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推崇“君权神授”的詹姆士一世，400多年后又有了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西欧君主是怎么命名的呀

是主要是詹姆士一世宣扬的。詹姆士一世是在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死后，无后嗣继承王位的情况下，以远亲继承的。本来是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继承英格兰王位之后，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成立联合王国。现在说的联合王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因为威尔士早在诺曼底王朝时期就已经并入英格兰了。当时在都铎王朝时期，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的资本主义蓬勃兴起，都铎王朝的君主遵循了一贯的英格兰传统，在君权和贵族之间很好的掌握了平衡。纵观英格兰的历史，君权与贵族权利的争夺比较激烈，早在十一世纪，贵族就颁布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但作为苏格兰国王，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詹姆士一世力图用君权神授这样一种宗教色彩来给自己的王权披上一个神秘的外衣。需要指出的是，从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开始，英格兰进行了宗教改革，国王兼任全英格兰宗教长，创立了英格兰自己的国教，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决裂，没收教皇及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领地。而詹姆士一世以及后来的詹姆士二世（非直接继承的，他是詹姆士一世的孙子，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的弟弟，在光荣革命中下台的那位）都是狂热的天主教教徒。可能也和君权神授的宗教色彩有一定关系吧

简论欧洲君权神授观的历史演变

平原君

一，绪论

欧洲地区的君权神授观由来已久，是君神同一观之后的发展形态，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初期。君权神授观在欧洲的发展至近代欧洲革命告一段落，到英国光荣革命也就是洛克写作《政府论》对这一观念进行彻底批判的时候，它已即将退出各国的主流政治舞台，而以秘密社团或各种神秘化政治理论（如“天定命运”观）的形态继续存留在政治家和人们的思想中。君权神授观的历史演变与欧洲社会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发展关系密切，君权神授的性质和内涵始终随着它们的改变而改变。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广泛性，本文尝试主要从思想史、观念史的角度，对君权神授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欧洲历史观念的变迁作一简单梳理，期待这种挂一漏万的分析，能够对理解君权神授观为何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消亡（或退居幕后）提供些许启示。以下，本文将分别就欧洲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进行考察。

二、罗马帝国前期

本文的考察之所以从罗马帝国时期起始，因为这是欧洲地区有较充分信史记载的历史阶段中，君权神授观首次在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罗马帝国的宗教政治观与欧洲此后的政治面貌和观念变迁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从罗马帝国的君权观念中，也可以看到非洲、希腊、两河流域乃至波斯的宗教观念的影响（其中，埃及传统的君权观以君王即神为主，希腊神话认为人可成神，两河流域包括希伯来地区则倾向于认为君王是神的使者），罗马帝国的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些传统的混合物。

从奥古斯都开始的罗马帝国标志着国家政治结构从希腊式共和制转向某种军事专制主义（即他本人首创的元首制），因此，奥古斯都不仅需要在政治格局和统治方式上与元老院形成妥协，在整个帝国内扩展公民的政治权利，在精神上也必须给自由共和理念找到替代品。这种理念虽已在长期的动荡中失去光辉，但在整个希腊化世界仍有巨大影响。

奥古斯都所倡导的做法是对已故君主的献祭仪式，这种仪式暗合了希腊-罗马传统中的人神相通的观念，试图使罗马元首或皇帝的合法性在普及帝国各地的仪式中获得永恒性。这一做法并非始于奥古斯都，在此之前，元老院已经授权对被神化的凯撒献祭，从此，罗马帝国的每一任新元首在其就职之时，都会指定其继承者并将他（们）列入万神殿中。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做法不过是遍及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国家崇拜的一部分，许多君主（包括独裁者苏拉）都曾借用各地的传统神只对自己加以神话。奥古斯都的独创性在于，他所提倡的仪式具有明显的“世俗性”倾向。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周边各省，这些仪式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对死去皇帝的神化，不如说是对当今皇帝的崇敬和服从。当被虔敬的仪式确认为“善”的皇帝一个个登上神位，担当起罗马的守护神时，在世的皇帝“超常品质”和罗马的特殊地位也就更加令各族人民印象深刻。而且，这种献祭仪式与各地原有的神只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

但是，奥古斯都所建立的这种世俗化崇拜仪式是与他本人的军事政治权力相适应的，在他去世之后，那些控制力有限的君主们纷纷背叛了奥古斯丁原则，转而向来自埃及和东方的其他神明求助，万神殿里塞满了来源各不相同的神只，密特拉神、邪神巴尔乃至耶稣基督都被他们供奉起来，期待从中可以找到新的权力源泉和价值标准。然而，这种合法性的寻找注定是短命的，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信仰。在一个多元化的帝国中，奥古斯都所试图建立的国家崇拜被证明缺乏心灵的凝聚力，在这一背景下，皇帝们开始向基督教让步。

三，罗马帝国后期

君士坦丁及此后几位皇帝都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对基督教的让步主要是政治家式的，即一种“新瓶装旧酒”的策略。在君士坦丁本人这里，认可基督教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政权的巩固，而他所依赖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传统的太阳神崇拜，他在一定程度上将柏拉图哲学、基督教的一神论和埃及传统宗教混合起来。然而，源自希伯来一神论的基督教与源自希腊多神论的古典主义在各个层面充满了对立，当基督教会在皇帝们的宽容政策下茁壮成长时，他们与传统君权神授观的支持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从思想层面说，最为根本冲突来自基督教对于世俗政治的拒斥。虽然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扶持有利于教会力量的增长，但皇帝对教会事务的干涉使后者（尤其是公教会的广大信徒）越来越无法容忍。一方面，皇帝以基督教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做法缺乏正统教义的支撑。基督教不同于上述其他宗教传统，相对确定的《圣经》文本和坚定的护教团体大大减少了世俗政权居中运作的空间。尽管君士坦丁成功地举办了普世宗教会议，并大力扶持阿里乌派，仍然不能阻止信徒对世俗政权（亦即对传统异教）的轻视甚至敌视。另一方面，教会日益介入世俗事务以及由此导致的腐化堕落使大量信徒以更为极端的方式（以隐修主义为代表）寻找人生的归宿。

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加“理性化”的基督教的成长本身即意味着传统君权神授观遭遇到重大挑战，虽然世俗君主努力与各派教会维持某种均衡关系，但权力的重心的确越来越移向教会一侧（当然也有短期的反弹，如尤里安皇帝时期），一个隐形的基督教帝国逐渐形成，罗马人民的政治观念也随之发生着缓慢而根本性的变化。造成这种结果的另一原因是罗马帝国的庞大和多元性（包括基督教派别的繁多），皇帝原本不足的政治经济整合能力在教会分治的局面下受到进一步削弱，从而为大帝国的崩溃埋下伏笔。

不过，教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世俗权力之价值，这会促使罗马帝国与教会的利益在各方面趋向统一。这种“基督教即罗马帝国”的观念一旦形成，便将对此后近千年的政治格局和君权观产生深远影响。

四，中世纪前期

基督教与帝国之所以逐渐同一化，有它们所赋予的无差别公民地位的原因，也有它们在实际事务上的一致行动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虽然不甚明显，却相当关键，那就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罗马民众尚无法从纯正教义的意义上认识基督教，尚不能真正理解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所以，他们在事实上将基督教等同于其他宗教，等同于一种区别敌我的、善恶分明的信仰。显然，这种思维模式在十字军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近代仍有巨大影响力。

由于这种普遍观念的存在，蛮族入侵给罗马帝国人民的政治心态带来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当法兰克人查理的帝玺上刻着“罗马帝国的再生”，当教皇为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这种宗教帝国与世俗帝国的合一性再次得到体证。虽然那时的皇帝的公开身份是教皇的“庇护人”，他的服饰也来自教皇的法衣，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两者的权力都不相上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可以废除教皇本人。此时，皇帝的权威已经可以由学者们从《圣经》中直接推导出来，耶稣对罗马当局的每一处服从都被用来证明帝国的权力，《旧约》中的许多预言似乎也在暗示帝国的永恒性，如同著名的教父奥利金和哲罗姆所相信的那样。

与此同时，另一种合法性----即来自先祖神圣血统的合法性----仍然继续存在于绝大多数蛮族政权之中，这些部落王国的权力来自特定的个人魅力和复杂的亲属关系与世袭地位的网络。这些国王们有的（如在瑞典）直接就是祭司，有的（如在盎格鲁·萨克森）则仅仅是军事领导人物。在与教会的接触中，蛮族王权逐渐失去了一部分传统的、“非理性的”神圣色彩，但由于教会的传教和承认而获得了额外的声誉和政治利益，同时还得到了与圣徒崇拜相关的神圣性。

然而，这种政治和文化转型的过程往往是充满波折和痛苦的，基督教的服从、克己和宽恕伦理虽然有利于新政治秩序的建立，但并不能立刻“归化”蛮族（尤其是上层）的勇武精神，却会使他们在政治忠诚和军事上出现退步甚至宫廷斗争惨剧，如我们在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初期所看到的。在此背景下，教皇依据《旧约》传统为国王举行的加冕无疑加速了两种政治文化的替代进程。当查理一再被称为“大卫第二”时，当文化的结合逐渐在具体的载体（如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时，当国王的个人纽带逐渐被封建采邑制下的效忠关系、等级关系和法律关系所取代时，蛮族的神圣王权终于与希伯来传统中的神权合二为一，祖先崇拜（尽管这与“正统”基督教观念有些相左）是它们共同的归宿。

五，中世纪后期

然而，这种混杂的合法性始终缺乏稳固的根基，11世纪以后的中世纪陷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混乱和宗教冲突中，国王与教皇之间的争斗（以及国王对基督教神权的争夺）只是这些冲突在上层的反映。亨利三世的去世和教会改革标志着教会开始寻求脱离对世俗帝国的依赖，独立发挥影响力。罗马帝国的传统合法性（无论是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东方的拜占廷神权）因此遭受到致命性的打击。更大的冲突发生在世俗王国与教会之间，教会的“教权至上”论引发了双方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学术争论，在一些王权传统浓厚的国家，站在世俗君主一边的知识界甚至抛出了违反基督教正统的“王权至上”理论。

这场大冲突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败，但教会在英诺森三世之后显然获得了对形势的主导权。逐渐扩张的教权对世俗王权采取了既打击，又保护的两手政策，保障了教会精神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大体稳固。但是，这对于世俗王权的地位却具有深远的（主要是不利的）影响。以英国为例，虽然英国王室凭借其传统的强势，并在教会的协助下平息了此后的贵族反叛浪潮，但王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减，逐渐形成与国内教会和贵族阶层的三角制衡关系。从12世纪索尔兹伯里主教约翰到16世纪的费尔默，王权的维护者们不断从现实的层面、理论的层面和《旧约》传统中寻找王权神圣化的依据，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政局稳定的作用。然而，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洛克写作《政府论》的时代，对君权神授的辩解终于失去了它以往的效力，王权与民权的分离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出路，也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打下基础。

六，结论

与最为原始的君神同一的君权观相比，君权神授理论代表了人类在理性化方面的重大进步。综观欧洲君权神授观的历史演变进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君王成神式、君行神意式、和正统基督教式神权观。当然，这三种模式往往不能直接分开，也并不直接代表一种历史进程，它们在欧洲神权史上是交替出现的。

君王成神式神权观扎根于希腊罗马神话和人神同形同性论，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及许多地方长官曾诉诸这一神权观。在罗马帝国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这一神权观（尽管它似乎更为世俗化和理性化）逐渐失去了单独存在的根据，而融入到太阳神崇拜等君行神意式神权观中。

君行神意式神权是人类文明早期的常见模式，曾遍及两河流域、希伯来、波斯和北欧等地，在欧洲主要表现为所谓“东方专制模式”。罗马帝国的某些阶段、中世纪前期蛮族政权，以及许多短期政权也都诉诸这种模式。由于它也是《圣经旧约》中的主要神权模式，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基督教神权模式共存。

正统基督教神权观否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君王成神论，强调世俗政权的暂时性，世俗君王的职责至多是对教会的守护。不过，它也在相当范围内容许一种变相的成神论，即圣徒成神论，使世俗君王能够在对教会的服从中获得神性。同时，《旧约》中的希伯来传统也为中世纪君王的合法性提供了某些基础。正统基督教神权观与前两种神权观的对抗和妥协延续于罗马帝国中后期和整个中世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存在于当代，是整个西方政治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詹姆一世宣扬“君权神授” 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而把自己的专制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迷惑群众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是父子关系；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是查理一世的儿子。

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的儿子是詹姆士二世

克伦威尔领导英国取得了胜利之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也就是②专制国王被斩 ；
后来1649－1660年是克伦威尔独裁时期 ，其实，在1658年，克伦威尔病逝，英国就重新进入混乱时期。 所以，1660年，斯图亚特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复辟，这也就是④查理二世重返；
查理二世复辟后推行反动政策，实行血腥报复，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所以①资产阶级不满
在这期间，英国国王又换成了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比查理二世更为严重的压迫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迎回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三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统治，即光荣革命，这就是③丈人被婿所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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