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对待土地兼并的态度是怎样的

宋代理学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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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朱熹，北宋是程颢、程颐兄弟。并称程朱理学。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董仲舒是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指出当时的社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对土地兼并的态度是反对的，认为国家应该抑制这种行为

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宋代理学是宋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时期不仅有开封、杭州等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同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增强，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纸币开始流通。这些都表明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繁荣、发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学派众多，异彩纷呈，这本身就是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决定。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2、从文化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人们渴望用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北宋实现国家的相对统一，开国君王虽励精图治，却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完成国家相对统一的过程中，北宋王朝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守内虚外”政策使北宋王朝对外战争多次失败，赋税沉重，加重了人民负担。整个北宋社会经济发达，但国家财政却相对匮乏，有时甚至出现财政危机；有着庞大的军队，对外作战却显得软弱无力，中央政权“积贫积弱”。到南宋时仅是偏安一隅。面对现实，人们更多地反思：为什么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却无法完成统一大业。封建统治者更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维系国家统治。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寻找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答案，由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理学正是在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了巨大发展。

理学的杰出代表是朱熹。朱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四书”的集注阐发

自己的理学世界观与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认识事物方面既宣传“格物致知”，又突出强调内省的作用，强调只有通过内心的洗涤才能掌握全部真理；在心性论方面强调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朱熹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实现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理学思想的出现，不仅有效回应了佛、道的挑战，而且标志着儒、道、佛各种文化的融合。在内容上，理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儒学的二次转型，标志着儒学向更高层次更综合方向发展；在探究世界的本质上，理学明显运用了道家本体论的思想；在道德修养及实践方面，理学明显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朱熹理学体系一出现就受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及士大夫的重视，影响迅速扩大。理学思想达到了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学修身、佛学治心的要求，即在道家本体论的框架下论证封建统治的必要性。朱熹著述及其理学体系深得宋理宗的推崇，在地主阶级的推动下理学成为官学。也被一般的民众接受。在理学思想的推动下，中国迅速实现“大一统”

　　在现代中国主流意识中,宋明理学是喊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口号的腐儒、道学先生、道德贩子.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文化联系起来.即使是对宋明理学有一定了解的知识分子,往往也并不理解宋明理学.不管是有意无意,他们倾向于把宋明理学当作中国的形而上学,只看重其中纯粹思辨性的东西,比如气、阴阳等.
　　上述面相的宋明理学确实让人提不起兴趣.如果宋明理学只是这样,似乎它的湮没不仅不值得遗憾,反而值得庆幸了.不过在余英时眼里,宋明理学承载并发扬着中国文化中极珍贵的特质,这一特质在传统知识分子——士的身上代代传承.直到今天,这一特质的崇高仍然无人质疑.它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气. 余英时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就是宋明理学的治道理想与政治环境的复杂关系.虽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传承者们政治理想会有屈伸,但其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的意识从未被磨灭,他们的浩然正气始终充塞于天地之间.

宋（1127年－1279年）是宋朝的继续，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仓促登基，继承皇位，后南迁绍兴、临安，史称南宋。南宋由于军事实力始终不敌金国，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西边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1279年，厓山海战，宋幼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宋朝彻底灭亡。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军事实力较为软弱，但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南宋与金朝、西辽、大理国、西夏、吐蕃及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帝国为并存政权。
经济方面农业状况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我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以雄厚的实力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之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较之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手工制造　　
南宋官窑暗花盏
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了。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房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纸币状况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
贸易状况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5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的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编辑本段文化方面理学文化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

　　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

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著作　　南宋文学相应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坚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诗歌发展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镃。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镃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朝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绘画艺术　　此时期艺术风格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承袭古老的传统。山水画仍是此时期重要的绘画类别，山水画家有马远、夏圭，他们所描绘的是地方山水，飘渺柔和的景致，与北宋山水画家所画的险峻山水景致形成对比。此派画风出自宋高宗的画院，一般称“马夏”，与此时期禅僧生动自然的草草逸笔亦形成强烈对比。
瓦舍艺术　　瓦舍，宋代勾栏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

　　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
官窑贯耳瓶
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古词发展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南宋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南宋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编辑本段科学技术指南针的应用　　指南针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火药技术　　唐末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造船行业　　南宋地处江南，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而造船业较为发达。泉州、广州等地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能制造大型海船。
制瓷行业　　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设于临安凤凰山下。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
印刷造纸　　南宋时期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印刷业和造纸业都很兴盛。当时官府、民间都从事书籍印刷。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所出版的图书，称“监本”，印刷技术颇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书坊。造纸方面，在纸的品种和质量都有显著的进步，成都、绍兴、临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阳等地都是纸的产地。

编辑本段社会生活南宋农民　　两宋时期，租佃制普遍发展。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南宋商人　　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南宋市民　　为了适应工商业的发展，两宋王朝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3]。而南宋时期实行的募兵制，遵从人们服役的自愿选择，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劳动力稳定和社会安定。
南宋社会　　南宋社会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腐朽本质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而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也是客观事实。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体现在科举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一是“荒政”制度。由朝廷官府向灾民无偿提供或借贷提供钱粮物，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地区或动员富豪平价售粮，并且在各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以解决暂时的粮食短缺问题。二是“养恤”制度。在临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乞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孤寡贫病不能自存者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等。三是“义庄”制度。义庄主要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凭其秩禄买田置办用于出租。租金用来赈养族人的生活。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辅助了官方的社会保障。南宋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1127年－1279年）是宋朝的继续，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仓促登基，继承皇位，后南迁绍兴、临安，史称南宋。南宋由于军事实力始终不敌金国，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西边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1279年，厓山海战，宋幼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宋朝彻底灭亡。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军事实力较为软弱，但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南宋与金朝、西辽、大理国、西夏、吐蕃及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帝国为并存政权。
靖康之耻
　　女真人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宋徽宗见辽国力减退，

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大败而回。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分兵南下，趋汴京。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京(今开封)，掳走两宗和皇室大臣千余人北去，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

政权上偏安一方，比如与金议和，杀岳飞
文化上学术兴起，如程朱理学

与金议和（澶渊之盟）
经济重心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拥有“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