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一场披着推理小说外衣的文化思想论争

二流推理小说仅注重令人叫绝的破案技巧，一流推理小说并不太注重破案结果，成败与否并不重要，甚至失败或偶然成功都是为了批判某种观点，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正是这方面的例子。

作者埃科是20世纪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他本人学识渊博，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阅读量，对于欧洲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的流派、细节、演变如数家珍。他的这本《玫瑰的名字》将推理小说推至一个高峰，无论在思想文化上，还是在推理技巧上，都对后世推理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书在世界范围内的畅销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明作者尽管在书中涉及了很多艰深的宗教哲学背景和细致到繁琐的哲理分析，但依然不能阻挡人们对它的喜爱，因为就算你跳过那些繁冗晦涩的哲学宗教争论片段，故事情节也足够引人入胜。

《玫瑰的名字》确实令人惊叹，无关它的情节，而是作者的思想，它远远超出了推理小说这种类型小说惯有的对于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和精彩绝伦的破案技巧的渲染和刻奇，而更加注重在内容中加入作者看待历史以及如何解读历史、解读经典和文本的眼光。从这个方面来说，它的情节都显得不太重要了，或者说它的情节都是为他的思想服务。

简单来说，《玫瑰的名字》讲的是在中世纪意大利的一所修道院中，几个僧侣为了找寻和争夺一本书而相继死亡，名叫威廉的一名修士作为主人公，带着本书的叙述者——一个年轻的见习僧去破案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327年，中世纪的混乱纷争表现在世俗王权和罗马教廷以及教会的不同流派之中。埃科在书中描绘了当时皇帝路德维希和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对立和争斗，风云诡谲的政权纷争之下，各个教派运用于维护自己合法地位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基督教经典教义的解释和争论。以米凯莱为首的圣方济各崇尚基督守贫的思想，与世俗皇权一起抗衡教皇势力；多明我会的贝尔纳代表着罗马教廷宣扬“理性至上”，恨不得把其他阵营和教派的人斥责为异端从而将其送上火刑堆；以阿维尼翁为代表的拥护教皇的神学团体和代表皇帝的派别之间充满争斗，而所有团体的论争都来自《圣经》等基督经典的不同引用和解读。不同教派作为维护王权或教权的两大势力在修道院里引经据典吵成一锅粥直至衍生出最粗鄙的谩骂又以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解。可笑荒诞的混乱场面是作者对他们打着宗教名义盘算着世俗名利的丑恶嘴脸的绝佳讽刺，因为他们不过是牵强附会地在经典教义里抠字眼、乱释义、恶意中伤和彼此践踏而已，除了感到狂热释义的无聊外没有任何意义。

看似容纳百家的修道院能将互相对立的派别吸引前来，而其自身内部却同样藏污纳垢、波涛暗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执念和狂热。藏书馆馆长马拉希亚、助理贝伦加和年轻僧侣阿德尔摩之间不正当的三角恋关系已经在修道院内部心照不宣；一度被枢机主教任命为教区本堂神甫的的圣方济各的乌贝尔蒂诺狂热地传播基督守贫的思想，遵循严格的古老教规，不容任何变通；疯癫古怪的萨尔瓦多雷和食品总管雷米乔之间互相拿着把柄，深陷食欲和肉欲的罪恶沼泽；已经上百岁的阿利纳多对于错失权力的愤恨贯穿了一辈子；修士韦南奇奥和本诺企图独占知识的欲望已经扭曲了正常的求知欲；修道院院长阿博内对于财富的渴望表现在他向威廉和阿德索炫耀他的修道院购买的收藏上，他对名誉的渴望体现在他让威廉替他破案而又止于接近真相之前，凡事均以维护修道院名誉和本人名誉为宗旨。作者批判所有狂热的欲望，无论是教派之间对于宗教原典的释义行为还是个人出于私利、名誉、求知欲而陷入的狂热，都是罪恶。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本书主人公威廉深刻意识到了每个人乃至整个大环境的关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让威廉鄙视他们、嘲讽他们，可威廉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不赞同他们对于教义的错误阐释、歪曲解读，但威廉在破案的过程中却陷入了阐释的陷阱。他被无效信息影响或误导，导致他的破案思路出现了错误，阻滞了破案进程。

首先误导威廉的是藏书馆。本所修道院因它的这座宏伟奇绝的藏书馆的藏书最多而出名，不仅在于藏书馆的结构如同一个数学天才根据天体和谐的意念而设计出的巨型迷宫，“总共有五十六个房间，其中四间是七边形的，五十二间近似正方形，八间房没有窗户，而二十八间朝外开，十六间朝天井”，房间中书籍按照一定的算法排列得极其规则，更在于藏书馆内部按照符号学的知识设置了多重机关，馆长为了阻止除自己和助理之外的人进入馆中，在关键路口燃着能致幻的熏香，藏书馆中的镜子、引用《福音书》、《启示录》中的句子、字母都带有密码般的符号学意义，它的机关、暗道都以阐释和破译文本有关，这一切都促发和引导着威廉的思维方式，让他习惯性以阐释、解读出字面意思、事物表现为认识真相的基础。威廉一出场，就凭知识经验推断出并没有亲眼所见的一匹马的形象和名字而为自己在院长面前树立了博闻强识的第一印象。

其次，误导威廉的是阿利纳多关于一系列命案发生的顺序与《启示录》中灾难发生的顺序一致的提醒，“第一声号响，下冰雹，第二声号响，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你们在冰雹中找到了一个死人，在血泊中找到另一个死人……第三声号角警示说一颗炽热的星辰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第三个兄弟失踪了。你们害怕第四个人死，因为太阳、月亮和星辰的三分之一将被击中，将几乎和出现一片黑暗……”阿利纳多的提示，会让人把关注点放在阿德尔摩死在冰雹中的事实而忽略他是自杀的；韦南奇奥死在厨房，尸体是被贝伦加拖去猪血缸里的，如果按照《启示录》里提示的第二个人的死跟血有关的顺序，就会注意到他死在猪血缸而忽略其死在厨房这一事实。后面死去的人都是巧合——贝伦加死在水里，其实他在去浴室之前就已中毒，马拉希亚杀了塞维里诺只是因为实验室中顺手拿到的武器刚好是浑天仪，他自己死时说的话“千条蝎子的毒性”仅仅由于真凶豪尔赫之前用同样的话暗示过他，这暗合了第五声预告蝗虫要出来的号角。威廉被《启示录》灾难的发生顺序所误导，预想下一起凶案将发生在马厩，因为第六声号角，“预示着长着狮子脑袋，嘴里喷出烟、火和硫磺的马匹出现”，其实他判断错误，只是在马厩里从阿德索的话中偶然发现线索，才最终追寻到真凶。威廉反思自己，正在于他犯了过度阐释文本的错误，把每一桩凶案都附会到教义里。

真相来源于恰当的文本解读，来源于理性的细节分析，威廉掌握的线索中，正确的有效线索和错误的误导线索并存，使得案件变得扑朔迷离。正确的线索是他想起豪尔赫来自《圣经·启示录》的家乡，且靠着书目字迹推断出往任藏书馆馆长的在位年限，依据阿利纳多说过他的敌对者曾被派去西罗斯寻找书籍，发现继任名单里的漏洞和那本神秘书籍，又由于那本书的亚麻纸纸张联系到生产这种纸的西罗斯，从而找出幕后真凶是双眼已经失明几十年的豪尔赫。

正确解读、理性分析固然重要，否则威廉也不可能找出凶手，不可能在没有看到这本书之前就已经猜出书的内容。威廉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豪尔赫在韦南奇奥谈到“笑”是否得体时的愤恨情绪，又从韦南奇奥的笔记中见到类似的句子，从而联系起喜剧的诞生和功用，进一步推断出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已经失传的《诗学》第二卷（不得不佩服埃科把一本先哲的书杜撰得如此真实，他能以假乱真地凭借亚里士多德谈及“悲剧”的理论和语气而模仿出他的下一卷来专门论及“喜剧”）。豪尔赫把这本书视为异端之异端，是因为“喜剧表现了贱民的缺点和陋习来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把'笑’的倾向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一些诙谐的字谜和意想不到的比喻，产生一种认知的价值”，豪尔赫不容许哲学对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的颠覆，因为“笑”具有理性意义，能消除恐惧心理，而恐惧是教徒在面对上帝及权威时应有的情绪，所以他把这本书涂上毒药来阻止任何人阅读。

豪尔赫是修道院里最德高望重的人，他博学多闻但严厉古板。他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现场。他是整个藏书馆的记忆，是缮写室的灵魂，认为“藏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而“真理有死亡的味道”。他比藏书馆馆长都熟悉藏书馆的结构、了解每本书的情况，所以他要严密防范那些危险的书籍不被阅读和观看。为了维护心中信念，为了垄断控制知识，他不惜利用每个人的欲望和相互纠葛来引导他们彼此残杀，借“热爱上帝和真理之名”来迫害敌对者，他引导了敌基督的降临，以虔诚和殉教的名义。“真理说到了极限，也会变成谬误”，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竟效仿《启示录》第七声号角吹响后的约翰吃书卷一样，一页一页把书吞下去，然后把油灯扔向书堆。被大火烧毁的藏书馆就像作者朝整个充满释义和符号崇拜的中世纪扔了一把火，知识和话语权在僧侣手中，冠冕堂皇的争辩都是为了遮掩世俗欲望和权力的角逐。

最具启蒙思想、相信理性和科学的威廉面对最后的结局，发出的感叹是自己一直“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单靠释义是不能发现真相的，单靠理性也不能。威廉早就揭穿了符号的意义和作用，知道各方势力争论时运用的技巧，“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但他的局限是不得不在那样的环境下依旧注重符号的解读；他曾在两个教会使团的人争辩不休后发表演说，表明语言之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命名nomina正是由人类按照ad placitum，就是群体自由的习俗惯例给予的”，也就是意义和那个代表意义的形式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在中世纪，一个人的学识往往表现在符号释义方面，所以尽管威廉清楚这些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掉落于其中陷阱，出现失误和软弱的一面。他知道贝尔纳和马拉希亚是一伙的，他们不想搞清凶手是谁，只想把认同皇帝神学论的人们赶尽杀绝，威廉眼睁睁看着雷米乔在贝尔纳威逼恐吓下，疯癫迷狂地胡乱认罪；在面对那个无辜的以肉体换取食物的可怜姑娘被带走审判时感到无能为力。威廉崇拜罗杰·培根，相信“宇宙之美来自于它的千差万别”，他可以跟不同观点的人热烈交锋，因为他明白“地狱就是从另一角度看到的天堂”；他认为“疯子和孩童说的常常是实话”，所以他不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对于异端的审判让他怀疑有失公允，让他感到“人人都是异教徒，人人又都是正统的基督徒”，“贱民有时比学者知道得更多，智者应该用清楚的概念去解释蕴含在贱民行为里的真理”，于是他辞去了宗教裁判官的职务，他选择了以科学的理性眼光来了解真相、对抗敌人，相信“神的境界有朝一日将会出现在机械制造的科学领域”，可事实证明，他的理性思维、严密的逻辑分析也会干扰判断，最后只是出于偶然发现才进入“非洲之终端”的秘密入口。

作者塑造了威廉这位极具美德、才学渊博的修士形象，却让他尝试失败，经历了自己以往经验的颠覆性打击，是为了在更高的程度上质疑理性和学问在对于世界真相的追寻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也是为了让人类摆脱对一切事物的执念和狂热，重新思考知识和文化的意义。正如威廉所说：“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

《玫瑰的名字》这本书的破案情节远远没有作者所要传达的反思理性以及如何理解和解读文化的思想这般重要。它的精彩和迷人在于你要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经受冒险、考验和颠覆，冲破重重看似正确的思想之迷障，跟他一起尝其失败的苦果，才能发见作者埋藏在表面情节下的真实创作意图。很多人说这是一本披着宗教哲学外衣的推理小说，但其实刚好说反了，它是一场披着推理小说外衣的文化思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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