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博物馆（26）

历史的轮回，“泛舟之役”重现？康熙皇帝赈灾中的小心思

康熙三十二年（1693），盛京地区粮食歉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其后，灾荒很快也波及朝鲜半岛，我们能从当时朝鲜国王肃宗的话中体会到饥荒的惨烈景象，“国家不幸，饥位荐臻，人民死亡恰过万数，予实无乐，南面靡安玉食也。”国家不幸发生饥荒，百姓死亡万数，我实在没有心情吃喝享乐。

盛京是清朝（后金）在1625至1644年的首都，1644年-1912年的陪都，广义的盛京地区范围包括北至外兴安岭，南到辽东半岛，东至海，西至蒙古草原这一大片地区，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东北地区”。可以说，盛京是清朝廷的根基，现在盛京发生了饥荒，统治者当然十分紧张。

面对盛京饥荒，康熙帝迅速做出因应，命令户部尚书马齐向实地调研，并研究调运粮食接济的方案。为了赈灾，户部研究决定截留山东、河南等地的漕粮，通过海运运至盛京三岔口接济百姓。此外，户部还要求山东地方官员将漕粮按照二比一兑换成处理过的大米，这样一来运送赈灾粮食需要的船就相应减少，能节省船费。

据《嘉庆一统全览图》，三岔口的位置就在海城县牛庄和屯附近的“三岔必拉”。

此次粮米运输的起点是天津，船队于三月出发，主持海运的是户部郎中陶岱。

由三十只商船组成的船队运送着山东准备的二万石漕米，“连樯出津门”，白帆连天从此去。这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运。

临行前康熙帝特意嘱托：“此路易行，但不可欲速，船户习知水性风势，必须相风势而行，毋坚执己见，其一路水势地形详悉识之，此路既开，日后倘有运米之事，全无苦劳矣。”这次运粮之行虽说简单但还是要小心，主持赈灾的官员要多多听取老水手的经验，不可固执己见，不得有所怠惰，这此海运也是为以后的海运活动打前锋，请务必重视。

与此同时，盛京的饥荒也在渐次蔓延南下。前往盛京考察的户部尚书马齐回京，奏皇帝“开元等八城、承德等九州岛县仓中所贮米石散给兵民，均沾实惠”。可见，灾荒已蔓延到长城北边附近的承德府。

《钦定盛京通志》卷25《山川一•海城县》之“海”字下有如下按语：

按，明时海运，皆自登州抵金州旅顺口。本朝康熙三十三年，圣祖仁皇帝亲幸天津，访海道，自大沽口达三汉，较便于登州，遂用商船，三昼夜即抵三汉。自后盛京海运，多由直沽。

明代有一段时间内，在东北与登州之间曾开通海运，辽东半岛的金州、旅顺口为当时漕运的起点，清朝以来一度放弃海运。面对盛京饥荒，清朝廷决定通过海运赈灾。康熙帝对此十分重视，甚至亲自探寻海道，开拓了自天津大沽海口到三汉河的航线。从大沽口到三汉河，航程只需要三昼夜。

盛京的饥荒，到次年（1694年）亦未见好转。康熙帝再次发去慰问：“盛京等地去年五谷不丰，粮食窘迫，听说今年收成也是不好，米价高涨。粮食价格一路高涨，百姓生计就成大问题，恐怕会生变故，朕心中十分挂念，盛京方面一定要做好规划，早做打算。”慰问之后，又下令户部商量救济盛京连年灾荒的对策。

山东巡抚桑额上疏，提出将登州等地漕米由天津运往盛京三岔口。皇帝很认同，于是下令要求陶岱将天津现存米取五万石从天津海口运至三岔口。但是很可惜，当时天津的米也不多了，筹集清点之后发现没有五万石米。于是陶岱又上书请求皇上暂且等待，从各地筹集粮草，待明年春天再由天津运往盛京三岔口。

康熙帝也不是魔术师，变不出粮食来，只好要求次年春天将来自河南、山东的漕米拨出五万石，由天津运往盛京。

时间转眼来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康熙皇帝在首都折腾他的大臣们，盛京地区的饥荒依然未见好转。前往盛京赈济的内阁学士崇祝报告：“盛京地方比年失收，今岁虽有收，难支来岁。”一年粮食接不上，年年粮食接不上，今年粮米虽有收获，但其产量仍然难以维持到来年收获期。

于是清朝廷又开始调运粮食。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二，康熙帝再一次指示运粮，陶岱上书，认为连年旱灾之下，调运粮食是解决盛京饥荒的关键，但是当前问题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

为了运输粮食，清朝廷新造海船二十艘。造船所需费用先从长芦盐税银中挪用，到运粮结束之后再选出财力殷实的商人二十名，向他们出租这些船只，租期五年，租船费用就是造船的费用，这样就不用怕投入过多。之后一段时间，鉴于所运粮食越来越多，新造船只也不够用，因此康熙帝又下令敦促动用福建航海船只，允许雇佣海船，只征收装运货物的正税，其余杂费一概免除。这是民间商船参与国家官方活动的实例。

就这样，在清朝廷不计代价、调拨大量粮食的支持之下，盛京地区的饥荒逐渐平息。为了纪念这次运粮赈灾活动，康熙帝撰写了《创兴盛京海运记》一文。

就在盛京的饥荒宣告平息之际，康熙三十六年，朝鲜半岛上又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就应对饥荒的措施，朝鲜朝廷展开了一次君臣论证。

在是否与清朝开市通商购入米谷的问题上，朝鲜国王肃宗的态度比较消极，他说：“宣祖朝，壬辰乱后连凶，至丙申始登，人之丰侈饮食无异常时，凡事不能节约，自古而然矣。”肃宗的意见是，在当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壬辰年（1592），即所谓壬辰倭乱发生的时候，国家四年间持续歉收，直至丙申年（1596）才转丰收，当时国家靠节省开支挺了过来，因此对这次饥荒，用节省开支的办法足够了。粮食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还有的。

但是饥荒的情形日渐严重。《肃宗实录》记载：“是岁八路大饥，畿湖尤甚，都城内积尸如山。”这场大饥荒竟然随后波及朝鲜半岛全域。“八路”即是指“八道”，当时朝鲜分为平安道、黄海道、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咸镜道、江原道、庆尚道八个行政区划。八道全部发生了饥荒，特别是都城所在地京畿道与地处西南的全罗道，其灾情尤为严峻。可以说，此次饥荒是一次不亚于外敌侵略的灭国危机。

面对如此情形，朝鲜国王终于顶不住了，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他向清朝提出请求，“窃照小邦比年以来旱涝连仍、饥荒荐酷，今年大无，比前尤甚，百谷卒痒，八路同然……若自明年春中江开市，特许出卖米谷”，在发往清朝廷的公文中他希望能够在中江（位于朝鲜境内）开展以进口米谷为目的的临时性贸易活动。

皇帝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朝鲜的请求，顺便彰显了上国的风范。“朕抚驭天下，内外视同一体，并不区别。朝鲜国王，世守东藩，尽职奉贡，克效敬慎，今闻连岁荒歉，百姓艰食，朕心深为悯恻”。

应朝鲜国的开市请求，清朝首先遣户部侍郎贝和诺前往奉天（盛京），继而挑选一批家境殷实、诚实守信的商人，发给特殊的行政许可，允许他们前去中江，在那里将从盛京通过陆路运输的粮米以盛京的时价出售。虽然与朝鲜做粮食交易，但是清朝廷限制售卖盛京仓米数量不得超过二万石。此外，清朝廷准许朝鲜使节购买谷物带回国内，这些不计入2万石内。

盐商张行等人上书请求自愿筹集并运输二万石仓米至朝鲜贸易，可以用这些贸易粮与当地的产品进行以物易物。皇帝予以准许并召集群臣献策，讨论这些粮食运输到中江的方法和路线。或许因为有着盛京救灾的经验，陶岱提出了海运的主张，理由是每年谷雨后，来自河南的漕米经运河正好运抵天津，如果利用此时来航天津的海船再向中江转运，那么运输就会十分便利。所以，他提议使用海船运粮。皇帝采纳了陶岱的意见。

朝鲜肃宗二十四年二月，在陶岱的带领下，来自天津的中国粮米运抵朝鲜。运到朝鲜的粮食中，除了原定的二万石贸易米，还有皇帝特意赠送的一万石赈济粮。

但陶岱似乎还有其他目的。《肃宗实录》中，记载了朝鲜国右议政崔锡鼎的一段奇怪的建议：陶岱带至朝鲜的，除了早已定下的贸易米和白送的赈济粮之外，还有其他货物。但是因为这些中国商人自称“皇商”，崔锡鼎无法对他们采取措施，毕竟处理不当容易演变成“外交事件”，于是他提议命令京畿地区之外的富民与之进行交易。

这条建议反映出此次海船带来的货物中，不只是贸易用的粮食，还有其他货物，陶岱此举是公权私用，借公事之机为自己牟利，当初自愿筹集粮食的盐商张行等人或许也有份。

因此肃宗对陶岱其人评价并不高，“夷狄禽兽，不可以义理责之，米则既是救民之物，许之或可，而货物断不可许买”，肃宗只想进行粮米贸易，并不同意其他的货物买卖。

除了夹带私货令人困扰之外，另一方面，围绕和清朝粮米贸易的交涉亦陷入困境：

经陆路运至中江的粮米，清朝商人要价每石十二两，这与朝鲜方面提出的二两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记载，经过多次磋商，由陆路运至中江的二万石米，最终以正银五万七千两成交。而由海路运输的二万石粮米，亦以正银五万七千两的价格成交。两批粮米最终都以每石银二两八钱五分的价格成交，这与陆运粮米而来的清商当初主张的十二两相比差异很大，不知道当初选拔这些商人的“诚实守信”究竟是何等标准。

如此看来，无论是被选拔的商人也好，自愿参加赈济活动的商人也好，追求利益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为了夸示救助朝鲜这一功绩，康熙帝又撰写了《海运赈济朝鲜记》。与康熙帝的满足情绪相反，朝鲜国内对陶岱的贸易交涉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这在《肃宗实录》中可以窥知一二：康熙皇帝的构想只是借此开市之事贩卖粮食、救助朝鲜，而陶岱私带货物，想要以皇帝名义“强买强卖”。于是朝鲜方面将陶岱在朝鲜国内进行私人贸易的情况报告给了康熙帝。如果朝鲜的记载真实可信，想必康熙帝听闻陶岱的私人举动，一定是颇受震惊。

但是，希望通过向朝鲜国运输贸易粮或者其他货物而发财的恐怕并非只有陶岱一人。《同文汇考》记载，从直隶、山东的沿海地方到南方的福建，将粮米海运至朝鲜贩卖的商贸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从这条禁令可以推知，当时企图向朝鲜输入粮米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应该不在少数，以至于皇帝特意强调要控制好民间私自向朝鲜贩卖粮食的行为。

本文提及的这两场饥荒实在是过于巧合。首先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发生在盛京地区的大饥荒，持续了四年之久，随后，朝鲜国内也爆发了史上罕见的灾荒，联系到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两次饥荒事件在整体上是一次大范围的气候异常。

面对盛京的大饥荒，清朝采取了从天津方面经海运送粮米的对策。清朝后来也充分利用这次经验，通过海运向朝鲜运送赈灾粮。

这两次救灾活动都能显示出康熙帝对海运的积极态度。正如《创兴盛京海运记》中记载，为了海运之事，他亲自探寻海道，开拓了自天津大沽海口到三汉河，航程仅需要三昼夜的航线。

关于运粮朝鲜之举，康熙帝有如下评价：“远迈春秋，泛舟之义，实所以普泽藩封，而光昭先德也”。

泛舟之役的故事小编曾经在前文中提到过，春秋时期晋国接连几年遇到饥荒，于是向秦国买粮，秦国派出大量的船只运载了万斛粮食，运粮的白帆从秦都到晋都，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

康熙皇帝重提旧事，一方面这两个事件确实相似，皇帝用典，正能体现出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泛舟之役中提供援助的秦国方面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史书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康熙以秦穆公自比，或许也有借机吹捧自己的意思，从两次赈济完成之后康熙帝都要写文章纪念一下的举动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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