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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初代党员们(二)

时间: 2021-06-15 10:27:12 | 作者:费小五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9次

被人遗忘的初代党员们(二)

01

1920年秋天,武昌蛇山脚下,抚院街2号的一间陋室里,七个男人围桌而坐,脸上掩饰不住荡漾着兴奋的表情。

这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的场景,这7个人正是湖北最早的7位党员。

三位着装得体、仪态稳重的中年人是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还有一个年龄和他们相仿、气质却精悍得多的是工人郑凯卿,剩下三位脸上仍带着一丝青涩的年轻人是赵子健、陈潭秋、包惠僧。

小屋的门口挂着一块简单的招牌,上面草草地写着一行字:“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这不起眼的小屋赫然是一家律所的营业场所。

小组成立后,刘伯垂(名刘芬,字伯垂)在武昌多公祠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成员们活动场所,但门口挂出的牌子却是:“刘芬律师事务所”。

没错,董必武、张国恩和刘伯垂都是如假包换的执业律师。董老后来成为开国元勋,那么其他两位和他志同道合的法律人命运如何呢?

张国恩和董必武是黄安老乡,他年长董必武6岁,本是晚清的一个秀才,但却有一颗救国之心,先后加入日知会、共进会等组织,是元老级的革命党。武昌起义后,他在湖北军政府当理财部秘书,谁知才干了一个月,就被同僚排挤,不得不去学校教书。

张国恩气不过,带上同乡小兄弟董必武,于191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科。当然,两人的真正目的并非法学研究,而是寻访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如愿加入中华革命党。才念了一年多的书,孙先生就派他们回国反袁,两人毫不犹豫地辍学回国了。

袁世凯倒台后,张国恩和董必武在武昌合伙办起了律师事务所,其实他俩正经攻读法律的时间并不长,开律所也只是为革命活动作掩护,两人积极声援孙中山的“护法”,参加了蔡济民的鄂西靖国军,并在靖国军失败后再次联袂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

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孙中山馈赠的大洋,而是偶遇的两位老乡:《新青年》编辑李汉俊,以及赋闲上海的原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刘伯垂。

刘伯垂比董必武小1岁,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他在日本读书时就是孙中山的小跟班,南京临时政府、大元帅府都有他任职的身影,孙中山南下护法,他扈从左右,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也辞官相随。

三位法律人走上革命道路,源于一位共同的领路人,那就是比他们都年轻的李汉俊,一个工科生。

奇怪的是,张国恩当了几个月的党员就声明脱党,反而投入国民党怀抱,从此和昔日形影不离的好友董必武愈行愈远(原因则不得而知)。但他在国民党阵营中也是一名激进的左派,并未和同志们割袍断义。

大革命失败后,张国恩回到武汉,重操律师旧业,并时常暗中营救接济革命人士,抗战时期,董必武还邀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法律顾问。

遗憾的是,张国恩晚节不保,在武汉沦陷后出任伪职,不过他在1940年就暴病而亡,避免了抗战后被清算的尴尬。

而刘伯垂则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抓捕远走日本,遂自动脱离组织,之后他回国隐居上海,并于1936年病逝。

02

张国恩和刘伯垂曾在青葱岁月为推翻满清而奋斗,参与建党是他们追寻真理道路上的“二次创业”,初代党员中不乏昔日的同盟会元老,河北人江浩就是一例。

1924年春天,天津兢存女校的体育老师江韵清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嘱咐她在天津租一套房子,条件是在租界内,交通方便,并且要带后门。江韵清觉得奇怪,但隐隐也猜到了几分。

他的父亲江浩是同盟会元老,也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完全可以过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但生性耿直,喜欢折腾。

一年前,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江浩也收到了5000元的支票,他勃然大怒,不仅将支票送回,还在选票上画了只大乌龟,以示嘲讽,获得了“金骨头江浩”的美誉,他也因此离京南下。

这不是江浩第一次愤然离京。1915年,他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就被逼得流亡过一次。1917年,执掌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醉心于武力统一,江浩气得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护法。

江浩家是河北玉田的大地主,他是乡民们敬畏的大少爷,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却在28岁时东渡日本。

在日本,江浩有幸结识了“乱党”孙中山,一见倾心,当场剪掉辫子,宣布加入同盟会。和他同行的冀东老乡二十余人,只有他一人剃发,他因此被称为“疯子”。

江浩前后参与策动深州起义、天津起义,并在民国建立后任国会议员。

1919年暑假,江韵清小学毕业,前往上海入读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体育专科,在这里他惊喜地遇见了父亲,更让她喜出望外的是,父亲嘴里谈论的全是青年人趋之若鹜的新文化、新思想,和她简直是毫无代沟。

江浩对《新青年》上鼓吹的马克思主义兴趣浓厚,他回到北京后专程去会见自己的河北老乡兼晚辈、北大教授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作为国会议员的江浩,居然毫不犹豫地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一群穷得叮当响的青年学生“混”在一起。

江浩让女儿在天津租房子,正是受国共两党委派,创立天津党组织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将家人接来居住,作为秘密活动的掩护。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女儿江韵清、儿子江震寰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江浩曾经应毛泽东的邀请,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毛泽东称赞他是“像松柏那样常青的革命元老”。

1926年11月,盘踞天津的奉系军阀褚玉璞突然发难,率军突袭国民党天津党部(名义上,实际为中共天津地委),15名青年志士落入敌手,包括22岁的江震寰。正在广州的江浩得知后方寸大乱,但仍不忘叮嘱营救的同志:不要只顾着震寰一人。

第二年4月,蒋介石露出真面目,南北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江震寰被残忍杀害。

1928年,江浩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干部班,和女儿江韵清做了校友,难得地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可惜,江韵清很快奉命回国,父女匆匆一别后,江浩再也没有见到故土,他在异国身患重病,于1931年在海参崴辞世。

03

江浩虽然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算得上是年富力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年纪最大的党员,是年近花甲的贺民范。

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领着一帮热情如火的青年学子创办《湘江评论》,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在三湘大地风靡一时。

著名的船山中学门口,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站在教室门口,慷慨激昂地向来来往往的学生朗读《湘江评论》创刊号,读到激动处,大声拍腿叫好,全无老成持重之态。

他就是时年54岁的贺民范,几个月前,他刚刚出山就任船山中学校长兼船山学社社长。

贺民范是湖南宝庆人,他生于书香门第,是晚清的秀才,在家乡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士绅,但他却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居然在42岁的高龄东渡日本留学,并且结识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加入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

民国建立后,贺民范是湖南省议员,做过安化县长、岳阳知事等地方官,为官一任,小日子富足又体面,但他性格中的正直让他无法对民初黑暗混乱的时局熟视无睹,终于他厌倦了官场,挂冠而去,寓居长沙闭门不出,但并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尤其是新文化的书籍。

贺民范年老而思想不老,1919年8月湖南爆发“驱张运动”的时候,他不但支持学生,还以半百之身亲自走上街头,老而弥坚的精神使他在青年学生心目中颇受好评,人送外号“白发青年”。

在老朋友陈独秀的介绍下,贺民范认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由于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等人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时,往往借助他的声望。

1920年冬天,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成员共有六人,贺民范位列其中。

“一大”召开后,长沙的同志们经过商议,决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场地,办一所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力量,贺民范当仁不让地被推为校长。

此举引起守旧派的强力反弹,年逾古稀的学者恭学长颤颤巍巍地来到船山学社,抡起拐杖指着贺民范,身躯颤抖、面色苍白,怒斥道:你身为秀才,不讲圣贤之道,却助长歪风邪气,真是岂有此理!

贺民范挨了一顿骂,却只能陪着笑脸,他多方奔走,总算湖南文化界的名士们还卖他几分面子,自修大学最终如期开学,招的第一个学生名叫夏明翰,著名校友还出了大将陈赓。

遗憾的是,贺民范于1922年4月辞去自修大学校长一职,并且和革命战友们分道扬镳,去湖南省财政厅当官去了,而他脱身而去的原因却众说纷纭,据说因为他的思想观念和年轻的后浪多有不合,加上他作为文人难免有些自命清高的毛病,不愿搞什么组织生活,更不愿深入工人群众,最终双方只能好聚好散了。

“马日事变”后,贺民范因为之前的经历锒铛下狱,吃了国民党两年多的牢饭,后来就回到老家专心办教育,于建国初以耄耋之年辞世。

04

贺民范只是革命的匆匆过客,但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有些人入党只是出于一己私欲,发现打错算盘后自然就淘汰出局了,比如浙江人沈玄庐。

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登出三则简短的启事,其情节之峰回路转,让读者啧啧称奇,大呼不可思议。

第一天,沈剑龙和杨之华夫妇声明离婚;第二天,瞿秋白与杨之华宣布达成恋爱关系;第三条,瞿秋白与沈剑龙宣布正式结为异姓兄弟。

沈剑龙和杨之华都是萧山衙前村人,两人是指腹为婚。这沈剑龙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一向荒唐,杨之华考入上海社会大学后,认识了风度翩翩的老师瞿秋白,两人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志趣相投,逐渐擦出爱的火花。

瞿秋白直接向沈剑龙摊牌,没想到沈剑龙居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大度地表示愿意成全瞿杨二人,从而成就了一段佳话。

这就惹怒了一个人:沈剑龙的父亲、中共创始党员之一的沈玄庐。

沈玄庐原名沈定一,生于萧山一个巨富之家,人称沈家三少爷,早在他21岁的时候,家里就花钱给他捐了顶戴,在云南任过广通县知事、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等职,结果他身为朝廷命官,居然和同盟会“勾结”起来,悄悄帮助革命党人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不得不弃官逃命,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成立后,沈玄庐因为反对袁世凯,没能捞到一官半职,只得回老家办学校。五四运动前后,沈玄庐积极为文学革命点赞,和李汉俊、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宣传新思想,陈独秀来上海后,沈玄庐和他走得很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首届党员。

1921年9月,沈玄庐在老家衙前村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搞得有声有色,可惜四个月后就因为军阀的镇压而归于沉寂。

沈玄庐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干个领导那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党成立后,他只是普通党员,除了和蒋介石、张太雷等人一起去苏联考察,一直无所事事,这让他怨言满腹。

而且,沈玄庐生为大少爷,长为官老爷,锦衣玉食惯了,家里也是妻妾成群,同志们经常拿这个批评他,这让他怀恨在心。

于是他干脆借“儿媳被拐事件”发泄出来,给陈独秀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沈玄庐忽然跳出来,厉声呵斥道:你们和国民党合作完全错了!你们应该解散,全面服从国民党!

因为他不断大放厥词,所以很快就被开除了。

于是沈玄庐迅速变脸,高喊“分共”,成了最坚决的一个反动派,一边和戴季陶眉来眼去,炮制反动理论,一边又与西山会议派同流合污。

“四一二”之后,沈玄庐大感兴奋,他回到浙江,任反省院院长,大搞屠杀,甚至亲自背着枪四处搜捕,手段之毒辣,令老蒋也自愧不如。在他卖力的表演下,浙江省有900多名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惨遭杀害。

不过,沈玄庐权力欲太大,在蒋介石“下野”时四处活动,妄图入主中央,老蒋十分厌烦他,索性派刺客结果了他的性命。

05

革命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既有沈玄庐这样的意志薄弱者,也有那些即使身陷沟渠却仍然不忘初心的践行者。

1944年7月,山东莒南县一个普通的村庄里,一名八路军“战时邮政”的干部眉开眼笑地接收了“两封邮件”:两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他一本正经地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张回执:今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

15岁的王愿坚(后成为著名军旅作家,《七根火柴》作者)和13岁的王愈坚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坚持将他们送往根据地的,是他们的伯父王翔千。

王翔千是山东诸城相州人,毕业于北京译学馆。1912年,年仅24岁的王翔千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老家开办相州国民学校,传播新文化,却遭到家族中封建遗老的百般诋毁,无奈之下,只得去大城市济南打工,在山东政法专科学校任文案。

同族王乐平是齐鲁书社的社长,齐鲁书社是进步青年汇聚之地,王翔千特别欣赏其中两位名叫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青年,虽然比他们年长十几岁,但王翔千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个人经常一起畅谈天下大事。

1920年11月,王翔千和王尽美、邓恩铭共同成立励新学会。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共有三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王翔千以《晨钟报》主编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经常在报上针砭时弊,笔锋辛辣,他同族的子侄辈、作家王统照称赞他说:“讽刺能涂指蠹奸,爱憎清辩笔先传,每朝民报争来读,韵语白文曲意宣”。

王翔千自己干革命不尽兴,还将王家的适龄晚辈全叫上,女儿王辩、侄子王志坚、王深林、王意坚、王懋坚等人全被他带到济南,送入新式学堂学习进步思想,王辩和王懋坚更是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或许是他的严厉要求激起了少年人的逆反心理,子侄们并未全部成为革命志士,王懋坚和王意坚甚至加入国民党,走到了他的对立面。

1925年11月,王翔千和邓恩铭等人一起领导胶济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当局疯狂镇压,邓恩铭被捕,王翔千避祸远走老家,并最终于1928年底彻底和组织失去联系。

直到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入诸城,王翔千这位老党员才得以出山,令他欣喜的是,女儿王辩和女婿赵志刚也调到了山东,赵志刚是山东根据地战时邮政的负责人,王翔千便以“贴邮票”的方式,将王愿坚等族中少年送入八路军。

王翔千一直留在诸城老家,得享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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