朝只是多了一个有良知的官员，而中国却少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诗坛上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再说，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他会依然归隐吗？ 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渊明是找准了自己位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 陶渊明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经历岁月的风尘，愈加高大厚重。

陶渊明归隐是对当时的官场厌倦，或者说已经失望的。所以归隐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对于山水田园是喜爱的。在他笔下的桃花源是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2003，4，26作

　　陶渊明，我国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然而当我们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氛围中时，不禁会发出疑问——陶渊明为何会归隐田园？他的隐居生活究竟怎样？对此，历来世说纷纭，本文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以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田园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园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追求本真。他本来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本来就“不慕荣利”，凡事喜欢率性而为。仅仅是为了吃饭，才不得不去做官，而做官的日子对他来说仅仅是“心腹口役”，“心为形役”。做官之后，黑暗独裁、等级森严的官场生活和他的本性之间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辞官归隐，追求本我、本真，还是改变自己，学会阿谀奉承、谄媚求荣，得到一种立足于官场的所谓本领？陶渊明选择了前者。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并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追求符合他天性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对自己的真实、足够的务本求实的品质、足够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足够的独立人格的支撑才能做到的。

“乐天安命”的人生情怀非但不完全消极，而且是一种豁达、一种达观，一种智慧、一种真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感受，如同“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的感受，如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的感受，如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受，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的，人人都会有的人生 感受。基于这种感受之上所产生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人生态度，尽管有消极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豁达、一种达观，一种智慧、一种真实。“乐天安命”的人生情怀，和陶渊明务本求实、不慕荣利、追求本真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是高度一致的，因而也能不因 此 说他不乐观、不积极、不上进。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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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无道则隐。你不懂说什么你也不懂。哈哈哈哈哈。

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舟遥遥以轻扬”，何等畅快；“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潇洒；“悦亲戚之情话”，感受温馨；“乐琴书以消忧”，享受怡然。
从此，没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须过一种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落在陶渊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锄头那样把生活的责任扛起。农忙时，南山下种豆，清晨荷把锄头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诗人斗气似的,长得比豆苗欢实,诗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东山才荷锄而归,但他并不觉得累,一天的辛劳早被对丰收的憧憬冲淡。农闲时，他东篱下采来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闲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时也走得远点，“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那种浪漫成为后世企羡的流风余韵。
让我至今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双白晰的握惯了笔管的手，是怎样握紧了那粗壮又粗糙的锄柄去南野开荒的？一个文人改行去做农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呀！世俗的议论，贪官们的讥讽，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渊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远的人才能甘于清淡的生活。陶渊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圆十来亩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边建造八九间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绿树掩映之中。屋后种上榆树柳树，屋前栽上桃树李树，春天，桃花粉红，李花雪白，榆钱飒飒，柳条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纷纷成熟，可缓一时之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炊烟的缓缓上升中，这样一种田园生活是后世多少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风景。
与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者的阿谀谄媚、巴结奉承和投机钻营相比，陶渊明守住心灵乐土，不愿做贪官昏官的选择确实难能可贵。对于当今热衷功名利禄、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着实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不要批评陶渊明的隐居是消极避世，难道我们要求他揭竿而起么？在那样一个“举世皆浊”的世风中，陶渊明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已属不易，须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试想，如果陶渊明不辞彭泽县令，会怎样？晋朝只是多了一个有良知的官员，而中国却少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诗坛上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再说，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他会依然归隐吗？ 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渊明是找准了自己位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 陶渊明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经历岁月的风尘，愈加高大厚重。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陶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年轻的陶渊明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直到29岁，因生活所迫，他才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据此认为，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可以看出，诗人的归隐只是被动中的主动，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他安贫乐道、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故归隐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