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雍正的养廉银制度

“养廉银”是清雍正朝确立的一项为促进官吏廉洁的制度。雍正朝后，清代官员除常俸，饭食银外另可获得一笔养廉银，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记，这笔银子远远高于官员常俸，其用意在“高薪养廉”。这项开销的来源主要是雍正二年（1724）始，火耗归公后新辟的财源。然而“养廉银”制度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雍正

养廉银最大的弊端在于严重拖累了国家财政，是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据萧一山先生统计，清代官员，除却亲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等勋爵宗室外，自正一品至从九品薪俸自白银180两（京官另拨俸米90石）到31.5两（京官另拨俸米15.75石）。而与此相对应的地方上督抚一级的官员（最高级别）一年的养廉银达到15000两上下（清代亲王一年俸银为10000两上下），布政使8000两上下，各级官员均享受养廉银，一直发放到知县一级（多为正七品）。据统计雍正朝每年花在养廉一项上的银子高达422万两之多，与此相对，当时政府一年总收入约为4300-4400万两，总支出约为3500万两。换句话说，国家收入的10%，支出的约1/8花在了高薪养廉上。

清代品官岁俸章服表（雍正朝）（最后两行看不清的数字中，养廉银均为1000两以下。）

其二，养廉银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养廉不廉”。养廉银在雍正朝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自康熙末年以来吏治败坏之局面稍有缓和（康熙朝官俸过低，几不能满足官员日常开销，清廉官吏连骑马、坐轿都难以维持，故其时养廉银却有必要），而经乾隆一朝浮华影响，吏治更行败坏，贪腐盛行，知识阶层与官吏道德沦丧，“巨贪”和珅广为人知，然乾嘉两朝大贪绝不止于和珅一人。进入道光朝后，吏治败坏已至不可收拾的境地，此后晚清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应该这么说，养廉银给了官员以优渥的生活，使得其不靠贪污能活出官员的“体面”。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反腐惩贪的手段并没有能够配套，不管是雍正朝的“完赃减等例”，还是乾隆朝的“议罪银”都严重败坏了吏治。前者给了官员以侥幸，贪污的成本下降了；后者曾荒唐的抓小放大，真真应该严抓的问题被掩盖在了议罪银所议的小过小失之下。

道光银锭

其三，养廉银来自于火耗归公。火耗归公本是不得已之法，实在是地放巧立名目征敛过盛，雍正帝才收归国家。然而，火耗归公把本不合法的附加税合法化，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不过最后我想特别提出一点补充，养廉银设立之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官员廉洁。康熙末年吏治败坏不仅是贪腐盛行，且由于康熙帝本人在政治上“不生事”的守成倾向，官员碌碌无为，不任事的风气大兴，这对国家危害甚于贪腐。这个“养廉”字不仅针对腐败，也是针对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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