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元清是不是中国朝代的话题进行争辩

是啊。原因有很多：

都城在中国（北京）。

穿汉服、说汉话等。

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

现今我国还有蒙古族和满族。

……

因为蒙古国分离了，其代表的蒙古帝国的历史与我中华民族无关。且蒙古(元)灭宋后，蒙古族并未被我中院民族同化，因为蒙古贵族拒绝同化，所以元朝百年而亡。

可以说内蒙古也是蒙古族，但他不是蒙古文化的中心。今蒙古国才是曾经兴盛的蒙古帝国的起源点。

清朝因为已经同化了，满族现在是56个民族之一，固有的满族文化消失，被更先进的汉族文化取代。

扩展资料：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系的室韦各部落。隋唐时，他们分布在契丹之北、鞑靼之西、突厥之东（洮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

曾受突厥的统治，突厥人多称之为达怛（鞑靼）。唐朝贞观年间，突厥势衰，后室韦人臣服于唐  。继突厥而起的回鹘政权崩溃后，室韦—达怛人大批进入大漠南北  。

大约在9至11世纪，其中的一支蒙兀室韦，从望建河下游之东逐渐西迁，到了斡难河、克鲁伦河和土剌河三河的上源一带，分成尼鲁温蒙古   和迭儿列斤蒙古   两大支，合称为合木黑蒙古，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

合木黑蒙古之外，当时在蒙古高原活动的，还有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斡亦剌等部。所有这些氏族部落，先后都受到辽和金的统治 。

蒙古部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到12世纪时，大部分从事狩猎游牧，只有少数部落经营农业。不过这时，他们通过同中原的贸易获得了大量铁器，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分化更加明显。

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各个部落的奴隶主互相展开战争。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随着金的衰落， 蒙古部落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诸部领袖铁木真通过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

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帝国成立，国号大蒙古国  。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元朝

百度百科--清朝

“某朝是不是中国的正统/正朔”，一直是网络社区热门的争议话题，尤以元、清为最。但实际上“正朔”和“正统”并不是一回事，更不能混用。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正朔”是并列结构，“正+朔”，而“正统”是偏正结构，“正的统”。

而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还远不止于此。本文尝试辨其异同，考其源流，以飨读者。

一、正朔：从历法概念到礼仪文化

“正朔”本来是历法概念，正就是正月，朔就是初一。所谓“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夏商周三代的正月——据说，其实很可能是汉儒瞎编的——是不一样的，分别相当于今天农历的一月、十二月、十一月。因为根据公羊学派的观点，“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正朔是“受天命”的表现。

而汉以后的“改正朔”就很少这么折腾了，一般只改“元年”即改年号而不改“正月”，只有魏明帝、武则天、唐肃宗等几个例外A。所以“正朔”很多时候就代指年号，“建正朔”基本上是“建号称帝”的同义词。《册府元龟·僭伪部·总序》：

凡十有六国焉，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

《玉壶清话》卷九：

广陵杨氏，当天佑戊寅间，江、淮无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创。

而“称（用/奉/行/禀/尊）某正朔”即指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则是对其称臣的表现。《晋书·地理志》：

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三：

上遗左副元帅宗维书：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

“颁正朔”则是教化四夷的重要手段。《旧唐书·刘仁轨传》：

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

《殊域周咨录》卷七：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颁正朔至其国。

另外，根据“存亡继绝”的原则，还会让前朝后裔在封地内保留其正朔。《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

此外，“正朔”又常与衣冠服色并称，泛指整个礼仪文化、典章制度。《汉书·韩安国传》：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

《南齐书·祥瑞志》：

获玺方寸四分·····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

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一些历史爱好者最喜欢使用的义项，毕竟年号不能重建，服饰却可以复兴。而汉服群体又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关于“元清非正统”的争论，因此我颇怀疑将“正朔”误以为“正统”之同义词而使用，就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二、正统之统：传承还是合并

正统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较为常用的，也并不难懂：正确的正，传统的统。“正”是用来修饰“统”的，而“统”就是“传承”的意思，可以是王朝之统，也可以是家族、学派、宗教、政党之统，所谓“血统”“道统”“法统”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一旦涉及到“王朝”，就有人非要舍弃时间意义上的“传承”而把“统”解释为空间意义上的“统一”、“合并”，实在是耐人寻味。那我们不妨追根溯源，来看看“统”字含义的演变过程。

上图是小篆的“统”字，左边是系字旁，表示与丝相关，右边描绘的是“缫丝”即将蚕茧抽出蚕丝的过程。

统的本义，就是指丝线的线头，也就是“开始”。所谓“王者大一统”，就是“王者尊崇最根本的开始”。所以，历法中的“正朔”才如此重要，因为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自然可以称得上是“最根本的开始”。

有了线头（统），就能理丝为线（纪），有了开始，自然就会有传承。统、纪二字互训，都可以作为“史”的别称，历代史书也多有名为某统某纪者。

而空间意义上的“合并”，是后起之义。欧阳修《正统论》开头即引用《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却说“统”就是“合天下于一”，从他的后文来看，此处显然是故意的曲解：

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

“统必有所受”的统，显然只能理解为时间意义上的“传承”，而要表达“合并”的意思，有“一”这个最简单的字足矣——想想《阿房宫赋》的开头：“六王毕，四海一”，何须“统”字？

然而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又是将王朝合法性之争概括为“正统论”的开始，此前则只有“正闰论”和“继统论”（而“正统”一词，最早是形容家族血统和帝系禅代的）。所以其影（wu）响（dao）十分广泛。事实上这种解读不光从词义上是错的，也偏离了“正闰论”和“继统论”的重点。

所谓“正闰”就是正和不正，而“继统”则是“承谁家统”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统必有所受”。

打个比方，“正闰论”关心的是：前头那根线，材质好不好，接上去能不能导电？“继统论”考虑的是：前头那么多线，我应该接哪根？是就近接，还是挑一根好的接？

“继统论”虽然不直接提“正”，但其选择标准必然同时也是“正”的评价标准。可以说，它与“正闰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更多的用来评价统一王朝，而前者只能是针对分裂时期政权的讨论。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结语中称，“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犹重于统”，此言得之，而欧阳修《正统论》非但曲解了“统”字，更将“正统论”的重点转移到了“统一"，这实际上是用实用主义取代了道德主义，也正是这种混淆，让梁启超做出了“正统论自相矛盾”的论断，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三、正统之“正”：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

何为正，何为不正，众说纷纭，但是在我看来都可以归结为上面说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类。前者以“德行”为准，后者以“功用”为尊。

汉初关于秦是否为闰位的争论，就是前者的代表。《资治通鉴·魏纪一》：

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

可见秦“不正”的原因是“暴政”。同样，以权臣篡位为闰、夷狄入主中原为闰者，这些都是“道德评价”的范畴，也就是饶宗颐所说的“历史之秤谓之正”。元、清以此类标准来衡量，恐怕很难过关。

而以“统合九州”为正统标准的，显然属于后者，如苏轼《后正统论》：

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耳。

而今天很多力主“元清为正统”的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在领土方面的贡献。此外，实用主义还体现为“私本朝”，也就是著者为了自身所处朝代的合法性而做出各种“强行解释”，比如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

但是—— 别忘了，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某王朝好不好”，而是“某王朝是不是正统”，前者是一个开放性的评价类问题，而后者是一个史学史上的观念问题，关键不在于你怎么看，而在于历代史家怎么看。

“正统”的价值评价体系，是基于儒家经典的产物，古代的历史学，也基本都是秉持儒家史观的，那么——儒家是“道德主义”的，还是“实用主义”的呢？答案很明显：不讲道德的儒家还是儒家吗？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录中收集了的历代关于“正统”的讨论，可以看出，唐宋时即有皇甫湜、张栻、郑思肖等以“夷狄”斥元魏为闰位，到明代这种观点则更进一步，成为主流，胡翰、方孝孺、徐奋鹏、杨慎、丘濬、费訚、章潢，皆持此论。除此之外，明人对重修宋史有极强烈的热衷，也大抵是不满于元朝将宋、辽、金并列而意图重新书写“正统”，其中影响最大的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更是直接“以明继宋”，元代年号一概摒弃不用。清代文网森严，除王夫之、甘京这两位遗民明言“元清非正统”外，学者皆闭口不谈元明，但却大多极力批评此前历代王朝，冠以无统、绝统、变统、霸统、窃统等名义，则总而言之，“道德判断”是史家主流，以"华夷"别正统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

事实上，道德判断正是中国传统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之精神所在，饶宗颐先生就认为“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不容忽视者也。”又称“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书中但凡提到郑思肖、方孝孺、章潢等力斥异族政权者，无不大加赞赏，“持论甚正”“不屈服于某种政治势力”“其见识伟矣，其人格夐矣”，对清人“正闰不当论内外”的言论则认为是“在满清帝制下 ，立论不得不如此”。

很多人喜欢将“官修前朝正史”视为承认前朝正统的标志，但这显然无法解释唐初一口气修史八部，也无法解释明修元史以铁木真为起点。实际上修史更多的宣告前朝的彻底死亡，这也是明初修元史如此匆忙的一个原因。更何况，青史是非，本就不该是皇帝一言而决，连明人都不迷信这种“钦定”，我们难道要比他们还唯唯诺诺吗？

梁启超即认为正统论有“奴隶根性”，“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九州合一为正统”的实用主义标准，倒还真是挺合适的：实用主义史观，无论如何都脱不出“成王败寇”四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不太光彩的大实话，而“正统兵强马壮者为之”就很让人无语了。

更有意思的是，为本朝服务的实用主义标准，也会被别人拿去用。北宋文人喜欢将“统一”作为正统的标准，因为他们要强调自己和五代的不同。但是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种“并有天下才能称正统”的逻辑，成为了促使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的动因之一。《元史·刘整传》：

入朝劝伐宋，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

当然一句话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至少能够说明，实用主义的标准，是会有反噬自身之危险的。

其实，今天的实用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来争抢“正统”这种没什么用的虚名，今天不再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了。欲为“暴秦”张目者，不必称秦是正统，大可以自建一套法家史观；欲为元、清正名者，更无需将“正统”这顶不合身的帽子强行戴到它们头上，或许“内亚史观”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正统论”这一曾经的“历史之秤”，现在也只是被摆在秤上被称量的一种物品而已。与其用它来褒贬历代王朝，不如以它为对象来研究我们的传统史学精神。超越“正统”之争，方能体会到历史学的真正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