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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章怀太子李贤墓

时间: 2021-06-29 18:27:13 | 作者：览古阅今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21次

[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章怀太子李贤墓

章怀太子墓位於乾陵东南约3公里的乾陵乡杨家洼村北面的高地上。

1971年7月～1972年2月发掘的章怀太子李贤墓，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帝陵的陵寝制度提供了新的佐证。

此墓的封土堆为夯筑，形状呈“覆斗形”，底部长宽43米、顶部长宽各11米、高约18米。在封土堆之南约50米处，残存有1对土阙，高4.5米、底部宽、长各5米。土阙之南有东西并列的1对石羊。

四周原有陵园围墙，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43米。

地下由长斜坡墓道、4个过洞、4个天井、6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全长71米，夯筑而成；

墓道呈斜坡状，水平长20米，宽2.5—3.3米。与墓道相连的是四个过洞，过洞呈券拱形，宽度、高度与墓道大致相当。过洞上凿有4个天井，第一个天井在前甬道上，现在还未发掘，第二至第四天井的东西两壁共有6个小龛，放置着各种随葬物品。第四天井的东西小龛，放置陶立俑、伎乐俑、男女骑俑，猪、犬、羊、牛俑等。第三天井的东西小龛随葬物与前一个大致相当，不过多了大型三彩马，骆驼等。第二天井的东西小龛，放置三彩武士俑、文臣俑、镇墓兽、彩绘陶器等。前甬道在天井北，长14米，宽1.7米、高2.1米，有木门一道，已经朽坏。

前甬道在天井北，为了防止墓室被盗，在前甬道内特设木门一道，清理时，木门已朽坏，门上加锁，门后置暗器。发现有铜质鎏金的门钉、鎏金铺首、铜锁、铜包叶及木块等。在木门北约一米的地方，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及椭圆形的锡铁铅块，附近并有铁箭头和暗器机具另件。该装置有铁箭头和重达65公斤的锡铁铅块若干。若有盗墓人开门，利用杠杆作用，暗箭便自动射出。但即使这样，此墓依然还是逃不开被盗的命运。

盗墓者在第三天井的东南角挖了一个长0.7宽0.6米的盗洞，然後窜入墓中。盗墓人将六个小龛内的器物几乎全部砸碎，且有互移位置现象。由此可知，该墓系早年被盗。他们砸坏後甬道石门，将墓中随葬品洗劫一空。石椁顶部的一块石板也被盗墓者橇开，石椁东南角倚柱亦随之向南壁倾倒。

前室呈方形，长宽各4.5米、高6米，全部用砖砌成，墓室东、西两壁有弧度，顶为穹隆顶，绘有银河及日月星辰。由前室至後室，又有9米长的甬道。甬道高、宽与前甬道相同。

甬道南端有石门一道，右扇已被盗墓者打坏。

后室亦方形，长宽各5、高6.5米，墓室四壁带有弧度，顶为穹隆顶。

后室西部放置1具大型石椁，由33块石板构成，长4米、宽3米、高2米，顶为庑殿式；据出土墓志记载，李贤和他的妃子房氏合葬於该墓，这座棺椁即是二人合棺。

后室结构与前室基本相同，顶部绘有日月、星辰，并有贴金。西壁的月亮和大部份星辰的贴金被盗墓人刮去，东壁太阳和星辰仍保留。日、月中分别绘有“金乌”、“玉兔捣药”、“桂树”和“蟾蜍”。

章怀太子李贤文明元年（684）卒于巴州，中宗复位后，很有可能是遵照武则天生前的遗愿，於神龙二年(706)将其棺柩由巴州迁至乾陵陪葬。睿宗李旦於景云二年(711)又追封他为章怀太子。正因为如此，所以“雍墓不称陵”。

李求是先生曾就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进行过比较研究，并且列举了永泰公主墓的考古发掘资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时兴建于神龙年间的章怀、懿德二墓在形制上的区别，就反映出唐代陪葬陵、墓制度的差异。”如果要将“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与“雍墓不称陵”的章怀太子墓对比分析的话，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同之处不仅表现在陵园的规模、封土堆的形状、石刻的组合以及有无土阙建制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墓长、墓道、前甬道、后甬道的长度上和天井、过洞、小龛的多寡上，同时在壁画的题材和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很显然，前者代表一种墓葬等级，后者代表一种墓葬等级。

假如说前者代表的是“号墓为陵”的帝陵类型，那么后者则代表的是“雍墓不称陵”的墓葬类型。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正是唐代不同身份的墓主人与陪葬墓制度在考古学上的具体体现与深刻反映。

章怀太子李贤(653—684)，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生次子。永徽五年（654）出生于高宗祭拜昭陵的路上他先後被封为潞王、雍王，上元二年（675）被立为太子。在太子监国期间，曾召集一些著名学者注解《後汉书》，借机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结果惹得武则天大怒，她以太子贤私藏武器、阴谋政变为由，将其废为庶人。流放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684）卒于巴州 。神龙二年（706） 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 景云二年（711）被睿宗李旦追谥为“章怀太子”。

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陕西省文管会与乾县文教局发掘清理了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工墓志铭两合，正方形，石质。

《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以下简称雍王志》，是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李贤棺柩由巴州迁回京师，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时镌刻的墓志；墓志长宽均90厘米，厚20厘米，盖呈覆斗状正方形。顶面中心阳刻篆书三行，行三字，题“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盖题周围线刻蔓草及十二生肖图案，四斜边亦线刻缠枝蔓草纹饰。志文楷书40行，满行41字，除去空格，凡1416字。志文未署书、撰者姓名，然采用十分工整的四六骈体文句式，书法遒劲严正。

《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以下简称章怀志)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追谥李贤为章怀太子，并将其妃清河房氏与之合窆时的墓志。志石长宽均87厘米，厚17厘米。盖呈覆斗状，盖面中心阴刻篆书四行，行四字，题“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盖题四周及斜披线刻缠枝蔓草纹饰。志文正书34行，满行33字，除去空格，凡990字。志文为李贤之子邠王李守礼之师卢粲撰文，其侄歧王李范(睿宗李旦第四子)书丹。志文采用骈体文句式，文字生动简练，用词用典巧而不骄，毫无浮夸华艳之词句。其书体既师法前代而又不拘泥于古法，整体结构严谨凝重而又流露出端庄灵秀之貌。书、撰者两《唐书》均有传。

关于李贤的死因，据《旧唐书·章怀太子贤传》载：“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同书卷59《丘和传附庄神勣》和卷186《酷吏传》皆言丘神勣：“弘道元年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新唐书·丘神勣传》也记“后使害章怀太子于巴州，”《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亦载：“杀庶人贤於巴州。”《巴州志》云：“嗣圣元年，太后杀故太子贤。”

据此推断，太子李贤是自杀而死的，自杀是出于丘神勣有逼迫，丘神勣是武则天派去的，所以，李贤之死，武则天是指使者，丘神勣是执行者。

章怀墓志文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志文中记述李贤的死因有这么几句：“岂谓祸构江充，衅生伊戾，憨怀贻谤，竟不自明；申生遇谗，宁期取雪。”这里用汉武帝听信江充(汉武帝时为直指秀衣使者)谗言杀害太子刘据(戾)；晋惠帝听信贾后(贾南风)谗言废掉愍怀太子司马遹；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杀害世子申生的历史典故来暗喻太子李贤也是受谗言构陷而被武则天屈杀了的。

因而铭文续曰“……黄离以继，忽构谗言，奄移遐裔，座鸺来正，隙驹行逝。”清楚地道明了李贤遭谗言被杀害的真相。“宸居反正，在物咸亨，恩隆棣萼，泽被维城，储贰贻赠，泉路增荣，魂归旧宇，榇上新茔”则是说李贤的弟弟中宗李显策动玄武门政变，重新登极后才使李贤的冤魂归宿李唐并平反昭雪。

更为重要的一点即章怀墓志文乃是李贤子邠王李守礼之师卢粲撰文，卢粲之叔父行嘉，“高宗时为雍王记室”(《旧唐书》卷189卢粲传)，卢粲最有条件得知关于太子李贤死因的第一手详细资料，由其撰写的志文史事应该真实可信。书丹者为睿宗李旦之子，李贤之侄儿歧王李范，试想，若李贤不是被武则天屈杀的，卢粲绝不敢这样写，李范也绝不敢书，睿宗也绝不会批准的。当然，更不会让“谋国罪魁”，李贤的阴魂“泉路增荣，魂归旧宇，榇上新茔”，十分荣耀地陪葬於乾陵柏城之内，并追赠“章怀太子”的谥号。

而从李贤两合墓志之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李武集团的政治争斗内涵。

古往今来的墓志、悼词都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制约。一般来讲，撰书者或避重就轻，或轻描淡写，或褒之过实，虽然不乏无中生有，杜撰事实，但墓志文中所记史事大多是可信的。从李贤两合墓志文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探讨李武集团政治势力的消长过程。

《雍王墓志》是中宗李显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迁葬李贤时撰刻的。志文通篇是一般的“官样文章”，对李贤遭贬巴州及其死因采取回避的态度，仅言李贤“文明元年二月廿日薨于巴州之别馆，春秋卅有一。”

究其原因乃中宗李显为韦皇后和武三思操纵下的傀儡皇帝，其掌政的五年，武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还很强，在政治上受武氏排斥的废太子李贤是不可能平反的。

从墓志文首行原刻为“故雍王墓志之铭”来看，撰文者对垂拱元年武则天柄政时期亲自追封的“雍王”究竟是属“大周”还是“大唐”不敢明确表示，撰书者的苦衷是面对史实不能讲真话，故不录朝代和撰书者姓名。另从雍王墓志铭的盖题和志铭所用石料的成色不同来看，盖题“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和志文首行修改为“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应为后来所为。

《章怀墓志》是睿宗李旦令合葬李贤妃清河房氏并追封李贤为章怀太子时所撰刻，书撰者均题名结衔。

志文借用典故，指出李贤遭贬巴州及其死因是遇谗遭谤和逼令自杀。在叙述追封雍王一事时说：“垂拱元年四月廿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把武则天视为“李家妇”而不是大周皇帝，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则天的光宅革命和武氏政权。

书撰者两《唐书》均有传。李范为睿宗第四子。其政治态度是反对武氏专权的，卢粲更是以反对武氏集团而名垂史册。《旧唐书·卢粲传》(卷189)载；卢粲博览经史。景龙二年累迁给事中。后安乐公主夫婿武崇训死，中宗特恩追封为鲁王，并依司农少卿赵履温所请，“为崇训造陵。”卢粲驳奏曰：“臣闻陵之称谓，施於尊极，不属王公已下，……雍王(李贤)之墓尚不称陵，鲁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号”而坚决予以反对，安乐公主大怒，遂以“忤旨罪”出卢粲为陈州刺史。选择卢、李二人为李贤重新撰写墓志文，可能是有意安排的。

李贤两合墓志文的上述变化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它从侧面反映了从神龙元年二月中宗李显“复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三月“诏文明后破家者昭洗之，还其子孙荫”到景云元年六月，睿宗李旦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敞坟、断棺、戮尸，复则天大圣皇后旧号为天后，迫谥雍王为章怀太子等这一时期抑武扬李的政治措施和这一时期李武集团内部政治势力的消长过程，从文物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李武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资料。

盗墓者盗走了墓中的金银财宝，却放过了墓中一幅幅生动的壁画，这样，章怀太子墓在经历了一场劫难之後，幸运地为我们留下了50幅精美的唐墓壁画，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最精彩的壁画是位于墓道前端墙壁两侧巨幅的《狩猎出行图》、《马球图》、《客使图》，以及在前室中绘制的《观鸟捕蝉图》。

这些局画不仅生动的反应出大唐皇族的生活面貌，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候娱乐、政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对大唐的了解，展现了一个丰富而全面的画卷。

《狩猎出行图》

《狩猎出行图》位于墓道东壁，长12米，高1.65米，为建国以来陕西省发掘唐墓壁画中首次发现，是一幅大型力作。

画面由40多个骑马人物、两只骆驼、五棵树和青山组成，先以四匹奔马由北向南作为向导，接着一骑者手持猴旗紧随，后面左右各有数十骑，中间簇拥着一位圆脸微带胡须，身著兰色长袍的人物。此人双目前视，神态自若，骑一高大白马，很有可能是这次出行中的主人。其后，又有十数骑奔马紧随。最后面是马和骆驼组成的辎重队，奔驰在古木荫郁的山道上。

马有枣红、杏黄、白、黑诸色，每色又有深浅之别。马上骑士头戴幞头，身著各色短袍，腰佩弓箭及箭囊。

有的骑士马鞍后置红色圆形带流苏坐垫，上坐一只象猫一样的“猎豹”。据考证，这种在今天中国已经见不到的动物，是古代从印度、波斯等国家输入的，在中近东叫做“齐塔”(Cheetha)，其体形大致像豹而稍小，毛色浓黄，间有黑色圆斑点，腹面白色，尾长0.9米，四肢较长，头小而圆，以擅长疾速快跑而著名。在400米范围内，秒速可达30米，几乎任何四足动物都难逃出它的追击，但不能长跑，经过人工驯养，专供贵族们狩猎捕兽时使用，同时也是贵族身份的一种标志。

据《唐会要》卷28《蒐狩》载：贞观五年(631年)正月，李世民谓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旧唐书·巢王元吉传》(卷64)载，唐高祖李渊子巢王元吉曾说；“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唐皇室贵族频繁地外出狩猎，他们在酒醉饭饱之余，沉浸在呼鹰逐兔、射飞苑中的游猎活动中。狩猎活动的规模往往很大，贞观五年，李世民在昆明池附近狩猎时，“蕃夷君长咸从”(《唐会要·蒐狩》)。

封建帝王对畋猎活动的重视，遂使狩猎活动成为唐代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

据《唐朝名画录》载：“(贞观)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往捕之，不获。又虢王元凤忠义奋发，往射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其弟(阎)立本图其状，鞍马仆从皆若真，观者莫不惊叹其神妙”；

武则天时期的画家曹元廓“师于阎(立本)，工骑猎人马山水”；

唐玄宗时期的画家韦无苑以画鞍马异兽而著称，曾奉诏在长安城玄武门画唐玄宗射猎一箭中两猪的场面。

纵观整个画面，人物众多，声势浩大，马群飞奔，十数面各种标识的旗帜迎风招展，给人以满壁生风之感。狩猎的骑士，或策马扬鞭，或伏背勒缰，或臂上架鹰，或怀中抱犬，或虚目远眺，或旁睨同伴，或回眸召唤，似乎怒目叱咤，对林间落后的骆驼辎重表示焦急和不满。人们似乎可以从中听到嘚嘚蹄声，似乎可以看到荡起的尘土。近景林木呼应远处山峦，构成了完整的画面。

有声有色的太子出猎情景，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狩猎生活的煊赫场面。整个画面构图严谨，布局严正疏朗，鞍马人物动态多变，造型生动准确，形成整体美感。运用“铁线描”法，勾勒遒劲，笔墨流畅，显示了唐代民族绘画写实的艺术特色。

《狩猎出行图》是唐代贵族阶级大搞畋猎活动的真实写照。

2021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被列其中，成为中国的国宝文物之一。

《打马球图》

《打马球图》绘於墓道西壁，长6.75米，高1.65米，与东壁《狩猎出行图》相对。

在山峦迭出的空旷场地上，驰骋着20多匹“细尾扎结”的各色骏马，骑者著白色或褐色窄袖袍，黑靴、戴幞头。打球者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往来穿梭，争抢击球，激战方酣，令人眼花撩乱。画面上，最南面飞驰的马上坐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另一人回头看球。紧后面的两人作驱马向前抢球之态。其后还有数十骑。有一骑奔向山谷，臀部及后蹄露在山石之外，山石顶露出人头和半个马头。最后一骑为枣红色，四蹄腾空，往南驰骋。场外观者著淡绿色袍，红色翻领，面部微红，双手拢袖，聚精会神，端坐马上。马后远衬以古树和重迭的青山。

马球是唐长安城内外最盛行的一种骑马击球的体育运动。古代一般称之为“击球、打球或击鞠”等。据考证，马球发源于波斯(今伊朗)，又叫“波斯球”或“波罗球”，西传于土耳其，东传至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西藏等地。

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的提倡，终唐之世在宫廷和王公贵族中习以成风。但是，在许多反映唐代马球运动的史籍里，却没有这一运动所用器材和具体打法的详细记载。唯《金史·礼志》载有：“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球，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

根据文献记载和章怀太子墓《打马球图》壁画所示推测：马球的大小似拳头，圆形，用质轻而又坚韧的木料作成，中间挖空，外面涂上红色或彩绘一些花纹，骑马人手持的球杖长数尺，一端弯曲如弦月，用来击球，形状有点象今天的冰球杆，有的也雕绘花纹。

马球场的球门，有单球门和双球门两种。单球门是一个木板墙，墙下开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孔，并有球网；双球门是在球场两边各设一门，门是两根木柱加上一根横梁做成的。比赛时有裁判和守门员，中场开球后，两队骑士策马争击。单球门以先入网者为胜，称作头筹；双球门则是两队展开对攻，以进球多少定胜负。

所有的马匹都“细尾扎结”，这是当时宫廷马匹真实情况的反映。至于打球的人数，《打马球图》中所显示的约有20几人。他们中间一部分穿白色窄袖袍，另一部分穿褐色窄袖袍，说明球赛是分两队进行的，每队十余人。而《封氏闻见记》所载景龙三年(709年)在长安西苑梨园亭子球场举行的马球赛，吐蕃队是10人，临淄王李隆基一方只有4人。《唐摭言》中所载的乾符四年(877年)，新进士刘覃在月登阁击球会上与左右神策军将举行的比赛，似乎是单人对抗赛。由此看来，唐代马球比赛的人数可多可少，不作具体规定，比赛时场外还有鼓乐手击鼓或奏乐，以壮声势。

唐代盛行马球运动，上自皇帝，文武百官，下至骁将兵士，甚至连身体纤弱的宫女，都爱骑马打球。在当时长安城的宫城内、宫城以北禁苑中的大明宫东内院、龙首池南都设有专门的马球场，文宗时把龙首池也填了修建球场。特别是1956年冬，在唐长安城北面的禁苑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区，曾出土了一方础石，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球场同宫殿建筑并提，可见其工程规模之大。这里应该是当年唐代皇家举行过很多次马球赛的一个球场。

唐代的许多皇帝都热衷于观看或亲自参加马球比赛。

中宗喜欢看球赛，玄宗更是马球健将。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说，他曾于景龙三年亲自去长安西苑梨园亭子球场，观看唐中宗李显为欢送养女金城公主入藏和亲而特地举行的一场马球赛。当时，前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臣赞咄向中宗奏说，他的部属中有善于打球者，请求与唐宫廷球队对垒。中宗高兴地同意了。在最初的几场比赛中，吐蕃队球艺不凡，屡胜皇宫球队。于是，唐中宗便命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和嗣虢王李邕、中宗的附马杨慎交及武廷秀四人迎战由10人组成的吐蕃队。两队队员各显身手，但见场上“金钟玉槌千金重，宝杖雕文七宝球…”红鬣(lie)绵鬟(huan)騄(lu)风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日飞来画杖头。”李隆基更是“东西驱突，风回电击，所向无敌”，球艺之高，使“吐蕃队功不获施”，只能望球兴叹。比赛完毕后，唐中宗赐酒让双方队员畅饮，并赐赠吐蕃队绸绢数百段。

唐玄宗李隆基能在马球赛中所向无敌，并非偶然。唐代民谣有云：“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谣中的“三郎”是李隆基的小名。民谣唱的是李隆基青年时代荒废学业，打马球入迷的情景。诗人晁无咎也曾对喜爱马球的唐玄宗李隆基感到无奈并不胜感慨道：“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韩休和张九龄是玄宗开元年间两位著名宰相，都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这里是说两位老臣已不在朝廷了，唐玄宗可以肆无忌惮地尽情玩乐了。

唐宣宗李忱的球艺也非常高，《唐语林》载：“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与上述几个皇帝相比，埋葬于乾陵正东靖陵的唐僖宗李寰当算得上是一个“超级球迷”了，此人迷恋马球而荒废朝政，整天除斗鸡、斗蟋蟀外，就是拼命去打马球。《资治通鉴》说他“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壮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对这一幽默的讽喻，僖宗听后，仅一笑了之。由于嗜球成癖，僖宗常于梦中惊呼“打马球”，吓得皇后、妃嫔每逢皇帝临幸之夜，总是不得安眠，说“皇上球迷心窍”。

广明元年(880年)二月，左拾遗侯冒业见僖宗玩乐无度，闹得实在不象话，特冒死上疏极谏，谁知竟因此触怒僖宗而被赐死。僖宗还曾命陈敬瑄、杨师立等四人，以打马球比赛的胜负，决定三川节度使的人选，结果“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把国事当成了儿戏。帝王迷恋击球而玩疏朝政，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

而下场最惨的要算唐敬宗李湛了。敬宗时常“昼夜球猎”，陪打者往往头伤臂折。后来竟被宦官勾结他所赏识的马球能手弑杀于寝殿，死时年仅18岁。

用艺术形象反映唐代马球开展情况的作品，在国内，除了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打马球图》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唐代韩干绘的《玄宗试马图》和《宁王调马打球图》。实物保存至今的有宋代李公麟绘的《明皇打球图》，北京故宫收藏的唐代铜镜上有四个女子击球的画面(参见《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合辑)，近年出土的唐代文物中还发现有“打球男俑”和“打球女俑”，上述这些艺术作品，无论在构思、造型方面，或者在反映的内容、表现的气势方面，都无法同《打马球图》相提并论。

《打马球图》描绘的形象是如此的逼真、生动，内容是如此的丰富，场面是如此的紧张、壮观、欣赏起来是如此的真切。这样栩栩如生的图象，正是唐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诗句的印证；这样的场面，恰似为唐人张建封《打球歌》中的“林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马不鞭，蹄自疾，人不约，心自一”作注。象这样生动形象地再现唐代马球比赛激烈争球场面的艺术作品，是国内罕见的反映唐代马球比赛实况的稀世珍品。

2021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也被列其中，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共同成为中国的国宝文物之一。

《客使图》位于唐代章怀太子墓道中部东壁， 高185厘米， 宽247厘米。

此幅壁画描绘的是唐朝的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这幅《客使图》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准， 称锝上是唐墓壁画中的上乘之作。整幅画使用铁线描， 线条流畅， 遒劲有力， 用色质朴， 造型准确， 比例和谐， 构图疏密有致。画面不仅表现了不同人物的身份，而且传达出人物各自的心理状态。这幅壁画成为我们当下研究唐代的艺术、文化、外交及周边地区人种、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重要材料。

章怀太子李贤与唐代各帝王的其他未继位太子具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他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被立为太子，曾在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唐高宗在东都时任监国，实际管理过国政（见《旧唐书•高宗纪》）。而接见四夷君长使臣是重大的国家外交事务，应是帝王的职责，未继位未监国的太子一般不应参与。李贤在监国期间，则有可能主持这类活动。

监国在唐代政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唐代历史中，多位皇帝在即位前，都有担任监国的经历，如唐高宗、玄宗等。而在唐睿宗之前，没有继位皇帝就死去的太子中，具有监国历史的仅有被谥为孝敬皇帝的高宗太子李弘与章怀太子李贤。

我们目前在唐代诸太子、王子、公主的墓葬中都未发现类似的《客使图》，正说明这是出于章怀太子区别于他人的监国特殊身份。由于章怀太子墓葬属于乾陵陪葬墓，不可能在墓前单独树立蕃酋石刻，只能转而在墓中绘画予以弥补。可见这组图画是用来彰显李贤监国时进行的外交活动与大国威仪。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客使图》应不是在章怀太子首次下葬时绘制，而是在其王妃房氏袝葬时打开其墓葬重新绘制的。

李求是在《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房氏灵柩是从第四天井（由南向北）东壁凿穴进入墓室的。就在这次合葬时，将前甬道以后的壁画重新进行了绘制。至今二次绘制的痕迹仍可清楚辨认。……第二次重新绘制，应视为在追赠皇太子后，为使壁画符合其身份的一种举动”。

陕西省乾县乾陵文物保管所在《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中认为：“我们曾走访章怀太子墓的发掘者赵学谦同志，据说，他在发掘第三天井时，其中夯土很乱，深度在5米以下，仍有砖瓦发现，但又未发现盗洞痕迹。当时尚未发掘墓道，因此，根据扰乱情况，初步推断房氏灵柩有从此天井吊下去的可能性。但在墓道发掘后，发现有两层壁画，发掘者就把此初步设想推翻。这一情况说明，在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房氏与李贤合葬时，李贤已经被追封为章怀太子，为符合其太子身份，曾将其墓道至后室的全部壁画都重新绘制过一遍。……该文的说法，可能只是根据发掘初期的传闻”。

由此可证《客使图》为袝葬时重新绘制的实际情况。

在该墓葬中，同时出土两件墓志:

一是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李贤被平反迁葬乾陵时刻写的，其中明确记载：“神龙二年，又加制命，册赠雍王。……乃敕金紫光禄大夫行卫尉卿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杨元琰正议大夫行太子率更令骑都尉韩国公贺兰琬监护丧事，册封司徒，仍令陪葬乾陵。以神龙二年七月一日迁窆”。

二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李贤妻房氏下葬时重新刻制的，志中称：“景云二年四月十九日，又奉敕追赠册命为章怀太子。重海之润，更流于夜台；继明之晖，复明于泉户。妃清河房氏……即以其年十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窆于太子之旧茔”。

由此证明，章怀太子墓始建于神龙二年，现在所见的墓葬形制即是当时形成的。但当时李贤只是被封为雍王，墓葬形制与绘画都是按照亲王的规格建造，明显低于同在乾陵陪葬的懿德太子墓。而后在景云二年，唐睿宗将李贤追赠为章怀太子，依照唐代严格的礼仪制度，自然要表现对死者的皇恩浩荡，提高墓葬的等级。原来的墓葬形制显然不符太子身份。但是可能限于条件没有重新营造陵墓，只在王妃袝葬时对墓道中的壁画重新绘制，加上了表示监国太子身份的新壁画内容。

《客使图》就是这种修缮的产物。

除们了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或其它媒体上见到了这幅《客使图》之外，其实在章情太子墓中还有一幅《客使图》。上文我们所介绍的仅仅是其东壁上的一幅，而在唐代，壁画描绘讲求的是对应，在章怀太子墓的西壁上同亲友还有一幅类似的内容，之前也将其称为《客使图。

西《客使图》上三位外族人士的族属或国别，以往说法有大食、突厥、吐蕃、粟特、高昌等几种。总之都是来自西北各国的使者。如果从其形象上的民族特征与服饰来看，这些人属于西北各族当极具可能。而是否为外国使者，则尚可商榷。

他们是否属于降服唐朝的异族人士，或是称臣于唐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即“蕃臣曾侍轩禁者”呢？

他们所穿服装中有翻领的窄袖袍服，是唐朝内地也曾流行过的胡服式样，而前两人所穿圆领小袖的袍衫，更是唐朝流行的官员常服。它们与东《客使图》上三位外国使者的服装形成明显的对比。特别需要注意是，西《客使图》上三位异族人士中有两人手持笏版，而东《客使图》上的异族人士则无人手执笏版。这实际上应是一种身份上的区别象征，即客使与臣属的区别。

如果是臣属的关系，皇帝或监国接见他们的礼仪就不应是“宾礼”，而是朝会等大型礼仪场合了。这才好解释西《客使图》上唐朝官员身着平巾帻、袴褶服的现象。礼仪场合不同，引导的官员身份也应有所变化，在引导臣属朝见的礼仪活动中，这类引导官员可能是礼部侍郎、郎中一类的人物。

《旧唐书•职官志》载：“（礼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凡文武官赴朝诣府，导从各有差”，“主客郎中一员，从五品上，……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他们的品秩与画面上的服色也相符。因此，这种推测可较为恰当地解释西《客使图》的绘画内容。

因此，西《客使图》的名称应称为《蕃臣朝见图》，与东《客使图》互相对照，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国家礼仪活动场面。

《观鸟捕蝉图》

前墓室共有八组壁画，其中以《观鸟捕蝉图》最为著名。

这幅图位于前墓室西壁南舖，宽1.80米，高1.75米。由三侍女一鸟一树一蝉一石组成。

南面一侍女长圆脸，梳高髻，穿圆领对襟衫，袒胸，肩披红巾，腰著绿色曳地长裙，足着云头履，左手托长巾，右手执钗，作仰视飞鸟状。中间男装宫女头梳双髻，圆脸，身穿黄长袍，下着黄裤，尖头软鞋，腰束帛带，带上系一小圆盒，左手微举，正蹑手蹑脚地去捕捉树干上吱吱史鸣叫的秋蝉。

树下北侧，站着一位悠闲的侍女，长圆脸，梳高椎髻，着黄衣，腰束黄色曳地长裙，肩披墨绿长巾，两手交叉挽巾于胸前，目视前方，若有所思。

这一生动的图景，再现了宫廷侍女寂寞无聊的空虚生活。图中人物形象写实，作者对生活感受深刻，所刻画的人物动态细腻逼真，是一幅优秀的风俗画，同时也是宫廷生活的另一真实写照。

唐代画家以蝉蝶蜂蝇为主要创作题材，并见于画史著录的颇不乏例。《历代名画记》(卷10)记江都王李绪“工画蝇蝶蜂蝉之类”，《唐朝名画录》载周昉曾画捕蝶图，时间比章怀墓壁画稍晚。《开元天宝轶事·蜂蝶相随》(卷上)：“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同书《随蝶所幸》载；“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子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贵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故事的内容与壁画相近，可作为旁证。

仕女画在唐代颇为盛行，许多画家以善画仕女而著称。最著名的仕女画家要算是长安人张萱和周昉了，他们都做过宫廷画师。《唐朝名画录》载，张萱“尝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宫苑士女，名冠于时。”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艺术上有所发展。他们的仕女画，取材于皇妃贵妇的悠闲生活。从传世的作品看，张萱的《捣练图》、《唐后行从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听琴图》，描绘的妇女形象，都是体态丰满、雍容华贵，曲眉丰颊，着色也非常浓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人物画样式，史称“周家样”，也对朝鲜、日本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怀太子墓后室北壁 游园图

章怀太子墓后室东壁 小憩图

我们今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所有壁画，都是经过专家们进行修复的。但有朋友也会问，为什么修复后的壁画还是斑驳有失的？

中国传统的文物修复方式讲究修旧如旧，务求把东西修得完完全全还原当时的样子。越看不出来有修复痕迹，说明修复人的技艺越高。

然而当我们走进陕历博的唐墓壁画馆参观时，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出土于苏思勖墓甬道东壁的《两人抬箱图》，图中为两位身穿典型圆领缺胯袍的男子抬箱前行，男子头上戴着典型的唐幞头，但偏偏前方男子的幞头几乎完全缺失；

实际上这些壁画都已经过文保工作者们的精心修复，区别在于如今陕历博的理念的更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壁画的修复工作就已经启动，但当时对于壁画的修复理念还是传统的做旧、守旧、如旧。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起，文物修复结合了国外的理念，经过长时期总结出新的原则，即“可辨识性原则”，并将其运用在壁画修复之上。

在遵循可辨识性原则的基础上，如何对缺失壁画进行修复，引出另一个问题：对于壁画中模糊、脱色以及缺失部分，是否要进行考据复原？

例如于1960 年出土于唐永泰公主墓墓前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为陕历博18件镇馆之宝之一。可以明显地注意到，这幅壁画中的宫女有的面部有缺失，有的没有眼睛，有的没有嘴巴，有的发型缺了一块。文物修复者并未将这些缺失部分绘制上去，而是保留其缺失原样。

理论上，对以上诸图中的缺失部分进行考证复原并不难，但什么是复原？指的是有原始的图片，才可以对它进行复原。但千万不能进入一个误区，比如说看到一幅壁画上，画中人物衣服有一块缺失了，续接处有一个明显的线条。若是以前的修复思路，就会把这个线条补上。但是我们现在不补这个线条了，而是给它做一个底色，就让它这缺失着。就是这个保持文物的真性原则。

对于这个原则，比如说线条中间缺失了，你如何能够保证它一定就是这根线条连上的？也许有一万幅这样的画是这样连下来的，但是偏偏有一幅画它是没有这样连，它可能这打了一个蝴蝶结的或者是画了一个其他的东西，或许刚好是缺失的这个地方有别的东西，并不是一条直线连下来。它有无数种可能，我们不能依照常理推测，或是以其他同时期壁画作为参照来直接给它进行所谓的还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复原违背了文物的真性原则。

那么，文物复原要在什么前提下才能进行？我们可以壁画《玄武图》复原的故事为例。

《玄武图》出土于唐玄宗时的著名太监苏思勖墓中，这幅图曾被盗墓贼严重破坏，中间很大一块缺失。万幸的是，那名盗墓贼在盗墓时拍了一张照片，当他被捕后，这张照片被找出来了，上面有《玄武图》原貌。根据这张照片，文保工作者将那些残块捡上全部回贴过去，完成了《玄武图》的复原。这个照片就是文物的原始图片。但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即使我们在网上或书上查到了一个其他同时代玄武图的画，那也是不能进行复原的。

馆藏壁画保护的新阶段

相比青铜、陶瓷、金银、玉器等材质稳定性较高的文物，壁画属于材质相当特殊的文物。它的颜料层是矿物颜料，白灰层是熟石灰，都是脆弱质的材料，导致壁画本身就很脆弱。因此无论是从运输，还是包装以及展陈方式，都可能存在隐患。

一幅壁画被发现后，要经历清理、切割、运输、修复、保护等流程后，才能进入展陈阶段，在博物馆中重获新生。但千万别认为展陈只是简单挂出来展览，尤其是对于墓葬壁画这样特殊而脆弱的文物，它们的展陈同样大有讲究。

在陕历博诸多展馆中，唐代壁画珍品馆相当年轻，从开馆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它位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东展馆地下一层，利用博物馆建设时的预留展室，建筑面积4200 平方米。

我们现在去乾陵陪葬墓旅游的时候，就能够看出，虽然我们已经做了一定的保护，但地宫墓道两侧的壁画还是会有很大的损伤。冷热、干湿、空气侵袭等等，虽然墓道中已经不再是原作而是发掘之后重新绘制的复制品，但仅仅三十来年的时间依然毁坏的不成样子。

唐代壁画珍品馆展馆中的展柜是壁画馆最大宗设备，皆为意大利进口，展柜玻璃为防紫外线夹胶玻璃，柜门可打开至90 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密封性非常好，通过温湿度控制就为壁画提供了相对独立的良好的保存环境。展柜内有温湿度调控和空气净化装置，保证展柜内的环境适宜稳定安全。同时壁画馆展厅配有两套电力系统，即使其中一套出了故障，另外一套仍可以供上，满足了壁画保护中环境稳定性的需求。

壁画的展陈方式同样有讲究，需要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不能直着、平面展，因为壁画向下有重力，时间长了会造成损害。

当然，不少壁画爱好者更关心的是，作为文物中非常特殊且也较为脆弱的墓葬壁画，若涉及外出展览，当如何做好保护措施？其实，陕历博馆藏壁画外出的展览非常少，基本上没有壁画的外展，但在少数情况下需要外展的话，通常就2-3 件壁画。对这2-3 件壁画，首先是要求必须得有展馆陈列，其次是主要环境要有保证，再次是空气、外展的展柜等等各种因素都要严格考虑。现在陕历博对于壁画外展都尽可能做到数字化资料的提供，不去移动文物。

文章标题: [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章怀太子李贤墓
文章地址: http://www.xdqxjxc.cn/jingdianwenzhang/112118.html
文章标签：墓葬  考古  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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