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德顺的《思变集：关于我们时代的生活与思考》

我对美学的认识和理解是：这是一门非常深奥而又纯粹的学问。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人都有爱美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研究美的能力和天才。审美和美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审美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现象，而美学则是对这种生活现象作哲学的追问。美学最初隶属于哲学，后来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美学是跨学科，涉及到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种学术门类，作为研究，它需要深厚的学术修养，特别是哲学的功底。但现状却是，到处都有美学，美学研究的队伍之庞大和美学著作以及文章之多，让人望洋。有服饰美学、建筑美学、音乐美学、教学美学、文化美学、装饰美学、体育美学等，各种大的美学门类中又可以划分为更为具体的小的美学门类，如体育美学中又具体有足球美学、篮球美学、舞蹈美学、围棋美学等。现在似乎只差“吃饭美学”、“解溲美学”之类的了。但读这些美学论著，我们除了看到一些美学的术语和概念以外，根本就看不到哲学。我们看到，有些甚至写了多本美学专著的学者，对哲学其实一无所知。有的美学论著谈的根本就是一些简单现象以及对现象的体会，不过借用了美学的外表，实际上根本就无深度可言。这里附带谈一下我对实践美学的认识。我认为，实践美学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国内其它美学派别相比，最具有理论阐释功能，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缺憾。弥补实践美学缺憾的关键，我认为并不是宣布要“超越”或“否定”它——任何想超越和否定它的美学学者，尽可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而不必靠“超越”、“否定”的舆论迫使实践美学的“引退”——而是实践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它究竟是给审美实践以指导的社会科学美学还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文思辨美学。目前的实践美学是具有科学品格的，譬如，在对审美发生规律的揭示上，实践美学的科学性是无可替代的；在文化审美价值生成的阐释上，也是有阐释力的，当然需要对“本质力量对象化”所造成的“泛美主义”加以适当限定（详见后文）。但就实践美学的整体学科特征来看，我个人认为，它更接近于思辨美学。实践美学中不仅有“积淀”、“有意味的形式”等难以证真或证伪的思辨概念，而且，“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也成为以实践为本体思辨展开揭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这使实践美学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阐释盲区。
当然，对于思辨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其纯正学术品格的体现。譬如说视觉对称美，只是源自人的两眼结构，显然毫无学问深度可言，而如果用思辨的语言，将其解释为“有意味形式”、“自然向人生成”或“实践劳动创造”等等则显然深奥的多。但对于要走向科学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却是严重的缺陷，但它并不能靠对现有体系的修补来解决，而是要靠新的体系建构和对“美的规律”的充分揭示来实现。这却是很难的。笔者从事社会科学美学研究，自知才疏识薄，用了几乎15年时间也没有穷尽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因此，看到有些先生能在一篇论文揭示美的规律，而且附带将真、善、美规律统统网尽，我只有像当年福楼拜对乔·治桑所表示的那样，羡慕之余，只能自愧弗如[7]。
从价值属性谈审美价值
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的确不是美学新说；但引进价值概念后对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事实。究其原因，我想大半不在美学自身，而在价值学。数十年来，哲学界对价值学深入研究后，竟得出几乎与二千前年柏拉图“美是难得”的同样的结论：价值是哲学理论中“最深奥、最烦难的领域之一”[8]。我这样说，也决没有否定价值学美学的意思，而只是说，美学学者在运用价值概念时要多一些谨慎。像陆梅林先生认为价值是“物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今天在价值学研究中便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而是因为其学说本身难以自圆。像商品价值，它“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怎么能说成是“物的物质属性”呢？朱立元先生认为价值是“关系范畴”，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则认为价值的存在论本质是一种系统属性，是一种结构性和获得性系统质，如商品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系统中才存在。当然，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共存，彼此间的论争也不属于美学范畴；无论我们引进怎样的价值理论，关键是要能解决美学的理论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之中同样不应当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这与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价值学”较经济学“价值学”诞生较晚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陆先生所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看来”云云，是欠严谨的。而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也有误，“‘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10]，并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这一“误读”，是十多年前郝晓光先生首先发现并更正的。其后，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又有详尽的考证。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为种概念的“价值”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等值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11]。但十多年来，由于学科隔阂，美学界经常有人将其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习惯性地转引，这里顺便更正，以免继续误读下去。
其实，这段话是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并不影响它的真理性。李德顺先生自己也认为哲学价值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他的“价值”定义也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属于价值“效用”说。因此，上述“误读”，也不影响朱立元先生对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和他对陆梅林先生的批评。而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陆先生同样也认同价值“效用”说，陆先生甚至直接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价值”的定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效用”说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无法涵盖作为价值“特殊”的“商品价值”，更无法充分解释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一些学者在运用效用价值探讨审美价值时，甚至陷入了阐释的循环：客体具有审美价值，所以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客体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则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这样的“美学研究”，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没有用处”。同时，审美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功利性，这也是各派美学的共识，而效用价值恰恰是指物的功利价值。尽管效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但毕竟不应成为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的主体。正因如此，价值“效用”说使我的审美价值系统研究，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
大家知道，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文化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意志行为，都有着既定的实践目的；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客体的文化效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和对象的文化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创造力合目的性的付出，体现出主体的文化效应价值；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客体的千差万别的文化效用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的确证，它体现出主体的文化价值；作为性质相同的人类创造性活动，它对象化形成客体的文化价值。客体的效用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主体的效用价值，更不完全等同于主体或客体内含的文化价值。而主体的文化价值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价值，并由客体文化价值加以对象性确证，因此，这两者是完全等值的。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我这里所谓的“文化价值”，就是客体所“对象化”、“物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它同样源自《巴黎手稿》，而且应当成为科学的实践美学中应有的概念，因为它既是对“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价值描述，又可以解释文化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的确，人们欣赏实践创造文化客体时，主要并不是欣赏它的效用价值，而是欣赏它所内含的主体创造性——人类的力量、技术、学识和智慧。尽管离开效用价值，很多文化客体将失去审美价值，但客体的审美价值却与其效用价值没有直接关系。那些模仿名家足以乱真的赝品，并不影响对外行观众的审美效果，但在行家眼中，它却一文不值，因为其中缺少人类最宝贵的文化独创性。当然，引进“文化价值”概念，并不能完全克服实践美学固有的理论阐释盲区和误区，这不仅因为前文化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12]无法由它阐释，而且因为，所有的文化客体皆具有文化价值，但显然并不都具有文化审美价值。这的确是实践美学的一大理论缺憾，甚至连坚持实践美学的杨恩寰先生在承认“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确有混淆“物质生产实践与审美实践”弊端的同时，也认为“这个命题不完全适合表述实践和审美实践”[13]。其实，正象现实的物质实践和审美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堑沟一样，文化价值与文化审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质的绝对差异。差异只存在于文化价值的量的或程度的方面。这个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异，也就是制约文化价值向文化审美价值转化生成的一种价值差距或价值尺度。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化实践在创造水平上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同一主体、同一专业领域中的实践活动，主体每次的文化价值创造或实现水平也是绝不相同的。象同一木匠制作的家俱，其工艺难度和技术发挥水平总是有高下之差异的；象同一作家创作的小说，其形象塑造与语言表达水平也是有优劣之区分的。这些客体所物化的主体创造本质或客观实现的文化价值水平显然是不同的。文化审美价值作为对人的创造性本质的肯定，显然只能以其中价值实现水平最高的客体为审美对象。而作为创作者本身，无论木匠还是作家，通常也是知道这种差异的，他们自己也总是将那些水平最高的作品作为“代表作”，以其为美。而那些大路货、大流作品，寻常价值实现水平的客体，创作者自己也不会宣耀，也不以为美。这样，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便都存在一个与寻常水平或平庸水平拉开差距的，以高价值实现水平为目标的审美价值尺度；在高价值实现水平与寻常价值实现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我所谓“文化审美价值距离”，它便是制约文化价值向文化审美价值生成客观因素，简单概括，就是“难能为美”。由“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泛美主义”，便可由这一概念所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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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盘 、寂灭、死亡以及涅盘 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作出简要而整体的把握。在我看来，审美感知是由审美对象引起的，而普遍引起审美感知满足、完善、愉快的对象，就是美 ① 。美学不仅应当研究感觉规律，还应研究感觉对象的规律。易言之，美学不仅应当成为美感学、主体审美学，还应当成为美的本质学、客体审美对象学。因此，本文阐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将把焦点聚集在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和美感的理论上。

中国古代普遍的美本质观

中国古代对美的看法，既有异，又有同。所谓“同”，即儒、道、佛各家相通相近、殊途同归、末异本同之处，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颇为流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中国古代对美的普遍看法大抵有如下数端:

一、以“味”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不带价值倾向的客观认识，可视为对美本质本然状态的哲学界定。从东汉许慎将“美”释为一种“甘”味，到清代段玉裁说的“五味之美皆曰甘”，文字学家们普遍将美界定为一种悦口的滋味。古代文字学家对“美”的诠释，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美”是“甘”味的普遍认识。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听到优美的《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老子本来鄙弃欲望和感觉，但他又以“为腹不为目”为“圣人”的生活准则，并把自己认可的“大美”——“道”叫做“无味”之“味”，且以之为“至味”。佛家也有“至味无味”的思想。以“味”为美，构成了与西方把美仅限制在视听觉愉快范围内的美本质观的最根本的差异。

二、以“意”为美。这可视为中国古代对美本质当然状态的价值界定，其中寄托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理想。中国古代美学认为，美是一种快适的滋味，这种滋味，主要不在事物自身的形质，而在事物所寓含的人化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表现为审美主体审美观照时情感、直觉、意念的即时投射，所谓“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刘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客观化了的主体精神，所谓“玉美有五德”（《说文解字》“玉”字条），“花妙在精神”（邵雍）。梅、兰、菊、竹，因为符合儒家的“君子”理想，所以成为历代文人墨客钟爱的对象。山、水、泉、林，因为是清虚恬淡的理想之境，所以成为道释之徒、出世之士心爱的栖身之所。现实的美源于“人化自然”，艺术的美亦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诗”者“言志”，“文”为“心学”，“书”为“心画”，“画”尚“写意”。“文所以入人者情也”（章学诚），“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焦竑），只有“意深”才能“味有余”。所以古人主张:“文以意为主”，“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方东树）。中国古代由此形成了“趣味”说。“趣”，即“意趣”;“趣味”，即“意味”。“趣味”说凝结了中国古代这样一种美本质观:有意即有味。这与西方客观主义美学观明显不同。

三、以“道”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当然状态价值界定的另一种形态，也是中国古代以“意”为美的具体化。这当中寄托了更明显的道德理想。儒家以道德充实为美，如孔子说“道斯为美”，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道家也以道德充实为美。《庄子》有一篇《德充符》，明确把美视为道德充满的符号，个中描写了不少形体畸形而道德完满的“至人”、“神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希声”、“无形”、“朴素”均是“无为”、“自然”的道德形象。佛家认为世相之美均是空幻不实的“泡影”，真正的美是涅盘 佛道，涅盘 具有“无垢”、“清凉”、“清 静”、“快乐”、“光明”诸种美好属性。

四、同构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对美的心理本质的认识。人性“爱同憎异”，“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这些是同构为美思想的明确说明。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与人、物与我为同源所生，是同类事物，它们异质而同构，可以互相感应。《淮南子》说得好:“天地宇宙，一人之身。”“物类相同，本标相应。”这种感应属于共鸣现象，是愉快的美。其实，在中国古代以“意”为美、以“道”为美的思想中，已包含主客体同构为美的深层意识。儒家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尽心而后知天”（孟子），“仁”是“天心”（董仲舒），“天理”即“吾心”，天地之美正是主体之美的对象化，因而呈现出某种同构状态。道家认为，大道至美。道体虚无，要把握到虚无的道体，认知主体必须以虚无清静之心观之，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与此相通，佛家认为真正的美是佛道，佛道即涅盘 ，涅盘 即寂灭虚空。芸芸万法，以实有之心观之即执以为有，以虚空之心观之即以之为空，这就叫“内外相与，成其照功”（僧肇《般若无知论》）。可见，道、释二家所认可的至美之道，都是主体空无之心在客体上的同构。这与西方现代格式塔美学相映成趣。

五、中国古代尽管以“意”、以“道”为理想美，但并没有否定物体形式的美。“文”，在古汉语中有“文饰”、“美丽”之义。以“文”为美，就是中国古代关于形式美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的原初涵义是“交文”、“错画”（许慎）之像，即形式之纹理或有文理之形式。因为这种特点的形式给人赏心悦目的愉悦感，所以“文”产生了“美”的衍生义。中国古代以“文”为美，体现了古人在偏尊道德美、内容美的同时，亦未完全忽视文饰美、形式美。在对待文饰美、形式美的态度上，重视“礼教”的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好文”传统。由于儒家思想是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好文”成为汉民族全社会的传统风尚。相比起来，释、道二家是非“文”的。道家从人性无情无欲的角度出发要求“闭目塞聪”、杜绝文饰之美，佛家从“色即是空”的前提出发指责色相之美为镜花水月。由于这些学说内在的矛盾性，并不为古代大众所信服，因而并未对儒家以“文”为美思想的统治、主导地位形成根本性的影响。

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它构成了中国美学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

然而，仅仅注意到上述整体风貌上的特点还是不够的。深入进去看，中国古代美学在对美本质的看法上还呈现出一定的学派差异，它们主要体现为儒、道、佛的差异。

儒家美论

“比德”为美，是儒家关于自然美本质的基本观点。其含义是，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成为人的道德的某种象征;自然物的美，不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它们所象征的道德意义。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刘宝楠《论语正义》指出:“仁者乐山”，“言仁者比德于山，故乐山也”。“智者乐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认为，水之美，在于它有不竭的“源泉”，在于它扎扎实实，循序渐进，正如同“君子”有深厚的道德之“本”，道德修养循序渐进一样: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荀子仍继承孔子，并借孔子之口，表述他比德为美的自然观。如《荀子·法行》记载孔子以“玉”比德:“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也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治也，有条理也）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指出，山、水之美在其为“仁人志士”进德修业的象征。周敦颐曾著《爱莲说》，塑造了“莲”出污泥而不染的美的形象。从先秦儒家、到汉儒，经隋唐儒家，到宋儒，自然比德为美的思想被不断继承、宣扬与传播，形成了儒家美学的一个传统、一大特色。正是在这样的美学传统和审美语境下，产生了中国绘画中的“四君子图”、“岁寒三友”图，产生了中国诗赋和绘画中道德化了的自然美意象系列，如梅、兰、竹、菊、松、水仙、山水等。

中国古代美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情”为美的思想。从学派属性和思想渊源来说，以“情”为美，属于儒家美学。道家从人性自然、无意志出发，要求人们绝情去欲，无思无虑。佛家认为人的情欲是产生人生痛苦的祸根，要求通过守戒修行加以根治。儒家就基本态度和总体倾向而言，是正视、承认情欲这一人性的客观存在的，如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孟子主张因民“所欲”，“与之聚之”，荀子指出:“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中国历史上，即便是最保守的儒家代表董仲舒、朱熹，也没有一概否定情欲。如董仲舒说:“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朱熹指出:“人心不全是不好”，“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儒家对“情欲”的这一基本态度，奠定了中国美学以“情”为美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美学以“情”为美，追寻源头，《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可视作滥觞。《乐论》、《乐记》认为，人生而有情，情得不到发泄和满足则不能无乱，而过分放纵情欲也会带来社会纷乱，所以圣人制礼作乐，用以有节度地泄导人情。因此，音乐的第一项功能是使人快乐，使人求乐的情感得到满足;第二项功能是使情不逾礼失德，达到“美善相乐”。六朝时期，人们继承、弘扬先秦儒家和汉儒合礼之情为善为美、合度之欲未可尽非的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将“情”从道德礼教的牢笼下独立出来，明确提出以“情”为美。晋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言寡情而鲜爱。”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也明确把“情”与“美”联系起来:“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沈约《谢灵运传论》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以情纬文”，“文以情变”。萧绎《立言》区别了“文”、“笔”之后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提倡“情之发，因辞以形之”，诗“以情志为本”、“以情义为主”。如此等等，可看作六朝诗文领域情感美学的组成部分。隋唐至宋末明初，是政治上趋于专制、思想上趋于守旧的时代，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在唐宋又被重新提起，六朝的情美说一下子跌入深渊，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沉重压抑，伴随着明代中叶王学左派对自身的反动和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潮的突起，在明清之际又重见天日，形成了

唯情主义的巨大浪潮，奏出了中国美学史上 情感美学的强音。对情感能产生感人的美，明清美学家曾屡屡论及。李开先《市井艳词序》盛称市井艳词，正在于“以其情尤足感人也”。徐渭指出:“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焦竑说:“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袁宏道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章学诚说:“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黄宗羲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王夫之说:“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等等。

儒家尚礼，“礼之用，和为贵”。“中和”为美，是儒家美学另一份独特贡献。《论语·学而》记载孔子弟子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子的这段话是符合孔子思想本义的。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得好:“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之正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由“礼”派生的“和”之美，在中国古代社会现实中有多种表现形态。首先是天地之和，它是人间之和的本体和生成依据。其次是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天人之和”和“人人之和”。“人人之和”又表现为同辈之和、代间之和与社会之和。代间之和的原则是“以父统子”、“以长统幼”;同代之和的原则是“以嫡统庶”、“以长统幼”、“以男统女”。社会之和是由同辈人与不同辈人组成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世界”就是这种和谐社会。按照“天地之和”实现“人人之和”、“天下之和”，关键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之和。政治之和，一方面取决于下无条件地统一于上，也就是“大一统”;另一方面取决于上抚爱下。和谐的社会必以和谐的人为美。所谓“人和”，即社会中的人必须遵守代间之和与同代之和以及政治之和、神人之和等一系列行为准则去行事，不可放纵任性，为所欲为。为反对任性而为，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要求:“乐之务在于和心”，“琴所首重者，和也”，“温柔敦厚，诗教也”，都是以和为艺术美特质的著名命题。

与佛、道鄙薄文饰相比，儒家特别重视形式美。在以“文”为美的纯形式美论之外，儒家还论述了内容的合适表现美——“合目的”形式美，如孔子说:“辞达而已。”“辞多则史，少则不达。”张戒说得更明确:“中的为工”，刘熙载说:“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围绕着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美丑问题经常展开一系列争论:文章的文辞是繁好还是简好?是深好还是浅好?是骈偶好还是散行好?是华丽好还是朴素好?是含蓄好还是直露好?是老陈好还是生新好?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属于形式美方面的问题，但必须结合文辞所蕴含的意义来考察。当文辞合适地表达了意义的时候，这种文辞就是美的，溢出意思需要的淫靡之辞与不能充分地达意之辞，都是不美的。如果离开文辞所蕴含的意义，孤立地偏尚简约、朴素、散行、含蓄等等，只能是不得要领的皮相之见。

道家美论

道家认为美的本质是“道”。“道”具有一系列特征，美也呈现出一系列形态。“道”超越形色名声，因而，经验之美是有限的，不是至美;无限之美恰恰是不可经验性的，“至味无味”、“至乐无乐”。据此道家论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

尽管“无”是最高的美，但在现实中，“无”之美是离不开“有”的。正像王弼所说:“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老子指略》）因而，“无”的美，最后落实于“有”中。这种有无相即、有中通无之美，扑朔迷离，玄妙叵测， 道家以“妙”称之，“妙”因而变成了“美”的异名，而且是最高的美。“玄”、“远”、“逸”、“古”、“苍”、“老”、“神”、“微”、“幽”、“绝”等，均因“妙”而美。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作为“无味”之味，从感觉上来说是薄味、淡味，故道家又以“淡”为美。“淡”作为审美范畴由老子提出后，在魏晋以前，主要是以现实美的面目出现的，魏晋名士在生活践履中把它发展到极致。同时，从魏晋起，“淡”开始以艺术美的面目出现，其标志是陶渊明的诗。作为现实美，“淡”更多地是指人格的审美理想。其要义大体有三。一是“意淡”，淡泊世务，超然物外。古人所谓“玄淡”、“恬淡”、“闲淡”、“清淡”、“澄淡”、“雅淡”、“古淡”、“淡泊”、“淡远”云云，大抵均是指这种美。二是“情淡”。既然世俗的一切不必太在意，因而任何事情都无须太投入、太动情，哪怕面对生死大限也应当气定情安，神态自若。这是一种通达人生宇宙奥秘之后的无情之美，也是五岳崩于前而方寸不乱的镇定自持之美，是处理、驾驭情感波涛的令人仰慕的审美方式。古人所谓的“冲淡”、“平淡”、“淡漠”之美即是指此。三是形淡。这是人格的“淡”之美在行为方式上的表现。所谓“简淡”、“疏淡”就是指此。“大道若简”，“至道不烦”、“明道若昧”。简淡之人出言吐语、举手投足应以“希言”、无为、不留痕迹、不露声色为特点，从而给人留下回味不尽的意味。作为艺术美，现实美中“淡”的内涵自然保留、反映到艺术之平淡的境界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艺术中的“淡”并不突出强调思想之“玄淡”，而更强调内容与形式之“平淡”。内容的“平淡”指艺术品所表现的意蕴要“淡而远”、“淡而厚”、“淡而深”。形式的“平淡”指“极炼如不炼”（刘熙载），“平淡当自组丽中来”，“看似平淡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它“淡而浓”、“朴而丽”、“易而难”、“枯而膏”。

“道”柔弱、处下，“柔”因而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是比“刚”、“强”更美的境界。同理，“雌”胜于“雄”、“小”胜于“大”。“下”、“贱”、“愚”、“拙”、“不争”，都具有了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自然”一词与“美”相通。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这一美学范畴，最早由老子提出。《老子》说:“道法自然”，“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然。”可见“自然”是“道”生万物过程中呈现的一大特征。“自然之为美”是“道”之美的逻辑产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失却自然，有目的、有意志地去干什么，只能添乱，与“美”背道而驰。本着自然为美的思想，庄子认为“天籁”比“人籁”更美，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山木》说:“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这既有以谦卑、处下为美之意，也有自然为美之意。

老庄反对“悦生”而又主张“尊生”，这种思想导源于“生”为“道”的一种特性。在老、庄看来，“道”生万物，成就众生，既然“道”属至美，作为道的属性之一的“生”势必也是美好的，值得尊重、珍贵的。老子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战国时期的《易传》表述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阳地阴，天地阴阳化生万物。使万物赋有生命，是天地间最美的事情。扬雄《太玄·大玄文》:“天地之所贵曰‘生’。”“所贵”者，正所以为美者也。谢良佐《上蔡语录》云: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 死者为不仁。今人自身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所谓“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说穿了即“活者（生者）为美，死者为丑”也。古代汉语中有“麻木不仁”一语，“仁”不可释作“善”，只有释作“美”才可通。生命的存活是天地间最大的美。而宇宙万物的生命乃是由元气所化生。故以“生”为美，自然以“元气”为美。古代美学中有“文气”说，“文气”说以“元气”、“生气”求文。“文气”即“文学生命力”。“文气”说要求文章“气盛”、“气昌”、“气足”、“气厚”，反对文章“气孱”、“气弱”，倡导的正是这种郁勃健旺的“生命力”。作为作家主体生命力的表现，“文气”必须戒除“昏气”、“矜气”、“伧气”、“村气”、“市气”、“霸气”、“滞气”、“匠气”、“俳气”、“腐气”、“浮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这类与“生气”相敌的“死气”，而必须给艺术作品注入“正气”、“真气”。文中的“生气”不仅是作家“正气”、“真气”的流淌，也是作家对于艺术生命的创造。如果说作家主体生命力的展示为“文气”提供了内容上的生机，那么作家对于艺术生命的创造则为“文气”提供了形式方面的活力。当“气”与文章的辞藻、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气辞”、“气韵”、“气脉”、“气势”、“气骨”、“气象”等等，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形象”。

从理性上讲，每个人心里有把尺，是说不清楚的。
从感性上讲，每个人对各种美有不同的偏爱。

认识论的根据是认知，伦理学的根据是意志，美学的根据是情感。所以我认为最高的真理在美学中。

心里美才是真的美。
个人比较认同。

电影的综合性，还表现在它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电影本身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众所周知，电影是在照相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诞生到发展，电影始终是一门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艺术。技术的进步，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对于电影语言的创新，甚至对于电影美学观念的演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科学技术对电影的这种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从胶片来看，爱迪生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最早的电影胶片，由于具有单色性（感光性能弱）、正色性（明暗对比强烈）、显微性（被摄物体轮廓清晰）等特点，直接影响到摄
影方式和画面的美学特征，决定了从1895年到1925年前后的故事片的美学倾向。直到1926年，柯达胶片公司研制成功一种新型胶片，这种胶片被称为“全色胶片”，比起过去的胶片来，这种“全色胶片”由白至黑的层次更加丰富，有光更加均匀，可以表达出演员表情上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别，非常符合戏剧化电影美学的需要，为好莱坞戏剧化电影的繁荣做好了物质技术方面的准备。当然，声音的引入更加重要，它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早在默片时期，人什就深感电影无声的缺陷，为了说明剧情和剧中人物的对话，当时的影片不得不在镜头中间频频插入字幕。于是，有时就采用现场配音方式，包括现场真人配音、插入录音音响效果、乐队现场伴奏等方式，这种效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在本世纪底片、各种投影用的避器和高质量微型录音机等的产生，使得实景摄影、运动摄影成为可能。总而言之，电影从诞生到成长始终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综观电影艺术发展史，无论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卢米埃尔的固定摄影到运动摄影，从摄影棚内的人工光源到实影拍摄，从定焦镜头到变焦镜头，从单声道到多声道，从低感片到高感片，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立体电影、球幕电影，乃至全息电影，没有一项不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飞速进展，电影艺术也将有重大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很难设想下一个世纪的电影会是什么样子。艺术和科学的综合，正是影视艺术退异于其它艺术的鲜明美学特色。
电影的综合性更加集中地反映在美学层次上的综合，体现在再现性和表现性的统一，记实性和哲理性的统一，叙述因素和隐喻因素的统一。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身，就经历过由原始综合到学科分析，再由学科分析进入全面综合的三大阶段。电影艺术由最初的综合——将电影的逼真性和戏剧的假定性综合利用，再进一步发展到电影和哲学。心理学的综合，形成电影的纪实化、哲理化、心理化等风格不同的审美趋势。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探求如何将以上三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巧妙地加以综合化，形成更新的美学发展趋势。纵观世界各个电影生产大国进入叨年代以来出品的影片，实际上已经在美学追求上进行了新一轮综合化的探索和实践。1998年一举夺得十一项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以其宏伟的气势和生动的故事赢得观众的青睐。如果要分析一下该部影片为什么会名利双收，可以说它的综合化审美追求是其最大的成功之处。综合化审美首先表现在文化艺术与科学真实高度统一。影片一开头，借助打捞“海洋之心”钻石这一故事情节的展开，编导用了相当长的记福对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进行了扫描式的审视，它犹如一部科学纪录影片一般，对这艘巨轮的内外结构，以及沉没时船体怎样断裂，断裂在何处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察和分析，它巧妙地把真正的科学纪录影片的某些美学因素引入到艺术片的拍场中，将文化艺术和科学原理“文理合一”地综合到一起。《泰坦尼克号》抓住了现代观众对科学真实美感的渴求，不惜成本，投入二亿五千万元巨资，拍摄了这部影片。综合化审美其次表现在哲理与诗情的统一。《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对人们所引发的理性思考是相当多又复杂的。影片的编导注意到了这一主题复杂多久性的开掘，尤其是对于人们往往不尊重科学，盲目地沉溺于自信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评：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船上必备的救生小艇意减少一半；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担任了望的船员竟然不带望远镜；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明明看到泰坦尼克号发出的求救信号，还以为是“闹着玩”……影片编导似乎有把泰坦尼克号比作人类生存空间象征的意思，提醒每一个善良的地球居民，“危险”随时都存在，过分的盲目自信只会导致自身的死亡。标坦尼克号》的编导还依照一般观众的审美情趣构思了一个“富家大爱上穷司、子”的浪漫爱情故事穿插手整部影片中，真正地做到了“寓教子乐门。即使没有得到“过于盲目自信将会导致失败”的哲理启示，享受一次“爱情故事”的熏陶也是值得的。虽然“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是“永不沉没”的。当观众看到男主人毅杰克将生的希望让给女主角露丝，自己却沉入冰冷的海水，冷静地接受死亡，能不为之动容吗？又如《辛德勒的名单》，其明显的美学特征是纪实性，但它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也同样达到很高的审美层次，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编导选择了许多有个性特征的细节、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同时，这部影片给予每个人的思想启迪也是很深的。
它不只是单纯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的大屠杀滔天罪行，同时还深刻地分析了形成这一世界性大悲剧的历史渊源。影片中的法西斯军官阿蒙·戈特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六百年前，犹太人就是一场欧洲大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波兰国王批准犹太人在这座克拉科夫城市定居下来的，来时他们一无所有，赤手空拳，可他们落下根后，在商业、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今已是腰缠万贯，遍地开花……”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大肆宣扬煽动清除犹太太，进行所谓种族净化的大日耳曼民族情
绪的自我暴注。这种民族净化思想，被希特勒用来挑起民族间的矛盾和仇恨，并已渗透到德国普通百姓的灵魂中。战争更使这些被扭曲了心灵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从而导致了一场旨在灭绝犹太民族的惨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历史悲剧。影片的哲理性思考和分析，使《辛德勒的名单》超越了以往一般的反法西斯影片的主题意义，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艺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综合式艺术教育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影视文化教育必然应当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许多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如在法国，1987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艺术教育法》，决定在今后十年里为艺术教育投资19亿法郎，决定设立法国艺术教育高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教育部和文化交流部主管，由国家有关官员和艺术界知名人士组成，负责发展艺术教育的行政、财政方面的工作，该法还决定把每年5月18日至23日定为法国中小学艺术周。而在美国，则是用另一种形式确立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1994年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项法令把艺术课程（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剧院艺术）增列为美国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并在量近出台了《国家艺术教育标准》。自60年代重视“新三艺”即数学、自然科学和英语，到1990年初布什政府宣布，上述三科加上历史、地理为中小学教育中的核心学科，克林顿政府把艺术增列为核。心学科。从此后，美国多数学校都把艺术作为必修课，学生必须拿到学校规定的学分，才允许毕业。在那些将艺术作为选修课程的高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相关学科，选修课程计学分，没有修到学校规定的学分，同样不允许毕业。各国艺术教育向普及化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需要越来越高，艺术教育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正式列入学校教育之中，确立了艺术教育的目标、计划及课程。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被明确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艺术素质发展、入格的完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艺术教育对艺术哲学、审美心理研究成果的运用使得综合性艺术教育成为国际上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首先是重视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举例说，在音乐教育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奥尔夫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等，都比较注重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奥尔夫说，从来就没有孤立的音乐，而只有与动作、舞蹈、语言同时存在的音乐。因此，在著名的德国奥尔夫学院中，综合性教学成为其最显著的特点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教学的综合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音乐与舞蹈、动作、语言的综合。比如该院开设的舞蹈、动作课，就是
在音乐声中展开的，实际上也是动态的音乐课，二是注重每门课程本身的综合，像“普通音乐”这门课，就是一门包括声乐、器乐、节奏训练、合唱、指挥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训练课。达尔克罗兹也说，任何乐思可以转译为动作，任何动作也可以译成与之相对应的音乐。据此，他创立了“作态律动学”。律动，就是人随着音乐的节奏，通过身体动作来感受音乐要素和表现情感，实际上就是把音乐和舞蹈高度地融合了起来。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正是采用节奏性的动作，伴之以声乐、打击乐或钢琴即兴伴奏，以身体的运动来反映音乐的要素和情绪的。边塞尔提出，“音乐教学在两个意义上必须注意相互的关系，即内部的相互一致，和学校工作的其他方面建立起自然的联系。”对于内部的相互一致问题，穆塞尔解释说，欣赏课必须同其他音乐教学工作结合起未，把它渗透到一切音乐创作和演出计划里去；而声乐和器乐的教学工作必须融合成一个密切而有效的统一体。他认为，音乐同广泛的文化领域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音乐教学应该同其他领域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样可以互相增强活力。否则，音乐教学将是贫乏的，不可能作为发展学生个性的一种媒介而获得它的全部价值。雷默则提出了“综合审美教育”这一概念。他所指的综合审美教育关心的主要是所有艺术共同的行为范畴。他认为，“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和声、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自己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界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雷默还认为，艺术多学科课程与单学科课程相比具有下面几点优势，其一，通过与同族的其他科目对照，每门科目的特色更为鲜明；其二，弄清了同一族所有科目的基本原则；其三，既可从局部，也可从全局看待每一料。霍斯曼曾扼要地提出过类似的建设，他告诉了读者“一个不需要增加学习时间、教师数量和设备，却能扩充艺术课程的方法”，就是使整个艺术教学课程一体化。这种教学强调所有艺术之基础的、共同的东西，即艺术的审美性、创造性、表现性的东西。虽然霍斯曼没有对艺术教学课程一体化给予必要的论证，但他确信，“就像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综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等融为一体。”受上述思想的影响，美国部分学校的艺术教育采用了把各种艺术学科结合起来的综合艺术教学形式，即利用绘画、音乐、舞蹈、刺绣以及其他不同的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去启发学生。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明尼苏达州罗维尔地区的中小学艺术课程，川教育当局规定综合艺术课程在，总课时中的最低限度的比例分别为：幼儿园占10％，小学占8％，初中要求达到150学时，高中列为选修，各校还可以自行增加课时比例。除必修的美术、音乐、舞蹈外，还要选修七八种可供选择的姐妹艺术课程。
影视戏剧等综合性艺术，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艺术教育中得到高度重视。现代社会中，艺术媒介迅速向网络化方向发展，以艺术广告、电视和多媒体网络为主体的媒介已日益成为社会大众的艺术文化知识的来源和基本生活内容，并日益重构大众艺术。心理感知的格局。它彻底超越了时空的阻隔，有力促进了世界艺术一体化格局。另外，大众传播的作用正在向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渗透着，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大众传播成为社会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教育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19世纪末现代科学技术在声学、光学、电子学等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果，使电影艺术等新兴艺术种类不断发展和完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电声乐器，还出现了电子音响合成器和电脑音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能力。近10多年来，电脑绘画、光效应艺术与激光艺术更是发展迅速，为影视艺术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前苏联库兹涅左夫主编的《青少年审美教育》一书，对于从幼儿到大学生对何利用影视戏剧进行审美教育，作出系统的明确的规定，提出详细的可操作的指导意见。《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以下简称《美国标准》，刘沛翻译，尚未正式出版）是美国学校艺术教育有史以来，第一套在联邦政府直接干预下，由四门艺术教育的全国性组织研制的艺术课程标准。《标准》的研制工作从1992年开始，1993年曾分别公布四门艺术学科标准的初稿和讨论稿，最后于1994年定稿并出版。《标准》可以说是美国艺术教育界在总结美国学校艺术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按照1994年通过立法程序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要求制定出台的。其根本宗旨，是为了从一个方面改进和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使美国的教育到2000年时达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教育部长赖利提出的“世界级水平”。在《美国标准》中，对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学生的戏剧影视等综合性艺术学习，都提出了系统的、明确的比较高水平的要求。
各发达国家对影视文化教育的重视，表现在影视教育与各学科教育的综合。许多发达国家在课程标准中已经没有“视听教学”一项，把视听教学与影视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市文学区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中对“视听教学”要求规定如下：“在结构方面，学生将能够：1．识别作者的风格；2．识别正确、恰当的语法、措词和句法；3．通过视听不同的媒体扩大词汇量；4．欣赏不同形式创造性表达的美。在释义方面，学生能够：1．发展评判媒体和评价口语表达所必需的批判性思维技巧；2．认识到节奏、方言、沉默、抑扬顿挫对提高演讲和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要性；3．在视听中集中注重主题或情节；4．从视听活动中获取信息。在运用方面，学生将能够：1．形成主动的听力技巧：1）听且理解指令性说明；2）在班级讨论中倾听同学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2．别人朗读时认真听讲；3．利用媒体激发学习和思考；4．培养欣赏艺术、音乐和文学的能力；5．利用电子媒体加强和促进语言学习；6．进行娱乐性视听活动；7．借助科技手段和其他媒体表达思想。在跨学科方面，学生将能够：利用批判性视听促进跨学科学习；参加个人形式、小组形式、大组形式的视听活动；合作完成语言艺术课题练习；通过视听活动了解语言和文化的差别；积极参加群体听力活动。”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给语言教学带来得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影视文化教育、整体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的思路、方向。美国的坎贝尔等人所著的《多元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卜书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如何把戏剧影视等综合艺术与语文教学乃至于其他各科教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戏剧影视不仅涉及文字语言和多种“艺术语言”（音乐语言、绘画语言、形体语言等），同时涉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动作思维，与语文结合起来，在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真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我国，新的《艺术教育课程标准》充分体现了对“综合性”的重视，可能因为考虑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影视文化教育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至于影视文化教育与其他各科教育的相互链接、相互融合，还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江苏省扬州中学 1993年以来，先后申报、组织、实施了“系统开展学科思维教育”、“全方位系统开展审美教育”这两个研究课题。1997年这两个课题分别被立为教育部“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与规划课题，并于2001年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小组组织的专家评审。影视艺术在两个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通过每年一度的艺术节、电影艺术周，组织学生观赏影片；通过专题讲座，提高学生影视欣赏的能力和情趣；借助于“新苗文学社”和《新苗》月刊，组织学生开展影视欣赏、评论；在各科教育教学中，我们激励教师充分利用影视手段和多媒体设备（每位教师配备一台“惠普”手提电脑），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影视文化教育与各科教育教学的综合，必将为影视文化教育开拓无限广阔的天地，必将为各科教育教学带来无限美妙的风光。
综合式艺术教育，其目标具有综合性：既重视艺术素养的培养，又重视人文素质、完善人格的培养。综合艺术教育，其方式方法具有综合性，有各种门类艺术的综合；有艺术欣赏、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理论等教学活动的综合；有艺术教育与其他各科学习的综合；有艺术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科学、人文的）综合，有艺术与生活、社会、人生的综合。“综合性课程”、“综合性艺术教育课程”的核心是科学、人文精神的综合。新世纪呼唤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相互融合的新型火材，新世纪呼唤科学、人文精神相互结合的基础教育、艺术教育。科学主义要求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它把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论根源都归结为数理科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人文主义则强调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希望通过入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质与其他问题。科学、人大主义则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事实上，教育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以思想史、教育史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争为背景的。李德顺在《价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活动有两大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一是价值原则。前者是说：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后者是说要“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思潮之间的关系，究其实是真理与价值、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孤立地看待真理或价值，都是片面的。它们各自作为矛盾的一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哲学基础。主张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实质就是要在以人类文化“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黄济先生指出：“如何吸取二者之长，克服二者之短，把二者沟通起来使之协调发展，始终是哲学与教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钟后泉先生在其《现代课程论》中，详细论述了以科学为特征的学问中心课程与以入文主义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课程的长短，而他所建立的课程编制理论，恰恰地体现了科学、人文精神的融合。建立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课程体系，必须既重视“以社会文化对人的塑造”，又重视“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既重视“教育内容的科学的系统的构成”，又重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内在条件（发展阶段、个体经验、生活现实、实习动机、意志、信念、价值观等）的认识与洞察”；既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技能、能力、智力的培养，又注重非智力因素、健康个性、人格的培养；既重视科学精神、科学素质的培养，又注重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的培养。据研究，创造力与智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趋势，同时与动机、兴趣、热情、自信心、坚毅性和能吃苦耐劳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科学、人文精神的融合，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住后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体化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同样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培养具有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的综合性人材、创新型人材是新世纪的要求；建立培养这种人材的课程体系，是新世纪的呼唤。

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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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对人才的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代大学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形势，服务社会，在社会上树立良好形象，尽职尽责的担负起新时期社会赋予的历史重任，培养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一、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1）.社会主人翁意识淡化，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

不可否认当代大学生是有理想的，他们希望自己成名成家，出人头地，但有的仅仅局限于实现个人理想的梦幻里，而没有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大学生缺乏对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关系的认识，缺乏对自己负有历史使命的正确认识和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对社会应具有的主人翁的严肃态度。

（2）.缺乏人生奋斗目标，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

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必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选择自己的行为，人们必须学会根据社会、市场的需求和动态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发展。个人的个性和地位真正凸现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视并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要求，其自我意识、进取精神和成就欲望及自我责任明显增强。

（3）.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利益，轻社会利益。

这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施展才干、大显身手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强烈地意识到个人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但同时又意识到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无情，惟有坐上个人奋斗的小舟才能游弋到功成名就的彼岸。因此，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压力下，目光定格在个人的努力、拼搏上，凡事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崇尚“追求自我实现、完善自我价值”。当集体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只强调个体，并以“我”为主；当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则以个人利益为重；缺乏为社会和集体牺牲的精神；在选择职业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高收入和自我实现并重。

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原因。这是部分大学生淡化甚至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外在原因。这些外在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多元化。当今社会已经由原来的同质社会变成了异质的多元社会。二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它在价值意义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有着其积极的效应和消极的效应。滋长了个体本位观念，为己观念，金钱万能观念。这三种观念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不正当竞争，偷税漏税，权钱交易，转嫁灾难，甚至组织卖淫，只要哪种形式使金钱来得轻松，那种手段就会被人们优先地使用。这些观念和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三是西方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就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而言，它是一种个人本位主义。它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否定存在着超出个人利益之外的社会整体利益，因而也就不承认人应该承担对他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是大学生自身原因。这是部分大学生淡化乃至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内在原因。大学生涉世不深，认识片面，观念偏颇，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总是有着某种认识，抱有某种态度。分不清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暗、利益一致与利益对立，他们认为，自己上大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能够得到一份稳定轻松且收入丰厚的工作；是为了充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不是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他们的认识往往被自己所关注的社会现象所局限与牵制，以为真实的社会就是每个人只为自己打算的社会，看不到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互相承担责任，把握不住社会生活的主流和发展的趋势。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社会责任感有其丰富的内涵。它要求人有崇高的理想，健全的人格；要求人勤奋学习，敬业奉献；要求人公正诚信，团结友善，关心集体，艰苦奋斗。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促进大学生加强自身修养，自觉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竞争上岗，及时就业，敬业奉献，打好坚实基础。

1.用爱国情怀、民族精神，激发社会责任感。纵观历史，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总是同祖国民族的兴衰荣辱戚戚相关的。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应该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深切关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负时代重托，肩负历史使命，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力量用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上，建设祖国，报效祖国，这是社会责任感的集中而又具体的体现。

2.用崇高信念、远大理想，培养社会责任感。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社会责任感的源泉和精神动力，社会责任感是实现理想的条件。理想与责任是互相联系的，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能激发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培养社会责任感就要从具体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具体的活动中培养。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既享有一定的权力，又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既从社会中获取，又要为社会奉献。权力与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权力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不讲责任和义务的思想是错误的。当代大学生只有树立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才能自觉的形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3.用集体观念、团队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能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能够激励人的社会责任意识。集体主义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为价值目标，以个性发展为前提的。它可以密切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增强个体的主人翁责任感，然而个体对社会，个体对他人的责任离不开人的自我责任意识。个体对自我的责任意识，是个体对社会、对他人有责任感的内在基础。很难设想，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能为社会、为他人负责任。自我责任意识，意味着个体的自律，和对善的追求。每个成员应该发扬团队精神，培养集体观念，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逐步培养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成员的责任心，尽到自己的责任。人只有具有了自我责任意识，启动了他的内力，才能进一步上升为社会责任意识。

4.用诚实做人、守信办事，树立社会责任感。诚信属道德范畴，是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砝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人的诚信要求越来越高。维护诚信的最佳办法是让每个人不讲诚信的行为，都在个人信用史上留下污点，使不守信用者意识到不守信用的代价在一生当中难以承受。在诚信时代，就是让守信用者享受诚信的回报，让不守信用者自食苦果。

（此文发表在2004年6月第19卷总第111期《中国教育教学研究杂志》上）

社会责任
“当一名志愿者，到西部去，这是我多年的梦想！”

“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是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把青春和智慧贡献给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每一位大学生应尽的义务。”

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启动连日来，首都各高校志愿者共同的心声。

“去西部，将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它将磨练我的意志，培养我的品格。”6月15日晚10点50分，面对记者，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莫锋由衷地说。那首《丝绸之路》乐曲，曾唤起出生在广东清远、今年23岁的莫锋对西部那种纯净大自然的向往。“我能想象那里的贫瘠，但作为大学生，参加建设西部，责无旁贷。”今年2月份以来发生的非典疫情给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坚定了他服务西部的信念。为此，5月中旬，莫锋还给有关中央领导写去了一封信。信中他建议国家能制定更多的政策为西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他说，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使他有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机会。为此，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已和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达成了的就业协议。他表示：“能到西部去做一名白衣战士，传播知识、播洒文明、奉献爱心，是我人生中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面对服务甘肃贫困县的抉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伟兴致勃勃：“当代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思考：‘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而不是社会能给我们些什么。”“我是学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鼓励、帮助更多的西部孩子成长、成才，用他们的智慧建设自己的家园！”来自江西革命老区、今年23岁的华伟对未来信心满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分校年仅21岁的管锋已不是第一次当志愿者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就有幸当上了“彩虹志愿者”。“父母对你志愿服务西部支持吗？”“当然，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但作为一名大学生，尤其是共产党员大学生，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责任，是模范带头作用。”管锋说，他的父母都理解他，并表示了支持。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比起我们的父辈少了很多吃苦的机会，我的父母就经常跟我讲，只有经过磨难，才会知道生活的甘甜。我想拥有了服务西部这样一段经历，经过这样一种锻炼，培养起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样，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23岁的徐彩峰真诚地表达了他当志愿者的心情。

做志愿者，服务西部，建设西部！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在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有许多有志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引导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知国情、受锻炼、增阅历、长才干，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举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认为，现在的青年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受到的磨练，经受的艰苦并不多，对他们来讲，以志愿者服务的方式到西部去，了解国情、磨练意志、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自身素质，既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也是一种十分需要的锻炼，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过去参加过团中央发起的扶贫接力计划的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者服务，他们在各方面经受了锻炼，许多人完成志愿服务后，回到原来工作岗位都成为业务骨干。完全可以预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的实施，将培养造就一大批既有现代科学知识、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青年人才。

面对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们说，他们只是在做当代大学生应做的事情。他们说：“没有优惠政策鼓励，我们也会去！”他们共同的心声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只有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强盛、人民的幸福紧紧相联，努力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他的那个时代，生命才有意义，青春的岁月才会更显生动、精彩。

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承担的思考

李谟曙

社会责任是指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职责、义务，也可以说是为保证自己能在社会中持续生存和发展而必须对社会的付出。人类社会中的人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是由于社会给人提供了生存的环境、资源。从平等的角度来说，只有对为我们创造了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社会有所付出、有所回报、有所贡献才能使社会成员个体在社会中获得人生延续、完善的环境及资源。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是社会中的成员，都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只是由于社会成员的角色、能力、所掌握的资源不一样，所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形式和内容不一样。如无民事行为能力者由于智力或精神状态的处于非正常状态因而不能理解社会责任的含义同时也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所以他们不能实质地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社会责任。这里理解的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了拟制人即各种组织体。

大学生群体是社会中具有专业理论知识优势的群体，他们所处的位置一端连接着理论最前沿的创作地——高校，另一端连接着就业岗位，是能直接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体。同时，大学生群体绝大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思想、行动对社会的影响都是直接的和实在的。大学生社会责任的承担关系着自身的完整成长，关系着社会发展的兴衰。

一、重视大学生社会责任承担的原因

给大学生以“天子骄子”如此高的评价已经随着大学教育逐步普及而成为越来越少的现象。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人数逐渐扩大的群体，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所起到的不仅是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称为主力军角色也丝毫不过分。同时，大学生是具有专业知识优势的群体，而这种专业知识的优势蕴含着通过工作、创业转化为实在的生产力的巨大、实在的潜能。假设这种知识上的优势向破坏社会的方向转化的话，那么这种优势就会变为可怕的腐蚀剂，成为威胁和谐社会的罪恶源流，贻害无穷。现代社会上高智力类型犯罪居高不下折射出了把握理论、智力、知识优势转化方向把握的极其重要性。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被动的责任。深入分析，社会与个人（含组织体）是密不可分的。个人（含组织体）如果没有承担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反而成为危害社会的主体的话，是要受到社会谴责的。当这种危害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个人（含组织体）就要负刑事责任。我国的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刑罚针对的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大学生是活跃于理论研究、创新潮头的先锋者，最先感受理论创新火种的光芒同时也是点燃思想潮流的把炬人。这一群体的思想中包含着使社会思想发生变化的最活跃因子。依靠学校所提供的环境和资源，大学生把他们认同的价值观、思想、理论形成严密的论证体系，而形成体系的、经过论证的信息再经过舆论的工具向社会传递时是水到渠成般地顺利的。大学生更可以其青春的精神风貌、接受能力强和创新思维活跃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感召力的形象在其与社会交往中把自己认可的理念实行言传身教的传播。大学生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许多理论知识的理解必须借助社会实践的认识，必须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这种认识。另外，社会的实践毋容置疑地对大学生理论的学习产生重要的反馈效果，固化、更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大学生是连接理论思想与社会实践的排头兵。一方面，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的接触尤其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接触，形成了认识专业、认识自我的看法。另一方面，在大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真实地成为社会作贡献的人。这时候，大学生群体是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质主体了。之前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包含对社会责任认识的思想观念中肯定会对实际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大学生既然是社会责任的重要承担者，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在大学期间真正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社会责任并且要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不是一种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理念或者只写在纸上的理念，它需要通过行动内化为大学生思想的一部分。同时，这种理念是可以在不断的社会实践行动中得到固化，得到升华，得到传播。

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这种责任承担的落实和升华？这不仅是大学生本身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高校、社会其他主体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落实大学生社会责任承担的思考

第一，大学生在校园学习理论的同时应该自觉、有意识地关注社会的变化。无论是理工科类的学生还是文科类的学生都应该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关注社会的进程中的变化。尤其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凸现的时期。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更应该关注这些矛盾的原因、发展和解决办法。同时，对这些矛盾的研究仅仅作理论层面的泛泛分析是不够的，并且会使这种关注流于形式。换言之，这种没有从参加的实践中分析、提炼出来的所谓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实践的价值不大进而对社会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

大学生独立、自觉使自己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实现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成立能够充分实现自治的团体。这种团体的运作致力于充分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认识社会责任，积极地寻求社会上的资源来帮助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实现。同时，团体的性质也使大学生之间关于社会责任的意识、承担实践的交流更加民主和平等。

第二，高校在落实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方面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应积极为大学生创造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平台和条件。大学不仅要靠社会上的公司、团体主动来找自己寻求合作，而且要主动出击寻找能达到理论与实践形成契合面的新阵地让大学生进行实践。具体而言，要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学校对学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必须加入培养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进而在为学生设置的具体培养课程和设施中要体现出这种应用。反观现行的课程设置和承担社会责任实践的关系，在专业课的安排上，毕业实习已经成为了必修的一块内容进而较好地解决了形式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系。而在专门针对思想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对实践的考虑还是有所欠缺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是我们自儿童时期就开始进行学习的课程并且理论性是相当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检验标准也是多元的。面对这门针对主观精神世界建设的课程，更应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来检验这种教育是否已经内化为指导教育对象行动的标准，也只有实践才能促使大学生把所受教育的观念、理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社会。同时，在学校各方面的配套设施上也要体现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的结合。如在网络资源的配置上、图书馆资源的选取上都应该体现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服务的特色。

其次，学校对承担社会责任实践的安排机制上要体现公平原则。尽管榜样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但作为大学生群体教育内部一种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应该是由小部分群体占有的。获得实践的机会不应该通过竞争的机制来争取。相对而言，学生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机会进行锻炼，所以在有项目、资金支持的实践活动或者是假期中进行的活动应该让其他非干部的同学多参与。

再次，社会上的力量尤其是媒体舆论的力量必须秉着高度的责任感来关注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并且对其原因、发展的趋势引导好人们思考方向。舆论力量不能仅仅单纯为了吸引眼球而肆意宣扬某些大学生道德滑坡、漠视社会、人生责任的事件，而对事件的诱因及应该吸取的教训、应对措施等舆论应作的本份的、体现媒体积极价值的事情却忽略了。这里的媒体还包括了娱乐产品的制作者和发行者。娱乐产品是精神世界建设中重要的中介。大学生是精力充沛和思想活跃的群体，也所占比重很大的娱乐产品的使用群体，他们模仿娱乐产品内容的能力相当强。如果娱乐产品其中充斥的是关于反动、自私、暴力宣扬等消极思想，就无异于象慢性的毒药腐蚀着大学生的心灵、意志。这实质是对作为社会希望的大学生思想世界进行破坏的行为。网络已经成为了当今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信息来源的多源性也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播不良信息和思想的温床。因此，对网络信息进行监管和及时删除不良思想的环节是在源头上堵截这种软性的毒品对大学生思想进行侵蚀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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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李谟曙：南华大学学生

现代社会生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要求个人不仅要人性健康发展，而且还需要具有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而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相对素质比较高的当代大学生们，由于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似乎就被给予了更多地期待。社会要求我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到底合不合乎这方面的要求呢？好像需要一些探讨。

在一份关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的问卷调查中，对“你毕业后为了什么而努力?”的问题，有74.2%的大学生回答是“既为社会也为个人”，真正“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仅为9.7%，而不太明确的占10.5%，尽管大学生兼顾社会和个人，但在两者之间还是偏重于个人。当前在很多大学生身上存在着非常令人担忧的责任感淡化倾向。

关于此，很多关注大学生教育的专家就说了，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没有社会责任感了。有的分析说，改革开放后，社会处在激烈动荡的转型期，世风日下、权钱交易、分配不公、假冒伪劣、人际关系扭曲等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不断暴露，使得我们这些是非辨别能力不强的年轻人对社会产生了扭曲认识；有的说，这是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是文革后期出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在家当小皇帝，小公主当惯了，踏入社会之后，很难对他人，对整个社会有认同和自愿负起责任；也有的说，改革开放后，西方的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传入国内，毒害了青少年群体，使我们现在的学生们变得冷漠而不去关心他人和集体甚至国家了。

我知道这些专家分析的都头头是道，但仔细想一下，这些原因不都是大人们造成的么？民族文化的劣根，使得大人们面对市场经济这个新生事物时，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不完善的机制让很大一群人钻法律的空子，权钱交易，假冒伪劣，逢场作戏等种种丑陋的现象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不会玩这个的人反倒不正常，和不适应这个社会了；自私自利的心态，使他们把他们自己没能力或者没机会完成的理想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于是他们对孩子百般溺爱，拔苗助长，使得我们还有比我们更小的学生们，眼里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只懂得学习，不关心社会。然后大人们看到了这个现象了，气愤了：这可不行了，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得找出来原因不可。于是他们怪我们这些受害者本身，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或者从外部来找原因了，说人家外来的文化不好。人家国外的文化横行了数百年了，都没问题，怎么到我们国家就有问题了呢？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也是“橘生淮南，橘生淮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上找找原因呢？

就只谈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有责任心的，曾几何时，“五四”运动是多么的轰轰烈烈，很简单，热血青年，怎么可能会“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如果一个人整天见到的听到的，跟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格格不入，甚至刚好相反的时候，他能不心灰意冷么？如果他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行事屡屡碰壁的时候，他还能不变换思路么？

我们现在也讲求“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注重一个“人”字，人自有其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人都有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权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应有价值都实现不了，怎么能去奉献社会，对社会负责任呢？他想奉献也奉献不了啊。所以说，一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就是在实现他的社会价值。然而，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都非常避讳谈个人价值或个人利益，或者一旦把个人利益放在了集体利益前面了就是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诚然，过分追求个人利益，以至损人利己，确实不可取，或许我们就不应该整天“个人利益”“集体利益”这样子提，似乎追求个人利益就是自私自利？我们为什么不换成“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呢？个人价值不实现，集体价值怎么才能体现出来呢？同样的，不能保证个人实现价值的集体又怎么是一个好集体？然而追求个人价值或者通俗的说法叫“个人利益”乃人性之根本，于是，明着不行，就来暗的，所以大家都来阴的，所以我们都很擅长虚伪和逢场作戏。

追求个人价值，天经地义，就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金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摆在桌面上呢？为什么我们大人不能撕下虚伪的面具呢？当一种思维行不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思维？

再次回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几个字眼上，我认为，我们当代的大学生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原本有，可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它慢慢地褪去了.

1.c 2.D 对 肯 定 3.D 4.D 5.A 第三题. ①我们的具体理想总是一成不变、不可动摇的 这个是错的，所以有①的都错，就选D了

1.C
2.D
3.D
4.D
5.A

1、C
2、D
3、b
4、D
5、A

1、C
2、D
3、D
4、D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