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4-14 08:51:14 | 作者:幽谷客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9次
李世民驰驿祀魏徵
一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结束后,胜利者们讨论如何处理李建成、李元吉的左右一百余人。有人提议:“这些人同罪,籍没。”尉迟敬德不同意,说:“有罪的是那两人,今天已经诛杀了。如果再追究他们的下属和同党,不是安定社稷的策略。”
于是,这一天,以皇帝李渊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只追究李建成、李元吉的“凶逆之罪”。其他的同党和下属,一律不追究。
当时在玄武门外面率兵为李建成李元吉血战,并杀死了朝廷的守门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的谢叔方、冯世立、薛万彻等人,都没有被追究,并得到了任用。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从五品上)魏徵也得到了任用。
因杨文干之变而流徙于巂州的李建成的前太子中允(正五品上)王珪、前太子左卫率(正四品上)韦挺也被召回并任用。魏徵、王珪、韦挺三个人都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正五品上)。
一同被流徙于巂州的前天策上将府兵曹参军(从五品下)杜淹,当然是立即荣归并受重用。杜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从三品)。
但是,前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同党和下属,并没有因为皇帝李渊的赦令而感到安全。他们一方面心怀疑惧,另一方面,有的徼幸者乘此机会告发其他人以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珪把这个情况书面告知了皇太子李世民。
武德九年七月十日,皇太子李世民下令:“六月四日以前同东宫及齐王有关联的人,十七日前同李瑗有关联的人,都不准互相告发。违反的人反坐。”
当时,又担心河北州县同前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关系密切的人发动叛乱。魏徵建议李世民进一步加大对河北州县的工作力度。
皇太子李世民对魏徵说:“你到河北去,安扶、晓喻河北各地。特许你便宜从事。”李世民又让秦王府法曹参军李桐客当魏徵的副使。
七月十一日,魏徵出使宣慰山东。那时候的所谓“山东”,是山之东。所谓“河北”,是河之北。魏徵走到磁州,遇到州县械锁前太子千牛(正七品上)李志安、齐王护军(正四品下)李思行,正在送往京师长安。
魏徵跟副使李桐客商量说:“我们俩受命的那一天,皇太子下了命令,前太子宫、齐王府的左右,都不问罪。现在又抓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送京师,那么其他的人谁不担心自己?派遣我们俩去河北还有什么用,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宁可自己担当风险,也不能荒废了国家的大计。今天我们俩如果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让他们回去,不问罪,那么河北的州县很快就会全都知道了,就会相信了朝廷的赦令。从古以来的惯例,大夫出京巡查,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公务,如果有利于社稷,可以专断。而且,我们俩今日之行,皇太子已经特许,可以便宜从事。主上既然以国士来对待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做出国士水平的工作来回报呢?”
李桐客赞同。于是当即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让他们回去了。魏徵、李桐客通过驿站发出公文向李世民汇报了这件事。李世民知道了很高兴。
李思行在太原起兵前夕,被李渊派往京师长安观觇动静。然后李思行回到太原,带回了李渊想要的情报。起兵时,李思行被授予左三统军。根据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太原起兵时有九人被授予统军、副统军。李渊做了皇帝以后,褒奖太原起兵的功臣,其中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免二死,其他十四人免一死,李思行属于免一死的十四人。不过,李渊没有遵守自己的这个褒奖,杀了刘文静和赵文恪。太原起兵时赵文恪是右三统军。李思行做过嘉州刺史,封乐安郡公。李思行一直活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年间,得以善终。李治赠李思行为洪州都督,谥为襄。
二
当初,李孝恭平定萧铣以后,武德五年七月十八日,岭南酋长、隋朝的汉阳太守冯盎,率领所部投降唐朝。李渊把冯盎的地盘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等八个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统领这八个州。但是此后,冯盎同周边的州县,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而且,冯盎自己也一直没有入朝参加朝集。其他的州多次给朝廷上奏章,说冯盎反叛。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贞观元年,朝廷经过讨论,认为应该发兵讨伐冯盎。于是李世民诏令右武卫将军蔺謩、中郎将牛进达,率领江、岭几十州的兵力讨伐岭南的冯盎。
发兵以后,魏徵觉得不应该发兵,于是魏徵对皇帝李世民说:“现在国家刚刚安定,实力还没有恢复。岭南是瘴疠之地,山高水深,不便于用兵,又常常发生疾疫。如果应对不好,会造成损失。而且,说冯盎反叛,证据不足。所以不宜出动大军讨伐。”
李世民说:“岭南告发冯盎的人络绎不绝,怎么说反叛证据不足?”
魏徵说:“冯盎如果反叛,必定乘着国家不安定的时候分兵占据险要,攻掠临近州县。但是现在告发冯盎反叛已经几年了,冯盎的兵并没有出境。这是冯盎没有反叛最明确的证据。”
魏徵又说:“其他州既然怀疑冯盎反叛,陛下又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对方担心,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出使者前往,宣示朝廷的坦诚公道,对方惊喜于免去祸患,可以不出兵而顺服。”
李世民于是诏令罢兵。蔺謩派遣副将到京师来上奏章,说明可以击败冯盎的理由。李世民仍然坚持罢兵。
贞观元年十月四日,李世民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从五品下)李公掩持节前往岭南宣谕。使者李公掩所到之处,溪洞酋领皆来听命,南方全部安定。冯盎派遣自己的儿子冯智戴,带着自己给皇帝的表奏,随使者李公掩入朝觐见。李世民多次赏赐冯智戴,任命冯智戴为卫尉少卿(从四品上)。
冯智戴就是“胡、越一家”中的“越”。贞观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从前汉朝的未央宫开宴会, 67岁的太上皇李渊让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冯智戴咏诗。李渊开心的说:“胡、越一家,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世民说:“当初岭南各州都说冯盎反叛,大家都建议我发兵讨伐。只有魏徵建议我派出使节安抚。我听从了魏徵的建议,只派出一名使者,于是岭南安定了。魏徵的这个建议,胜过十万大军,不可不赏。”赏赐魏徵五百匹绢。
李世民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核心团队是这样的:裴寂为司空,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陈叔达、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宇文士及为中书令,杜淹为御史大夫。
参加平时政务会议的人,通常还会有吏、礼、民、兵、刑、工六部的尚书。这时,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李靖为刑部尚书,裴矩为民部尚书,唐俭为礼部尚书,屈突通为工部尚书。
此外,各部门的副手和下级人员,如各种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治书侍御史等,以及各级御史们和谏议大夫们,也参加会议,并且也可以发言。
李世民曾经同大家讨论今后治国的大政方针,说:“经过了隋末的大乱之后,短时间内国家不容易通过教化达到安定。”
魏徵说:“不是。人生活在安乐之中就骄逸,骄逸就想着出乱子,出乱子了就不容易安定。人生活在危困之中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向往安定,向往安定就容易行政。大乱之后的人容易引导,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
李世民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一个国家一百年,然后才能通过教化达到安宁吗。现在国家经过隋朝末年的大乱之后,想通过教化达到安宁,短时间里怎么能做到呢?”
魏徵说:“这是说的常人治国,不是圣哲治国。如果由圣哲之主通过教化治理国家,只要使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一个月就能见到效果。三年成功,都太晚了。”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不同意魏徵的说法。他们说:“三代以后,人心逐渐不再厚道,变得奸诈。所以到了秦朝,就加大了刑法的力度。到了汉朝,更又杂以霸道,综合运用武力、刑法、权势等手段治理国家。这都是因为单一的教化手段,已经不能达到安定的目标了。难道秦人汉人不想通过教化手段达到安定吗?魏徵一个书生,不识时务,纸上谈兵。如果相信他说的空话,必定会败乱国家。”
魏徵曰:“五帝、三王统治下的民众,也是从前代延续下来的人,并不是从其他地方交换过来的,仍然达到了安定。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教化手段而已。这个是查一查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的。当年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仗,非常混乱了。战胜之后,恢复了太平。后来九黎乱德,颛顼(zhuān xū)征伐九黎,战胜之后,恢复了安定。夏桀乱虐,商汤流放了夏桀,商汤在世的时候就得到了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然后到周成王时就太平了。这些不都是大乱之后得到的太平吗。如果说人变的越来越奸诈,不再淳朴,那变化到今天,应该都成为鬼魅了,那还怎么可能有太平呢。”
封德彝等人都说不过魏徵,但是都认为魏徵说的不可行。
贞观元年,一斗米值一匹绢。到了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一斗米只值三、四钱。旅行的人们不用自带粮食了,在路途中就可以很便宜的买到粮食。于是流散的人们都回到了家乡。这一年社会安定,判处死刑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五岭,人们外户不闭,已经不需要依靠厚重的外大门来经常性的防御盗贼了。
这一年的年初,大唐发起攻势,北突厥土崩瓦解。然后,诸蕃君长都到长安城来朝觐大唐皇帝,请李世民做他们的天可汗。李世民说:“我是大唐天子,又兼任你们的可汗吗?”此后给诸蕃酋长发文,就署名天可汗了。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我刚即位的时候,不止一个人上奏章,建议我要‘威权独运’,不能委任给下面的大臣们。还有人建议我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以安中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从了魏徵的话。不过几年,遂得华夏安宁,远夷宾服。这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又对魏徵说:“美玉隐藏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玉匠琢磨出来,就同瓦砾没有区别。遇到好的玉匠,才能成为宝玉。我虽然不是美玉,但是你像玉匠一样切磋琢磨,用仁义约束我,用道德启发我,帮助我建立了这些功业,你也是一个好的玉匠。可惜不能让封德彝看见这些了。”
封德彝病逝于贞观元年六月一日。
魏徵是一个帮助皇帝李世民做出英明决策并取得巨大成效的人。对于魏徵在政务上的功劳,李世民一次次的给予丰厚的赏赐。同时,魏徵的官职,也迅速上升,没过几年就成为宰相一员了。平日里,魏徵同其他宰相一道,随侍在李世民身边,或者互相讨论着办理政务,或者谈古论今,或者饮酒作诗,感情是很亲密的。
贞观四年,当时的宰相是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及王珪。李世民同诸位宰相宴会,李世民对王珪说:“卿识鉴清通,尤其善于谈论。从房玄龄开始,把大家都品藻一遍,然后再自我品藻并同诸位宰相比较。”
王珪的品藻,字词十分精湛。大意是说:论忠心,我不如房玄龄。论文武双全,我不如李靖。论口才好,我不如温彦博。论才干,我不如戴胄。论谏诤,我不如魏徵。论爱憎分明,我稍强于他们各位。(“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
李世民听了非常高兴,称赞王珪说的非常到位。各位宰相也非常认可王珪对自己的品藻。
魏徵很喜欢给李世民写奏章表明意见。魏徵写给李世民的奏章非常多,篇幅大的也非常多。除了讨论具体事务以外,其中很多奏章都是讨论“唯以道德为务”的,比较抽象。
三
魏徵对李世民,事无巨细,都要说上几句。宰相们在一起同李世民讨论时,魏徵是属于话多、插话也多的。同朝的其他人,大约会嫌魏徵话太多吧。
有个权贵(没有记载具体姓名)讨厌魏徵,多次对李世民说:“魏徵每次谏诤,一遍一遍的说,反反复复的说,陛下不听从就不停止。把陛下当成幼主,没有把陛下当做长君。”
李世民说:“朕年少时不好学问,只好弓马。从起义开始,到封王以后,不断建立大功勋,都是偏于武的。对于文的方面,理道,政术,都不留心。当了皇太子,立即就需要安定天下,需要提高自己的为政能力。当时只有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弘我以道。我当时在怀疑中勉强听从他们,没有想到效果非常好。几年坚持下来,天下太平,都是魏徵他们的功劳。所以对他们特加礼重,每事听从他们,并不仅仅是私人感情。”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是功勋卓著的大元帅,是冲锋陷阵勇猛善射的武将。归根结底还是一介武夫。一眼望去,还真的不像个特别能治理国家的人。李渊有废立之心时有所犹豫,并且最终没有选择李世民,也并非毫无道理。谁能想到李世民后来还真的学会了写诗写文章,练成了书法,顺便搞出了贞观之治。
有一个叫霍行斌的人,告发魏徵谋反。
李世民看了告发信,说:“这个告发信完全没有写出一点依据。不用鞫问了。这个霍行斌应该交付有关部门定罪。”
魏徵说:“臣承蒙陛下厚爱,成为近侍,没有以善而闻名,现在反而有了大逆之名,臣罪该万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将何以自安。请鞫问霍行斌吧。”
鞫问的结果,当然是还了魏徵清白。魏徵再次拜谢皇帝李世民。李世民说:“你的品性,我是了解的。其他人诽谤你,这也由不得你。不用谢。”
贞观十年正月,魏徵借着自己因为参与修成五代史而被提拔为左光禄大夫(从二品散官)的机会,写了一个表奏,附在崔确的表奏后面上报给李世民,再次申请解除自己侍中的职务。侍中是门下省的首脑,是宰相,正三品。
魏徵在表奏中说:“陛下多次破格提拔我,对我的恩泽很深。我也一直想着报效陛下。但是我本来就有眼疾,又患上了风疹,身体非常不好。天色稍微暗一点,就看不见几步之外的人。转动稍微快一点,就胸闷心乱。现在天下无事,朝廷里人才也非常多,应该不需要我这个病人了。可是陛下又把我提升为二品官。恳请陛下解除我的侍中职务,让我做一个二品散官,陪侍在陛下身边,拾遗补阙吧。”
李世民让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崔敦礼去跟魏徵说:“我有缺点错误,你总是指出来。我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就算你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也要留你在左右,随时咨询。何况你现在的病还不算重。不同意你辞职。”
见面以后,李世民又对魏徵说:“矿石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工匠把矿石锻造成为有用的金属器具,就宝贵了。我把自己比作矿石,把你比作好工匠。你虽然有病,但是还没有衰老,怎么能辞职呢。”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魏徵又当面向李世民请求逊位。李世民也不好再不同意了。贞观十年六月六日,李世民任命魏徵(是年56岁)为特进(正二品散官),仍然兼管门下省的事务。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仍然参与讨论。对判处徒流以上刑罚的犯罪,要详细表达意见。俸禄、赏赐、随从人员等各项待遇仍然按照职事官对待,不按照散官对待。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以后,皇帝李世民各种思念去世的老婆,因而被其他人狠狠的议论,其中就包括魏徵。他们认可的,是思念李渊(贞观九年去世),那是孝道。而思念老婆(即使是皇后),他们是非常不认可的,非常不以为然,不过他们没有说明不认可的理由。李世民知道了,很不自在。然后就发生了李世民“移旧阁”的事情,爆发了李世民与魏徵两个人的直接冲突。
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我有疹病,所以移了一个旧阁,那个人就诽谤我修建望陵台(望长孙皇后的昭陵,而不是李渊的献陵),你们必须为我鞫问清楚。”
李世民问杨师道:“你说姜行本在移旧阁的工地,用了十车铜,听谁说的?”
杨师道说:“魏徵说的。”
李世民问魏徵:“你听谁说的?”
魏徵不吭声。
李世民再三的问,魏徵才说:“说用了十车铜,是谏争用语。臣如果说出了他的姓名,他就是诽谤。结果不会增益陛下的圣德。”
李世民说:“我有事,都向你说。现在你为了下面的人,不向我说。是我尽心对待你,而你不尽心对待我了。”
然后李世民转向御史台的官员们,说:“你们把魏徵带到御史台去鞫问。”御史台的职责之一,就是弹劾官员。
魏徵负气而出。
李世民对治书侍御史(御史大夫的副手)杜正伦曰:“从前我有事问房玄龄,房玄龄回答说不知道。魏徵当即说,哪有大臣向皇帝汇报工作,还有所隐瞒的。我现在问他,他就不回答。让御史推问,他就气呼呼的这样走出去。如果我的儿子能谏诤,还如此骄慢,也要打死。看魏徵这个意思,国家离了他就不能治理了。你去快快的问他。”
杜正伦按问清楚,用奏章上报给了李世民。
魏徵也写了一个奏章,附在杜正伦的奏章后面上报,说:“刚开始移旧阁时,陛下就告诉我们了,是为了避湿,工程的规模不大。我后来一听说望陵台的说法,就打算报告陛下,为此还同杨师道商量过,我当时就说这个望陵台的名字不对。不愿意说出姓名,并不是为了隐瞒这个人。”
然后魏徵说出了这个人的姓名,是一个少府监官。接着魏徵又详细说了自己同这个少府监官的对话内容,说自己问移一个旧阁需要多少费用,回答是:钉鍱要用个十车五车的吧。魏徵在奏章中同时闪闪烁烁夹杂了很多其他的话,意思还是你皇帝不应该问这么详细。
李世民看了奏章后,让释放了魏徵,不再问罪。
第二天,皇帝李世民在百福殿,魏徵进来感谢皇帝的宽大,然后退出。
李世民让御史大夫韦挺去对魏徵说:“你的罪,重于千钧。朕任用你,超过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自近代已来,没有君臣相处的这么好。昨天问你的事情,你隐瞒不说,我现在想起来都很生气。如果你昨天没有说出来,不会再跟你见面了。说起来,我任用你已经十年了,一朝失去,我心里是很可惜的。你出去以后写出了姓名,我认可你的忠诚,所以不再问责。”
魏徵请韦挺转达自己的话,说:“臣本来是该死的人,蒙陛下破格提拔,在中枢机构做近侍已经十年了,对陛下的感情很深。昨天的事,臣罪该万死。陛下统一海内,养育百姓,安定天下,所有决策,都是出于陛下。臣服从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功绩。臣昨天如果死了,今天不可能再有幸奉见陛下的圣颜了。”
魏徵对李世民的谏诤,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地方,还是有的。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尚书王珪对李世民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马下车,这样表达尊敬,不符合规定。”
李世民说:“你们都觉得自己尊贵,觉得我儿子地位低吗?”
特进魏徵说:“自古以来,亲王的班次在三公之下。现在的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虽然都是三品,但也都是天子列卿,以及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下马,不是亲王们应该接受的。从前也没有这样的例子,现在也不符合规定,确实不可以。”
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了皇太子,是准备让他做君主的。但是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不光是因为年岁大小。如果皇太子不在了,他同母的弟弟就会立为皇太子。以此而言,怎么能轻视我儿子呢?”
魏徵说:“商朝尚质,所以有哥哥去世后弟弟继承大位的。从周朝以来,都是立长子为塚嫡,这是为了杜绝庶子的非分窥觎,堵塞祸乱的根源。这个事情是君主需要特别谨慎的。”
李世民听魏徵这么说,于是批准了王珪的建议。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和亲王都是正一品,亲王在朝会时的班次在三公之下。但是,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都是正三品,品级比亲王低多了,下马不是很平常吗?李世民当然不同意不下马,还生气。但是经过魏徵胡扯了一通以后,李世民不生气了,同意了。亲王们当时普遍只有几岁十几岁,还都是小孩,所以有的宰相心里不愿意下马吧。看李世民“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这句话,这次大家说的还是李泰。李泰这时18岁。
魏徵在这里单独先说吏部尚书,是因为这时候吏部尚书的班次,在正三品中排第一,高于侍中和中书令,更远高于其他五个部的尚书。此外,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高士廉。高士廉是已去世的长孙皇后的舅舅,是这里所说的亲王们的舅姥爷。
贞观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李世民有了第一个孙子。于是在东宫宴会,五品以上参加。酒酣,李世民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特进魏徵,让他俩坐在御床前的地席上,说:“贞观以前,房玄龄随从我平定天下,夷凶克乱,周旋艰险。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比得上。”李世民解下自己的一柄佩刀赏赐给房玄龄。李世民又说:“贞观之后,魏徵尽忠心辅佐我,安定国家,利惠万民。犯颜正谏,纠正我的过失。古代的名臣,也不能做的更多吧。”李世民解下自己的另一柄佩刀赏赐给魏徵。
司马光笔下的魏徵,同他笔下的诸葛亮一样,体现了古代读书人的一种自恋的理想:“一人而为帝王师”。不过,诸葛亮的这个天生高明的形象,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已经足够明显了。而魏徵,因为没有取得诸葛亮那么唯一的政治地位,不能从容包装,所以在新旧《唐书》中,并没有这样的神奇。
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才的逐渐成形也好,事业的一瞬间成功也好,本来并非神奇之物。像陈寿的《三国志》中写的那样,一出场就是必然的顶尖高手,这样的人,世间是不会有的。首先是资源,然后是时机,然后是决断,然后是运气。
魏徵逐步成长的过程中,运气还是不坏的。魏徵家庭条件不好,起点不高。先做道士,然后在乱世中给元宝藏、李密做秘书。李密失败了,魏徵又去游说徐世勣,结果徐世勣失败了,魏徵同徐世勣一道被窦建德俘获。魏徵给窦建德做起居舍人,窦建德又失败了。受益于齐善行的英明决策,魏徵随夏国将臣投奔唐国,得到皇太子李建成的赏识,成为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李建成又失败了。而魏徵,不仅留下了一条活命,更竟然在李世民的手下尽情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在历史上能够位列前茅的名臣。
李世民对诸葛亮很有好感,同大臣们对话时,多次提到“小国之相”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做为正面的例子。李世民还拿魏徵来比较诸葛亮,结论是:魏徵治理国家、帮助君王的所作所为,比较诸葛亮,诸葛亮没有胜出;魏徵不如诸葛亮的地方是行军打仗。
魏徵“唯以道德为务”,同权万纪是两类人,所以同权万纪很不对付。司马光是共鸣于魏徵的。《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写杜淹、写权万纪,像是在写反角,但是这两人的形象反而高大起来。权万纪同萧瑀是有一点像的。而杜淹,显然能力超群。但是,司马光心里却另外还有一套自己的喜恶标准。魏徵忌惮权万纪。魏徵对待权万纪,毫无风度形象可言,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而已。
事实上,诸葛亮自己全面执政,“法”的比例当然很大,这是完全不同于魏徵的。
四
李世民对魏徵的感情,集中体现在魏徵去世前后。
魏徵病重,李世民不断从宫中派出使者去探望。魏徵的住宅在皇城东面的永兴坊。使者们发现魏徵的住宅没有正厅。李世民当时正准备建造一个小殿,听说了,就用准备建造小殿的建材为魏徵建造了正厅,五天建成。李世民又派遣宫中使者带着素屏风、布被、素褥、几案、床、杖等,到魏徵家,赏赐给魏徵。李世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魏徵喜欢的类型。
魏徵上表奏给李世民表达谢意。李世民自己手写诏书给魏徵说:“看你的书法,不如平常,很担忧。我这样对待你,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一人。不用谢。”
李世民到魏徵家里看望,支开其他人,同魏徵说悄悄话,说了一天才返回皇宫。第二天又派人给魏徵送去两张被子。
听说魏徵病危,李世民带着皇太子李承乾和9岁的女儿衡山公主到魏徵家看望。魏徵命家里人把朝服盖在自己身上,把朝服的腰带拖展开来。将要辞世的魏徵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皇帝李世民的尊重。
李世民抚摸着魏徵,流着眼泪问魏徵有什么想说的。魏徵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句话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字面上的意思是:“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机的纬线,而担心宗周的存亡,因为将会影响自己。”当时皇太子李承乾同魏王李泰的争斗白热化,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魏徵指的是这个事吧。
李世民告诉魏徵,把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李世民对魏徵说:“你看看新媳妇。”魏徵已经不能说话了。
李世民任命魏叔玉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并给魏叔玉赏赐了上朝用的牙笏。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夜,李世民梦到魏徵,梦中的魏徵,像平常一样。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得到了魏徵去世的奏报。魏徵去世时,也许未满63周岁。
李世民亲自到魏徵家里哭丧。敕命诸王及文武百官、诸州计吏,九品以上官吏全部去魏徵家吊唁。当时是年初,正好大多数亲王都从各自的封地回到京师参加朝集。
李世民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为文贞。赏赐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陪葬昭陵。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
将要出殡,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平生俭素,现在用一品官的羽仪来安葬他,他不会同意的。”全部推辞了。用布车载着灵柩安葬,“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魏徵当时的官职是特进(正二品)、太子太师(从一品)、郑国公(从一品爵)、赠司空(正一品)。
送葬日,李世民敕令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计吏,全部参加,送出郊外。李世民登上苑西楼,临路,望丧而哭。令晋王李治宣敕祭之。
李世民望送魏徵,作了一首五言诗:“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李世民亲自为魏徵撰写了墓碑碑文及挽歌辞,又自己书写在碑石上。碑文刻出来后,停放在将作北门,公卿士庶都争着去拓印,“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当时人们说这个碑“二绝”:文章是当今皇帝李世民的文章,书法是当今皇帝李世民的书法。
李世民一直在思念魏徵,又特别赏赐魏徵家实封九百户。又登上凌烟阁,观看魏徵的画像。又写了一首七言诗送到魏徵的灵座,其辞曰:“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于形无复人。”
李世民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李世民又说:“魏徵去世以后,朕派人到他家里求其书信,在他的书函里得到一张纸,是魏徵正在写的奏表草稿,字都很难辨识。只有前面几行能分辨出来,说:‘安定天下之事,取决于使用的人才,任用善人则国家安定,任用恶人则国家混乱。公卿之中,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对于自己讨厌的公卿,只看见他的恶,对于自己喜欢的公卿,只看见他的善,这样就不能客观合理的使用人才了。所以,对于自己喜欢的公卿能知道他的不足,对于自己讨厌的公卿能知道他的优点,这样,在使用人才时,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避免他们的短处,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想了想,喜欢谁讨厌谁,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公卿和诸位大臣,可以把魏徵的这段话书写在笏板上,发现我这样做了,就劝谏我。”
李世民说着,眼泪流下来了。
后来,李世民又下诏说:“从前魏徵活着的时候,每每指出我的过失。自从魏徵去世,我有了过失也没有人指出来。并不是我从前有过失,现在都是对的,而是百官大臣都顺从我,不敢指出我的过失。所以发出这份诏书,要求你们指出我的过失。你们说了我不听从,那是我的问题。你们不说,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从今以后,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诚心诚意的指出来。”
五
李世民对魏徵各种思念,又是登凌烟阁观画像,又是赋诗,等等。于是很多人不满意,各种各样的诋毁魏徵。然后,杜正伦的再次暴露,成了一个转折点。
本来李承乾谋反败露后,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四日,李世民把已经贬为谷州刺史的杜正伦再次贬为交州都督。然后,李承乾说,曾经派遣侯君集把金带赠送给杜正伦。于是,李世民又把杜正伦配流驩州。
魏徵同杜正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贞观元年,当时还是尚书右丞(正四品下)的魏徵,给李世民上表奏推荐杜正伦,说杜正伦“古今难匹”。李世民破格提拔杜正伦为兵部员外郎(正六品下)。第二年再提拔杜正伦为给事中(正五品上),兼知起居注。贞观四年,提拔杜正伦为中书侍郎(正四品上)。杜正伦的升迁速度十分惊人。
贞观十年杜正伦再次担任中书侍郎(兼任),贞观十二年侯君集担任吏部尚书。然后,魏徵给李世民上密奏,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这两人有宰相之材。魏徵请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仆射,还说:“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忘记危险,不可以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任侯君集专知。”李世民觉得侯君集“好夸诞”,没有用侯君集做仆射。当时是用了吏部尚书高士廉做尚书右仆射,侯君集任吏部尚书,然后又用了杨师道为中书令、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补了几个宰相的缺。
李世民配流杜正伦后,想到侯君集也犯逆伏诛,而这两个搅到皇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件里的人,都是魏徵竭力推荐的人。李世民于是怀疑魏徵阿党。
而李世民自己,在魏徵去世四个月前,贞观十六年九月四日,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李世民当时对大臣们说:“当今的朝臣中,论忠诚正直,没有超过魏徵的。我让魏徵辅佐皇太子,以此平息天下人的议论和想入非非。”魏徵上表奏推辞,李世民自己写诏书给魏徵,说:“周幽王、晋献公,因为废嫡子立庶子,导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家也破了。汉高祖几次要废除太子,太子因为四个老人辅助,然后得以安全。我现在依靠你,也是这个意思。知道你身体不好,你就躺在床上保护太子吧。”
李世民正在怀疑魏徵阿党,这时又有人说,魏徵自己记录了自己向皇帝李世民前后谏诤的言辞往复,提供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李世民更加不高兴了。李世民自己亲自写诏书停了衡山公主同魏叔玉的婚事,又让仆倒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对魏徵的家也逐渐不像从前那么照顾了。
魏徵将谏录给史官留存这件事,可以对比当时其他宰相的作为。王珪、戴胄、高士廉,都是上了奏表,就焚毁底稿,不让其他人知道内容。马周是在临终时亲手焚毁了装订在一起的底稿,说:“管仲、晏婴留下了记录,让后人看到君王的过失,给自己求得了身后的美名。这种事情我不做。”
而且,魏徵的谏录,不仅有奏表的内容,还有奏表的来龙去脉,还有大量魏徵同李世民的对话,以及所议论事项的处理结果。
马周临终焚表草,是在魏徵去世五年后。而王珪、戴胄、高士廉焚稿,都是远远早于魏徵去世的时间。
由此看来,大臣们上奏给皇帝李世民的一部分表奏,特别是直接给皇帝的密奏,在皇帝李世民这方面,并不会去特意保存。如果皇帝这边没有存档,大臣那边又不留存,就不会存世了。我猜想,如果皇帝李世民看了表奏,批转给有关部门办理,才会存档。
其他几个宰相焚稿的记录如下:
《册府元龟 卷321○宰辅部·慎密》,唐戴胄贞观中(贞观四年二月)为吏部尚书、参预朝政。(戴)胄雅有干局,凡所敷奏,坦然可观。时政得失,辄随事封进,多所补益。奏便削藁,由是外无知者。
《册府元龟 卷321○宰辅部·慎密》,王珪贞观中(贞观二年十二月)为侍中,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知国政,(王)珪所有陈说,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得而详也。
《旧唐书 列传第十五高士廉》,其年(贞观十二年七月),拜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
《旧唐书 列传第24马周》,(马)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卒,年四十八。
编写《旧唐书 魏徵传》的史官说,他们能详细的读到魏徵的谏录:“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魏徵的谏录,我们现在也还能详细的读到,其文字,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的,并无差别。这部书现在叫《魏郑公谏录》,在《资治通鉴》里叫《魏文贞公故事》,书名虽然不同,但是文字确实都是一样的。你看,李世民如此讨厌这件事,为此,自己的公主女儿也不嫁给人家了,自己写的碑也推倒不给人家用了,对别人的家也不如从前那么好了。但是,也没有把这本魏徵的谏录怎么样。
六
在李世民自己的心里同魏徵和解,是在两年以后,贞观十九年征辽撤兵的时候,“驰驿祀魏徵。”
李世民打算亲征高丽,环顾大臣们,说:“莫离支杀了自己的君主,又杀光了大臣。用刑如同陷阱,百姓动不动就被杀死了,大家手足无措,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为莫离支弑君虐下,现在打败他很容易。”
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的兵机神算,其他人都看不懂。往昔隋末乱离,陛下克平了寇乱。后来北突厥侵犯边境,西边的吐谷浑、高昌失礼,陛下派出将领讨击,大臣们都苦谏不宜出兵。只有陛下明略独断,将这几国一并诛夷。现今陛下将兴师讨伐辽东,臣也感到疑惑。为什么呢?因为陛下的神武英声,不同于周朝、隋朝的君主。如果出兵渡过辽水,就必须胜利。万一不能胜利,不能达到威示远方的目标,必定再次发怒,再次兴兵讨伐。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安危难测了。”
李世民认为褚遂良说得有道理。
兵部尚书李世勣说:“不对。贞观十五年十二月薛延陀犯边,陛下本来命令我们追击,但是魏徵谏诤,所以采用了魏徵的进言,没有追击。这次失机,就是由于魏徵错误的计策。倘若按照陛下的圣策追击,薛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保五十年间边境无事。”
李世民说:“魏徵此次谏诤,确实没有说对。但是如果一次计策不妥当,就指责他,以后再有好计策,他也不好说出来了。我不久就知道耽误事了,但是没有再说了。”
由是,听从李世勣之言,筹划渡辽之师。
褚遂良多次进谏,其他很多大臣,如尉迟敬德、张亮、姜行本等人,也不赞成皇帝李世民亲征辽东,都劝李世民派遣大将率兵出征。但是,李靖老了,侯君集被诛杀了,一时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主帅人选。李世勣、李道宗,这次都是做为先锋官出征辽东。这次征辽返回后,打算再次征辽时,李世民甚至同长孙无忌说,下次让长孙无忌做大总管,率军前往。
因为有隋朝四次征伐高丽不成功、以至于亡国的前车之鉴,所以李世民一遍一遍的下诏书以及亲口告诉大家,这次讨伐高丽的必要性,和一定能够取胜的理由。
贞观十八年十月,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做成一件事情,是需要时机的。现今国家经略高丽,就是这样。如果在严寒的冬天,非要种庄稼,让尧舜去播种,也种不活。到了春天,随便一个普通的农夫、小孩,都能种好庄稼。这就是所谓天有其时而人有其功也。高丽的盖苏文(莫离支是官名,盖苏文是人名)杀了自己的君主,又诛戮大臣,而且虐待其他人。下面的人无所措手,一方之人都翘首延颈向往被救助。吊人伐罪,今日正是时候。大家说这个说那个,都没有说到这一点。”
李世民留下房玄龄守京师长安,然后又留下萧瑀守东都洛阳,自己带着皇太子李治北上。
贞观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定州,皇帝李世民又对大臣们说:“辽东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魏、周时没有顾上。隋朝时四次出师都失败了,杀了多少中国人。现今他们杀了自己的君主,恃险骄盈。朕晚上想到这件事就睡不着,要为中国报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现今天下都安定了,只有这么一块地方。我要用将士的余力,荡平妖寇。如果我不做,后世子孙,会因为国力恢复,士马强盛,被其他人鼓动征伐辽东。到那时候兴师远征,也许会引起混乱。乘着我还没有老,自己把这件事情办了,不留给后人了。”
然后,李世民留下李治在定州监国,自己率军出征辽东。李世民这次亲征辽东,打下了辽东城、卑沙城,以及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麦谷、银山、后黄等,共十城,俘获人口十万户十八万人,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前后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驻跸之战,对方主将高延寿、高惠真率领其残余部队三万六千八百人战败投降。
皇帝李世民军加上李世勣军,接近十万人,每人有八驮用来运输物资。两军有战马一万匹。这次征辽东,战士死亡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了十分之七八。张亮的水军七万人渡海,攻克卑沙城,遭风溺死者几百人。
撤兵的路上,皇帝李世民以不能取得自己预想的成功,非常后悔。李世民叹道:“如果魏徵还在,必无此行。”李世民发出诏书,驰驿送往京师长安房玄龄处,安排了三件事:以少牢祭祀魏徵;再立起仆倒的那块墓碑;召见魏徵的妻、子。
魏徵的妻子裴氏及儿子们奉诏北上到达李世民的驻扎地,李世民予以慰问并赏赐。
魏徵有四个儿子:魏叔玉、魏叔琬、魏叔璘、魏叔瑜。
魏叔玉袭取了郑国公的爵位,后来官至光禄少卿。
魏叔璘,后来官至礼部侍郎。
魏叔瑜,后来官至豫州刺史。魏叔瑜善草隶,教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华和外甥薛稷。后来人们说到书法家:“前有虞、褚,后有薛、魏”。“虞、褚”,是虞世南、褚遂良。
魏徵的墓一直留存到现在。也有一块墓碑,但是上面没有字,不知是不是当初的那一块。瞎猜一下:仆倒墓碑时,因为上面有当今皇帝的书法,为避免大不敬,所以先磨去了所有的字迹,然后再仆倒。两年后再立起时,没有能够恢复刻字。其实,如果当时有拓本,还是可以再照拓本刻字的。这个拓本的数量,曾经非常多,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份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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