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先生请赴死，配享太庙”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他们会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统治者的关照，因为这荣誉是为国家奉献换来的。

在古代配享太庙是特别光荣的事，因为古代都是别人跪拜皇帝，配享太庙可以接受世代皇帝跪拜，在古代能配享太庙的人特别少，是特别光荣的事，一般知道他家有配享太庙的人，都对他很尊敬。

古时候功勋卓越的人有机会配享太庙，也就是皇家的祠堂，可以受到后世皇帝、大臣的祭拜，是一种至高荣誉。子孙后代当然多少也会受到比常人更多的机会。

古代的配享太庙是对身前与国家有大功的人的一种死后哀荣，他们可以享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皇族们的香火，而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只能是一种荣耀，

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可以名垂千史，在去世后可以享用后世的朝拜，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价值；有27个人享受了太庙。

很高的荣誉，一般的大臣没有办法去太庙的，太庙里供奉的都是皇亲国戚。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有27个人进了太庙。

太庙是明代清代两代皇帝祭祖的家庙，是直系的专门祭祀场所，只有皇帝先辈有这样的荣誉，两代朝臣共有37人，在太庙受皇帝祭拜。

古代的配享太庙是一种怎样的死后哀荣，后代会有什么好处吗？（关注葛大小姐，天天历史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配享太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具体是一种什么荣耀，对后代有什么好处就不是很清楚了，今天我们就细说一下“配享太庙”这个事儿！

什么是太庙

太庙就是皇帝的宗庙，通俗一点就是皇帝供奉老祖宗的家庙，其实，太庙很早就出现了，各个朝代称呼却不一样，夏朝称为“世室”，商朝叫做“重屋”，周朝称为“明堂”，从秦汉开始就叫做“太庙”了，中国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太庙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们就以明清时期的太庙为例，讲一讲配享太庙的无上尊荣。

太庙前殿

去过故宫的朋友一定看过太庙，这座南北长475米，东西宽294米的长方形大殿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的，整个太庙所有宫殿占地200亩，装修极为奢华，殿外三重台基都是汉白玉石栏围绕，殿内大梁为沉香木，其余的是金丝榆木，天花板和四柱，都贴着赤金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庙前殿已经不是永乐帝时期的原装货了，嘉靖二十年被雷击中全部焚毁，整整修了4年才恢复原样，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军入关期间，兵荒马乱的，损坏的也比较严重，但是主体结构还在，顺治帝期间才修复完成，上面挂着满汉文字对照的“太庙”二字。

太庙大殿两侧各有配殿十五间，东配殿供奉着历代有功的皇族神位，西配殿供奉着异姓功臣的神位，并不是任何皇亲国戚和肱骨大臣都可以进入太庙享受皇家香火的，一般的皇亲还不行，必须是近亲或者是有大功于社稷的皇亲才能进入东殿，而有大功于社稷的异姓臣子，经过皇上的特许，死后才能进入西殿，这就叫做配享太庙。

整个清朝时期，东配殿只供奉了14个人，我们熟知的有代善（努尔哈赤次子）、多尔衮（努尔哈赤十四子）、多铎（努尔哈赤十五子）、豪格（皇太极长子）、胤祥（康熙帝十三子，对雍正称帝有大功）、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活捉林凤祥、李开芳，有大功、铁帽子王）、奕欣（道光帝第六子，铁帽子王）。

西配殿供奉了13个人，比较有名的有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这些都是开国功臣）、鄂尔泰（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张廷玉（三朝元老，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阿桂（常年戍边，战功卓著）、福康安（封疆大吏，对西藏统一有大功，金瓶掣签制度制定者）、和琳（和珅弟弟，骁勇善战、平定苗民起义）。13个人中，1个超等公、2个一等大臣、1个内大臣、2个一等公、其余均是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大学士，都是朝廷的肱骨大臣。

配享太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有什么用

首先，配享太庙不是爵位，不能世袭，也不能继承，说白了就是一个荣誉，而且是比较虚的荣誉，类似于现在立功受奖，相当于部队最高级别的奖励——荣誉称号，但是部队的荣誉称号伴随着工作安置、转业费等方面的便利，配享太庙就没有与之相随的金钱奖励了，但是，享受皇家香火，绝对够你后世子孙吹牛几辈子了。

其次，配享太庙后代也没有什么“特权”，比如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他的四个儿子张若溎、张若霭、张若澄 、张若渟照样要参加科举，和全国的学子们一起PK，但是，无意中沾父亲的光应该还是有的，张廷玉的儿子，在主考官那里还是响当当的，当年张廷玉的儿子考中榜眼，吓得张廷玉赶紧跑到雍正那里自求降级。

第三，配享太庙不是铁帽子王，搞不好，还得被迁出来，比如和珅的弟弟何琳，跟着阿桂当官，跟着福康安打仗，也跟着两个人一起配享太庙，最后，哥哥和珅倒台，嘉庆就把何琳的牌位撤出太庙，把和家的祠堂也毁了，剥夺了何琳儿子丰绅宜锦的公爵职位，改袭三等轻车都尉。何琳也成为唯一一个被迁出太庙的臣子。

既然配享太庙没有真金白银的实惠，为什么还是挤破头争取呢？

物以稀为贵，大清王朝276年，那么多人，皇亲贵族、王公大臣数不胜数，才有27个人获此荣誉，这比中双色球最高奖都难多了。

对于臣子来说，配享太庙是极大的恩赐，每年四季的首月农历初一，太庙里面所有的牌位都要捧到享殿，皇帝要亲自来进行拜祭，这叫享祭。遇到国家大事，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册立皇后的时候，皇帝都要到太庙的寝殿拜祭，这叫告祭。最重要的祭祀是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要进行最大规模的祭祀，这叫袷祭。

在封建时代，讲究三纲五常，大臣任何时候都要跪拜君王，但是如果配享太庙，这就颠倒过来了，皇帝要拜大臣，对于跪拜了一辈子皇上的大臣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誉呀，估计高兴地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所以，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过程好像唐僧取经一样的困难，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张廷玉先后给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当大秘，他的名气比创造出“六尺巷”的老爹、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还有名，张廷玉思维敏捷，雍正话音刚落，张廷玉就能拟出圣旨，而且非常符合雍正的意思，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达到了汉族大臣所能提升的最高位置，是整个清代做秘书做的最成功的一个。有一次，雍正突然要赏赐张廷玉两万两银子，动情的的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领赐勿谦。”意思是说，你是大臣中第一个卖力的人，就不要客气了。

雍正十三年，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允禄、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遗诏张廷玉配享太庙。

乾隆继续重用张廷玉，但是77岁的张廷玉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提出告老还乡，乾隆说，你是三朝元老，将来要配享太庙，怎么能归老田园呢？

张廷玉一心想退休，乾隆就不高兴了。

后来孝贤皇后去世，张廷玉因为安排不当被罚俸一年，打破了他47年不受罚的历史，让他惶恐不安，老的更快了，满脸老年斑，走路颤颤巍巍的。

乾隆帝动了恻隐之心，特批他退休。

但是他担心别人告黑状，到最后被取消配享太庙的资格，就求乾隆帝给一个保证。

乾隆帝虽然很不爽，但念在往日的贡献和老爹的面子上，就发了一道保证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诏书。

张廷玉很开心，乾隆帝很窝火。

按规矩，这种破格施恩，张廷玉第二天要亲自进宫谢恩呢，但是张廷玉年岁太大了，行动不便，就让儿子张若澄代替他去谢恩了。

乾隆帝第二天等着张廷玉谢恩呢，结果等来的是张廷玉的儿子，龙颜大怒，命令廷玉的门生军机大臣张汪由敦写圣旨让张廷玉亲自进宫谢恩，汪由敦赶紧派人通知张廷玉做好准备。

谁知道弄巧成拙，圣旨第二天才能到张家，张廷玉天不亮就进宫请罪去了，很明显，有人泄露了朝廷机密，张廷玉也是老糊涂了。

张廷玉被"著削去伯爵，以示惩罚"，取消配享太庙资格，回家养老，汪由敦革职查办。

一辈子的付出结果付诸东流，临走时，大臣们都不敢送行。

没多久，张廷玉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荃因贪污被抓，乾隆帝顺便把三代皇帝赐给张廷玉的赏赐品全部收回。

所幸张廷玉一生清廉，抄家时没有发现别的可疑物品，但是，张家深受打击，名誉扫地。

回家五年后，张廷玉83岁的时候去世了，消息传来，乾隆念在张廷玉一生鞠躬尽瘁，为大清服务五十多年，又恢复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由此可见，配享太庙对一个大臣来说有多么重要，尤其是汉臣，这一荣誉更加难得，张廷玉用五十多年的心血才得到这一赏赐，还差一点失之交臂，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见，汉臣在清廷中的地位之低，最后，乾隆帝恢复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固然是雍正的遗诏，君臣之间的感情，更多的考虑应该是笼络汉臣的心。

清朝的太庙是皇帝的祖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张廷玉照片(3)
，为皇帝祭祀祖宗之处。太庙前殿为祭祀主殿；中殿供奉努尔哈赤以下历代帝后神龛；中殿后界供奉努尔哈赤以上四世祖先；前殿东庑以王公（并非所有）配享；前殿西庑为功臣（仅为满臣）配享；中、后殿两庑储藏祭器。每年除夕前一日祫祭，中、后殿神主奉至前殿合祀。后殿遣亲王行礼。国有大事大典，遣官祭告。 　　所谓张廷玉配享太庙，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终清一世，汉大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惟张廷玉一人而已，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汉大臣给予的唯一一次最高礼遇和殊荣。 　　张廷玉字衡臣，号砚斋（一作研斋），清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时以进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间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载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张廷玉以大学士的身份入直仅有三人的军机房，密为办理军需事宜，与怡亲王允祥任军机大臣。张廷玉参与机密要务，西北两路军兴之后、“层夕内值，宣召不时，昼日三接，习以为常”。由于军务繁忙，廷寄刻不容缓，遵奉密旨筹画经理之事、时间不定，回至朝房或公署听事之时，下属司曹各官吏书吏，怀抱案犊于旁以待裁决者，常有百数十人。甚至坐于轿中也要披览文书。对于应办事宜，张廷玉丝毫不敢草率，每当薄暮抵达寓所．点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竞之事，并办理次日应奏之事，即使盛暑之夜，也必至二鼓方始就寝。如果躺下之后，又想起某事、某稿有未妥之处，即披衣起床，予以改正。黎明之时、重新抄写缮录，以备进呈。 　　张廷玉对主子如此忠心耿耿，雍正帝对其也宠爱备至，优赏有加。张廷玉最嗜饮茶，雍正赏赐地方精选进贡之茶，一月之中，必有数次。不仅为茶中佳品，且所赐茶具也十分精致。张廷玉曾患病在身。痊愈之后，雍正告知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雍正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君臣之关系，可想而知。十余年间，六次赏帑金给张廷玉，每次辄以万计。雍正十一年，张廷玉返归乡里，往祭乃父，行礼建祠，回京时，雍正遣内大臣海望迎劳于卢沟桥，并赐酒膳。雍正十三年，雍正帝死前发布遗诏，以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令他日配享太庙。 　　乾隆元年，《明史》修成表进，皇帝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乾隆二年十一月，授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宣，开创文臣无爵至侯伯的先例；乾隆四年，加太保。乾隆十三年以后，张廷玉每每因乞休、配享等事与乾隆帝发生争执或遭到猜忌。乾隆帝盛怒时，曾命削其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甚至命张廷玉自审是否配享太庙，命尽缴其历年颁赐之物。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卒，享年83岁。乾隆帝终不敢违背其父的遗愿，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至此，张廷玉虽成了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大臣，但谥号却不是最高的（最高为文正），这和乾隆帝对其晚年心存芥蒂不无关系。 　　那么张廷玉为什么会得到雍正帝临死前命其他日配享太庙的殊荣呢？许多人认为是因为他在纂修《清圣祖实录》时销毁了大量对雍正不利的材料，杜撰了一个8人授命的场面，即康熙皇帝在临死前向7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当时，胤禛并不在场，等胤禛赶到时，康熙皇帝已经驾崩，于是就由隆科多代宣遗诏。胤禛并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闻听遗诏后惊恸仆地。胤祉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向胤禛叩首，胤禛遂登基即皇帝位。 　　据说张廷玉在纂修《明史》时也作了有利于雍正帝的杜撰，因此，得到了雍正帝的绝对器重。为此，雍正帝当时就以大清皇帝的名义，追赠张廷玉的曾祖、祖父为太子太保，还追赠张廷玉的母亲吴氏为一品太夫人。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

　　康熙十一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元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

　　三年，署大学士事。四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六年（1728），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七年，加少保衔。同年，因西北用兵，设军机房於隆宗门内，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在於担任皇帝的秘书，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贡献是完善了奏摺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与其他直接处理政务的大臣不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於张廷玉的具体事绩。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清：黄山谷言）。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么政绩呢？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当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只能由参预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来体现。
　　真正称得上是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多年的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所以，经张廷玉规划，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不要小看这种文书制度，它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中枢机构的兴衰替废。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其次，题本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自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以后，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1000以上。
　　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所以奏折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折，保密是书写奏折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来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奏折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没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