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在西方文坛的地位和内核究竟是怎样的呢

韩少功在他自己由英文转译的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随笔集《惶然录》（又名《不安之书》 ）译序中介绍说:“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们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译者“决定翻译这本书,是因为两年前去法国和荷兰,发现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同行在谈论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人,谈论这个欧洲文学界的新发现”。中国书刊报章很少提及佩索阿这位作家的名字及作品。笔者见到的,出现在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的一篇谈话中,在回答记者的一个提问时,萨拉马戈认为,代表20世纪精神的作家有卡夫卡、佩索阿和博尔赫斯(《文艺报》,1999年1月21日第2版)。此外,1994年至2001年,澳门文化司署先后与花山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葡语作家丛书”总计二十七部,在“编者的话”中,提及的葡语作家只有佩索阿一人,并引用了他的《葡萄牙海》一诗的片断。仅从以上少而又少的提及这位作家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佩索阿是在当代葡萄牙乃至欧洲都享有盛誉的一位作家,值得我们介绍和关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佩索阿是位险些被埋没的文学天才。像不少天才人物一样,佩索阿生前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去世若干年后才为世人所“发现”,并显示出他对葡萄牙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确立了他在葡萄牙现代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且渐渐在整个西方文学界受到推崇。
这位被称为“诗坛怪杰”的文学天才1888年6月13日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父亲是政府普通公职人员兼《新闻日报》音乐评论撰稿人,母亲出身于亚速尔群岛一个小贵族家庭。佩索阿五岁时,父亲因染上肺结核而病殁。1896年母亲再嫁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领事,第二年佩索阿由亲戚送到南非,与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他在南非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进入一所商业学校。佩索阿曾通过卡伯大学入学考试,但他放弃了在南非就读大学的机会,于1905年毅然只身返回葡萄牙。在南非所受的教育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在那里他写出了最初的一些英文诗。少年时代的佩索阿喜欢狄更斯的小说,更酷爱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作。回到故土里斯本定居时,他已经完全掌握并能流畅地运用英语,并谙熟英国文学,其程度不亚于对葡语的运用和对葡萄牙文学的了解。回国后的第二年,他考入里斯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拉丁语和文学课程。后中途辍学,开始潜心自学古希腊和德国哲学,并大量阅读葡萄牙古典及现代文学作品。佩索阿先后在数家进出口公司担任“外联人员”,这一工作既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又使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1912年,佩索阿在文学刊物《鹰》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评论《从社会学角度看葡萄牙新诗》。当时,葡萄牙文坛正处于停滞僵化状态,受英、法等国新文艺思潮影响,一批葡萄牙文学青年发起了一场倡导现代主义文学的运动。佩索阿参加了这场运动,并对周围的人几乎有着一种超然的魅力。从1912年到1924年,他与友人先后创办了《流放》、《葡萄牙未来主义》、《俄耳甫斯》等文学刊物,宣传现代主义。这些刊物虽然都属昙花一现,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还招致了一些守旧人士的讥讽与非难,但至二十余年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它们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其所代表的新的文学思想和形式,对后来的葡萄牙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佩索阿的诗歌创作之路上,1914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年,似乎他长久以来积累的广博知识和丰富阅历使他步入了成熟时期,进入了收获季节。伴随着青春的激情,滚滚而来的天才诗句汹涌而出。3月18日这一天,他用阿尔贝托·卡埃罗这个笔名,在数小时之内,一气呵成写出了组诗《牧人》四十九首中的大部分诗句。此后,他又以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采用阿尔瓦罗·德·坎波斯和里卡尔多·雷斯两个笔名,创作出了许多思想和风格各异的诗歌及散文作品。佩索阿这三个常用笔名的出现,标志着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系统和别具一格的风格。
佩索阿生活的年代是葡萄牙极为衰败的时期,因此他不可能像16世纪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那样,以一首壮丽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放声颂扬葡萄牙人撼动世界的“航海大发现”。恰恰相反,正因为佩索阿心中深深地烙印着葡萄牙黄金时代的那幅恢宏的图景,这反而更加衬托出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对现实感到强烈的不满。佩索阿生性孤僻、内向且又十分敏感,从本质上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渴望有一种力量能够扭转乾坤,然而他本人却并非一位精神抖擞的勇猛斗士。他真诚地寻找真诚的世界,真诚地追求美好的梦想,结果却总是深深的失望。在怨恨个人与社会对立的同时,他又憧憬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但这种憧憬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现实的强力压迫所扭曲变形。佩索阿对现实不再抱有希望,他彻底地否定了现实,同时也否定了自我改变现实的能力。于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离群索居,始终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绝少与人来往。他更多的时候不是面对现实,而是面对自己;不是趋于行动,而是趋于内省。他曾说,他是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独自一人任思想遨游之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过。除极少几位他的亲密诗友外,他认为没有人能做他的知音。佩索阿终身未娶,爱情也不能成为他精神上的一根支柱。至于名利,他更是无动于衷。“无论爱情还是荣誉/对我都一文不值/财富是块烂铜/荣誉是阵回响/爱情是个影子。”孤僻的性格使佩索阿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格格不入。自身的限制使他想要改变现实的理想不可能通过从政得以实现。真诚使他在生活中不愿而且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随遇而安。在现实面前,他感到自己是个伤痕累累的失败者,于是便拼命地吸烟喝酒,竟至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佩索阿一生之所以不得安宁,全在于他的敏感与真诚,否则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与忧郁。这是一个具有美好理想,却感念于人生之渺小而壮志难酬的知识分子的孤独和忧郁;这是一位爱国志士寻觅不到治邦兴国之略而产生的孤独和忧郁。佩索阿的孤独和忧郁蕴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摆脱人生烦恼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佩索阿逃往了这两处地方:他狂热地迷恋上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读到黑格尔和叔本华,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哲学的论述;与此同时,他把内心的孤独和忧郁化作诗篇,只有在向缪斯的倾吐中,他才感到心灵的净化,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
佩索阿一生主要是用葡萄牙文,也用英文,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文学评论、散文、书信,但生前除三卷《英文诗集》(1921)外,只出版过一本用葡萄牙语写成的自选诗集《使命》(1934)。《使命》塑造了葡萄牙的真实形象,反映了佩索阿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即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佩索阿最初为诗集取名为《葡萄牙》,出版前又改名为《使命》,因为诗人“不敢将作品与祖国齐名”。
1935年11月29日,佩索阿肝病急剧恶化,被送进圣路易斯医院。这一天,他在一张小纸片上用英文写下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明天将带来什么。”也许他已预感到,第二天带来的将是他一生中多次用诗歌描绘过的死神的拜访。11月30日,一代天才诗人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七岁。
佩索阿去世后,他生前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作品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42年,由阿道弗·卡斯凯斯·蒙特罗搜集和整理的两卷本《佩索阿选集》问世。同年,路易斯·德·蒙塔尔沃和若昂·加斯帕尔苦心搜集和悉心整理的十一卷本的《佩索阿全集》开始出版。随着佩索阿作品的陆续问世,世人开始对这位天才诗人刮目相看,其在葡萄牙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被视为惟一可以与在葡萄牙文学史上受到独尊的卡蒙斯比肩而立的诗人。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其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现已出版的佩索阿作品已达三十余卷,其中主要的有十一卷本的《诗歌作品集》(1965)、九卷本的《散文作品集》(1986,内容涉及文艺理论、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论述)、三卷本的《哲学文集》(1994)、两卷本的《惶然录》(1982—1983)等著作。此外,还有相当数量保存在国立图书馆的遗稿仍在发掘与整理之中。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主要西方国家文字,在西方文学界也引起极大反响,受到极高的评价。著名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罗·雅各布森曾说过如下的话:“费尔南多·佩索阿应当与世界的大艺术家相提并论,如毕加索、乔伊斯、高尔比耶,因为费尔南多·佩索阿集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特点于一身。
除自己的真实姓名外,佩索阿还常使用三个不同的笔名,即前面已提及的阿尔贝托·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坎波斯和里卡尔多·雷斯。一个作家使用几个不同的笔名本不足为奇,出奇的是佩索阿使用不同笔名写出的作品,竟各成体系,所体现的思想和风格彼此迥然相异。更有甚者,他还为这三个笔名所代表的虚拟作者编造了身世,似乎他们确有其人。佩索阿的笔名问题使不少人感到困惑,葡萄牙文学界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批评家对此并无准备”。佩索阿本人曾谈及其笔名的来源。1935年1月13日在写给阿道夫·卡斯伊斯·蒙特罗的信中,他这样解释道:“从幼儿时代起,我就总喜欢幻想在我的周围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幻想出一些从来不曾有过的朋友、人物。自从我意识到我之为我的时候起,我就从精神上需要一些非现实的,有形象,有个性,有行为,有身世的人物。对我来说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就如在面前。”“我为他们编造出姓名、身世,想像出他们的样子——脸孔、身材、衣着、风度——我会立即看到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就这样,我结识了几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朋友。”佩索阿的笔名之一,或者说他的“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朋友”之一是阿尔贝托·卡埃罗。佩索阿为他编造的身世是“生于1889年,死于1915年。他出生在里斯本,然而一生几乎都住在乡间。他没有职业,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还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靠一点微薄的租金生活。”他对现实的态度是既不想抗争,也不想妥协,而是要超越现实的樊篱,升华到恬淡的田园生活中去,归隐于没有商业、没有城市的远古生活之中。但他也不时怀疑自己迷恋远古和田园生活是否符合实际,因为想让历史倒转本身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其诗歌风格是不拘形式,笔力雄浑,极富感染力。佩索阿的另一个笔名是里卡尔多·雷斯。佩索阿称此人1887年生于波尔图,毕业于一所耶稣会教会学校,“是一位医生,从1919年到现在一直居住在巴西。因为他主张君主专制,所以自然而然地移居国外。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拉丁语言学家和自学的半个古希腊语言学家。”里卡尔多·雷斯追求闲适的田园之乐,把中庸和无为视为人生最高美德,极力摆脱世俗的烦扰,平静地看着生命之河缓缓流淌。其诗歌内容和风格都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十分相似。佩索阿的第三个笔名是阿尔瓦罗·德·坎波斯。诗人称此人1890年10月15日下午1点30分出生于苏格兰海港城市塔威拉,是位造船工程师,“但是现在住在这里,里斯本,无所事事。”“他是我的半笔名人物,因为他不是我的性格,又和我的性格无太大区别,不过是从我的性格中截取了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就是剔除掉理智和情感的我。”在阿尔瓦罗·德·坎波斯身上,既没有自我,也没有对生活的激情,只对机器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感兴趣,不过有时也会对内心深处的“我”反躬自问。佩索阿也以自己的真名从事写作,这时候其诗歌作品则音律和谐,优美的音乐感和匠心独具的比喻充满艺术魅力,令人赞叹不已。佩索阿在其作品中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的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异者,“我的内心是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我听到的是一片声音的交响。”佩索阿的这三位性格不同的“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朋友”,都是从佩索阿内心走出来的,加上佩索阿自己,就互补成为一个完整的佩索阿。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都是真诚的,因其真诚,所以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这正是这位自命为“灵魂的探索者”的诗人的作品被视为葡萄牙文学瑰宝的原因所在。以不同的笔名写出风格迥然各异的作品,分则自成体系,合则集各家之大成,这一奇异的文学景观不仅在葡萄牙文学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似乎也前所未见,佩索阿因此而被视为诗坛上的一位怪杰。
葡语中的异名（heteronimo）源于希腊语，意为“另一个人”。佩索阿用这个词与笔名（pscudonimo）区分，笔名完全取代了的自己的本命（ortonimo），但并没有改变文学个性，而异名则不同，是作家自创文学上的“我之非我”（ser minhamente alhcias），具有与本名佩索阿迥异的风格、语言与题材。根据研究者特蕾莎·丽塔·洛佩斯（Teresa Rita Lopes）统计，佩索阿一生共创造了72个不同的异名。这72个异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活跃程度不尽相同，最主要的异名有三个：阿尔伯特·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冈波斯与里卡多·雷耶斯。他们与本命费尔南多·佩索阿共同构成了一个书写的“家族”。
闵雪飞在他翻译的《阿尔伯特·卡埃罗》中收录了《守羊人》等佩索阿用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写的诗。

傅雷家书读书笔记第四章概括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书笔记吧。那么读书笔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傅雷家书读书笔记第四章概括，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傅雷夫妇不愧被称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了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成才。但究竟是哪一股力量推动着傅雷亲笔写下这万字家书呢?我想这大概是父亲对孩子深沉的爱吧。不错，如果没有父亲的苦心指点，对儿子的因材施教，那也不会造就如今令中国引以为傲的钢琴巨星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子承父业这一说法和规矩，傅雷明明可以使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翻译，然而他不仅没有逼迫傅聪学习翻译，反而对儿子的音乐前途极为重视。即使在自己身体衰竭时，也同样废寝忘食的给远在波兰，英国留学的儿子指点，让他去拜访一些音乐名家，参观博物馆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傅聪所欣赏的每一场音乐会，他都会大到钢琴家，小到一个音符进行一番详细的评论，就连演奏的一个手指的起落细节都会细细的引出一张书信般篇幅的讨论。傅雷不仅做好了一个令人啧啧赞叹的父亲的本职角色，更是以一个良师益友的形象陪伴着儿子。

　　在傅聪出国留学的十二年里，他亲手写下总计两百二十五封信件，平均每十八日就要写一封，频率极高。更令人敬佩的是，《傅雷家书》中精挑细选的一百三十二封信中，每一封都是对自己和家中琐事草草了之，对傅聪的关怀却是无微不至，特别是在健康问题上。而且在几十封中都提出让傅聪接触大自然，简直不厌取烦，这大概也是父爱的表达方式吧。

　　我们在傅雷身上能看到的不只是伟大而深沉的父爱。在1957到1958年间，傅雷曾被打上了右翼份子的旗号，被捕入狱。为了不影响到在国外研读的儿子，傅雷夫妇始终也没有告知傅聪半点实情。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傅雷身上的隐忍和坚韧，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精神。

　　假如当年他告诉了傅聪实情，担忧父亲安危的儿子定是会无法专心钻研学业，而不断分心，也不会造就今日如此巨大的成就了。

　　在傅聪看来，父亲的教导是否严厉苛刻，自己的空余自由时间是否足够，也许有时会感到烦躁，但他明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未来，他坚持着，今天也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荣耀和辉煌的成就吧。

　　对于如何教育孩子从古至今一直是个经久不变的话题，也永远是个不朽的话题。

　　大凡有所作为的人，必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母或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傅雷与儿子傅聪13年的通信。就每封信都记录编号，且字迹干净、大小得体这一点而言就表现了傅雷作为父亲自身严于律己的精神。

　　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知道或装做不知道，在对孩子提出要求的同时，也是在对自己提要求。有时父母都做不到，怎么会得到孩子从口到心的'信服呢。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要求孩子少看电视或电脑，而自己却在电视和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傅雷与儿子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这很难得。这也正是许多父母苦恼的问题。很多父母总是抱怨孩子和自己没话说，却从不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把孩子当作朋友，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才会得到真诚的交流。

　　现在的孩子和傅雷的儿子的那代人，相比管教是否更难些。应该承认：要难很多。现在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网络是时代的进步，也会使人误入歧途。西方一些开放的思想，像空气一样到处在改变孩子的呼吸方式。暴力、色情无处不在。真不知如何对应。要让孩子了解社会的阴暗面，同时更多的是充满阳光的清新世界是何等的不容易。人不可能永远做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怎样教孩子用过滤的方式呼吸呢。

　　管教，这两个字但从字面理解，管理和教育要同时进行，缺一不可。然而当父母的如何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哪。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书单中，我挑选了《傅雷家书》进行研读。我为傅雷父子二人精妙的文笔所吸引，更为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深情而感动!

　　一九七九年四月，当傅聪先生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时，他的心中一定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他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双亲，迎接他的已不是父母惊喜欢乐的笑颜，而是两撮萧然的寒灰。

　　可时光悠悠，情不断，大海茫茫，心相连，在曾经的岁月里，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连在一起的，不就是这一封封家书吗?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清楚地看见傅雷先生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迹吗?人之爱子，天性使然。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人的事业却永无止境，教育儿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延续自己的生命，延续为社会、为祖国所能尽的力量。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傅雷的爱，是那样的深刻与深远。尽管在一次次的__中饱受摧残，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以高度负责的心力为社会、为祖国竭尽所能，用书信、用教诲使身在异乡的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建立心的结合。傅雷先生是刚毅坚强的，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个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难与迫害，陷入暗无天日的绝境，但真实的光亮不会就此湮灭，微弱的光茫终将照彻人间，得到尊敬与爱。

　　傅雷先生可以如此顽强地直面人生的风雨，那我们呢?初二已成历史，残酷的初三已然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陆止于此，海始于斯。”里斯本海岸上罗卡角镌刻着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这一名句，确实给人以雄壮之感。暴风雨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一切波折与晦暗都会过去，而且总是很快、很快。人的光荣，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败屡起。相信，经受暴风雨洗礼后的我们，等来的都是惊喜。

　　在那大海的航程上，不只有生存的奋斗，那里还有爱、有梦想，更有永不停息的追求!去奔跑吧，心里荡满波浪，将苟且甩在身后。去拥抱诗意与远方，去实现那蓝色的梦想，就像傅雷先生那样，将光和热永远留在心中，凝结在行动上。

　　我感恩有你——《傅雷家书》。在你那无声的悄然诉说里，我茁壮成长。

　　封封家书，传达的不只是技巧与礼节，更是深沉的父爱。“但若你缺少勇气的时候，尽管来信告诉我，我可以替你打气。倘若你心绪不好，也老老实实和我谈谈，我可以安慰安慰你，代你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我万分感动于傅雷先生对子女的关爱。读着《傅雷家书》，我想到了你——我的父亲。

　　窗外，如浓墨般黑漆;窗内，如白昼般明亮。我正为数学题而烦恼，笔尖在纸上渲染着墨迹，然后再草草划掉，反复几次依旧如此。我懊恼地摇了摇头。“吱呀—”门悄然而开，父亲来到我的身旁，默默坐下静观，然后对我说：“要静下心来，细心、耐心!”此时我想起傅雷先生曾对傅聪说：“你在考虑这许多细节的时候，必须心平气和，精神上很镇静，切勿烦躁，也切勿焦急。”我冷静，再冷静，执起笔开始再一次地验算，终于，柳暗花明!我欣喜地望向父亲，带着些许自豪。父亲的嘴角微微上翘：“凡事都要细心、静心、耐心，就一定能成功的!”白炽灯静立于桌上，散发着温暖柔和的光。

　　舞台上，所有灯光汇聚一处，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嘈杂喧嚷。我紧握竹笛的手愈发冰凉，紧张地不停颤抖。蓦然，一只温热的手掌轻抚我背，雄厚的男音在耳边响起：“不必紧张!练习了那么多次了，就当再来一遍吧!你是在享受它，并不是演奏它。”抬头，我对上父亲深沉的目光。“看谱的时候不妨多哼，弹的时候尽量少哼，尤其在后来，一个曲子相当熟的时候只宜于‘默唱’，暗中在脑筋里哼。”傅雷对即将上台演奏的傅聪也是这么说的。我想，听傅雷先生的，听父亲的，我肯定可以的!心中的紧张如冰融化。走上台，举起竹笛，深呼吸，我开始用不一样的方式，诉说着故事。人群里安静无扰，唯有音符在大厅上方环绕飞旋，深沉而美妙。

　　《傅雷家书》，感恩有你，谢谢你教会我待人处事的道理，更明白父爱竟如此深沉温暖!父亲啊，感恩有你，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踏出每一步，因为那每一步中，都填满着你深沉温暖的爱!

　　其实，当我一开始看《傅雷家书》时，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男人的文笔，特别是第一篇中傅聪的离别时的情景，看上去竟像是生离死别。但在这其中，我也发现，傅雷是一个让我震惊的父亲：他爱孩子，但不惯;他疼孩子，但不过。

　　他曾在书信中批评儿子太冲动，做出要去苏联进修钢琴的决定。他忍着腰痛，写下长信，理性而清晰地写下了波兰和苏联老师的比较，他说：“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事前必须考虑周详。尤其是想改弦易辙，丢开老路，换走新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把老路和新路放在两个盘里很精密地称过。”细细读来，让人感觉，这好像是一位长者在细心而仔细地教导后辈为人处世的经验，告诉他如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这其中我又看到了一个谦虚而恭敬的父亲，他为儿子进行教导后，并没有直接命令儿子：你必须听我的!而是幽默地说：“假如你还不以为我顽固落伍，而愿意把我的意见加以考虑的话，那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了。”严肃而不失幽默，理性而不失温情。

　　也正是如此，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许是世间总是巧合不断，我与傅聪一样，常年与父亲相隔两地的。但每当相见时，他总会用他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看向我，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他的大拇指轻轻摩挲着……我似乎在他心里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父亲有一个恼人的“毛病”：老是给我打电话，没事也打，有事也打。常常是周五时，还没有到家，电话已经“叮铃铃”地响了好几次了。有时电话铃一响，奶奶看到那串137开头的熟悉号码，就会条件反射的叫我接电话。我老会想：是不是每个父亲都会像我父亲一样，在看到子女时，即使上一秒有再大的火气，下一秒也会立即调整好情绪，眼神温柔的看着孩子，亲切地说：“怎么了?”

　　在傅雷的书信中，我看见了我父亲的身影，想起那一记记的“温柔杀”那种父爱的伟大就油然而生了。

　　也许，父亲就是如此，总在孩子不注意时流露出那种伟大而深沉的爱。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那双在背后默默注视着你的温柔眼睛。

至此，葡萄牙的海外贸易帝国正式形成。整个帝国共分四大部分：北非帝国、东方帝国、巴西帝国和中南非洲帝国。除北非之外，东方的香料、瓷器，巴西的木材、蔗糖和烟叶，中南非洲的奴隶、宝石，都为葡萄牙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海外大发现对葡萄牙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条：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航海活动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反过来航海活动的发现又为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活力。建筑上的表现就是“曼努埃尔式”装潢的出现。文学上，记述航海活动的游记性质的散文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记述其远东之行的《游记》。因为这本书大大褒扬了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和富饶程度，致使葡萄牙人都不愿意相信；还拿作者的名字开玩笑：Fernão Mendes Pinto 变成了Fernão, Mentes?— Minto!（意即：费尔南，你撒谎吧？—对，我就是在撒谎！）。另外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澳门译做贾梅士）了。根据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几本东方游记，再加上自己远航到印度和澳门的经历，他写出了歌颂达·伽马远航印度事迹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除了达·伽马的事迹之外，他还借诗中人物之口，讲述了从阿丰索·恩里克斯开国以来的葡萄牙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的爱国热情。据说这部史诗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印度和澳门写就的。至今澳门东方葡萄牙协会旁边的白鸽巢公园里面，还留有当年他曾经避过雨的山洞，旁边立有纪念碑。他逝世的日期六月十日（1580年）如今被定为葡萄牙及葡人社区日（Dia de Portugal e das Comunidades Portuguesas），供全世界的葡萄牙人纪念那段辉煌的过去。比卡蒙斯稍早的吉尔·文森特（Gil Vicente）被称为“葡萄牙戏剧之父”，写出了许多讽刺社会现状的戏剧作品。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发明的十四行诗（Soneto）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葡萄牙，被卡蒙斯等人发扬光大，一直到十九世纪也仍然是葡萄牙文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