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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春天开始的时刻

时间: 2021-05-19 08:44:40 | 作者:九点说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5次

1978,春天开始的时刻

01

1978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一个月后《人民日报》用三个整版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不管是不是文学爱好者,到处都是抢购杂志、街谈巷议的人群。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既非影视明星,也不是体育冠军名流显贵,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数学家。

这篇当时的超级爆款,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叫陈景润,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明珠。

陈景润就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在那个充斥了太多沉闷平庸的年代,陈景润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存在:性格内向,体弱多病,“文革”中被批判的书呆子,却在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将困扰数学家两百多年的数学难题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想象力的传奇故事。

徐迟的报告文学问世后,陈景润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他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封来信,姑娘们写来的上千封情书,装满了麻袋。哪怕写成“陈井运同志收”,或者干脆没没写收信地址,邮局也能将来信送到他手中。

他被邀请去全国各地讲座,很多人听不懂他口音极重的普通话,但报告会场场爆满。无数青年慕名而来,在笔记本上郑重写下:“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

人们什么事都写信找他,从衣食住行到两地分居。英国路透社评论,“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

科学家成为人们最向往的理想职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 科学家的故事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很多城市的女孩子都希望找科技人员作为人生伴侣。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醒了一代人。

02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同一众国家领导人坐上了主席台。

这是动乱年代后的第一次科学盛会,五千多名科技界代表参加了开幕会,年纪最大的90岁,最年轻的只有22岁,他们会上相逢,百感交集,“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领导,还有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淦昌、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钱学森、童第周……

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身体不适,是被人推上主席台的,他坚持参会,还亲自写了讲话发言稿,里面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因为这句话,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开幕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谈及知识分子,邓公讲道: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句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话,在当时却无异于平地惊雷。在这句话说出来之前的很多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是“臭老九”,是要批斗和改造的对象。

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哭着说,我 82 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 28 岁来过。

44岁的物理学家陈佳洱热泪盈眶。196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后,他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却很快被席卷而来“文革”波及。他被批斗,被下放到外地养猪、种地、修铁路,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在会上,听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禁锢粉碎了,陈佳洱激动得难以自已。

这些改变并非没有阻力。有人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异议,“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复:“一个字都不要改!”

科学与常识回归人们视野,尽管过程一波三折。

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时,在医院走廊构思完成了一篇文章。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回望那个春天,万物苏醒,生机勃勃,确乎是一个新的开端。

邓小平主持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站出来,在会上痛陈过去埋没人才的做法,强烈呼吁马上进行招生改革。

那时候时间已经是8月,高校招生通告刚刚送出,仍然延续过去推荐上大学的做法,但大家急不可耐,都觉宁可今年晚两个月招生也要改。

邓小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立刻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回答: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马上指示:“来得及就(把报告)追回来。”

57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高考,最终27.8万人被录取,录取率4.7%。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1978年春,北大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03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乘坐日本新干线。

1964年便已开通的新干线铁路,时速200公里,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快速铁路系统。有日本记者问邓小平感受如何,他回答: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快跑的意思。”

急着向前赶路,弥补落下的课,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最普遍的心态。

不急是不可能的。

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派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出访欧洲。组团完成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人出过国,即便是机械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员,竟然也是第一次出国。

在欧洲,他们被国外的发达程度震惊的无以复加。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职工,年产煤5000万吨,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效率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国内武汉钢铁公司有6.7万工人,产量还不如人家。

在大众汽车公司,考察团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先进的生产设备,训练有素的工人,流水线上排队装配的崭新汽车,让他们想起国内仍处于作坊式生产的车间。大众的一间工厂,每天下线的汽车就有1000辆,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轿车产量。

总设计师那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没问世,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见识到了先进科技带来的惊人生产力。

震惊之下,代表团问驻外使馆人员:“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对方回答:“不敢讲。”

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眼前看到的却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生活富足的普通人,让建设了半辈子社会主义的他们五味杂陈。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那个时代,对于国内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毕生的梦想不过是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北京街头是自行车的天下,西方媒体称中国为“自行车王国“,听起来有种学霸称赞学渣体育好的感觉。

考察团回国后,在大会堂向最高层领导汇报,从下午3点半一直开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邓小平当即拍板学习西方,引入先进技术。

好在历史的车轮一经启动,就没有再停下。许多未来的种子,在那时被埋下。

04

1978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给中国一份特殊的礼物——1克重的月岩标本,是1972年阿波罗17号飞船从月球采集而来。这份月岩研究的重任交给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欧阳自远。

时年43岁的欧阳自远被急调入京,小心翼翼地取了0.5克做研究,另外0.5g则被珍而重之地放置在北京天文馆,“仅研究这0.5克石头,我们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

那时只能抬头仰望星空的他,四十年后将成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中国人自己的“嫦娥一号”飞向月球。

一名34岁的工程兵,因为一项发明被推荐参加科学大会,听到陈景润等人的报告被感染的泪流满面,几年后他转业下海,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名叫华为。

这一年,叶永烈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就销售了一百六十万册。在山西阳泉,一个叫刘慈欣的的初三学生读到后大感兴奋,继而跃跃欲试,尽管他第一篇作品没有被录用,却从此打开了想象力的大门。

三十年后,刘慈欣写出《三体》,“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水平提升到世界级水准。”

那是属于科学家的时代,人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新华书店永远人满为患,出版社出书,不管什么类型的书,上架后总能快速售空。

05

1996年,陈景润去世。三年后,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为纪念他,将7681号小行星更名为“陈景润星”。

2021年,陈景润诞辰80周年,他生前最后一份手迹出现在一个小型拍卖会上。收藏家王金昌一早前往等待,不料无人争拍,他很容易便拍到手。

中午参加朋友家宴时,他向朋友兴奋展示,不料席上年轻人不屑一顾,“以为是地摊捡来的破烂”。王金昌问:“你们知道陈景润吗?“年轻人指指电视,几乎异口同声:“我们只知道陈奕迅,不知道陈景润。”

电视上,陈奕迅、章子怡等导师正率领一众歌手互相PK,运筹帷幄谈笑风生,一时风头无两。

四十年斗转星移,转眼已是换了人间。这个时代的投影,又将注解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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