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5-18 19:22:34 | 作者:独自去成长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6次
作为唐朝的开国者之一,唐太宗的统帅能力,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文治武功,与历代贤君明主相比毫不逊色,而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胸襟宽阔、开明大度、容人之量都是任何其他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他的这些特点不仅展现在为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上,也影响了其后的唐朝皇帝,使得唐朝中前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开明,才开创了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篇章,唐代也成为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为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晋阳起兵,反抗隋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而后逼李渊禅位于己,次年(627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与其大臣房玄龄、魏征等人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相反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了。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宿敌,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够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
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文章来源:开明君主-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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