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哪一篇最深刻 如何评价其中的游园惊梦

《台北人》标志着白先勇小说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十四个短篇小说包含《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思旧赋》、《国殇》等。

　　白先勇，广西桂林人，1937年生，幼年时曾居住桂林、南京、上海。1949年至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及喇沙书院。1952年赴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与同系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培养一代年轻作家，开创新文风，对文学贡献甚大。 1963年赴美就读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获创作硕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29年，现为荣休教授。
　　白氏长短篇小说有：《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孽子》，散文集有：《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并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已出版的剧本和电影脚本有：《游园惊梦二十年》、《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他的小说曾被译成英、法、德、意、荷、希伯来、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群。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台北人》标志着白先勇小说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十四个短篇小说包含作者最优秀的代表作《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集中描述了一个在今与昔、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断层中挣扎的失根的中国人。十四个短篇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饱含历史与人生的沧桑，充满清醒和无奈的叹息。这种浓浓的历史感与作家圆熟的小说技巧、典雅流丽的行文风格交相辉映，构成了《台北人》永恒的魅力。
　　自序
　　台北人
　　永远的尹雪艳
　　一把青
　　岁除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思旧赋
　　梁父吟
　　孤恋花
　　花桥荣记
　　秋思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游园惊梦
　　冬夜
　　国葬

白先勇在小说《游园惊梦》中有意识地采用了叙事学方法及互文性思路。小说在外视角叙述中加入局部人物的内视角，并把两种叙述视角相互结合、穿插，进而通过内视角的回顾性叙事，自然转入意识流中的诗意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给予作品互文性以极大便利，并营造了“人在戏中，戏在戏中”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由此，又构成了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游园惊梦》；叙事视角；意识流；互文性；阐释空间

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是《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完成于1966年。1981年改编成同名舞台剧，在美国和台湾演出均获得巨大成功。忠实于小说的意蕴，又配以演员出色的表演、优美的音乐以及服饰、舞美，共同构成了一个凄美哀婉的世界和一个人或一群人梦醒时分的痛苦。小说《游园惊梦》已经成为汉语读者非常喜爱的文学经典，本文有意识地选用一些批评方法，对《游园惊梦》进行文本分析，探寻其艺术价值形成的机制。
一、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与意识流手法中的诗意表达
由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脱胎于话本而擅长于叙述，其叙述视角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自然地融合于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个叙事传统滋养了古代小说家，也为现代小说家所娴熟。白先勇既充分地继承传统叙述的自如便捷，又富有创造性地拓展了叙述视角，达到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圆融，突出体现于三个层次叙述的递进。
第一个层次，《游园惊梦》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中加入局部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互相结合、穿插。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小说开头和前半部分。小说开篇，叙述者面对一群军界官员和将军夫人们，这些人大多经由南京、上海来到台湾，空间在时间的隧道中变迁，其间荣辱盛衰、人世更替、生离死别，有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只有采用俯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才能统观审视和把握。人的心理世界和感情线索对于小说太重要了，白先勇深得个中三昧。因此，他不满足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客观记录，他需要进入人物心理和感情深处，以便寄予对人生、爱情乃至人世的理解。如何解决既有俯视角的历史叙述，又有感情和心理的深度描绘这个难题？在第三人称俯视角叙述中穿插人物视角的局部叙述，成为作家的艺术选择。
西方经典叙事学认为，第三人称叙述同时可以具有“外视角”与“内视角”。作为“内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而作为“外视角”的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通常较为冷静[1](P217)。所以窦夫人桂枝香大宴宾客，邀请昔日得月台唱昆曲的各位姐妹们，这个起笔就采用了俯视角。引出了钱夫人后，叙述视角便转为钱夫人这个内视角：“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绰，都是些树木花草，……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在窦夫人指引下，钱夫人一一见过诸位客人，这些客人也都是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接触到的。这个视角非同一般，钱夫人经历过荣华富贵，见识过各种公馆，窦公馆自然地被置于比较视野中。至于这些客人，有南京时的旧相识，比如天辣椒蒋碧月，赖夫人、刘副官等，也有在台北兴起来的新人，比如徐经理徐太太，程参谋等，新人与旧人同时处于一个场合，从经历了历史变故的钱夫人眼光看出去，引发的感慨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层次，钱夫人出场后，虽然没有“我”这样的标志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但是因为频繁地采用钱夫人视角，实际上已经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事了。于是，叙述视角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出现了叙事学所指出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在这种回顾性叙事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P238)。如果我们将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感觉到的认作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就会发现，钱夫人确实在追忆，现场的人、景物和氛围都是勾起她回忆的条件。但钱夫人如今所知肯定会比当年在南京时所知的要多，她在追忆，也在重新回到当时的体验。比如，客人们都到齐了，窦夫人来请大家入席，人们推让着，窦夫人让钱夫人先坐下。这时“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退让……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这样的追忆连带着也传达出了当年的体验，这个视角具有比较和引起伤感的功能……
第三个层次，意识流叙述线索。钱夫人的人物视角叙事，仿佛在积蓄力量，当酒力上来，钱夫人的感情也蕴积到相当程度时，意识流呼之欲出：完全中断窦公馆宴请宾客唱昆曲的现实线索，在钱夫人意识流动中回到当年在南京酒席清唱会的情境中去。《游园惊梦》的圆熟精致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半部分采用意识流手法且转换自然。白先勇自己曾经说过：“我写这篇小说写了五次。前三次用比较传统的手法写内心的活动，我都不满意。起初我并没想到要用意识流手法。女主角回忆过去时的情绪非常强烈，也有音乐、戏剧的背景，为了表达得更好，尝试用了意识流手法。”[2](P267)自然地转换为意识流手法，这符合人物心理规律。英国心理学家瓦伦汀(Walentine)、贝尔纳(Berlyne)、海尔森(Helson)等，都提出过渐进唤起理论。他们的实验审美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审美情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地调动起来的，无论是从作家创作角度讲，还是从读者接受角度讲，都有一个心理唤起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由直白进入曲折，由缓慢发展到紧张的渐进过程。其实，这也是人的一般心理规律。在窦公馆豪华铺排的宴席上钱夫人多喝了几杯花雕，又受到天辣椒的刺激，眼前景象唤起了当年在南京清唱会的景象，天辣椒如何对待她的亲姐姐桂枝香，勾起了在南京清唱聚会上发现自己亲妹妹与自己情人郑彦青郑参谋的私情，一阵急怒，哑了嗓子。此刻，由于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以往经验和眼前情境所形成的合力唤起并且推动了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意识流“这是威廉&S226;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里所使用的一个词组，特指在一个清醒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思想和意识。‘意识流’现在表示现代小说的一种叙述方法……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叙述的一种模式。作家利用它来捕捉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的范围和轨迹。在这一过程里，人的感觉认知与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期望、感情和琐碎的联想都融合在一起”[3](P34》)。在这个文本中，钱夫人意识流获得了丰厚的艺术效应。第一，原本是窦夫人宴请的场面与故事，现在变成了眼前的窦公馆故事和当年钱夫人在南京酒筵清唱会上故事的重叠。两个时间横断面上的两个故事，在钱夫人意识流中重叠在一起。读者阅读过程不断地辨析两个故事，实质是给自己讲故事。他们理解了两个故事的关系，也就理解两个故事重叠的深层含义。第二，借助于意识流手法捕捉到了昆曲的旋律。文本中意识流动中仿佛起到灵魂一样作用的是音乐，这不仅表现在不断地出现《山坡羊》《皂罗袍》等各种曲牌名字和《牡丹亭》里的唱词，而且表现在意识的流动完全随着音乐旋律而前行，读者捕捉到了音乐旋律，也就对于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复杂的内容有了理解，而理解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内涵，也就欣赏了昆曲艺术。第三，钱夫人的意识流将情绪引向高潮，在文本中自然地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效应，一个圆熟、和谐并且具有波澜之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臻于完成了。
重要的不是作家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而是如何采用意识流手法。以上三个层次交错和递进，可以看做是作家将意识流置于其他叙述手法的和谐使用中。又因为其中的情绪和感情似乎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浸透了，所以，在我看来，《游园惊梦》成功地采用意识流手法，得益于将意识流的内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平台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互相交融，这就涉及到这个文本的”互文性”问题了。
二、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造就了优秀的“互文性”小说艺术
采用“互文性”方法分析《游园惊梦》，是探寻这个文本艺术价值的另一条路径。“朱力亚&S226;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它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它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3](P373)。克里斯蒂娃关于“互文性”的思想启发了我们：诚然，“互文性”超越于国家和民族，各民族国家的文学互相借鉴、互相指涉的空间是无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学来说，其历史越悠久，贮存越丰厚，文学创作中“互文性”的空间就越大，“互文性”也随之越加突显，让我们带着这个启示分析《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中国传统文学。
小说中互文现象频频出现。题目是借用了《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之一的《惊梦》及剧中游后花园的情节，其实也是直接借鉴昆曲《游园惊梦》的题名；小说描写的酒宴、唱昆曲的情节和传统剧目《贵妃醉酒》有情节的相似之处；钱夫人和钱将军的婚姻，以及情节中穿插的钱夫人、程参谋、天辣椒蒋碧月等谈论表现曹子建和宓妃爱情的戏曲《洛神》，与随从参谋的恋情等情节，都与曹植《洛神赋》描述的浓郁爱情意蕴有相似之处，有弦外意味；引用的一些曲牌名，比如《夜深沉》《将军令》《万年欢》《点绛唇》等也都与情节、人物的感叹有多向的微妙联系，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形成引喻。我所描述的互文现象分别来自这个文本“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以及”‘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4]等这些层面。我的问题是，如果说，互文现象分布在作品各个层面，弥散于文本的艺术整体中，那么，在作品构成与艺术价值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人物关系与“互文性”。人物观和功能观是传统小说观和结构主义小说观的根本区别之一。比如，主张人物观的福斯特(E.M.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基本在故事层讨论小说，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故事、情节、人物、幻想、预言、布局和节奏等，对小说叙述规律探讨很少[5]。确实，传统文学批评在人物关系的理解上，基本落脚于情节结构方面，认为人物是中心，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功能观则强调人物在整个文本结构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这启发了我们，能否在人物关系中发现其他艺术功能呢?比如在互文中发现其他功能?钱夫人是小说中最主要人物，她与宴会主人窦夫人以及窦夫人的亲妹妹天辣椒蒋碧月，构成了一个有共同在南京得月台唱昆曲的过去，也有再聚首的今天；她们不是一般的相识，是地位此起彼伏的旧雨新知；特别是在嫁人这个重要人生转折点，她们形成人生纠葛。她们的相互关系是在时间隧道中逐步纽结而成的。在故事的现在进行时，又频频以姊妹相称，这种鼎足三立的人物关系，自然形成“三姊妹”的外观印象。考据白先勇是否有意识地借鉴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多幕剧《三姊妹》的人物关系及意蕴，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关注的是互文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柏克莱加州大学白之教授(CyrilBirch)看了《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录像，都曾经拿契诃夫的《三姊妹》来比[2](P271)。《三姊妹》的戏剧情节从有意义的一天里开始：父亲逝世一周年暨伊利娜命名日，在这一天，姊妹三人与父亲昔日的部下图赞巴赫中尉、维尔希宁中校相遇、相识，并且发生了感情纠葛，为她们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剧情悲凉并且惊心动魄，剧终，奥丽迦拥抱着两个妹妹，宽慰并且鼓舞着妹妹：“啊！我的上帝啊！时间会消逝的，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多么愉快呀！叫人觉得仿佛再稍稍等一会，我们就会懂得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痛苦似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啊！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P337)在人物构成和悲凉命运等方面，契诃夫的《三姊妹》与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极为相似，“三姊妹”似乎可以成为覆盖这类人物关系及人生意味的意象，只不过《游园惊梦》中的三姊妹故事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让意蕴更复杂而已。《游园惊梦》对于《三姊妹》的关联方式是极为隐蔽的，或者说是借助于《三姊妹》已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意义而强化和播散《游园惊梦》自身的意义。由此，我们发现人物结构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模式，并且在互文关系中产生寓意。
2．因互文所产生的“戏中戏”艺术效果，丰富和深化了作品意义。《游园惊梦》穿插的古典文学名篇大多为戏剧，并且已与文本形成和谐整体，意义互为指涉。人在戏中以及戏在戏中的互文性，引发读者宿命般的梦幻感和悲剧再世等艺术感觉。最突出的是与汤显祖《牡丹亭》的互文性关系。《牡丹亭》是一则爱情征服死亡、超越时空的故事，也是我国浪漫文学传统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惊梦》一折，到达了抒情诗的巅峰。小说中叙述到大家开始唱昆曲的时候，徐太太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中的《游园》，唱到了“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此时钱夫人流动的意识中回忆起当年在清唱会上自己的复杂感情，那时也是这段唱腔，“杜丽娘唱得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连吴声豪也说：‘钱夫人，您这段《皂罗袍》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可是吴声豪的笛子却偏偏吹得那么高’”。这段《皂罗袍》是引发钱夫人各种思绪和意识流动的关键内容，也是文本挥发丰富意蕴的点睛之笔。“谁家院”已经超出了《牡丹亭》本身的具体情境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一切繁华富贵、一切赏心乐事都是飘移不定的，不是永久地属于哪个人哪个家庭的。多年前南京清唱会上钱夫人早已体悟了一次其中的意味，现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变迁之后回忆起来，这一切，连带钱夫人本人，又一次被置于戏中，《牡丹亭》的故事意蕴重新被提示出来，又与眼下钱夫人的感慨相互契合。确实，赏心乐事，究竟属于谁家的?还很难说呢！当年桂枝香连请生日酒都没有资格，还是钱夫人替她摆的酒筵，可是现在桂枝香却能如此排场地大宴宾客，今天的桂枝香也许就是明天的钱夫人。“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形而上意味在“戏中戏”中进一步被强化。
3．文本中互文的另一个功能，是穿插在情节中的唱词、曲牌名、戏剧名，对人物性格刻画起到了暗示作用，也优美含蓄地描述出一些不便直接展示的情节。比如钱夫人的意识流中，回忆起了当年与随从参谋的那段恋情，“杜丽娘快要入梦了，柳梦梅也该上场了。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吴师傅，低一点儿吧，今晚我喝多了酒。)然而他却偏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荣华富贵——只有那一次。荣华富贵——我只活过一次。懂吗?……”怎样优雅含蓄地写出钱夫人与郑彦青的恋情来，与钱夫人形象关系是很密切的，用现成的戏文含蓄地表达，最是诗情画意。钱夫人的感情经历的细腻和委婉也就表现出来了。再如“吴师傅，换支低一点儿的笛子吧，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这段唱词更细腻、传神地暗示了他们当年的恋情。
“三姊妹”之一，天辣椒蒋碧月，用她姐姐桂枝香的话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姊姊往脚下揣呢！”在小说情节中，她唱的是《贵妃醉酒》，不仅唱，而且“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东倒西歪地做出了种种身段，一个卧鱼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人生在世如春/且自开怀饮几盅”。这个形态的描绘，借用《贵妃醉酒》的故事和唱词，共同刻画了天辣椒泼辣、无所顾忌、对爱情有强烈渴望的性格。
4．中国文化河床中有深远影响的人名、物名、曲名、地名等，因为在各样语境中被反复使用，其基本固定的意义不断被强化，其中不少已经具有含义丰富的原型色彩。所以，在这个文本中被运用到人名、地名上，再度形成暗示和互文现象。营造了全篇总体的怀旧与悲凉的氛围。比如在中国文化中，“月亮”是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形象，已经进入许多文学作品中，只要一提这个字眼，就能让使用汉语的人们联想起很多相关的故事。《游园惊梦》依托着个文化积淀，与月亮形成了广泛的互文指涉，桂枝香、月月红、蒋碧月、蓝田玉，这些人名中有的与“月”字有关系，有的是词牌名，比如桂枝香。有的来自诗词，蓝田玉就来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典故。还有地名，当年这些唱昆曲的姑娘们唱曲的地方叫做“得月台”。钱将军对蓝田玉说：“除了月亮摘不下来，都给你了。”再如，不断地描写“月光下”等。我国传统文化中“月宫”一词，最早出自于《海内十洲记》：“(东方朔)曾随县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后来，经由《渔樵闲话录》上篇《逸史》云：“罗公远引明皇游月宫，掷一竹枝于空中，为大桥，色如金。行十数里，至一大城阙。罗曰：‘此乃月宫也。’仙女数百，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再后来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吾(唐玄宗)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廖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至此，月宫的传说始昭于世，且为人所称绝。以上所列月宫传说的流传和被反复使用情况，表明至此已经扩展为更多相关的形象，携带的信息也更为丰富：竹枝，金色大桥，诸多仙女，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上清之乐，非人间所能闻得……这些形象和信息继而与嫦娥奔月传说，与寂寞难耐等信息和感情模型相互指涉……再如，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诗句与人的聚合离散、人世变迁的情调等……这一切作为已有文化遗产，在《游园惊梦》的语境中，与人名、地名、环境等再度互相指涉，意义和感情内涵进一步丰厚起来。
《游园惊梦》的互文性现象，从细处说，包括以上所说各种词曲牌名，各个传统剧目的名字，以及中国的神话传说等，其他文本与该文本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互相渗透，互借其义，互相指涉。从大处说，则直接继承和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精神脉络。白先勇自己曾经对这个继承做过说明，指出了以往文学的精神继承。他说：“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这是《红楼梦》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2](P210-213)李欧梵也曾描述过这种精神脉络：“《游园惊梦》是现代小说，再上面是《红楼梦》，再上面是《牡丹亭》。”[2](P247)无论从细处，还是从大处，都共同概括了《游园惊梦》互文性现象。可以说，《游园惊梦》为文学理论提供了互文性的典型范本。
三、梦醒时分的阐释空间
由于意识流手法与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由于依托中国丰厚文化财富的互文性，让《游园惊梦》梦醒时分的精神内涵异常丰富，构成了一个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这是优秀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对于这个宽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其表征。一是这样的文学作品意义是多向的、甚至是歧义的，难以用简洁概括的语言加以归纳，而且似乎永远说不完，也说不清楚；另一个是其意义超越了具体时代和民族国家。诚然，小说语境中钱夫人和桂枝香、天辣椒等姐妹是从大陆来到台北的，有特定时代和历史的痕迹，她们的命运与这样的历史变迁纽结在一起，但是，仅用历史变故无法囊括她们的故事所具有的深意。越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特征越明显。这是文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家用自己体验抵达了形而上，所以作家经常会用诸如“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弗&S226;施莱格尔)、“一首诗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出来了”(雪莱)、“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到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广泛的普遍性上”(福楼拜)这类词句。文学中的形而上如此具有人类普遍意义，阐释空间自然是宽阔的。
下面让我们在《游园惊梦》的阐释空间中游弋一下吧。钱夫人的意识流可以看成是梦醒时分的标志，梦醒后的钱夫人最突出感受是怀旧：“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怀旧岂止是对于特定时空?作为女人的怀旧，只要涉及到时间，就必然与“惜春”相关。钱夫人也表现出“惜春”情绪，对于南京时光的追忆，也是对于青春的追忆。白先勇自己说：“据我自己看我的小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美人迟暮的故事。”[2](P225)更进一步说，由互文所营造的“戏中戏”氛围，人在戏中，人在演戏，人生就是一场戏的涵义不断地得到强化。此时，人与戏的关系，已经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哪出具体的戏了，而是普遍意义的人与戏的关系。
人与戏的关系超越具体的时空，所以“惊梦”也随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其实，在当年南京的那次清唱会，钱夫人发现自己的情人郑彦青和自己妹妹月月红的私情之后，已经有了一次“惊梦”。那次“惊梦”沉淀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创伤。在这次窦夫人酒筵和昆曲清唱会上，天辣椒和程参谋的在场这个外在因素，再次勾起了钱夫人内心原来的创伤，于是有了第二次“惊梦”。“游园”而“惊梦”，似乎成为一个模式，反复地折磨人的灵魂。
在《游园惊梦》中，我们还发现，由于人在戏中和戏在戏中，由于互文网络中所引的《牡丹亭》那段“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意蕴在互文性中反复被强化，所以，所谓的意蕴已经不独属于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或者昆曲的《游园惊梦》，或者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具体地说，相当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的恒久不变独立存在的意味，更衬托出人生变换不居的永恒悲剧命运。“物自体”也译为“自在之物”，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认识的本体。我在这里主要取“物”的独立存在之意，无论人是否意识到物的存在，物总是自得地存在着，而物自存在的恒久性，衬托出人世的变迁，或荣华富贵，或凋零落魄。其实，就是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游园时已经发现，姹紫嫣红开遍，原是应该让人去欣赏的，可是没有人欣赏，都白白地给与了断井颓垣。最后一句“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似乎有具体所指的，即批判封建礼教束缚了年轻人对青春和自然的热爱，忽视大自然的美好。后来，不断地在其他文学文本中出现，这个意思其实是得到了强化，或者说逐步地被抽象了。而在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里因为“戏中戏”的营构，失落、批判等意义已经不具体有所指，抽象程度进一步提高。大自然的美好生发出独立存在的永恒意味，与之对应，人则是短暂的。所以“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作为客观的存在，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是永远的“物自体”，以此映照出人世的变迁和短暂。昨天得势的是钱夫人，今天宴宾客摆排场的则是窦夫人，那么明天呢?明天赏心乐事落在谁家呢?在大自然的美好，以及“赏心乐事”恒久地独立存在的衬托下，人生的悲凉意味生发出来。确实，这段唱词被文学创作使用次数越多，“物自体”的恒久所衬托出的人世变迁、短暂以及悲凉意味的形而上特性就越突出。白先勇是人类灵魂的探险者和人生哲学的发现者，他在形而上的探索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没错，白先勇著有《台北人》。《台北人》标志着白先勇小说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十四个短篇小说包含作者最优秀的代表作《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集中描述了一个在今与昔、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断层中挣扎的失根的中国人。十四个短篇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饱含历史与人生的沧桑，充满清醒和无奈的叹息。这种浓浓的历史感与作家圆熟的小说技巧、典雅流丽的行文风格交相辉映，构成了《台北人》永恒的魅力。
夏志清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奇才。这一代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和文化上的乡愁，一方面养成了他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而正统的西方文学的训练和他对近代诸大家创作技巧的体会，又使他成为一个力求创新，充满现代文学精神品质的作家。”
欧阳子称“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并指出：“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保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