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没有把泥板作为记录文字的载体

不是详细！而是详细的过分！他们关键的历史总能通过某种关键东西保存下来！石板，泥板，莎草片等，石板咱不说，泥板能保存下来牛逼，我们80年代以前的人都见过农村的土房，这就呵呵了！莎草片就是植物物理平整的！保存不下来！

古代欧洲是否单指文艺复兴前的欧洲？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欧洲记载文字普遍使用的都是莎（suo）草纸、皮革、金属等物体，因为材质差，难以保存和维护，基本上已经没有完整单张（体）遗留，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才会那么轰动。
之后，受工艺发展影响，羊皮纸能够和莎草纸同时使用的媒介物，随着工艺提升，保存时间超过了莎草纸。
古希腊，古罗马识字的主要是贵族、祭祀、部分中产阶级（公民）、部分宦官，两文明当时的官方语言分别为古希腊语与罗马语。之后时代，掌握文字的主要是学士、教士、部分贵族、部分富有阶层等极少数群体。
最有可能最大规模保存古罗马、古希腊时期文字记载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毁于战火（至今仍无重大考古发现，看来是全完了。）至于接下来的时间欧洲就忙了，宗教斗争，宗教派系斗争，十字军东征，异端审判。（实在是抽不出太多人手来完成详细的历史记载，也没人来干，没人给钱。）再后来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如有疑问，可以查查你所在县/州/市志，应该会另有一番体会。）

纸是中国发明的后来传到欧洲通过发展和改进就比中国的详细了

这问题就离谱，你从那得到古代欧洲历史记录比中国详细的印象？靠圣包皮吗？

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 是人们一种符号 后来人们为了让生产经验流传下来 把它刻在甲骨上 变成了后人称的甲骨文 后经过变化 才有了现在的汉字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苍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跟龙一样的面貌，四只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特别喜欢观察身边和周围的事物，他也非常爱动脑筋或者是想问题。他每天抬头观察天上星星的变化，看乌龟背上的花纹、雀鸟羽毛的色彩和山川起伏的样子和形象，经常在自己的手上描画事物的形体和特征。久而久之就创造丁文字。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上天下起鱼点一样的粟米，怕人们光顾写字。将来人们饿肚子。

鬼在黑夜里偷偷的哭泣，龙也藏躲起来，是因为怕文字把他们的丑恶行为记录起来，昭告天下，使他们遗臭万年。

汉字的来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妈妈的众姐姐 -- 多疑（姨）
戏台上的垛口 -- 不成（布城）
戏台上的鞭子 -- 加码（假马）
观音堂里着火 -- 妙哉（庙灾）
孙猴子坐金銮殿 -- 不象仁（人）君
寿星打靶 -- 老腔（枪）
寿星弹琵琶 -- 老生常谈（弹）
麦柴秆吹火 -- 小气（器）
弄堂里跑马 -- 题（蹄）难出
扯胡子过河 -- 谦虚（牵须）过度（渡）
扯铃扯到半空中 -- 空想（响）
抓蜂吃蜜 -- 恬（甜）不知耻（刺）
护国寺买骆驼 -- 没那个事（市）
花椒掉进大米里 -- 麻烦（饭）了
苍蝇飞进牛眼里 -- 找累（泪）吃
豆渣贴门神 -- 不沾（粘）
豆箕柴着火 -- 着急（箕）
豆腐干煮肉 -- 有份数（荤素）
豆腐乳做菜 -- 哪还用言（盐）
两口子锄地 -- 不顾（雇）人
两百钱的花生 -- 有得驳（剥）
两手捧寿桃 -- 有理（礼）
两把号吹成一个调 -- 想（响）到一块来了
旱魅拜夜叉 -- 尽（精）见鬼
园外竹笋 -- 外甥（生）
男人不打老婆 -- 好福气（夫妻）
秀才做诗 -- 有两手（首）
秃子脱帽子 -- 头名（明）
何家姑娘给郑家 -- 正合适（郑何氏）
肚子里撑船 -- 内行（航）
龟盖量米 -- 什么声（升）
饭锅里冒烟 -- 迷（米）糊了
床底下点蚊香 -- 没下文（蚊）
冻豆腐 -- 难办（拌）
谜语：
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 一家有六口，两口不团圆。 用
四个山字山靠山， 四个川字川套川， 四个口字口对口， 四个十字颠倒颠。 田
头是一，腰是一， 尾是一，其实不是一。 三 说起旧社会，两眼泪淋淋， 我家十口人，只有草盖身。 苦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跑，一个跳， 一个吸血，一个吃草。 骚 千字不象千，八字排两边， 有个风流女，却被鬼来缠。 魏
守徐州失去大半， 战吕布打掉巾冠， 骂候成盗去花马， 恨董卓有心无肝。 德 说它小，能代表一国， 说它大，填不满麻雀肚皮。 米
一点一横长，一甩去南阳， 南阳两棵树，长在石头上。 磨 遇水立成河，同伴就称哥， 头顶大得奇，傍人又如何。 可
某字生来横，老是躺着困， 若要问本事，样样是头名。 一 一堵大围墙，墙外水汪汪， 水从左边来，冲走右边墙。 汇
中字加横不加点，莫做申字猜； 若做申字猜，不是真肚才。 神 去头是字，去尾是字， 去头去尾还是字。 申
上八是倒八，下八是正八， 十字当中架，人人需要它。 米 两个动物并排站， 一个游泳，一个吃草。 鲜
上头在水里，下头在天空， 要问家在哪，老家在山东。 鲁 一座石灰山，出产各种炭， 石墨、金钢石，也是它生产。 碳
十个哥哥，体重真轻， 重一千倍，才一公斤。 克 有耳能听到，有口能请教， 有手能摸索，有心就烦恼。 门
外面会说话，里面飘雪花， 里外合起来，大家爱着它。 图 木字加一笔，猜对是稀奇， 本未木术禾，一个也不是。 札

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但是，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旬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那时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因此，仓颉应是颛顼部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台北有仓颉陵墓。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到了现代，有人在承认仓颉的同时又扩大了造字者的队伍。比如鲁迅先生，他认为“......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鲁迅．门外文谈》。也就是说，汉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仓颉只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比较重要、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已。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仓颉造字
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汉字创始人，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城西北35华里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和造书台，史学家认为仓颉生于斯，葬于斯。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 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黄帝时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驽、镜子和煮饭的锅与甑等，在这些发明创造影响下，仓颉也决心创造出一种文字来。
传说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仓颉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现在陕西省雒南县），临于玄扈洛？之水，忽然看见一支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幺？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仓颉造字成功，发生了怪事，那一天白日竟然下粟如雨，晚上听到鬼哭魂嚎。为什幺下粟如雨呢？因为仓颉造成了文字，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自然值得庆贺。但鬼为什幺要哭呢？有人说，因为有了文字，民智日开，民德日离，欺伪狡诈、争夺杀戮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永无太平日子，连鬼也不得安宁，所以鬼要哭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仓颉的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状造出来的。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上一君。再后来，上天知道了这件事，下了一场谷子雨奖励仓颉。这便是人间谷雨节的由来。
从白水县城出发，沿渭（南）清（涧）公路下洛河，然后再改走白（水）洛（川）公路。吉普车在高原的沟岔间跑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仓颉庙所在的史官村。这座已有1800余年历史的仓颉庙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仓颉陵在吴村西侧，与仓颉庙西东相望，是一个高五米的大土丘。陵墓以下有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存。陵前翁仲，石狮俱存，并建有石坊，上书“仓颉”二字。仓颉庙，始建年代不详。据庙内现存碑刻记载，“历汉唐以来，未尝稍替”。如今看到的仓颉庙是明清时的建筑，占地约两千七百平方米，座北朝南，有石望柱一对，雕刻精美雅致；山门、二门皆为硬山式建筑，拜殿、正殿和寝阁大方美观。还有明代名人篆额题联和仓颉夫妇的石雕。庙内碑刻林立，松柏苍翠，杨柳依依，楼台亭阁鳞次栉比，整个建筑雄伟壮观

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三千余年来，汉字的书写方式变化不大，使得后人得以阅读古文而不生窒碍。但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东亚之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其中，放弃使用汉字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运动的立论以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大陆将汉字笔画参考行书草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及新加坡使用至今。台湾则一直使用繁体中文。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在使用汉语的地区，大都使用两种规范汉字，分别是繁体中文（繁体字）和简体中文（简体字）。 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造字原理】
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字根，可合成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样的发音(也有的只有声母一样)，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转注：这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汉代许慎解释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怎么说呢？此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别注意的是，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总结以上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汉字的结构】
汉字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欧语系是一维文字）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因此有方块字的别称，从结构上来看，汉字有以下特色：
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达同样的讯息，所以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

一个汉字乃由四百多个表意象形字母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积木一样组合而成。

一个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从组成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其字义。当时代演进出现新事物难以词的方式来表达时，也能以字根组合原则，合成出新字来用，例如中文的铀字，就是近代为了表现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而新造的字。

汉字组成的字根空间配置对字义有影响：如同样是“心跟亡”的合体，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导致不同含义；文字右边有“乂”这个字的部件，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对左边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发现），如果右手上面拿东西就变成“攵”，有这个字根的，几乎都是攻击性或是用暴力达成某件事，例如攻、败、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字形】
（汉字书法）：“国”这个字的笔画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不一样。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读音】
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各种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汉字与词语】
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而从古文的角度来看，用字本义，比起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过度依赖词语，会来的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畅精确使用汉字的复古作为。

【汉字的数量】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繁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但并不普及，只有在户政系统等少数环境使用。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两个扩展区，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目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当今世界上使用的文字中，汉字是唯一的非拼音文字。在人类的历史上，比汉字更早的文字有两河流域的钉头文字龢埃及的圣书文字，但是它们早已灭绝了，所以目前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世界各国使用的文字分为两大类，即非拼音文字（汉字）及拼音文字（其他文字）．这现象难道不是很奇特吗？有人说汉字是中国五大发明，这话并不过分。我还想说，汉字是一个奇迹！
现今文字中，唯有汉字是我们祖先直接创造的，其他文字却都是从其他民族借用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被称为世界三大字母体系。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使用拉丁字母，可见是从拉丁字母借用的；俄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等使用基里尔字母（或斯拉夫字母），是希腊字母改造而成的；拉丁字母也是希腊字母改造而形成的。阿拉伯字母的祖先——阿拉马字母（Aramaic）及希腊字母的祖先——迦南（Canaanite）字母也不是他们祖先直接创造的，而是借用了小方闪米特人（Semites）的文字（小方闪米特字母）改造而成的。根据大陆语言学家周有光的研究，人类最早的字母就是小方闪米特字母。但是，这种字母也不是他们直接创造的，而是借用了苏美尔人（Sume）的钉头文字，经过改造而成的。钉头文字最初是象形图书形状，后来由于书写工具——小棍加泥板的限制而演变成钉头的样子。钉头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圣书文字是埃及人创造的，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它们都不是拼音文字。现在三者之中只剩下汉字，其他两者都已经消亡了。
汉语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它的超方言特性及超语言特性。语言学家把中国各地的方言分为八大方言区。有人说，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就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欧洲的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差别比中国方言的差距大得多，但是他们绝不愿意承认各自的语言是“罗曼语”的不同方言，因为它们都是独立的国家。
除此之外，汉字也能超越国界。在历史上，越南、朝鲜和日本都曾经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日本人至今还使用汉字和假名的混合文字。日本人使用汉字，还有另一项重大发明，就是写中国字，读日本词。只要其他国家愿意，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真是这样做了，汉字就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符号了，就像数学符号一样，只表意，不表音。
汉字的这种功能从人类的语言史上，特别是从非拼音文字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汉字的发展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
汉字的起源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字型，即甲骨文。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卜辞。因为是刻写在形状各异的甲骨片上，刻写后也不好改动，所以先人们顺势就章，一气呵成。整体效果或规矩整齐、错落有致，或变化多姿、随意大气，体现了人类追求均衡对称、和谐稳定的天性。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到了汉代，汉承秦制，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汉武帝雄才大略，东征西伐，不断扩大中央帝国的版图，为保边疆的永安，建立了屯兵制，这屯兵制使得中国文化在边疆迅速地传播和扎根。同样也对信息传播的质量、速度、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小篆又逐渐简化演变成为隶书，史称“隶变”。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小篆繁杂难写，有变革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本质原因是与中国人书写的工具毛笔的发明和普及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毛笔的书写形式把篆书的图画性进行了方正平直化的变革，使图画性质的汉字转向抽象化，并初步形成了构成汉字基本要素的点、横、撇、捺、竖、提、钩、折的笔画特点及方块字形的外形特征。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

　　1、来历演变
　　商周时期，通用的文字是甲骨文。这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流行的青铜铭文（金文）虽有字数的增加，但形体并无大的变化。
　　春秋以后，由于诸侯割据，“文字异形”。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始皇帝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原秦国字为基础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稍后，程遍又依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并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广为流传。
　　曹魏时，钟繇创立真书（楷书）。至此汉字的演化已臻完善。
　　2、基本简介
　　汉字，是用于书写汉语的文字，也可被借用于书写日语、朝鲜语（韩语）等语言。是中国唯一的官方文字，也是新加坡的官方文字之一。目前确切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的甲骨文。在日本语中与平假名、片假名混合使用。汉字也曾经是李氏朝鲜的官方文字之一（15世纪朝鲜世宗发明谚文，亦称朝鲜语（韩语）），目前韩国只在需要汉字标记以避免词义不明的情况下使用，朝鲜则全部采用谚文拼写。
　　汉字又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由汉族发明并改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中国商朝甲骨文、玛雅文字)之一，亦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
　　汉字是世界历史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汉字发展至汉朝隶书时被取名为“汉字”。

据说是仓颉造字的

文字演变·课文注释·仓颉造字的传说

仓颉（也作苍颉）是古代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人物。早在战国末年，已盛传“仓颉作书”的故事，《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西汉初又将仓颉说成黄帝的史官。《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许慎《说文解字·叙》也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在纬书《春秋元命苞》中，仓颉又被神化成一位超凡入圣的人物，他“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仓颉奇异的容貌和才能，以及造字时引起的异常天象，皆给文字的诞生笼罩上神圣而奇妙的光环，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文字及其功用的敬畏与崇拜。其实，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不断尝试到约定俗成，逐步孕育、挑选、发掘出来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创造。

当然，透过“仓颉造字”虚幻的一面，我们还是可以从传说中了解某些历史的真相。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已揭示出，上古时代的“巫”原先专掌占卜，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参与了多项文化活动，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除从事卜筮、祭祀以及星历、教育、医药等活动外，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记史，即《周礼·天官》所说的：“掌官书以赞治。”当时，巫与史通常是一身而二任的，因此后世习称他们为“巫史”。被说成黄帝史宫的仓颉应该就是“巫史”中的一员，或者是他们的群体性代表。“巫史”从事记史、教育等活动，必然经常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因此说“巫史”这一群体或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原始文字作过搜集、整理、传播等工作，从而促进了文字的发展，应该是可信的。至于仓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黄帝时的人，则不能当作信史去深究

文字的起源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交往的发展，仅用口耳相传的简单有声语言已不能适应思想交流和行动上的需要。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记录下来，迫切需要一种记事的工具和方法。在文字发明之前，曾先后有过结绳为约、堆石记事和刻木为契的传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语言最重要的辅助工具，文字的出现突破了有声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文字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实物文字——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书写文字和拼音文字等几个发展阶段。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苏美尔文、埃及文、印度梵文、埃兰文和中国汉文等。文字来源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后来，又由图画文字逐渐变成书写文字。书写的文字，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早期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文字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有了文字，人类知识才能记录下来，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广为传播。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起奴隶制城邦时，他们就发明了文字。开始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为书写方便而演变成了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使用了几千年之久。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他们以湿软的泥板为文字载体，用一根小木棒或芦苇杆在上面斜压上一些笔划组成文字。因为这些笔划都呈楔形，故称楔形文字。把泥板晒干或烘干之后，即可长期保存。据说，当时官府和寺庙里都藏有很多这样的泥板书。至今还保存有大约3万块。现代学者已能认读泥板书上的楔形文字。

古埃及人早期也是用象形文字，后来，他们又发明了拼音文字，对西方文字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约在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地中海一带）人，以海上贸易和殖民著称。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他们主要依据由古埃及演变出来的北闪光特字母制定了历史上第一批由22个辅音字母（无元音）组成的字母文字，被称为腓尼基字母。后来腓尼基字母文字传入古希腊就产生了希腊字母。以后又从希腊字母蘖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文字字母的共同来源。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古埃及人发明了草纸书。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盛产一种形似芦苇的植物——纸草，人们把纸草切成长度合适的小段，将其剖开压平，拼排整齐，连接结片，晒干以后即成为一种草纸。他们用芦苇杆之类的东西作笔，蘸上油菜汁和黑烟未调制而成的墨，即可以在草纸上书写文字。英国大英博物馆内至今还保存着古埃及抄写家阿摩斯（约公元前1650年左右）在草纸上抄写的数学论文：《揭露事物一切奥秘之指南》。这此草纸书上的文字现代学者已能译读。以上这些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泥板书和草纸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古代信息，对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据说是仓颉造字的

文字演变·课文注释·仓颉造字的传说

仓颉（也作苍颉）是古代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人物。早在战国末年，已盛传“仓颉作书”的故事，《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西汉初又将仓颉说成黄帝的史官。《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许慎《说文解字·叙》也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在纬书《春秋元命苞》中，仓颉又被神化成一位超凡入圣的人物，他“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仓颉奇异的容貌和才能，以及造字时引起的异常天象，皆给文字的诞生笼罩上神圣而奇妙的光环，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文字及其功用的敬畏与崇拜。其实，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不断尝试到约定俗成，逐步孕育、挑选、发掘出来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创造。

当然，透过“仓颉造字”虚幻的一面，我们还是可以从传说中了解某些历史的真相。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已揭示出，上古时代的“巫”原先专掌占卜，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参与了多项文化活动，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除从事卜筮、祭祀以及星历、教育、医药等活动外，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记史，即《周礼·天官》所说的：“掌官书以赞治。”当时，巫与史通常是一身而二任的，因此后世习称他们为“巫史”。被说成黄帝史宫的仓颉应该就是“巫史”中的一员，或者是他们的群体性代表。“巫史”从事记史、教育等活动，必然经常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因此说“巫史”这一群体或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原始文字作过搜集、整理、传播等工作，从而促进了文字的发展，应该是可信的。至于仓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黄帝时的人，则不能当作信史去深究

文字的起源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交往的发展，仅用口耳相传的简单有声语言已不能适应思想交流和行动上的需要。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记录下来，迫切需要一种记事的工具和方法。在文字发明之前，曾先后有过结绳为约、堆石记事和刻木为契的传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语言最重要的辅助工具，文字的出现突破了有声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文字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实物文字——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书写文字和拼音文字等几个发展阶段。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苏美尔文、埃及文、印度梵文、埃兰文和中国汉文等。文字来源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后来，又由图画文字逐渐变成书写文字。书写的文字，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早期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文字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有了文字，人类知识才能记录下来，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广为传播。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起奴隶制城邦时，他们就发明了文字。开始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为书写方便而演变成了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使用了几千年之久。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他们以湿软的泥板为文字载体，用一根小木棒或芦苇杆在上面斜压上一些笔划组成文字。因为这些笔划都呈楔形，故称楔形文字。把泥板晒干或烘干之后，即可长期保存。据说，当时官府和寺庙里都藏有很多这样的泥板书。至今还保存有大约3万块。现代学者已能认读泥板书上的楔形文字。

古埃及人早期也是用象形文字，后来，他们又发明了拼音文字，对西方文字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约在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地中海一带）人，以海上贸易和殖民著称。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他们主要依据由古埃及演变出来的北闪光特字母制定了历史上第一批由22个辅音字母（无元音）组成的字母文字，被称为腓尼基字母。后来腓尼基字母文字传入古希腊就产生了希腊字母。以后又从希腊字母蘖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文字字母的共同来源。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古埃及人发明了草纸书。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盛产一种形似芦苇的植物——纸草，人们把纸草切成长度合适的小段，将其剖开压平，拼排整齐，连接结片，晒干以后即成为一种草纸。他们用芦苇杆之类的东西作笔，蘸上油菜汁和黑烟未调制而成的墨，即可以在草纸上书写文字。英国大英博物馆内至今还保存着古埃及抄写家阿摩斯（约公元前1650年左右）在草纸上抄写的数学论文：《揭露事物一切奥秘之指南》。这此草纸书上的文字现代学者已能译读。以上这些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泥板书和草纸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古代信息，对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结绳记事，古人为了要记往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如果要记往两件事，他就打两个结。记三件事，他就打三个结，如此等等。
在石头上刻痕也是帮助记忆的方法之一，结果当然也是与结绳记事一样。用这种办法不能对事情本身做记录，它只能起一个提醒记忆的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记得太多。
古代人还用石头来标明太阳投影的最北点和最南点，并且在岩石上划痕来计算太阳和月亮周期的天数，于是就制订出日历。
纸草，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的载体。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才能记录下来，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广为传播。古埃及人用草纸记载其科技成就，使之流传千古。 但长时间纸草会干裂成碎片，所以极难保存下来。

骨头，竹简，帛书

结绳记事，编写年历

在今天的西亚两河流域一带，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家所在的地方，6000多年前的时候曾经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创造这一文明的人类被称为苏美尔人，这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因为他们开启了人类文明史的开端，他们创造的这一文明比中华文明还早了1000多年，但是细看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以及他们这一人种，简直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越深入地去观察和考证，就越会发现这两者简直是太相似了。
首先说一下苏美尔人种，苏美尔人又称为“黑头人”，就是说他们是长着黑头发的人，这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头发是黑的，而且古代时中国人称为“黔首”，也是黑头人的意思。而在人种学上，也有不少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苏美尔人是黄种人，而从发掘出来的苏美尔人的雕像等物来看，他们也很可能属于黄种人，这或许说明苏美尔人和中国人极有可能有着某种还不为人知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苏美尔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似之处。据考证，黑头发的苏美尔人大概在7000年前左右突然出现在西亚地区，历史记载称他们来自于东方，讲一种与该地区还处于野蛮阶段的闪族部落语言毫不相干的奇怪语言，至于是不是我们早期的汉语，现在已不易考证。
在文字方面，还在公元前3600多年的时候，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文字-----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刚开始时他们用图形将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画下来，发展到后来，图形越来越简单，于是就将图形符号固定下来形成文字，用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或木杆刻写在泥板上，然后晒干，可以长期保存。这种文字的字形结构与甲骨文很类似，有些字和甲骨文也很像，但就是载体不同，由于苏美尔文字终究是刻在泥板上， 不易保存，所以中国人选择刻在了龟甲和兽骨上。那么是不是由于苏美尔人发现了契形文字刻在泥板上不易保存的弊端而改成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呢？！如果是的话，也说明这一人种和文化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脉相承的。
在社会生产方面，苏美尔人已经摆脱了采集和狩猎，而是进入了农耕文明，他们已经会种植很多农作物（不能否认一些谷物不是有中国带过去的），还发明了犁与轮子。而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这也是极早就有的东西。
苏美尔人还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这在我国历史上就更多了，大禹治水、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都很有名。
苏美尔人非常相信迷信占卜，这在我国古代也一样，夏商周时期，很多国家大事都是靠占卜来决定的，中国人甚至还写出了《易经》，这是占卜预测学最早的著作。苏美尔人认为人是神用粘土做的，而中国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
苏美尔人还创造了最早的星象天文学，我国战国的时候就有了《甘石星经》。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中国人自古就使用太阴历（又称阴历，农历的主体）。
苏美尔人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他们加热铜锡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而青铜器几乎是我国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标志。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曾经创造了12个城邦国家，最大的国家有5万人，中国到了夏朝时开始出现城市的雏形，如河南二里头遗址，半坡和河姆渡也都是城市遗址的雏形。苏美尔人建造的城市城墙是土石结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城墙基本也是这样。
还有就是苏美尔人的房屋建筑和中国古代的房屋建筑简直太像了，中国建筑自古就以土木为主，苏美尔人也是这样，其建筑特点也是以土木结构为主，考古学家发掘的苏美尔人的居住遗址表明，他们的房屋大多数是土木结构，地基形制有方有圆，但是墙壁的建筑材料则是土坯，中国年长一点的人都对土坯这种建筑材料很熟悉，方法是把掺着麦秸等东西的湿泥放到一个木制的方形盒子里，半干后把木盒子取下来，就会形成一个方形的大土块，比较结实，可以用来建造房屋墙壁。这种结构和形制的房屋几乎贯穿了直到如今的整个中国历史，从中华文明的远古时代开始，这种房屋就在中国大地上不停地建造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人建造那样的房屋，即便今天到一些落后的农村去看一看，仍有可能看到那些陈旧的土坯房。可是6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建造的房屋却几乎和中国人的这种房子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最早出现的文明——苏美尔文明或许与中华文明有着极多极广的联系，这让我们无法不做这样的思考——苏美尔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人种上来说，苏美尔人和中国人也极其可能存在着还不为人知的传承关系。
至于是如何传承的？根据考古学和史料显示或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黄种人的一支从东方来到了两河流域，形成了苏美尔文明，到了公元前3000年之后，由于苏美尔人城邦国家间的不断征战，并且面临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的入侵，有一部分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所在的两河流域，而之后不久，在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现。这是不是他们来到了这里呢？
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闪米特人建立的阿卡德王国逐渐统一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走向了没落，到了公元前2100年之前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闪米特人的天下，苏美尔人有一部分融入到了闪米特人之中，但也有很多离开了这里，那么离开的苏美尔人去了哪里？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揭晓苏美尔人的下落，他们就那样消失在了时空之中，但紧接着它们的消失，夏王朝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兴起。
历史会如此巧合吗？不能确定，如果不是巧合，那么很可能就是在距今六、七千年之前，以中国人的祖先为主体的黄种人的活动范围曾以远达西亚和北非一带，而作为黄种人中最先达到文明阶段的种族，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之后，在内战和闪米特人的入侵之下，很多苏美尔人又来到了东亚地区，在这里创建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并从此延绵不绝。
种种的相似和巧合总是让人生疑，世界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是否有渊源关系？以及苏美尔人是不是古中国人的一支？目前这还只是个猜想，这一猜想是否成立，还有待有志有识之士进一步去做彻底的考证。

满意请采纳

【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
西方列强在塑造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最初在16-17世纪编造了古罗马帝国的故事，其后在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又虚构了古希腊文明，并将其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期间，由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断将中国的信息传入欧洲，造成欧洲基督教历史观的混乱。于是，为了维护其“圣经历史编年”的合理性，于是又开始虚构“古埃及”、“古巴比伦”乃至“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历史。这就是东方主义的发端，其目的是为了抵消中国历史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同时维护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
在虚构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古典文明”以及东方主义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最后时段，西方中心论制造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十字军”运动，编造出一个全面超越中华文明的“人类第一文明”，这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展开的——“苏美尔文明”的考古造假运动。
古埃及金字塔造假视频可以看《福缅科:历史发明家》埃及金字塔那集，网上也有古埃及造假的各种资料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借鉴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至今，传播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基础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

一、经验功能学派：

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称为“管理研究”。

注重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实验室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

以美国的研究为代表，强调传播媒介及结构只是众多单元之一。它们与社会上其它单元如政治及经济系统，各为自身的利益而联盟或抗争。传媒因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及状况而发挥不同的功能。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社会单元可独占所有资源或权力。有些时候政治系统可能占优，但有时经济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是出现众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其中包括传媒。这些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之时，形成一个包容、协商及自由的社会。在多元社会里，传媒并非单单是统治者的工具，它们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中心课题。

功能分析学派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学研究分为控制研究（who）、内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众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个领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为重中之重。

1、控制研究：

（1）把关人研究

（2）施拉姆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2、内容研究：易读性测量

3、媒介分析：

（1）媒介类型分析

（2）

4、受众研究

5、效果研究：

（1）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强调传播（宣传）的绝对效果，受众就像应声而倒的靶子。

（2）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论，

（3）20世纪60年代之后，适度效果论和强效果论。

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一般被称为批判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传播学流派，旨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学派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组成。批判学派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生产、分销及消费过程，研究重点是传播如何配合资本主义的延续、再生及扩大。批判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传媒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及霸权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响。这一派认为现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任何传播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如我国学者陈卫星所说，批判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巿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现象。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语境中的媒介权力问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制造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按照理查德·约翰生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发现“文化工业”，关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不过是一个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和文化的鸦片。文化工业是打着文化标签的工业，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工业化为模式、以赢利化为目的的工业，而不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为精神提供家园的文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桎梏。

代表人物：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2、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3、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二）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代表人物：

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传播学》一书中，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

（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

（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

（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

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

2、霍尔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霸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进一步地，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的三种方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

（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

（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3、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

（1）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质疑：首先，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第二，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第三，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最后，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

（2）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4、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费斯克在1987年《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

（三）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结构及生产力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1、G·默多克(G.Murdock)

2、P·戈尔丁(P.Golding)

3、J·哈洛伦(J.Halloran)

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得出结论：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1、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

（1）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

人类传播的纪元及大事年表

大约在150亿年前 宇宙在“一声巨响”中形成，有了地球。

大约在34.6亿年前 地球上出现像细菌一样的生物。

大约在5.3亿年前 生命大爆炸，地球上出现“云南虫”(在中国云南澄江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故名。见图)，它 是人类祖先的起源。

大约在2亿年前 地球上出现恐龙。

大约在1.3亿年前 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共同先祖“攀援始祖兽”(形似小松鼠的动 物。见图)已生活在中国辽宁凌源境内。

大约在800万年前 人类的先祖古猿出现在中国云南。

大约在400万年前 古猿可能有了呼叫机能或发声系统。

大约在200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之一猿人(东非能人和中国巫山能人。见图)出现了。他们能制造和使用工具， 懂得体语传播。

大约在50万年前 北京猿人（见图）学会用火，标志人类已经开始改造自然。

一、 语言传播纪元(大约从10万年前至今)

大约在10万年前 人类可能产生了原始的语言。语言传播使人区别于动物。

大约在4万年前 人类可能有了较为复杂的语言。

大约在3万年前 史前人开始用简单的图画或穴画记事（见图）。

大约在7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在陶器上作画传意（见图），以结绳、书契记事（见图）。中国发明了用 于绘画的笔和墨（见图）。

二、 书写传播纪元(公元前3500年至今)

公元前3500年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中国人用笔在石头、树叶、树皮上书写“图画文字”。

公元前24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在湿泥板上用棍尖写字。

公元前1600年 商周时代的中国人在龟甲兽骨上刻字。

公元前500年 中国人开始在石头上刻字和在木板、竹片上写宇。

公元前200年 中国人开始用毛笔在缣帛上写字。

公元前118年 中国西汉有了具备纸的特征和结构但形质粗糙的古纸--灞桥纸（见图）。

公元105年 中国东汉蔡伦完善了造纸术，造出了“蔡侯纸” （见图）。

公元600年 中国人造出了各种色纸。

三、 印刷传播纪元(公元620年至今)

公元620年前后 中国隋末唐初发明了雕板印刷术（见图）。

695年前后 世界最早的雕板印刷品《妙法莲华经》问世。此书于1906年在新疆出土，现存日本书道博物 馆（见图）。

868年 中国雕板印刷术在成熟时期印刷的佛典《金刚经》面世（见图）。

1041年 中国宋朝毕升发明了陶土活宇印刷术，并做过木活宇印刷试验。

l170年 中国宋朝发明木刻活宇印刷术，西夏(银川)印成木活宇版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0万字) 佛经。

1298年 中国元朝王帧再次用木刻活宇印刷成族德县志》。

1315年 中国元朝铸造出铜活宇，试印成《御试策》，效果不佳。

1456年 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借鉴中国印刷术发明了铅活字和手压印刷设备，印成了42行本的《圣 经》。

1490年 中国明朝华隧再次用铜活宇印成《宋诸臣奏议》，效果较好。

1810年 英籍德国人弗里德奇贡尼格发明了滚筒式印刷机。

1826年 尼埃普斯拍摄成功世界上第一张照片。

1839年 达格尔改进了银板照像法，照片开始出现在报刊上。

1946年 印刷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相继发明了静电印刷术(1946)，照相排版机(1950)，电脑排 版(1963)等。

四、 电讯传播纪元(1844年至今)

公元1844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传送了第一个电报讯号。

1860年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梅乌奇在纽约公开展示了他发明的电话，此前他用电话将瘫痪的妻子埃斯 特的卧室与他的工作室连接起来，以便照料她。

1877年 爱迪生发明了抗阻式留声机，使人类的声音得以记录和控制。

1878年 大卫·休斯发明了麦克风。

1882年 法国人居勒·马瑞受中国灯影原理启发，发明了一种一分钟拍12张照片的摄影机--“摄影 抢”。

1884年 德国人科学家尼普科夫发明了用无线电传送画面的设备(“扫描盘”)。

1894年 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照片放映机”首次在纽约百老汇大道向群众展示。

1895年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摄影机之后，在巴黎首次公映的《火车到站》等“一分钟”影 片。

1895年 俄国波波夫和意大利马可尼先后发明了无线电报。

1920年 美国匹兹堡市 KDKA电台首先作无线电广播。

1923年 中国上海开设了“中国无线电公司” (ECO)，于1月24日首次播音。

1926年 美国华纳电影公司于8月26日首次公映有声电 影成功。

1923年 美籍俄国人左瑞金研制成功电子扫描装置，奠定了现代电视摄像的基础。

1928年 英国贝尔德在伦敦用无线电发射电视画面获得成功。

1936年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

1948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于6月研制成功第一个锗单晶的晶体管。

1958年 中国北京电视台开始播送电视节目。

五、 网络传播纪元(1946年至今)

公元1946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克特等人于2月15日研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脑主机“埃尼阿克 ”(ENIAC)。

1957年 苏联于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Sputnik)。

1962年 美国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首次实况转播电视节目。

1969年 美国加大洛杉机分校一群研究生于9月2日在实验室内首次将两台计算机通过一条4.6米长的电 缆接通，成功地进行了通讯试验。

1971年 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功微型计算机。

1976年 英国两家电视公司(BBC和ITV)首次播出无线图文电视。

1977年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互动式有线电视系统“丘比”(Qube)开始运作。第一台可以大批量 生产的个人电脑在美国上市。

1979年 英国邮电局首次播出有线图文电视(通过电话线由电视机呈现)。

1980年 美国结成互联网络(INTERNET)。在80年代，主要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利用这种网络。

1994年 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立即跟进。个人计算 机开始与互联网络连接。

1996年 互接网络迅速普及，用户激增。已有100多个国家(含中国)的6000万台电脑与其相连，人们 通过电脑既接收信息又发送信息。

传播学的产生与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各参战国全心投入作战，整个思想界也好像进入了“冬眠”期。这正如罗杰斯（E·Rogers,1986）所说：在战争期间, 科学研究只能离开原有的轨道，遵循各种军事计划进行。然而，这对于传播学的产生和出现，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每当人们谈起与传播学产生有关的事件和人物，有人会列举电话的发明、广播的出现和电视的影响，有人会提到香农(C.E.Shannon,)的信息论和韦弗的控制论……这些传播科技与通讯理论，无疑都是重要的，值得我们专门评介。但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评介的的应是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出现的四位创始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还有传播学的完善者——施拉姆。

传播学的四位创始人

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产生的学者，是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学术背景、事业生涯和兴趣爱好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家庭大多与欧洲大陆有着某种联系，其学术成果与欧洲学术有某种渊源，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美国。这四位学者还都有较富裕的家境，较丰富的学识，进最好的大学，广泛涉猎欧美不同学科。他们都在中年时期突然改变事业生涯，从他们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传播研究，并以恢宏的气度一起结识。他们都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出版了有关专着。他们的四周均聚集一批后来都成为该学科领袖的年轻学者，和一批批听他们授课的莘莘学子。在他们的传播研究中，都着重态度、行为改变的效果研究。正是这些推动了传播学的产生，确定了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向，积聚了研究力量，为传播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拉斯韦尔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 是一位着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192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着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并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其《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1953)一书也深受弗氏理论的影响。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拉斯韦尔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随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该书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1935年，他又与人合写和合编了《世界革命的宣传》和《宣传与推行》两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宣传的功能及其社会控制，探讨宣传的本质和规律。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着了《宣传、传播和舆论》一书，认为宣传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报刊、广播、书籍、电影、告示以及歌曲、戏剧、演讲等等。该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并用四篇文章分别阐述了传播过程中的“渠道”、“传播者”、“内容”和“效果”等要素，从而显示出着者由宣传研究转向传播研究的思维轨迹和理论倾向。1979年，在拉斯韦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与勒纳、史皮尔合写的《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三册巨着正式出版发行，从而将宣传与传播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着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着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但是，他的许多传播学成果并不为人所了解，一般人只是从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论文中的“一句话”、“三功能”来认定他在传播学中的创始人地位。这一句震憾学术界的话就是：“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从而引申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课题，并长期左右着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三种功能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尽管后来传播学者认为拉氏的论述需要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勒温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又译为卢因，1890---1947）是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着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他是一位美籍德国犹太人，1890年9月9日出身于维也纳，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等着名学府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前线参加作战。1921年，他到柏林大学任教，与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联系，并成为该学派的积极倡导者。193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衣阿华洲立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心理学教授。1944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直到逝世。在任教期间，在勒温的周围吸引着当时一些最聪明的研究生，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社会心理学或传播学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学者，如卡特赖特(D.Cartwright)、费斯廷格(L.Festinger)等。

勒温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以实用着称。他创立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以及一系列由实地试验得出的成果，“在心理学的发展中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G·Lindzey and C·Hall,1970）勒温认为，人的行为环境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力整体，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由此情境和所属群体决定，这观点暗示传播者，要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行动，不仅要考虑受传者的个人特性，而且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的特点和环境因素。

勒温还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用来研究“群体生活的途径”，以及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的影响。

勒温最先提出“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勒温带领学生对这一宣传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家庭主妇对不受欢迎的食物，扮演着犹如守门人的角色。除非家庭主妇决定将动物内脏推销给她的家人，否则，她的先生和孩子是不可能吃到的。

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予以理性阐述，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接着，勒温的学生怀特（D.White，1950）和其他的传播学者(如麦克内利和巴斯等人)便依据勒温的提示开始研究大众媒介机构中的守门人行为，如报社新闻电讯编辑就把持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新闻流向和流量。可以这样说，“守门行为”和“守门人”的概念，是勒温成为传播学创始人的重要理论原因。

3．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1912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该校心理学系讲师、助理教授、教授，是着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宣传与传播研究的杰出人物。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霍夫兰是学习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追随者，后来又共事多年。这对霍夫兰研究态度改变的方法有极大的影响。本来他可以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大展拳脚、早出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及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战争结束后，霍夫兰带着同事和资料回到了曾工作过的耶鲁大学，继续进行态度改变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辩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霍夫兰等，1953）

霍夫兰等人首先将战争期间的研究资料予以重新分析整理，编纂出版了一套《美国军人》丛书，共4卷，其中第3部《大众传播实验》(1949)代表了霍夫兰等人最早的研究成果。该书集中反映了这批学者所进行过的两类研究，即对现有影片的评价性研究和同一影片（或讯息）的两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的实验性研究。这两类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建设作出过某些有趣的贡献，而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则构成了态度改革研究的开端。

不久，霍夫兰又主持撰写出版了《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研究丛书》，共5卷，其中以霍夫兰和贾尼斯（I.Janis)、凯利（H.Kelley)合着的《传播与劝服》(1953)最具综合性和学术性，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力作。这部着作涉及一系列命题，引发了一系列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在耶鲁丛书中单独构成专着。例如，信源的可信性研究有力地扩展了传播者研究的视域，恐惧诉求的分析有利于深入认识受传者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内在原因，一面之辞和两面都说、先说和后说的对比研究更为传播策略和技巧研究增添了崭新话题。

罗杰斯(E·Rogers,1986)认为：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以态度改变的程度测量)的重视。说服研究由亚里士多德经卡特赖特至霍夫兰，遂成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研究课题。霍夫兰的追随者、当代说服研究的首领麦奎尔（D·McQuail，1981）估计，每年约有1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4．拉扎斯菲尔德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zarsfeld,1901----1976）是奥裔美籍着名社会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并作出突出贡献。他的主要着作有：《人民的选择》（1948）、《美国士兵-----述评》（1949）、《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1954）《社会研究的语言》（1955）等。

拉扎斯菲尔德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失业、广播媒介、竞选、政治宣传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第一个使社会调查在大学实现了制度化，将数学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

1937年，拉氏接受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广播 研究室，开始对传播新媒介-----广播进行研究。他认为：“广播是一个主题，而环绕其四周的事物，完全能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来精炼”。然而，他不久即发现广播研究可以作为走向传播研究的一个踏脚板。于是，他与同事墨顿（R.K.Merton）先搞起了阅听人研究，试图弄清决定广播听众范围大小和听众特征的原因。接着，他开始研究广播的传播效果，即分析广播的内容和形式对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不久，拉氏又着手研究其他传播媒介产生效果的特殊情境架构。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甚微。

从1940年起，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研究所。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研究基地和革新方法论的工具，而且为培养一代年轻的定量研究者提供了正规教育的场所。

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在1940年用其独特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指数”的数学模型）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包括《个人影响力》1952)，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研究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定量）研究方法。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组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总之，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上述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创始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营养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用本门学科的铁锹为传播学打开了一扇扇观照和审视外部世界的窗口，使其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收获。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他们的缺点（如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传播活动）同优点一样十分明显，但他们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低估的。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