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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初代党员们（二）

时间: 2021-06-15 10:27:12 | 作者：费小五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8次

被人遗忘的初代党员们（二）

01

1920年秋天，武昌蛇山脚下，抚院街2号的一间陋室里，七个男人围桌而坐，脸上掩饰不住荡漾着兴奋的表情。

这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的场景，这7个人正是湖北最早的7位党员。

三位着装得体、仪态稳重的中年人是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还有一个年龄和他们相仿、气质却精悍得多的是工人郑凯卿，剩下三位脸上仍带着一丝青涩的年轻人是赵子健、陈潭秋、包惠僧。

小屋的门口挂着一块简单的招牌，上面草草地写着一行字：“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这不起眼的小屋赫然是一家律所的营业场所。

小组成立后，刘伯垂（名刘芬，字伯垂）在武昌多公祠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成员们活动场所，但门口挂出的牌子却是：“刘芬律师事务所”。

没错，董必武、张国恩和刘伯垂都是如假包换的执业律师。董老后来成为开国元勋，那么其他两位和他志同道合的法律人命运如何呢？

张国恩和董必武是黄安老乡，他年长董必武6岁，本是晚清的一个秀才，但却有一颗救国之心，先后加入日知会、共进会等组织，是元老级的革命党。武昌起义后，他在湖北军政府当理财部秘书，谁知才干了一个月，就被同僚排挤，不得不去学校教书。

张国恩气不过，带上同乡小兄弟董必武，于191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科。当然，两人的真正目的并非法学研究，而是寻访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如愿加入中华革命党。才念了一年多的书，孙先生就派他们回国反袁，两人毫不犹豫地辍学回国了。

袁世凯倒台后，张国恩和董必武在武昌合伙办起了律师事务所，其实他俩正经攻读法律的时间并不长，开律所也只是为革命活动作掩护，两人积极声援孙中山的“护法”，参加了蔡济民的鄂西靖国军，并在靖国军失败后再次联袂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

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孙中山馈赠的大洋，而是偶遇的两位老乡：《新青年》编辑李汉俊，以及赋闲上海的原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刘伯垂。

刘伯垂比董必武小1岁，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他在日本读书时就是孙中山的小跟班，南京临时政府、大元帅府都有他任职的身影，孙中山南下护法，他扈从左右，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也辞官相随。

三位法律人走上革命道路，源于一位共同的领路人，那就是比他们都年轻的李汉俊，一个工科生。

奇怪的是，张国恩当了几个月的党员就声明脱党，反而投入国民党怀抱，从此和昔日形影不离的好友董必武愈行愈远（原因则不得而知）。但他在国民党阵营中也是一名激进的左派，并未和同志们割袍断义。

大革命失败后，张国恩回到武汉，重操律师旧业，并时常暗中营救接济革命人士，抗战时期，董必武还邀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法律顾问。

遗憾的是，张国恩晚节不保，在武汉沦陷后出任伪职，不过他在1940年就暴病而亡，避免了抗战后被清算的尴尬。

而刘伯垂则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抓捕远走日本，遂自动脱离组织，之后他回国隐居上海，并于1936年病逝。

02

张国恩和刘伯垂曾在青葱岁月为推翻满清而奋斗，参与建党是他们追寻真理道路上的“二次创业”，初代党员中不乏昔日的同盟会元老，河北人江浩就是一例。

1924年春天，天津兢存女校的体育老师江韵清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嘱咐她在天津租一套房子，条件是在租界内，交通方便，并且要带后门。江韵清觉得奇怪，但隐隐也猜到了几分。

他的父亲江浩是同盟会元老，也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完全可以过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但生性耿直，喜欢折腾。

一年前，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江浩也收到了5000元的支票，他勃然大怒，不仅将支票送回，还在选票上画了只大乌龟，以示嘲讽，获得了“金骨头江浩”的美誉，他也因此离京南下。

这不是江浩第一次愤然离京。1915年，他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就被逼得流亡过一次。1917年，执掌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醉心于武力统一，江浩气得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护法。

江浩家是河北玉田的大地主，他是乡民们敬畏的大少爷，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却在28岁时东渡日本。

在日本，江浩有幸结识了“乱党”孙中山，一见倾心，当场剪掉辫子，宣布加入同盟会。和他同行的冀东老乡二十余人，只有他一人剃发，他因此被称为“疯子”。

江浩前后参与策动深州起义、天津起义，并在民国建立后任国会议员。

1919年暑假，江韵清小学毕业，前往上海入读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体育专科，在这里他惊喜地遇见了父亲，更让她喜出望外的是，父亲嘴里谈论的全是青年人趋之若鹜的新文化、新思想，和她简直是毫无代沟。

江浩对《新青年》上鼓吹的马克思主义兴趣浓厚，他回到北京后专程去会见自己的河北老乡兼晚辈、北大教授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作为国会议员的江浩，居然毫不犹豫地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一群穷得叮当响的青年学生“混”在一起。

江浩让女儿在天津租房子，正是受国共两党委派，创立天津党组织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将家人接来居住，作为秘密活动的掩护。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女儿江韵清、儿子江震寰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江浩曾经应毛泽东的邀请，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毛泽东称赞他是“像松柏那样常青的革命元老”。

1926年11月，盘踞天津的奉系军阀褚玉璞突然发难，率军突袭国民党天津党部（名义上，实际为中共天津地委），15名青年志士落入敌手，包括22岁的江震寰。正在广州的江浩得知后方寸大乱，但仍不忘叮嘱营救的同志：不要只顾着震寰一人。

第二年4月，蒋介石露出真面目，南北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江震寰被残忍杀害。

1928年，江浩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干部班，和女儿江韵清做了校友，难得地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可惜，江韵清很快奉命回国，父女匆匆一别后，江浩再也没有见到故土，他在异国身患重病，于1931年在海参崴辞世。

03

江浩虽然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算得上是年富力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年纪最大的党员，是年近花甲的贺民范。

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领着一帮热情如火的青年学子创办《湘江评论》，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在三湘大地风靡一时。

著名的船山中学门口，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站在教室门口，慷慨激昂地向来来往往的学生朗读《湘江评论》创刊号，读到激动处，大声拍腿叫好，全无老成持重之态。

他就是时年54岁的贺民范，几个月前，他刚刚出山就任船山中学校长兼船山学社社长。

贺民范是湖南宝庆人，他生于书香门第，是晚清的秀才，在家乡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士绅，但他却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居然在42岁的高龄东渡日本留学，并且结识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加入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

民国建立后，贺民范是湖南省议员，做过安化县长、岳阳知事等地方官，为官一任，小日子富足又体面，但他性格中的正直让他无法对民初黑暗混乱的时局熟视无睹，终于他厌倦了官场，挂冠而去，寓居长沙闭门不出，但并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尤其是新文化的书籍。

贺民范年老而思想不老，1919年8月湖南爆发“驱张运动”的时候，他不但支持学生，还以半百之身亲自走上街头，老而弥坚的精神使他在青年学生心目中颇受好评，人送外号“白发青年”。

在老朋友陈独秀的介绍下，贺民范认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由于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等人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时，往往借助他的声望。

1920年冬天，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成员共有六人，贺民范位列其中。

“一大”召开后，长沙的同志们经过商议，决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场地，办一所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力量，贺民范当仁不让地被推为校长。

此举引起守旧派的强力反弹，年逾古稀的学者恭学长颤颤巍巍地来到船山学社，抡起拐杖指着贺民范，身躯颤抖、面色苍白，怒斥道：你身为秀才，不讲圣贤之道，却助长歪风邪气，真是岂有此理！

贺民范挨了一顿骂，却只能陪着笑脸，他多方奔走，总算湖南文化界的名士们还卖他几分面子，自修大学最终如期开学，招的第一个学生名叫夏明翰，著名校友还出了大将陈赓。

遗憾的是，贺民范于1922年4月辞去自修大学校长一职，并且和革命战友们分道扬镳，去湖南省财政厅当官去了，而他脱身而去的原因却众说纷纭，据说因为他的思想观念和年轻的后浪多有不合，加上他作为文人难免有些自命清高的毛病，不愿搞什么组织生活，更不愿深入工人群众，最终双方只能好聚好散了。

“马日事变”后，贺民范因为之前的经历锒铛下狱，吃了国民党两年多的牢饭，后来就回到老家专心办教育，于建国初以耄耋之年辞世。

04

贺民范只是革命的匆匆过客，但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有些人入党只是出于一己私欲，发现打错算盘后自然就淘汰出局了，比如浙江人沈玄庐。

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登出三则简短的启事，其情节之峰回路转，让读者啧啧称奇，大呼不可思议。

第一天，沈剑龙和杨之华夫妇声明离婚；第二天，瞿秋白与杨之华宣布达成恋爱关系；第三条，瞿秋白与沈剑龙宣布正式结为异姓兄弟。

沈剑龙和杨之华都是萧山衙前村人，两人是指腹为婚。这沈剑龙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一向荒唐，杨之华考入上海社会大学后，认识了风度翩翩的老师瞿秋白，两人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志趣相投，逐渐擦出爱的火花。

瞿秋白直接向沈剑龙摊牌，没想到沈剑龙居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大度地表示愿意成全瞿杨二人，从而成就了一段佳话。

这就惹怒了一个人：沈剑龙的父亲、中共创始党员之一的沈玄庐。

沈玄庐原名沈定一，生于萧山一个巨富之家，人称沈家三少爷，早在他21岁的时候，家里就花钱给他捐了顶戴，在云南任过广通县知事、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等职，结果他身为朝廷命官，居然和同盟会“勾结”起来，悄悄帮助革命党人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不得不弃官逃命，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成立后，沈玄庐因为反对袁世凯，没能捞到一官半职，只得回老家办学校。五四运动前后，沈玄庐积极为文学革命点赞，和李汉俊、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宣传新思想，陈独秀来上海后，沈玄庐和他走得很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首届党员。

1921年9月，沈玄庐在老家衙前村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搞得有声有色，可惜四个月后就因为军阀的镇压而归于沉寂。

沈玄庐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干个领导那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党成立后，他只是普通党员，除了和蒋介石、张太雷等人一起去苏联考察，一直无所事事，这让他怨言满腹。

而且，沈玄庐生为大少爷，长为官老爷，锦衣玉食惯了，家里也是妻妾成群，同志们经常拿这个批评他，这让他怀恨在心。

于是他干脆借“儿媳被拐事件”发泄出来，给陈独秀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沈玄庐忽然跳出来，厉声呵斥道：你们和国民党合作完全错了！你们应该解散，全面服从国民党！

因为他不断大放厥词，所以很快就被开除了。

于是沈玄庐迅速变脸，高喊“分共”，成了最坚决的一个反动派，一边和戴季陶眉来眼去，炮制反动理论，一边又与西山会议派同流合污。

“四一二”之后，沈玄庐大感兴奋，他回到浙江，任反省院院长，大搞屠杀，甚至亲自背着枪四处搜捕，手段之毒辣，令老蒋也自愧不如。在他卖力的表演下，浙江省有900多名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惨遭杀害。

不过，沈玄庐权力欲太大，在蒋介石“下野”时四处活动，妄图入主中央，老蒋十分厌烦他，索性派刺客结果了他的性命。

05

革命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既有沈玄庐这样的意志薄弱者，也有那些即使身陷沟渠却仍然不忘初心的践行者。

1944年7月，山东莒南县一个普通的村庄里，一名八路军“战时邮政”的干部眉开眼笑地接收了“两封邮件”：两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他一本正经地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张回执：今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

15岁的王愿坚（后成为著名军旅作家，《七根火柴》作者）和13岁的王愈坚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坚持将他们送往根据地的，是他们的伯父王翔千。

王翔千是山东诸城相州人，毕业于北京译学馆。1912年，年仅24岁的王翔千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老家开办相州国民学校，传播新文化，却遭到家族中封建遗老的百般诋毁，无奈之下，只得去大城市济南打工，在山东政法专科学校任文案。

同族王乐平是齐鲁书社的社长，齐鲁书社是进步青年汇聚之地，王翔千特别欣赏其中两位名叫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青年，虽然比他们年长十几岁，但王翔千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个人经常一起畅谈天下大事。

1920年11月，王翔千和王尽美、邓恩铭共同成立励新学会。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共有三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王翔千以《晨钟报》主编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经常在报上针砭时弊，笔锋辛辣，他同族的子侄辈、作家王统照称赞他说：“讽刺能涂指蠹奸，爱憎清辩笔先传，每朝民报争来读，韵语白文曲意宣”。

王翔千自己干革命不尽兴，还将王家的适龄晚辈全叫上，女儿王辩、侄子王志坚、王深林、王意坚、王懋坚等人全被他带到济南，送入新式学堂学习进步思想，王辩和王懋坚更是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或许是他的严厉要求激起了少年人的逆反心理，子侄们并未全部成为革命志士，王懋坚和王意坚甚至加入国民党，走到了他的对立面。

1925年11月，王翔千和邓恩铭等人一起领导胶济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当局疯狂镇压，邓恩铭被捕，王翔千避祸远走老家，并最终于1928年底彻底和组织失去联系。

直到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入诸城，王翔千这位老党员才得以出山，令他欣喜的是，女儿王辩和女婿赵志刚也调到了山东，赵志刚是山东根据地战时邮政的负责人，王翔千便以“贴邮票”的方式，将王愿坚等族中少年送入八路军。

王翔千一直留在诸城老家，得享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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