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陪葬墓都有什么

乾陵范围很广，除乾陵主陵外，还包括周围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梁山脚下东南方向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17个封土堆，这就是乾陵的陪葬墓。陪葬墓主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嫡系皇族、密亲和臣僚，按生前地位高低由北向南排列。这些陪葬墓为：

太子墓2座：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

王墓3座：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邠王李守礼。

公主墓4座：义阳公主，新都公主，安兴公主，永泰公主。

文武大臣墓8座：王及善、刘审礼、薛元超、豆芦钦望、杨再思、刘仁轨、李谨行、高侃。

17座陪葬墓中目前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薛元超墓，李谨行墓等5座。但正式对外开放的仅为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三座。

在这17座乾陵陪葬墓之中，其中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两座墓葬，在建设之时即与其它陪葬墓有所区别，以“号墓为陵”的形式进行兴建。

“号墓为陵”是采用了接近天子的葬制，规格大大高于其他皇室成员的陪葬墓。

“号墓为陵”的公主墓太子墓在陵园规模上仍低于帝陵：帝陵陵园分内外城，盛中唐时期帝陵的一般内城长宽超过1000 米，规模宏大；陵园内有门阙；内城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四角有角楼等建筑，有许多皇室成员以及大臣陪葬。即使恭陵、顺陵两座并非真正帝陵，规格也高于这种“号墓为陵”的墓葬。

一、从封土来看

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均为双层覆斗形，其形如大小两斗倒扣相叠，为特例。

一般太子和嫡出的王子公主多为单层覆斗形。如长乐公主、城阳公主均使用此种。另外，陪葬昭陵的新城公主“以皇后礼葬之”，其墓在陪葬的皇族墓中规格最高，依山为墓，仿照帝陵模式，但所葬之山很小。大臣魏征也受特殊奖赏使用此格。这也是唐墓中的特例。

双层覆斗形封土是特制封土规格，低于依山为陵的帝陵，高于普通皇室成员的单层覆斗形。它的独特形状与其他部分构成了“号墓为陵”的特殊等级：由模仿山形而夯筑的土塚，而在地表显示其陵与单层覆斗形的不同，形成“号墓为陵” 之特制墓的专用封土堆。

而章怀太子墓的封土仅为单层覆斗形，规格近于其他太子。

但今天我们去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时候，一是因为千年的水土流失，二是在陵墓的封土上种满了绿植，所以这种双层覆斗外形的封土已经不太显著了。但如果从远处来看，还能够大致看出原有的样式。

二、从葬具来看

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均使用石椁作为葬具。

唐代王公贵族大墓的葬具一般有石椁、石棺床、砖棺床三类。

石椁从唐太宗时开始使用，到中宗时流行，玄宗时仍有。这说明中唐以前，贵族墓石椁在葬具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使用者除太子，还有贵妃、公主和高官。

《通典•棺椁制》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但是就已发现的石椁墓及墓内装饰壁画随葬金器珠玉等，说明当时并未严格遵守此例，或者使用者经由皇帝特许或者恩准。墓主的显赫身份或者卓越功勋即是特许的原因。

三、从哀( 谥) 册或墓志来看

懿德墓出土了玉质哀册残片。章怀墓出土了石质雍王墓志和太子墓志各一合，后者是追赠太子后又埋入的。其他已发掘的皇室成员墓中出土的都是石墓志，包括永泰公主墓。

哀册，是帝后陵和太子陵的特有配置。

目前，除一般太子墓外，出土哀( 谥) 册的唐代陵墓还有靖陵、惠陵和史思明墓。唐洛阳宫遗址还发现了哀帝玉册。靖陵哀册册片长度不详，惠陵和史思明墓册片各0.285 米左右，宽0.028-0.032 米; 哀帝玉册长0.28、宽0.027-0.031 米。亦皆汉白玉质，字口填金。

懿德墓使用玉册确实是一种特殊葬制。

玉哀( 谥) 册的样式：

四、从壁画来看

门列棨戟 唐代统治阶级盛行门列棨戟制度。

懿德墓第一、二天井两侧壁画绘戟架4 个，各列戟12 支，共计48 支。

章怀墓第二过洞东西两壁绘戟架2 个，各列戟7 支，共计14 支。

永泰公主墓第二过洞东西两壁绘戟架2 个，各列戟6 支，共计12 支。

据《唐六典》卷4：“ 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 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十六戟……。”

懿德太子墓壁画两套戟皆二十四架，显是然用了帝王级别，其仪仗画面的丰富、宏大，也为其它太子墓所不及。章怀太子墓的十四架戟符合其最初的雍王身份。

五、从随葬品来看

陶俑是唐墓中最主要的随葬品之一，置于墓道壁龛和前后室中，模拟墓志生前宅第内外情形。

懿德太子墓使用了贴金甲马俑，这也是超制的表现。

对比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这三处墓葬：

懿德太子墓，其规模和配置的表现是太子陵制与帝陵制的交叉：陵园形制、陵前石刻、墓葬形制等反映的是太子陵制，而壁画内容（如三出阀和二十四架戟）和俑群（贴金甲马）却显示有帝陵级别的因素。

“礼有加数”也体现在永泰公主墓上，陵园规模远大于其他公主墓。同期的章怀太子墓初以雍王身份随葬，许多设置都是亲王配置，如使用墓志（后来才置人哀册），陵前石刻有石羊，壁画中用十四架戟等，但在陵园和墓葬规模以及使用石掉石门的配置等方面却毫不逊色，甚至超过同期的节愍太子墓。

这三座特殊葬制的墓形成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三人均为武李二氏家族政治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中宗为其亲子亲女昭雪，也为了打击武氏势力，故将二墓大加修整，“号墓为陵”，但基于当时政治势力的复杂，中宗并未如高宗为其子李宏墓追赠为恭陵一样，用天子礼仪改葬，而是在部分地方用了些许帝制。三墓折射出了各派势力在权利斗争中的升降。

但实际情况是“号墓为陵”并未达到帝陵的真正标准，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相近而已。

章怀太子墓的规格略低于前二者。中宗为章怀太子兄弟，亲缘关系略疏于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这也可能是墓葬规格稍低的原因。而这三座墓出土的各种随葬品及壁画等也为研究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及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宗之所以要对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与雍王有区别地加以特殊“厚葬”，其原因无非是“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是诏令修墓者中宗皇帝的亲生女儿，而李贤则是中宗的哥哥。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这两个儿女都由中宗为太子时处死，中宗的愧疚之心一直无法弥补，他只能在他们的葬礼上做一下弥补，抬高规格，多放置些明器而已。

由此可见，中宗在处理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以及实行“厚葬”的过程中，对待亲生骨肉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的感情远在同胞兄长李贤之上。虽说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唐代双室墓还尚未有一座是属于帝王陵墓，或者说可以完全代表唐代帝陵的陵寝制度，但“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前、后双室墓”与乾陵的陵寝制度应该说是颇为接近的。

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现在作为可供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其最为主要的参观形式就是浏览其地宫。这即是我们对大唐皇族神秘的地宫解读，也是我们研究唐代墓葬最为绝佳的范本。

唐代墓葬地下部分以最后一道封门为界，通常可以分为墓道和墓室两大部分。

墓道部分可以细分为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过洞、天井(早期简报称为天窗)、小龛(有时称壁龛)；其余的部分又可以细分为甬道(双室墓可分为前、后甬道)、墓室等。

这是现在考古报告和简报里的常用术语，但不是唐代人当时的叫法。文献中尽管没有关于唐墓各部分名称的系统记载，但还保留了部分相关资料。

一、墓道

墓道，又称隧道、羡道、埏道。

羡道和隧道在汉以前是有明显区别的，“天子用隧”，其他人只能用“羡”。那么“隧”和“羡”有什么区别呢?

唐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冢人》“以度为丘隧”郑玄的注下，疏云“隧与羡异者，隧道则上有负土”，即是说“隧道”上面覆盖有土，反之羡道则无土。傅熹年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唐代和汉代的说法不一样，唐代认为在土中穿洞，上部有顶的称为隧道，在土中开沟，露天开挖的称为羡道”，“用隧道过洞之例始见于东汉”，“所以贾公彦的说法，以之解经，或许有以今释古之嫌”。

天子墓隧和普通人的墓道不同之处在于：将来棺椁要从墓道进入墓室，所以天子墓道要保留到最后一刻才能封闭；而普通人的棺材是从墓上用辘轳直接放下的，墓道仅需考虑施工出土的方便。

随着墓葬形制的变化，这种以墓道上“负土”与“不负土”来区别等级的做法已失去意义。所以汉代以后，“隧”“羡”互通了，均指墓道。

在隋唐时期的墓葬墓道之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两侧所绘制的壁画了。

由于唐代的纸质和绢制画卷存量很少，要了解唐代绘画艺术，以及唐代生活、服饰、用具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墓室的壁画，于是墓室壁画更显得珍贵。在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等20多座墓葬中，共出土500多幅壁画，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形象资料。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墓壁画5件（组）18幅被定为“囯宝级”，69件（组）82幅被定为“一级品”，就数量、等级、保存状况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壁画制作初期先要对墓道两侧墙壁的原生土夯实，之后，在原土之上敷上一定厚度的白灰。等白灰层凝结、晾干之后，画工再在其上进行绘制。等到墓主入葬完成，墓道将被回填，其上的壁画也就会被回填的泥土封闭。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大量墓葬的壁画，一方面是古代盗墓者对于壁画不感兴趣，即不值钱也不容易带走，而且还要挖掘大量的封墓土，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壁画在墓主入葬之后即被泥土封闭，所以在这种隔绝的环境中，如果不因地下水、地震坍塌等自然因素，其保存千年依然会历久如新。

下面几张图是我从纪录片中截取出来的，是当年发掘隋朝废太子杨勇墓时的情景，其中发掘墓道中壁画的场景让我们可以了解壁画出土时的样貌。

二、天井

天井是汉代流行横式墓以后，新出现的结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记载。据傅熹年先生研究，这种墓制滥觞于东汉，成形于北魏。随着政权的转移，从北魏洛阳传至北齐、北周的中心地区。传到长安后，在隋唐时期得到大的发展。

如果说“天井”象征庭院里的露天空间这一假说可以成立的话，这一部分称为天井十分合适。

对于古人而言，从去世至入葬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就算是今天的社会中，去世三天后入葬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因此，对于贵族而言，即要在短时间内挖掘、建设好符合贵族身份的墓葬，同时又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其工程量就会很大。而天井这种墓葬结构的出现，就是一种增加作业面，提高施工速度的方式。

贵族墓葬先期确定并规划好的墓室区域，从地面上先划分出墓道、墓室的位置。在施工之时分成两组人员，一组人员挖掘主墓室的深坑；第二组人员从规划好的墓道上方划定几个独立的方井向下挖掘到指定深度之后，再从各个竖进沿着墓道方向同时向两则斜向掘进，最终一一打通各个竖井，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贯通地面与墓室的直通隧道。如此一来，即可以分工合进又省却了明挖开沟式的大工作量，即保证的速度又避免墓道太深而导致两侧墓道壁坍塌的危险。

最后，在墓主入葬之后，施工人员会再次将填埋土非常方便的从天井上倾倒而下、夯实，最终完成墓葬的封闭工作。

至隋唐之时，天井这种本为施工方便的建筑措施被赋予了更多的等级特征，并以天井数量的多少来区分墓主的身份与等级。

三、小龛

小龛指的是在过洞的墙壁上侧向挖掘出的独立空间。

《旧唐书》和《唐会要》中的相关文字都说明唐朝官员韦机“发明”了能解决储物问题的壁龛。故事梗概是： 韦机从一个不称职的官员手中接管了为死去的太子李弘（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子）修建皇家陵墓（ 恭陵） 的任务。因为旧墓室要毁掉重新修建才能容纳大量的陪葬品， 而当时的修建时间已经远远超出预定完工期限， 仍然不能遣散役丁。绝望的役丁们在夜晚攻击了相关官员，火烧营地， 然后逃跑了。韦机接管工作以后， 开始在“墓道东侧和西侧” 挖凿壁龛， 用来盛放多余的陪葬品。韦机决定不重建墓室， 而是根据施工需要， 削减陪葬品和礼品多量的需求。通过增加壁龛储的措施， 得以如期完工。

根据这个故事， 带有用来存放随葬品的壁龛的墓葬是从唐代开始使用的， 时间约为公元675年。学者们虽然对于“ 温明” 和“便房”的意义有争议， 但他们仍然相信《旧唐书》里恭陵的故事所说的壁龛是开在墓道两侧的，而不是地上建筑。

唐史里有四处提到“玄宫”，显然这里的“玄宫”只是墓葬的一部分， 而不是主墓室。不过，韦机并没有发明壁龛。尽管675年的这一事件因为提到壁龛是墓葬建筑的一部分而闻名，但事实上，唐代墓葬中出现壁龛的时间比这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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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和隋代，都出现过类似于壁龛的建筑结构。在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分裂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墓葬里并没有壁龛，多余的随葬品都存放在了主墓室里，可以认为，最早带有存放俑的壁龛的墓葬是李寿墓（有两个壁龛）和长乐公主墓（有四个壁龛）并将其延续下来。

唐代壁龛不只是储藏室，其外面有带铁锁的木门，内部有叠涩穹顶和粉刷成白色的墙面，这样精心修建的壁龛似乎远不只是为了存放多余的陪葬品而草草挖就的储物所。李寿墓的壁龛带有砖墙和木门，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与墓室的人口类似），门的上方有绘画装饰，表明它是一个重要的所在。尽管砖后边的木门已荡然无存， 但李寿墓的发掘者发现， 砖墙里面仍然有一把保存完好的金属锁。在长乐公主的墓葬里，壁龛门两边都绘有护卫像，他们面向中央，摆出侍从的姿势，就像主墓道两侧画的人像一样。

在汉朝结束隋唐前的期间，陪葬品会被放在墓室和墓道里。唐朝时，墓葬设计者系统化了壁龛在墓葬的用法也强化了顺序， 并用门、锁和封石将陪葬品藏起来，以供逝者需要的时候使用。

今天我们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能够看到很多唐代的陶俑，这些各式各样的陶俑大多出土在墓道中的小龛里。

这些陶俑之所以能够大多完好的保存到今天，也是如同壁画一样。一方面，他们即不是金银制作，也没有镶嵌珠玉，所以对于古代的盗墓贼来讲并不值钱，而且这种陶俑基本上都是“明器”，也就是专门给死人陪葬使用的，即使能够盗出去也没人会买，就像今天有人拿着一个普通二手的骨灰盒去卖，谁会买？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存放的地方是在墓道之中，大量的墓道封土叠压其上，使得盗取也很麻烦。

下面的两图即是在懿德太子墓道过洞两侧的壁龛。

四、墓室和墓坑

墓室部分，在古代文献里有“玄阙”之称，如：“臣又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但玄阙有时也指墓阙，如“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里所说的“玄阙”显然之墓阙，那些石人现在还在原来的位置。

墓室也称“玄宫”、“元宫”，如：“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里所说的玄宫显然就是墓室。“玄”字遇到需要避讳时多写作“元”，因而“元宫”也就是“玄宫”。

墓室封闭之前所挖的墓坑，通常称之为“圹”，如“(司空)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这里的圹就是指提前挖好的墓坑。关中至今仍有称修建墓葬为“打圹”者，这是一种含蓄、隐讳的说法。

在封建社会之中，为了体现等级的差别，在各种物具之上均会有所体现。其中墓室的多少、大小、结构及其内部设施等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

8世纪中叶前的唐朝，三品以上官员的墓葬多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四五品官员的墓葬多为单室方形土洞墓，六至九品官员墓葬多为单室方形或长方形土洞墓，无品官的庶人墓葬多为单室长方形土洞墓和“刀形”土洞墓。

目前发现的上万座唐墓中，规模宏大、设施复杂、随葬品精美的双室砖墓所占比例极少，据墓志或其他能考证身份的遗物可知，双室砖墓的墓主人绝大多数为一二品的高官显贵。不过由于更多地位相当的人没有使用双室砖墓埋葬，而且，西安地区的双室砖墓主要出现于等级制度严格的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其间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主要不是指墓葬形制本身，而是使用这种墓葬的墓主人身份的不同，这一变化与唐代社会政治生活关系密切。

一、双室砖墓的特征与分类

唐代双室砖墓的前室和后室都很规整，其间有甬道相连，前室稍小，或放置随葬品或空出；后室较大，用于放置埋葬尸体的棺椁。目前已发表报告的双室砖墓有尉迟敬德、郑仁泰、苏定方、李谨行、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韦泂、韦浩、韦洵、韦泚、薛氏、李仁、房陵大长公主、韦贵妃、康文通、安元寿、李重俊、薛府君、韦城县主、卫南县主墓，还有罗观照、李思贞、华文弘墓，为双室土洞墓，双室砖墓主要特征是：

第一，比一般墓葬多一个墓室。

西安地区贵族高官墓多为方形的单室砖墓，被葬者身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墓室的大小、结构、设施和随葬品方面。宏大豪华的双室砖墓，并非高等级的人普遍使用。唐代帝陵结构不清楚，已经发掘的文德元年(888)李儇靖陵是陕西唐十八陵中最晚的一座，只有一个墓室，不能代表整个唐代帝陵的状况。目前所见的双室砖墓是唐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批墓葬。

第二，多使用石椁作葬具。

石椁为仿木建筑，制造出脊瓦、滴水、门窗等，还雕刻各种花纹及人物。按“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用石椁不符合礼制规定，但根据墓志和有关记载，似乎又是恩制允许的。

第三，有不少是帝陵的陪葬墓。

尉迟敬德、郑仁泰、安元寿、韦贵妃陪葬昭陵，李谨行、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陪葬乾陵，韦泂、韦洵陪葬“荣先陵”，房陵大长公主陪葬献陵，李重俊陪葬定陵，陪葬帝陵是一种特殊的荣典。

第四，随葬品丰富。

《唐会要·葬》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如果“明器”主要是指俑类的话，据保存较好的苏定方、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郑仁泰墓的情况看，远远超过了“九十事”的数量，而且由于双室砖墓均被盗掘或破坏，出土的器物已不是下葬时的数量。《大唐六典·将作监》甄官署条记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这种随葬品数量上的超越，或许是唐代“别敕葬者”的缘故。

第五，赙物丰厚，丧事隆重。

考古发现中无法了解丧葬活动的全部，但这些墓葬出土的墓志中大都提到“丧事所资，随由官给，鼓吹仪仗，送至墓所”，“荣哀所加”等。韦泂墓志还载“赙物□千段，米粟五百石”，超出对最高的一品官“赙物二百段，粟二百石”的规定，足见当时丧事规格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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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室砖墓不仅仅比一般墓葬多一个墓室，在其他诸如葬具、陪葬、随葬品、赙物等方面也享受特殊礼遇，墓主人的地位显然超乎于一般皇室贵族高官之上，死后才用非同寻常的墓葬。根据这些墓主人在唐代社会中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再参照死亡时间与埋葬时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有葬于唐高宗时期的尉迟敬德、郑仁泰、苏定方、李谨行、安元寿等，皆为功高盖世的高级军事将领，死亡时间与埋葬时间一致。

第二类，有韦贵妃、房陵大长公主和薛氏，都是女性皇室成员，身份特殊，死亡时间也与埋葬时间一致。

第三类，有葬于唐中宗、睿宗时期的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韦泂、韦浩、韦洵、韦泚、李重俊、李仁，墓主人皆为李唐宗室或异姓外戚，均为非正常死亡，而且死亡时间与现知墓葬的埋葬时间不同，属于被恢复名分，追赠官职，备礼改葬墓。

丧葬活动是礼仪制度规范下的社会行为，墓葬的建造也有准则。西安地区发现的唐墓，可以看出等级的划分和演变。概括地说，高祖、太宗时期——新的等级制度创建，高宗至玄宗时期——等级制度严格，肃宗至唐末——等级的表现方式逐步改变。

二、双室砖墓与石棺椁的渊源

双室砖墓的出现并不起自于唐代，渊源大约可追溯到魏晋或稍早。洛阳涧西和偃师杏园发现曹魏时期贵族的多室砖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后室和两侧的耳室组成，沿袭着东汉晚期的做法。东汉晚期墓的前室多是宽大的横室，相比之下曹魏墓的长墓道、方前室是新特点。南方墓葬也在东吴时期出现变化，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为前后两室的砖室墓，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后室为长方形，是目前已知东吴地位最高的墓。

西晋时期的墓葬变化甚大，洛阳曾发掘过54座晋墓，其中34座单室，2座双室，太康八年(287)“晋故中郎”墓、元康九年(299)“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墓被归为大型墓，都是砖砌单室。西晋的双室墓在北方地区还有洛阳杏园34号墓。南方有江苏宜兴西晋元康七年(297)“平西将军”周处墓和西晋周鲂墓，南京柳塘村“大康六年(286)”西晋墓，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等。这些双室砖墓有规整的前室和后室，通常后室葬尸体，前室放随葬品。但形制上比东汉以来的多室墓葬简化。更重要的是就等级制度而言，西晋时期虽然双室墓和单室墓都有，但双室墓并不比单室墓的等级高。

大约从西晋时开始，墓室的大小、墓内设施和一些特别的随葬品成为墓主人等级的标志，“晋故中郎”墓在甬道上设一道石墓门；“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墓甬道设两道石墓门，墓中残存金花饰物、铜质器皿、铁刀、石帐座、陶俑、青瓷器及碑式墓志等，显示出等级的高贵。尺寸很大的单室墓成了最高等级。

西晋以后各族进入中原，北方陷入战乱，墓葬形制多样化，西安韦曲镇北塬、草厂坡发现的双室土洞墓，约属十六国时期。看不出与西晋墓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许是礼仪制度遭破坏，墓葬的建造并无严格统一的制度性规定。

北魏以后出现一些规整的双室砖墓。山西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是迁洛以前平城时期的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河北赞皇东魏北齐李希宗墓、景县北齐高长命墓，还有汉中地区的一座西魏墓都是双室砖墓的实例。南方的东晋较多地沿袭西晋的传统，大型墓有两种，一种有前后室，如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墓。齐永明三年(485)刘凯墓也属于双室墓。

汉代双室合葬墓

不过从总体上看，南北朝时期的双室墓比较少见，使用这类墓的墓主人通常身份很高。不过，尽管有些墓主的地位较高，这时的双室砖墓并不代表最高等级，如北魏江阳王元*墓、常山王元邵墓，东魏时期的茹茹公主墓，北齐东安王娄叡墓。这些更高级的贵族都用规模较大、设施较复杂的单室墓。西晋时不以墓室多少表示等级的做法似乎跃过十六国时期，对北魏以后贵族、甚至皇帝陵墓产生了影响。

洛阳北邙山南麓的峻阳陵墓地和枕头山墓的单室土洞墓，“无疑都是晋墓，而且墓主可能是贵族”，有的甚至可能是帝陵。大同城北的西寺儿梁山南部文明皇后冯氏的永固陵、孝文帝预营的寿宫万年堂及邙山顶上的宣武帝景陵进行了发掘，地宫虽为单室，但规模宏大。宣武帝景陵南北6.73米，东西6.92米，高达9.36米，墓室壁厚2.09米。地面铺砌石板，有石棺床，棺床四角有安帐钩的石插座。甬道内设两道封门墙，并有一重石门，显示出帝陵与一般墓葬的区别。

南方地区也是如此，东晋王氏家族追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至建康，世代与司马氏联姻，成为东晋首要豪门。其家族墓葬位于今南京北郊象山之阳，发掘近十座，墓葬结构均为单室墓，墓葬最大长度达5米。南京地区的单室大墓也被推测为帝陵。可见西晋以后用尺寸、设施、随葬器物来区分其等级，而不是墓室的多少，最高等级的墓是单室墓。

单室墓取代并改变了以往多室墓流行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建安十年(205)曹操下令禁止厚葬，西晋继续实行这一主张有关，这种以政治、军事上的变革为背景的丧葬改革，使中国古代墓葬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西晋以后并不意味双室墓的等级变低，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丧葬豪华的反映，而且一直持续到后代。

曹魏之曹休墓

尽管汉代也有用石葬具的实例，但到北朝时出土较多。

山西大同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石椁，外观呈木构三开间单檐悬山顶式殿堂建筑，南接前廊，由百余件雕凿精细的青石构件拼装组合而成。大同智家堡北魏墓地有四座石椁墓。其中一具石椁为抬梁式承重墙结构，单檐人字坡悬山式顶。

隋代石棺椁也可以见到，开皇十五年(595)周开府仪同三司洮甘二州刺史段威墓也有石棺。

石棺椁是豪华葬具，制造费工费时，宋绍祖墓石椁上有一处题记：“太和元年五十人用公(工)三千盐豉卅斛”，记载了参加墓葬工程的工匠人数，制作工时。

隋代石棺椁也并非普通人可以使用，《隋书·李穆传》载李穆死后：“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賵马四匹，粟麦二千斛，布绢一千匹。赠使持节、冀定赵相瀛毛魏卫洛怀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明。赐以石椁、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百僚送之郭外。诏遣太常卿牛弘赍哀册，祭以太牢。”李穆显赫一时，死后得以赐石椁的殊荣。考古发现隋李静训墓有石椁。李静训曾祖为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李贤，父李敏为隋左光禄大夫，外祖母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李静训墓葬使用大型的石椁是极其特殊的。

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石椁

丧葬使用石椁通常被认为是奢侈的行为，到了唐代被严加禁止，前引《通典》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唐六典》中也载：“凡葬禁以石为棺椁者。其棺椁禁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者，棺内禁金玉而敛者”。《旧唐书·令狐峘传》载：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令狐峘上疏说：“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德者葬逾薄，无德者葬逾厚，昭然可睹矣!”。

从考古发现来看，用石材建墓并不罕见，如汉代有石板墓、画像石墓，还有在墓葬的地上建筑如石祠堂等，但作为葬具的石棺椁北期以后渐多。其原因可能是中原传统中认为是奢侈的石葬具，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无此观念，辽宁朝阳、北票等发现许多石室墓、石椁墓，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石葬具较多出现，尽管数量不多。

唐代以石棺椁为奢侈并明令禁止，是传统观念的延续，而在现实中又屡有出现自有原因，石棺椁常常与双室砖墓组合更不会出于偶然。唐代的双室砖墓虽然与北朝时期在形制上无大区别，却明显地代表着最高等级。既然明文规定禁止石棺椁的使用，双室砖墓又比较罕见，这种看似违反礼仪制度的现象，有社会需要，这些墓都是大张旗鼓的官葬，与当时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陈列的隋－李静训墓石椁

三、表彰功臣与新等级制度

夺得天下后的唐朝，于贞观元年(627)奖赏功臣、排列等级，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邢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为第一等。然而，太宗李世民从父淮安王神通(李寿)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蹤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

李寿最早参与了太原起兵，又是高祖李渊的从弟，太宗叔父，对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居自己之上很是不满，但争功的意愿最终没有得到满足。太宗李世民强调“赏罚不可轻行”，表明确立功臣的地位对维护统一、稳定秩序特别重要。这种政治举措，也实用于人死了以后的丧葬活动，墓葬作为一种物化象征，也必然体现人的地位。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陈列的唐－李寿墓石椁

第一类墓葬的主人担任的散官、职事官、爵位、勋官的品位均在三品以上。其中尉迟敬德、苏定方、李谨行三人在两唐书中有传，郑仁泰、安元寿虽无本传，但史书中可以见到与他们相关的记录，墓志中更详载其生平事迹。

上述五人均非名门望族，尉迟敬德为降将，李谨行系靺鞨人后裔，苏定方祖上为庶民，郑仁泰也不是士族子弟，安元寿是粟特人。他们都是与太宗在夺取天下的戎马生涯中一起出生入死，休戚与共，因战功显赫获得崇高的地位，死后特礼埋葬。

唐朝初建，强调“国家大事，惟赏与罚”，如果“功居第一”，图形凌烟阁，政治影响很大。在资格评定标准中，是否参与太原起兵和玄武门之变固然重要，但实际战功更被看重。贞观元年(627)论功行赏时与人攀比的淮安王李寿，从太原起兵后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资历颇深，死后“资给赗赠，特加常等”。墓葬的豪华之处在于以精美的石椁为葬具，随葬的大量陶俑中还有彩绘贴金甲骑马俑。但李寿使用的只是单室砖墓，与尉迟敬德等使用的双室砖墓有区别。而且，李寿葬于雍州三原县之万寿原，尉迟敬德等墓大都陪葬于帝陵。李寿虽贵为皇亲，又是开国元勋，但在筹谋帷幄、画定社稷、疆场厮杀中的功绩显然不如上述战将，似乎还经常是作战不力，唐太宗甚至明确指责他“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

职位接近的大臣墓葬规格不同，功臣的墓葬甚至超过皇室成员墓，这是唐初墓葬的重要特征。尉迟敬德等五人的墓葬比皇室成员及其他高官的墓规格高，说明与皇帝的亲疏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西安碑林博物馆中陈列的唐－李寿墓石椁

这些双室砖墓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墓主均为高级军事将领，二是埋葬在高宗时期。唐取代隋依靠的是出身各异的人，以功绩大小获得相应的身份，使军功集团的人地位突出。注重对建功立业者的表彰并不限于武将，文臣亦在其中。被称为“刀笔之人”的房玄龄受赏，是因为“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而新的政权也自然要对原有的等级和氏族身份重新划分，贞观五年(631)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唐太宗明确提出“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63]。唐高宗进一步修定《氏族志》，并将其改名为《姓氏录》，也强调“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和“各以品位高下叙之”的原则。唐初取材于现实人物与事件的绘画如阎立本《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等，亦宣扬和赞美唐初的文治武功与太平盛世，其目的在于“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

来自各个阶层的文臣武将，是维护新生政权的重要基础，因此要重新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凡有才能、立战功者，不论出身贵贱，均要给予显贵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是新兴政权必然措施。作为等级制度的表现方式之一，墓葬也自然随之反映。尉迟敬德等五人因建立、巩固李唐政权受到褒赠，给予双室砖墓的特礼埋葬，除了依据官品，更突出业绩功劳，这种现象发生在高宗时期，是唐初政治的特点。利用丧葬活动帮助重建秩序，对于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房玄龄像：

四、政治斗争与厚礼改葬

第二类双室砖墓的墓主人大都没有殊勋懋绩，有的甚至尚未成年。他们使用规模恢宏的双室砖墓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都葬于唐中宗、睿宗时期，二是均为改葬墓。这与当时出现的“李唐复辟”事件以及一场不亚于改朝换代的激烈权力之争密切相关。

李显登基之初，只是李唐复辟表面上的成功。除论功行赏和人事调配之外，和几乎所有皇帝继位时一样大赦天下。武则天下台标志她的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但武氏旧有的势力犹存。如何对待武则天以来遭非命者的平反昭雪，在此时却是非同寻常的政治举措，需要朝臣们表明立场。706年5月葬武则天之后，唐朝出现一连串奇异的葬礼，即706年6月8日，葬懿德太子。706年7月2日，葬永泰公主。706年8月13日，葬雍王李贤。

对李唐宗室成员“以礼改葬”，理由是“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这一有关丧葬的诏令，同恢复武后所改的社稷、宗庙、陵寝、郊祀、官名如旧制同样，是“李唐复辟”的重要步骤。

李重润、李仙蕙因“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为大足元年(701)。李贤曾于上元二年(675)被册命为皇太子，“俄诏监国，贤于处决尤明审，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后因被武则天猜疑，以谋反罪废为庶人，迁往巴州。文明元年(684)，武则天又使“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

同为改葬墓，李重润、李仙蕙二墓在墓园范围、地面石刻、墓室结构及尺寸、壁画内容诸方面都比李贤墓的规格高，《新唐书》也明确记述李重润、李仙蕙的墓“号墓为陵”，而李贤的“雍墓不称陵”。

这一差别反映出中宗李显先葬亲生子女李重润、李仙蕙，表面上更突出私情，以“号墓为陵”规格改葬，可达到抑武扬李的目的，借此巩固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与权力。而举行国葬大礼非同小可，不光花费巨大，大张旗鼓地为被武则天所杀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送葬，无疑是向武氏集团发起进攻的信号。

懿德太子墓内的石椁

李贤最初是以雍王的身份改葬，“故雍王墓志”的“故”字上还有清晰改刻“大唐”二字的痕迹，可见先以“故雍王”来含糊其辞，直到下葬前才决定要以“大唐”为号。改葬五年后又追赠太子，放入墓中“章怀太子”墓志。两方墓志志文在称谓、语气上也有了很大区别，可以看出把武则天由皇帝变为“皇太后”措辞的微妙。

中宗李显时改葬的李唐宗室成员有多少无从考察，不过最初改葬的范围较小，这大概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如反武则天，“有匡复之志”，并直接以刀兵相见，事败后被杀的李贞未能予以改葬，大概是因为武氏势力仍在，容易直接引发混乱，平反李贞借口不充分，故直至开元六年(718)李贞才被改葬。中宗登基被称为“云迴南上，龙见东京，二仪更辟，九族还叙”的时代，在备礼改葬时虽有亲疏以及埋葬的先后区别，而政治需要为根本原因。

如果李重润等三人所具有的太子、公主身份，能成为他们在改葬时得以享用双室砖墓的原因，其后韦氏家族成员使用双室砖墓改葬，则表明这种埋葬形式已变成宫廷斗争中用以炫耀权势、扩大影响的工具。

唐嗣圣元年(684)李显由皇太子被贬为庐陵王，其妻韦氏之父韦玄贞全家也被流放岭南钦州，如意元年(692)当地蛮首宁承兄弟欲逼韦氏二妹为妾，母崔氏不从，结果宁承兄弟杀崔氏及韦氏的四个弟弟。韦氏因中宗复位而立为皇后，得势后的韦氏家族不仅得以“内外封拜，遍列清要”，死去的亲属亦受到追赠改葬。“又遣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讨斩宁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

韦氏之父玄贞先被追赠为上洛郡王，引起朝臣的非议，左拾遗贾虚己上书进谏：“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可是贾虚已的反对非但未能奏效，紧接着韦后又加赠其父为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酆王，谥曰文献，迁回长安改葬称荣先陵。韦后的兄弟韦洵、韦浩、韦泂、韦泚的棺柩也从广西搬回长安，景龙二年(708)葬于长安城南韦曲。追赠韦洵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韦浩为太常卿、武陵郡王；韦泂为卫尉卿、淮阳郡王；韦泚为太仆卿、上蔡郡王。迁回长安改葬之日盛况空前，中宗李显与韦后亲登长乐宫望柩痛哭。

韦氏家族墓地先后进行考古发掘的有韦泂、韦浩、韦洵、韦泚、韦城县主、卫南县主墓，其中韦泂和韦洵墓报道略为详细。韦泂墓为砖砌双室，内有庑殿顶石椁，刻着精美的人物、花草。虽在早期遭到人为破坏，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可想见埋葬时的奢华。韦泂墓志中载：“皇后仁爱之心合于天地，友悌之德通于神明”，透露出改葬意在炫耀韦后。

中宗复位使韦后的权势日益膨胀，为了显示重新获得的地位，利用改葬发泄对当年韦氏遭贬的不满，抬高家族的地位。

韦泂墓平剖面图

韦泂墓石椁正面线图

韦泂墓侍女图

时隔两年，唐代又隆重地改葬了节愍太子李重俊和成王李仁。

李重俊于神龙二年(706)秋被立为皇太子，因其为后宫所生，为韦氏和武氏所不容。安乐公主之婿武崇训及其父武三思数次教唆公主凌侮太子，甚至呼其为奴。还劝公主请废太子，自立为皇太女。忍无可忍的太子终于在神龙三年(707)七月，“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羽十余人”，又求索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婕妤，此三人挟中宗登玄武门楼，诏劝随重俊政变的兵士倒戈，于是兵士多溃散，重俊逃至终南山，为左右所杀。

《新唐书》卷81载：“诏诛首朝堂，献太庙并以告三思、崇训柩”。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后，为其昭雪，恢复太子身份，并陪葬定陵。

节愍太子帅兵入宫时，一同起兵的还有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李仁(千里)与其子李禧，他们分别为太子守宫城诸门，兵败当日父子俩遇难。睿宗下诏为李重俊昭雪，参与起事的李仁也得以“制复旧班，用加新宠”，将之视为赴宗稷之急危的建功立业者，改葬墓用双室砖墓，有石墓门、石棺床。

中宗复位、睿宗即位期间出现的改葬墓，埋葬规格亦不多见，应是特制。这些声势浩大的改葬不是厚葬功臣、弘扬功勋，也不光是恢复礼法，而是朝廷权力的更换和政治斗争的结果。李重俊死后头颅祭三思、祟训尸柩，十分凄惨。然而短短三年一悲一荣，天上人间，政治斗争的惨烈活生生地反映在墓葬的建造上。

位于陕西富平唐定陵的节愍太子墓

五、双室墓葬使用范围的扩大

韦贵妃、房陵大长公主、薛氏等墓，墓主既不是功高盖世的大臣，也不是改葬墓，但从她们的身份可以看出有双重特征，即高贵的皇亲国戚，而且还是女性。

这三个女性都拥有皇室血统并备受宠爱。韦珪居后宫嫔妃之首，死时尊为太妃。房陵大长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六女，高宗时已成为长辈。两墓用双室砖墓，而且墓中有石椁，应是因血缘而高贵，并有情感因素得以厚礼埋葬，既是礼仪的需要，也是传统的必然使她们与特殊功臣墓在丧礼上享有相似的规格。

薛氏虽为县主，比不上上述两个人的地位，却是太平公主的女儿，而且埋葬的时间是在初唐之后，也正是李唐复辟，韦后专权的背景下利用丧葬作文章之后不久。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等合力铲除韦后势力后，“日益豪横”，“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朝廷大权几乎尽握手中。厚葬亲属可以表现政治上的显赫，故薛氏的双室砖墓埋葬与其母得势分不开。

西安地区以外也有一些双室墓葬。

北京史思明墓用汉白玉石条砌成，墓道斜坡式，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半圆形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2个方形壁龛。墓室为方形石室，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史思明发动叛乱后自称“大圣周王”，更国号“大燕”，又自称应天皇帝，其墓大约是想按帝陵规格埋葬，或许因为埋葬仓促和对帝陵形制缺乏了解，故墓葬成为唐代墓葬中的特例。

史思明墓位于北京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东为河西村，北为刘太庄村。墓葬在林家坟西约100米处，原来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称之为“大疙瘩”。1966年春，村民在平在平整土地中，露出汉白玉石块和石条、灰砖。发现是一座古墓，形制很大。在村民们挖掘中，发现玉册、铜牛、嵌金铁马蹬等，遭到哄抢，玉册几乎全部失落，后追回铜牛、马蹬后来交文物部门保管。

史思明墓出土的部分文物现存于首都博物馆之中，包括：玉册、鎏金铜牛、鎏金铁马镫、鎏金铜坐龙、玉山等

双室砖墓、石棺椁非一般人能死后享用，墓主多是特例恩准者，代表唐代墓葬最高的规格。但这类墓葬主要出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在流行时段不长的期间，清楚地看出墓主人由褒赠功勋到显示权力的演变。褒赠军功大臣、受宠的宗室人物，是唐初政治的需要。

8世纪初中宗复位，通过厚礼改葬被武则天掌政时杀害的李唐宗室成员，来传达“李唐复辟”的政治信息。规模宏大的双室砖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韦氏为皇后外戚力量兴起和太平公主政治集团强盛之时，也厚葬亲属，利用丧葬炫耀其权势。

李重俊、李仁是双室砖墓中较晚的实例，他们是发动反对武韦的流血事件中的牺牲者。由于这场举兵欲铲除韦武的行动毕竟属宫廷政变，睿宗登基虽然平反改葬了节愍太子和李仁，却顾及到了皇权的威望和政治稳定。

当时太府少卿韦凑上言认为不宜谥李重俊为“节愍”，恐“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从而“开悖乱之门”，只是政令已行，“节愍”谥号难以改易。由于这一顾虑，随同节愍太子斩关入宫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依从韦凑的“只可云放，不可称雪”的建议，停止赠官。

开元六年(718)改葬的反武则天而死的李贞，没有以双室砖墓埋葬，也许是因为李唐完成复辟，又清算了武韦集团，其后宫廷矛盾斗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不必再利用丧葬作为权力之争的工具，没有必要使用特殊埋葬方式达到政治目的。

其后，在现有发掘出土的文物中，仅在中唐唐玄宗之武惠妃中寻找到了一尊彩绘石椁。

唐武惠妃石椁，作为盛唐皇后级别的安栖所，造型丰富、精雕细琢的宫廷女性线刻画像曾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其石椁内壁共有10幅画屏雕刻了21名宫廷女官、女侍以及宫女，除了一幅刻石有3名女性外，其余每幅都是2名女性形象，是一种新版盛唐女性图画。

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犯罪团伙盗挖西安一唐代陵墓。用炸药等打开陵墓后，犯罪分子被墓葬规格所震惊，尤其是一套图案精美的彩绘石椁，成了盗窃主要目标。该团伙先后6次入墓盗掘，并在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和盗墓周边站岗放风，监控警方动向。对石椁采取分解、打包的方式盗出，分批装箱偷运到广州。

2006年1月5日，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成立专案组。2006年2月13日，警方破获该犯罪团伙，嫌犯交代，石椁后又在香港以100万美金的价格倒卖到境外，但拒不交代石椁去向。

2007年12月，专案组获悉，石椁已被卖到美国，目前在一名美国古董商人手上。

2021年3月4日，美国古董商同意无条件将石椁归还。2021年4月17日，重达27吨的石椁运抵广州港。4月30日，漂泊6年多的珍贵文物贞顺皇后陵被盗石椁抵达西安。陕西唐贞顺皇后陵石椁被盗墓分子百万美金贩卖至境外后消失，该石椁在外漂泊6年后，被公安机关成功从美国追回。6月17日，举行移交仪式。该石椁经修复后，将存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免费供人参观。

中晚唐双室砖墓以及石椁等基本不再出现。

原葬于西安长安区大兆乡庞留村贞顺皇后陵墓中的石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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