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雍正皇帝

康熙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学家昭梿说：“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兰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 ”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评论道：“尽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现得像是一个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称赞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热衷于政事，他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给雍正皇帝带来最的乐事就是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扬美德奖励善举的政策，使得臣工们纷纷效法雍正皇帝（节俭的作风）以帮助灾荒之年的百姓渡过难关。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评价道：“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
魁奈：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
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评价道：“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稻叶君山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日后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
中国历史学家、清史专家萧一山说：“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世宗治国天资独高，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好名图治，於国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冯尔康说：“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
清史专家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 ”“有人说他雄猜阴鸷，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确是事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为期过短，遽尔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遗诏中所说：‘志愿未竟，不无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样的寿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会不同；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的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为可定。”
日本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佐伯富：“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
林瑞汉：“雍正在位十三年，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历代仅见。”
清史研究专家杨珍说：“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
著名历史学家郭福祥说：“清代的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华、刚强的性格、传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满矛盾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说：“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刘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南怀瑾说：“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将雍正帝称为“希世仁君”。

雍正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治国最为严历的帝王之一，腐败现象在治理下几乎很难出现。他对官员要求必须廉洁奉公的同时还须在地方上做出政绩，否则再廉也削职。清朝在其统治下，为以后的"康乾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康熙确实很喜欢年幼的弘历，这跟雍正的即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又不能说是绝对的，请参考以下历史对雍正的评价，希望对你有用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允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官员履历折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康熙南巡图（局部）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石文焯奏折雍正朱批
雍正认为，对清官也要具体分析，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作用。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道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倍加爱惜。
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
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养心门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十三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浙江杭州六合塔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个人观点是他是个明君而非仁君，，明君指的是治理国家能力很强，但在某个地方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但总的来说是七三开的，即成绩七分，过错三分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前些年一般评价他是个暴君，性格阴鹫，喜怒无常。这些年大有为他平反的势头，基本成了一个勤政，铁面的好皇帝。

雍正皇帝，是为世宗，世宗，承上启下，大幅改革，勤政劳苦，万机无暇。十三载，攒国库金银数以千万记，素勤俭，观农事。惜大业半途崩猝。每日晚睡早期，事无巨细，古今皇帝未有匹敌者。

雍正皇帝是高人治国，当时的江山何其凶险？九子夺嫡的背后意味着多少较量？！整个朝堂可以说已经分崩离析，一步踏错黎民大众就会跌落水火之中！雍正皇帝于水火中拯救乾坤，于无形中让社稷重显太平盛世，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修成正果的大智慧的禅者！香火鼎盛的雍和宫就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雍正皇帝是清朝最勤奋的皇帝，是一个实干派的皇帝，他不贪图享受，不爱美色，一心扑在大清的事业上，使大清更加昌盛，是一个明君。

雍正可以说是清朝最有出息的皇帝了，他清除了逆贼，补充了国库，然后还远征外蒙古，平定叛乱，可惜英年早逝。

雍正皇帝勤勉果断，心思缜密，喜怒无常，遇事急躁。雍正皇帝对清朝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