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学会风向变了，开始以《栖批》为线索研究《红楼梦》

如果红楼梦是完整的，那么红学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只不过研究方向会转变一下。

有必要存在，因为红学也是一种文化，它可以解释红楼梦。

如果《红楼梦》是完整的，那么红学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红楼梦里的礼仪，服装，贵族生活习惯都是值得研究的。

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红楼梦对研究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红学有必要存在。

雨 虹红学，已被公认为是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当代“显学”，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既然如此，现在还要提出“”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的确，不要说专门的研究者，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都能告诉你，红学不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吗?这个回答是不错的。然而，对任何学科的界定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红学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对“”，红学家们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并曾引发了一场关于的争论。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先生关于“红学”的这种见解，在许多文章中都表述过。如他在给梁归智《石头记探佚》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并认为，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在《红学辨义》一文中，他又说：“红学的真正‘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至于一般的角度，方式、方法去把《红楼梦》当成与一般小说无所不同(即没有它的独特性)的作品去研究一般的小说技巧、结构、语言……等等，那其实还是一般小说学，而并非红学——或并非真正的红学，正宗红学。”周先生的观点表述的十分清楚，他强调“红学”的独特性，强调研究曹雪芹家世、版本、探佚、脂评是正宗红学，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归入一般小说学的范畴，排除在“红学”之外，这显然是过于偏颇了。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最早提出批评的是上海红学家应必诚教授，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也谈》一文，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对应先生的驳难，周先生在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进行了反批评。认为：“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无所区别、或全然一样的。”又说：“这实质上，是不承认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张把‘红学’一般化，亦即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它们‘二位’应当分工;分工是为了便于协作，殊途而同归(“殊途而同归”下有着重号)，合衷以共济(“合衷以共济”下有着重号)。”在周汝昌先生这篇批评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先生《我看红学》一文，对周先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还认为不以研究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以上就是那场讨论的大致情况。虽说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并不多，但影响颇大。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关于的讨论，其实讨论所涉及到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对‘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周汝昌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之所以一再提出“”这个话题，恐怕是与美籍华人余英时教授两篇很有名的文章，即《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及当时对考证派红学的议论有些关系。余英时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与一九七六年第二期上。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曹学”的概念，他说：在最近五十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他们根本上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余英时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并说：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的“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从以上的两大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余英时对考证派红学、曹学及红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评价、批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据说周先生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曾针对这些论点作了回答，提出了“内学”“外学”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周先生后来在《国际红学会》(载《献芹集》)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件事，并认为“此事为最有意义。”他认为：“所谓‘内学’‘外学’，是我当场‘创造’的红学新名词(借用佛家用语)，因为国外早已发生一种论调，认为红学考证并非真正的红学，而是‘曹学’(后来国内才有了学语者);主张红学必须以‘作品本身’的研究为正途，那才是真正的红学云云。我个人对此另有理解与看法，但为了‘方便’，就把‘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之为‘内学’(其实，从红学本义讲，这恰恰不再是红学了，已是一般性的小说研究了，这在世界上多得很，但并不叫什么特殊的‘学’)，把对历史背景、作者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这部特殊性极强的小说的研究、分析、考证、讲解(但不是一般性的对情节、艺术的论述)等等称之为‘外学’。”由此可见，周汝昌先生提出“”的问题，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我们了解了周先生关于“红学”的观点形成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汝昌与应必诚、赵齐平等人的辩论正是前一场讨论的继续，当然论争的内容有所不同了，或者说论争的内容更集中、更深入了。在这里我们不想对余英时的论点作什么评价，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胡适以来，有关曹雪芹家世、版本、脂评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不可能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有这样的深入认识，乃至红学能否成为一门“显学”，能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都是个问题。因此抹煞考证派红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曹雪芹家世、《红楼梦》版本、脂砚斋及其批语等多方面的考证、研究，对红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但这能成为把《红楼梦》文本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的理由吗?红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由许许多多方面的研究组成的，曹雪芹家世研究也好，版本研究也好，探佚也好，它们都是红学的一个个组成部分，这些方面的研究说到底都是为了使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能有更科学的认识，而不是为了其它。比如说“曹学”，任何鄙视、贬低它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把“曹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与《红楼梦》作品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门姊妹学科，这同样是不科学的，不仅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也不利红学的建设和发展。红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不应把它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全面地科学地认识红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特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十分赞成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关于“红学”一词的解释：“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包括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佚、脂评，等等。”应该说这个解释比较准确、全面。当然，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凡是与此有关问题的探讨研究都应属于红学范畴。红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样人们对红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清代光绪年间“红学”一词在士大夫中还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词语，并不是作为一门学问的称谓，尽管那时红学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只有在本世纪初、特别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以来，人们对红学的认识才有了质的飞跃，“红学”不再是调侃的用语，而是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堂而皇之地步入学术之林。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主要原因，一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它具有宏大的容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力量，二百多年来它以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使之百读不厌。一部博大精深的不朽的文学巨著，就是一座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宫殿，它的影响和生命力是超越时空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会从这样的文学巨著中获取智慧和营养，每一个人都会从阅读和研究中获取新的感受和独特的认识。总之，《红楼梦》经得起人们去阅读，值得人们去探讨、去研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赋诗云：“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二是曹雪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家世及其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还有复杂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以及脂批、续书等等特殊的因素，吸引了诸多专家学者去考证、研究，这些不仅增加了人们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也大大丰富了红学的内容。

因为红楼梦隐喻和伏笔太多了，人物的结局故事的情节都不能确定，再加上后三十回轶失，所以只能靠前面的线索进行推理和猜测，这才是红学诞生的原因。

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太高，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

是待遇还晒痕不错的v

《红楼梦》现存的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仅流传前八十回的，保留脂砚斋评语的脂评系统（抄本系统），另一个是经过程伟元、高鄂整理补缀的、删去所有脂砚斋评语的、并续写完成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系统（刊本系统）。
一、脂评本（抄本）系统
所谓脂评本，是概括所有带脂批的《石头记》传抄本的总和，这些传抄过印本上都保留了大量的朱红色批语，其中有些重要的传抄版本上，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人们一般便称这些早期的《石头记》抄本为脂评本或脂批本。
目前已知的脂本基本上都是五四时期以后为世人发现的，共有十二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甲戌本，是《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的简称。此本第一回独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话，故称之为甲戌本。甲戌是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甲戌本所据的底本，是最早的，所以此本历来为红学家所重视。 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乾隆竹纸抄成。
此本一开始有“凡例”五条，并有一诗云：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本第一回，较别本多出429字，而且揆诸文理，别本当属漏抄。此本中韵脂批，亦为研究红学的重要资料。如“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又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因命芹溪删去。”透露了此书原构思中的重要情节。 甲戌本原为清末藏书家刘铨福所藏，上有刘铨福跋语，青土、椿馀跋语。此本后为胡适购得，现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据周汝昌先生推断，甲戌本可能是刘铨福的小妾马髣眉从娘家带来的，因为卷首有“髣眉”小印。
2、庚 辰 本
庚辰本是《红楼梦》(《石头记》)的一个重要版本，因上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的字样，所以被称为庚辰本。庚辰本系用乾隆竹纸抄成，原为徐祯祥所拥有，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庚辰本除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外，前八十回基本上是完整的。 对于此本的评价，学者们亦有争议。吴世昌先生就对它评价不高。1963年，吴先生写出了《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七十八回本即庚辰本)一文，认为庚辰本是由四个本子“拼抄”的，书上的“四阅评过”和“庚辰秋月定本”，是商人为了牟利，故意伪造的。 针对吴世昌的观点，冯其庸写了《论庚辰本》的专著，认为庚辰本所据以抄成的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是比较接近原稿的，是弥足珍贵的，何况它又比较完整，共有七十八回。 在此之前，冯其庸先生已和吴恩裕先生一起，研究出了“己卯本”是清怡亲王府抄本。此抄本避两代怡亲王允祥、弘晓的名讳。凡“祥”、“晓”字皆缺末笔。令人吃惊的是，庚辰本中也发现了缺末笔的“祥”字。如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中最后一句“成礼兮期祥”的“祥”字，就缺末笔。己卯、庚辰两个版本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足证己卯、庚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总而言之，庚辰本由于保留了七十八回，其底本又是作者所定，所以价值甚高。
3、戚 序 本
戚本，即卷首带有戚蓼生序的版本。现存的戚本，有张开模藏本、泽存书库藏本、有正书局石印本(又分大字本、小字本)。有时戚本也专指有正本。有些本子，虽然没有戚序，但抄写形式、文字特征与戚本相似，也划入戚本的范围。 戚蓼生字晓圹，浙江德清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举人，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进士，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户部主事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出任江西南康知府，不久升任福建盐法道；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为福建按察使，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卒。戚蓼生对《红楼梦》十分称赏，戚蓼生这篇序文，当视为我国古典小说美学中的重要文献
4、己卯本:
己卯本，是《红楼梦》的早期版本之一，原由董康收藏，现归北京图书馆。它的五十五回下半回至五十九回上半回，现藏于历史博物馆。 己卯本残存四十一回零两个半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五十五回下半回至五十九回上半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六十回、六十七两回系据别本补抄)。己卯本从“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开头。三十一至四十回的总目上，写有“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样。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此本中的“祥”、“晓”等字缺笔，明显是避讳。经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考证，此乃怡亲王府抄本。因为老怡亲王叫允祥，小怡亲王名弘晓。别人家是不可能这样避讳的。与《怡府书目》相对照，正相符合。因为(怡府书目)同样避“祥”、“晓”之讳。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在曹頫的请安折上批：“你是奉旨交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若有人恐赫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 曹頫与怡亲王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怡亲王府抄《红楼梦》，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本五十五回下半回至五十九回上半回原与此本分离，五十年代初由历史博物馆购藏，后经研究，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因为里面同样避“祥”字讳。
5、王府本：
王府本，系“清王府旧藏本”的简称，因内中有“柒爷王爷”字样，故称王府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王府本一百二十回，卷首有程伟元序，书口有“石头记”字样。此抄本字迹有十种，显为十人合力抄成。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字体有异。据研究，程氏序及后四十回，是后补上的，原书是八十回。五十七至六十二回，也是后补的。 王府本的文字特点，与已卯、庚辰本颇有相似之处，但又有相异之处，系后人改动所致。这些改动，有改得好的，也有改糟了的。王府本的脂砚斋批语，也被作了整理，还夹人了一些后人的批语。
6、红楼梦稿本：
红楼梦稿本，原为杨继振所藏，书名为《红楼梦》，不再题作《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中有残佚，为后人所补，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收藏。抄本有多处改抹。曾有人认为，这是高鹗增补后四十回时的底稿，所以称为“梦稿本”。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改抹后的文字，与程乙本相同。程乙本，是第二次印刷，若是高鹗底稿，应该和程甲本相同才对。所以，此本不是高鹗的底稿。 梦稿本是由多个底本拼凑而成，抄手抄得也很草率。从文字特征看，处于己卯、庚辰与王府本之间，是前者和后者的中间状态。此本后四十回基本上同程乙本；但也有一部分相当简略，当是抄手“偷工减料”而成。
7、列藏本：
列藏本 又称“脂亚本”，即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抄本《石头记》。抄本无书前题页，各回所题书名作《石头记》，当是正名；另有一些回的回首或回末则题作《红楼梦》，可见此名当时亦已通用。存七十八回，中缺第五、第六两回。抄本用薄竹纸抄写，在收藏者加以修补装订时，将清高宗《御制诗》反折起来作为页间衬纸，说明原收藏者颇有藐视封建朝廷的勇气。书是四种不同笔迹抄写的，从我们所见到的几页书影来看，抄写得还相当不错。第一页背面有“-·库尔梁德采夫”褪色墨水字迹，并有一个写得拙劣的汉字“洪”，当系其所用之“中国姓”。该人于一八三零年至一八三二年随侵华沙俄宗教使团来我国，抄本即被他回俄时携走。至今未公之于世。
8、靖本:
所谓靖本，即“靖应鹇家藏本“的简称。六十年代初，南京有一个读者，用钢笔抄了一些批语，寄给北京的几位红学家。这些批语与甲戌本等其它本子的批语大部分相同，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批语，颇能“解决问题”。等到大家索要原本时，此原本却“迷失”了。所以，有些红学家就疑心，这个本子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批语是根据其它版本拼凑、改造的。
此本保存了很多不见于他本的朱墨批，其中有些极为重要。如二十二回畸笏叟所加的“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的批语，廓清了脂砚斋就是曹雪芹自己，脂砚斋与畸笏叟同是一人、脂砚斋即小说中的史湘云等等的错误说法。第十三回的批语，使我们知道那个命作者把初稿中写秦可卿丑事的文字删去的人就是畸笏叟。此外，批语还提供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八十回之后的佚稿情节。如妙玉流落瓜洲渡口，屈从于人；刘姥姥与在狱神庙的凤姐相逢，巧姐因而得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贾芸仗义探庵；黛玉之死回目叫《证前缘》，后来宝玉曾写过象《芙蓉诔》那样的“诸文”来悼念她等等，对研究曹雪芹的创作思想都极有价值。只是，这些批语文字错乱讹误较甚，有些竟难以寻读。
9、郑本：
郑本是“郑振铎藏本”的简称。此本仅存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回，内文题“《石头记》XX回”，而书口却作《红楼梦》。二十三回听曲文一段，比它本少270多字。二十四回小红的出场叙述，也与它本不同。贾蔷又作贾义，贾芹之母周氏，此本作袁氏，等等。
10、梦觉本（甲辰本）：
梦觉本，即“梦觉主人序本”，因此序作于乾隆甲辰年，又称“甲辰本”。由于此本在山西发现，又称为“脂晋本。” 梦觉本书名为《红楼梦》，八十回，抄本，有少量脂批。 梦觉本的正文表现为删节、简化。某些“叙述人”的语言，被抄成双行小字，与正文相区分。这些特点，全部为程甲本所继承。被抄成双行小字的叙述语，在程甲本中全部被删去。这证明，程甲本的底本是梦觉本。

二、程高本（刊本）系统
1、程甲本:
程甲本，全称为“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是《红楼梦》的第一个印本。封面题“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回首、中缝都有“红楼”字样。全书一百二十回，首程伟元、高鹗序，次为人物、场景插图共24页。程甲本的文字，基本上属于脂本系统。
2、程乙本:
萃文书屋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印刷了《红楼梦》以后，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又印刷了一次《红楼梦》。前者被称为程甲本，后者被称为程乙本。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础上，文字作了很多改动，加了“引言”。与程甲本相比，有改得好的，也有越改越糟的地方。如尤三姐，被改得十分“纯洁”，如王熙凤，被改得有些“淫荡”，等等。建国后，出版的《红楼梦》，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程乙本作底本的。

关于后四十回：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之目，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乃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程伟元《红楼梦》程甲本卷首）

《红楼梦》的版本有脂评抄本（脂本）系统和程高刻本（刊本）系统两大类

一种是程本系统，即通行本120回。后40一般认为是高鹗续写，但现在风向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已抛弃了“高鹗续书说”，改为“无名氏续”，程、高只是编辑整理者。这一做法有助于遏制现在探佚学和狗尾续貂的歪风。
第二是脂本系统，即带有脂砚斋评语的80回本，也有的是残本。从发现次序来看，最早是1911年戚序本，以后依次有1927年甲戌本，193？年庚辰本，等等。它们都自称是曹雪芹亲友团抄阅重评的，但欧阳健、陈林、朱楼梦剑等人以比较翔实的证据证明脂本出自现代人伪造。
所以，还是建议通读120
《朱批红楼1.风月秦：冲破刘心武秦学迷阵，正解秦可卿生死疑案》，广西师大2021版

梦》版本一般有两个系统是？
今天 10:15匿名 | 来自手机知道 | 分类：小说 | 浏览3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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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讲座：〈红楼梦〉的阅读与文本（上）》 ］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我又一头扎进了《红楼梦》的版本，扎进了迄今所发现的十一种古抄本里？
就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古抄本里，虽然同样抄写的是一部《红楼梦》，却花样百出，有的简直抄得如同天书，不彻底地把它搞清楚，就不能真正达到深入了解中国这部最伟大的文学巨著真面貌的目的。特别是我现在校订的庚辰本，它既有在众多古抄本里最珍贵的一面，但同时又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尤其最后的九回，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注释了解一下它的难度。我认为那很可能是一个学童抄写的，一个文化水平非常低的学童，而且还是由另外一个人给他念稿；而念稿的这个人，又似乎是南方口音。乃至把一些极简单的成语词汇都要写错。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成语，这个抄写的人却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是个学童，不是一个成年人，不算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最后九回的字也写得很差。庚辰本前面抄得最好的部分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那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抄的。这后面九回不仅问题百出，里面的很多文字与其它的抄本也大不一样，和后来的程高本就更不一样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在其他本子中都没有，这正是它特别珍贵之处，可是由于炒得太糟糕，又无从与各本的文字核对。所以，要想破解它，简直比猜谜还难。
我今天在来你们学校的路上，来接我的这个小姑娘也问起这个校勘的难度问题。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看七十三回有我一条注释，是校订的一条长长的批语。这条批语，把我们的大红学家俞平伯，还有法国的陈庆浩教授，南开大学的老教授朱一玄，都给难住了。他们三位专家，出版了三种不同的辑评，都没有把它正确地校订出来。可见这个校订的难度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是我最终还是把它破解出来了。”我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例子。
在这条长长的批语里，有一句很奇怪的四字词语，叫“浅闲浦募”，它在这条批语里出现了两次，两次都和“大官世族”这个词语相对照。这是个什么词语被错抄成这样了呢？没有一点其他线索。当然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在作批的脂砚斋原稿里，肯定不会是“浅闲浦募”这四个字。因为脂砚斋最初批写的手稿很可能是草书，誊录稿本的人就容易把有些字认错，后来辗转传抄的人又进一步发生讹变，所以就错得面目全非了。我是怎么去研究考订的呢？我觉得首先要把第一个字找准，才能带动破解其他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浅”，我在收字最多的《康熙字典》里，把1500多个带三点水的字一个一个拿来分析，看可不可能和这个四字词语有什么联系，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我就改变思路，从字形的讹变上去考虑，终于从一个草书字的字形上打开了缺口。原来这个所谓的“浅”字，本是“寒”字草书的讹变。抄这个字的是个学童，他不认识这个草书的“寒”字，就把它认认真真地写成了“浅”字。
单单破解出这个“浅”字是“寒”的草书讹变，依然难以破解其他三个字。我甚至想过，假若把这条批语的原文全部写出来，向全国张榜公布，设下个三万五万的奖金征求破解，我相信也是很难有人把它破解出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当破解了开头的一个“浅”字，其余的几个字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在庚辰校本的后记中提到的，我是“独行”，即独立承担全书的校订，甚至独立承担整个一套脂评校本丛书的校订，因而对庚辰本乃至现存的十一种脂评古抄本，都有一个整体的宏观把握。不像那些权威校订本，是由众多专家去分头进行的，这些专家所深入了解的，往往是全书的某个局部。所以，我一当破解了这个开头的“浅”字是“寒”字的草书讹变，一个在庚辰本的前半部里也是以“寒”字开头的独一无二的特殊词语，便从我脑海里脱颖而出。俞校本和新校本的校订者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庚辰本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词语，在他们的校订本里全都把它打入了冷宫。像这样的问题在庚辰本里非常之多，还有不少同样典型的其他例子，你们可以在我的书上细细地琢磨，看我是如何破解的。我相信，任何文字学家都会承认我对这个“浅”字的破解，而且只有用庚辰本才能破解。其余的详情今天就不细述了……（下面有嘈杂呼喊声）
什么，要我全部讲出谜底来吗？（掌声，欢呼声）那就说说吧。
其实，在庚辰本前面的第七回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语，那是在描写宝玉初会秦钟的时候。宝玉通常只赞扬女性而不赞扬男性，但是个别的男性如果有着女性化的色彩或同性恋的倾向，他也会大加赞扬。比如看到琪官——也就是蒋玉菡，一个专演旦角的男演员，宝玉就高度赞美他，还互赠礼物。所以在第七回里，他第一次看到秦钟，也是一下子就傻眼了，觉得有点自惭形秽，“枉自我生在侯门公府之家，和这位秦钟比较起来，简直猪狗不如。若是我也生在秦钟那样的一个家庭，岂不早就和他结交了？”作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秦钟的家庭的呢？在庚辰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是“寒门薄莒”。其它的本子则是“寒儒薄宦”。当然两者的意思都可以理解，是指较为贫寒的家庭。程高本、俞校本和新校本之所以不采用庚辰本上的“寒门薄莒”，关键问题在于不理解后面那个“莒”字的正确含义，以为它在这个语句里是不通的。其实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就已经注明了：齐人（也就是古代山东一带的人）曾称芋为莒。而清代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里则进一步说：“芋之大根，或谓之芋魁，或谓之莒。”可见“莒”字，正是古人心目中一种巨大而坚实的根，故可引申为家业根基雄厚者。“薄莒”，自然就成了家底并不那么雄厚的一种代称。所以我在校订这部书的第七回时，就充分肯定了“寒门薄莒”原文的正确性。但校订前面几回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会和后面的文字有什么瓜葛；等校到后面了，我才终于从“寒”字的破解联想到了“寒门薄莒”这个独特词语。而那抄错的“浅闲浦募”四字，除了“浅”的讹变较为离谱，其他三个字，全都可以从“寒门薄莒”这个词儿里找到明显的讹变痕迹。
像这样的情况，过去的专家怎么可能校订得出来呢？新校本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先生挂帅牵头，他也是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由他牵头组织全国的专家搞校订；然后由北师大的著名教授启功先生牵头组织一拨人搞注释。这两拨人往往都是由很多人分头包干。我总觉得这样大兵团作战的校订方式，会缺乏一种有机的联系，缺乏宏观的把握，缺乏整体的贯通。互相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区别，挂帅的人也难以驾驭。所以我在我的书里对过去那种大兵团作战的校订方式提出了质疑。包括西方对《尤利西斯》的校订，我也提出了质疑。西方的《尤里西斯》是由西德慕尼黑大学的一批专家挂帅，把所有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包括乔伊斯的一部分现存手稿，和他生前出版的各种《尤里西斯》版本——全部集中起来输入电脑，用高级电子计算机进行运算分析。最后花了七年功夫，整理出一个号称最符合作者原意的本子，在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隆重发行。公开宣称这个新的校订本，纠正了过去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误达五千处，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我在庚辰校本的后记中说了，我是一个人独行，钻进自己的书斋，也没有依靠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只靠我书斋里的三万多册个人藏书也就足够了。这种独行的感觉，就像在暗夜般的学术迷宫里自由穿行，让我时时感觉到灵感的火花不断闪现，智慧的清流充溢全身，就像没有扫除不了的绊脚石，没有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真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我最初曾经以为，这个“浅闲浦募”或许会难住我，可是最终依然没有把我难住。至于究竟破解得对不对，读者自会评议。我这样做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大兵团作战搞校订的种种束缚，具有充分施展和宏观把握的条件。只要自己拥有多方面的知识底蕴，那就自然会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胜。
我再举个例子。书中有一句俗语，在通行印本上变出了很多的花样。程高本作：“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抬东西应该是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人抬”？这分明不通。而庚辰本上抄录的文字则是：“天下挑不过理字去”。“天下”二字看来是作者的原文，“天”字的草书看起来很像个“三”字，程高本的“三人抬”，看来就是“天下挑”的书写讹变加篡改。但是“天下挑”仍然不通。“天下”怎么能去“挑”什么东西呢？可见“挑”和“抬”都是不妥的。“天下挑不过理字去”这句话也是不通的，这里面肯定还有缺字和错字。俞校本则是按照它所依据的戚序本校作“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在新千年交替之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一部上下集中外名著必读本《红楼梦》，就是以俞校本为底本来排印的。艺术研究院的新校本则是原封不动按庚辰本上明显抄误的文字作“天下挑……”。
这也难怪，各种汇集俗语谚语的书里，都找不到这句话。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古人说的俗语，几百年了，也许早就失传了。但是如果你多读一些书，你就会发现，在清末有一位小说家叫李伯元，又叫李宝嘉，就是写《官场现形记》的那个作者，他有一部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太熟悉的书，名叫《活地狱》，那里面其实就提到一句类似的话：“天下事抗不过个理去”。这显然就是《红楼梦》中所引的那句俗语，只不过在南方和北方的口头流行中略有一点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已。南方人通常说“个”不说“一”，北京人通常说“一”不说“个”，这就是南方和北方语言上的差异，综合脂评本的情况，作者原文在句末用的是“一理字去”，没有“个”字，但是李宝嘉小说中这句话，句末用的是“个理去”，没有“一”字，但意思是相同的。关键是，李宝嘉小说中的“天下事”和“抗不过”，恰好可以给脂评本中有所缺失的“天下挑（或逃）不过”这句话，提供合理而可靠的补改依据。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李宝嘉这句话是不是从《红楼梦》里抄来的。我的回答：肯定不是。因为在李宝嘉写小说的清末，他所能见到的《红楼梦》，都是程高本的天下，那时连“天下挑（或逃）”这样的抄本文字也极难见到。也就是说，李宝嘉当时顶多只能见到《红楼梦》中的“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而他自己所写出的这句话却是“天下事抗不过个理去”，怎么可能是从《红楼梦》抄来的呢？只能说明他同样是依据民间流传的俗语。像这样的校订，如果不去广泛地涉猎清代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文学作品，你就不容易把它联系起来，你就会永远错下去，让它永远成为“三人抬”或者“天下挑”、“天下逃”。像这样的问题，书中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称职的校订者，你就不单要对所有文本作精细的比对、校勘、考证，还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各种各样的古书去作印证，寻找每一个字词含义的出处和音韵的变异，甚至寻找出某些方言读音所造成的问题。你必须通过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等诸多方面的辨析，把它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作到完全合理的解决。我这样的解决，到底合理程度如何，可以交给读者和专家去评判。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我这个校订本把凡是要解决的问题，都尽可能地加注说明了理由，找出了原因，也分析对比了过去的校订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有利于读者和其他专家作出判断。新校本却不是这样，它每一回的注释少则三五条，多则十余条，而且大都是简单的几个字，只说明由某字改某字，一般也不说明这样取舍的理由。而他们在校订中还存在着大量并没有加任何注释的妄改，这就更是让人完全蒙在鼓里了。因此我给这样的校订方式，定义为“暗箱操作”。这种暗箱操作，别说普通读者不知情，就是专家学者，也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改了哪些东西，当然更不知道它改的理由是什么了。而有的改动又非常荒唐。
所以我公开提出：可以把我这个校订本“货比三家”。哪三家？一是流传比较广的程高本，二是被认为颇具权威性的俞校本，三是以冯其庸和启功为代表的众多专家所搞的更具权威性的人文新校本。尤其这个新校本，由于参与的专家比较多，搞的是分工合作，往往就会各行其是，互不通气，造成校订上的前后脱节。有时还出现校订与注释相互矛盾的情况。举个例子，庚辰本原文中有一个叫“水红妆缎”的名称，新校本的校订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擅自把里面的“妆”字改了，改成“水红装缎”。一般读者怎么会想到这个服装的“装”字是由化妆的“妆”字改过来的呢？甚至替这个校订本作语词注释的启功等人也被瞒过了，以为底本上原本就是服装的“装”。于是就在注释里，先解释一番“水红装缎”是什么什么缎，然后加上一句：“装应作妆。”大约他们以为是作者或现存底本弄错了，就利用注释给它稍稍纠正一下。其实作者并没有错，现存底本也不错，而是校订者暗中把它改错了。这就是大兵团作战搞校订所形成的互不通气和暗箱操作的弊端，连专家都可能上当受骗。
我的注释当然就比较多了。每一回少则一二十条，多则一二百条，总共写了大约50万字的校注，后来压缩到36万7千字，现在又加了一点，可能37万字左右吧，共有3600余条。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看。我把校改的地方原来是什么样，我凭什么改它，别的本子又是怎么校的，都尽可能注出来了。如果是有心人，可以拿新校本和我的校订本对照，看我到底改了多少。我在后记中只是笼统地说了个数字。我说，新版《尤利西斯》号称它连错字带标点符号一共纠谬五千处；我说我没有做过精确统计，但我的纠谬至少不会低于新版《尤利西斯》的五千之数。前天《北京晚报》记者给我做了个专访，硬是要我自己估计一下究竟纠正了多少，我说可能不下于两万处吧，结果他就把这数字在报上登出来了。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因为里面还包括大量的断句错误，断句一错意思就全变了。一般断句上的纠正，我并没有作注说明；比较特殊的例子，我才在注释中列举出来和原来的权威校订本作对比。有时候他们分段也有错，把上段的末句当作下段的开头，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古人行文是不加点的，一般也是不分段的，所以就要求现在的校订者必须具有非常高深的文字驾驭能力。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应该精心地把它处理好，以免误导读者。
最后一个问题：当前的红学研究中，什么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
刚才讲了，让《红楼梦》的文本恢复本来面目，肯定是目前最首要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点。那么，在此之后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所塑造的鲜活人物形象，作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和恢复曹雪芹文本的本来面目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根据正确校订的文本去研究。如果根据错误的文本去研究，有时会南辕北辙。
我昨天在中华女子学院，就举了个宝玉、黛玉的经典对话为例子。黛玉经常使小性，经常怄宝玉的气。宝玉在女孩子面前自然是好脾气，每次都去哄她，直到把她逗笑、和好为止。绝不像现在有些男孩子对女朋友那样，你赌气我也赌气，看谁赌得厉害，最后还得女孩子去求他。宝玉不是这样，他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尊重女孩子，爱护女孩子。有一次他去哄黛玉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这样嘛，我不会为了别人疏远你的。”黛玉就说：“我难道叫你疏远别人？我成什么人了？我是为的我的心。”林黛玉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她这样说非常合乎她的性格。贾宝玉听了这话，他会怎么回答呢？目前所有的现代印本都是这样写的——宝玉回答说：“我也是为的我的心。难道你就只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如此针锋相对，这就显然不符合贾宝玉的性情。
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形象，是个怜香惜玉的“花王”，他不像现在一些很自我的青年，你说是为你的心，我也说是为我的心，好像大家都是只顾自己的感受，不顾对方。在我校订的庚辰本上就不是这样，戚序本也不是这样。庚辰本和戚序本（当然还有其他某些本子）是怎么写的呢？当林黛玉说了“我是为的我的心”之后，贾宝玉的回答是：“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你看，贾宝玉是顺着黛玉说的：“我也为的是你的心。”而后面的一句“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这个“我的心”和其他校订本在前面篡改的“我的心”，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我的心”是深一层的说法了：“我也是为的你的心呀，难道你就只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那颗为了你的心的心吗？”他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这话，说得比较特别一点而已。所以脂砚斋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了条批语，大意是说：只要是宝、黛之间的话都不好懂。但是不要因为不懂他们之间的话，就“错谤”了宝玉、黛玉，甚至把作者也“错谤”了。所谓“错谤”，就是指对宝、黛及作者的曲解。脂砚斋是曹雪芹著书的助手和红颜知已，她在批语中写出这样的话来，应该是很有分量的。结果我们的红学家和校勘专家，还是把宝、黛和作者给“错谤”了。
当然这样“错谤”式的误校，也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庚辰本原件中看得出来，最初是帮曹雪芹誊抄稿本的人，可能多写了个“心”字，写成“我也是为的心你的心”。前面的“心”字，是一个明显的衍文，在校订中理应删除。然而在现存的庚辰本上，这个多写的“心”字前面，却被后人以不同的笔迹擅自旁添“我的”二字，这就成了“我也是为的我的心你的心”，就更不通了。到底是为“我的心”还是为“你的心”呢？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庚辰本这个后人旁添的“我的”二字，很可能是直接参照程高本中的程甲本改的。因为流传了一两百年的程甲本，这个地方就一直是这种不通的文字。后来再出程乙本的时候，虽然把这句不通的话作了删改，却不删前面那个乱加的“我的心”，反倒删去了后面“你的心”，这才形成了被后世的校订者普遍接受的“我也是为的我的心”，把真正体现贾宝玉性情的“你的心”给彻底消灭了。现在所有的权威校本都是依照程乙本的这种文字，真是大错而特错！
但是有一个近代的书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个头脑清醒的人。那就是在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时候，上海石印出版戚序本的有正书局老板荻葆贤。他当时购得戚序本的原抄本，觉得这个本子很好，就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把它印制出来公开发行。我们现在所说的戚序本就是指这个石印本。而戚序本的原件，以前说是“毁于火”，后来找到了前半部；后半部至今不知去向，也许真的“毁于火”了吧。从找到的前半部可以看出，上面很多地方是作了贴条修改的。说明荻葆贤在照相制版之前，曾对原件中一些他认为是抄错的地方作了修改。此外，荻葆贤还在原件的书眉上，用贴条的方式加了一些眉批，对这个本子的优胜之处作了说明。就在“我也是为的你的心”这句话的眉端，荻葆贤就加了条批语。他认为戚序本上这个“我也是为的你的心”才是对的。并精辟地分析说，宝玉这一句不同于“今本”的话，意思正是：“我心即你心，我心知你心，我所以如此者，皆为的是你的心。——是深一层的说法。”可见，荻葆贤这个书商，其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现在的一些红学家和校勘家。他早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经说破了的道理，可是我们一些以戚序本或以庚辰本为底本作校订的校勘专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注意，依然按程高本所曲解的文字去篡改原文。
像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对“你的心”或“我的心”的文字取舍问题；实际上，却牵涉到对曹雪芹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如何把握的问题。如果还照过去通行文本去理解，贾宝玉的形象就被歪曲了，成了一个和林黛玉一样小心眼、一样自我的人。这就不是曹雪芹塑造的真正的贾宝玉了。真正的贾宝玉，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在女孩子面前一点都不“自我”，有时甚至很“忘我”。他是个女权主义者，他对他身边所有的女孩子都充满了尊敬与怜爱。这种尊敬与怜爱并没有等级之分，上自贵族小姐，下至丫鬟、戏子、村姑，他都一视同仁，具有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极为少见的民主思想和人性化色彩。有人曾将日本的《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说它是日本的《红楼梦》。我对这个类比大不以为然。别的不说，单是以《源氏物语》里的男主人公形象来看，就和贾宝玉相差十万八千里。《源氏物语》的男主人公也爱他身边的女性，若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达的见解，他只能算是一个“皮肤滥淫”之辈，因为他每爱一个女性都是要和她上床。贾宝玉就不是这样，虽然他对每个女孩子都好，但那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友谊，一种关怀，不是爱情。而在爱情上，他只爱林妹妹。当他有一次看到薛宝钗的玉臂那么丰满，那么圆润，一下就看呆了，他就想：如果这手臂长在林妹妹身上，他都真想去摸一摸。言外之意就是，因为这个玉臂没有长在林妹妹身上，他是连摸也不会去摸的。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他不是一个滥情主义者，他有他和异性相处的严格分寸。至于贾宝玉也搞同性恋，那是古人常有的习性，特别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年轻男孩子，往往都有这个习性，这是生活真实的反映，不是贾宝玉形象的本质。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问：那他为什么要和袭人“初试云雨情”呀，他不是只爱林黛玉吗？袭人和黛玉不一样，袭人是宝玉的贴身丫鬟，这样的事情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贴身丫鬟一般就是小妾，这和爱情是没有冲突的。一旦涉及到爱情，涉及到要娶一个妻子，在宝玉的心目中就只有林黛玉。可以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高度还是艺术水准，在我国古代小说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拿同时代的外国小说和它比，不一定比得上。当然我可能是有点偏爱，请允许我保留这种偏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