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婚姻悲剧
时间: 2021-10-15 08:43:18 | 作者：小蚂蚁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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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孔雀东南飞》是美与悲完美结合的文艺作品，王世贞誉之为“长诗之圣”,沈德潜赞其为“古今第一长诗”。建国以来对这出婚姻悲剧所揭示主题的研究观点集中在：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讴歌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反对汉代婚姻包办制度；歌颂刘、焦夫妇忠于爱情、追求自由等。透过层层主题的分析不难得出造成这出婚姻悲剧的根源。
几种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持此观点，游国恩本说它“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章培恒、骆玉明本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则称它“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罪恶”。鲍鹏山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谓本诗“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赞扬了焦、刘夫妇反对封建礼教的不妥协精神”。
俞平伯提出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头一棒；陆坚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一篇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书——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再就是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赞同，比较著名的有：朱思信认为，刘兰芝的形象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把揭露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从本质上否定了这套反动的东西”；王汝弼50年代认为“本诗的主旨,固在废除片面的礼教,但绝不主张废除全面的礼教”，到80年代他对此观点提出修正,认为诗歌“准确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关系，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石雅琴提出“《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具有深刻而巨大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吴小如认为《孔雀东南飞》是通过家长压迫下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田明清认为“焦仲卿、刘兰芝的死无疑是对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冲击，他们以死来表示对这个时代的不满和反抗，对这个制度的嘲讽和抨击。”
以上这些研究基于《孔雀东南飞》文本中刘、焦二人在外界力量的逼迫及主人公性格相对怯弱下走向离散，婚姻破裂直至夫妻双方“黄泉下相见”。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还提出: “作者在有意无意中,用积极或消极的手法一个个描绘出来,直接暴露焦母、刘兄等人的罪恶,间接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提出“焦刘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唐弢说“《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之所以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就因为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制度”。余冠英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伟大不在于故事哀艳,不在于篇幅长短,也不仅仅在于文字优美,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人们的反抗。”
进入新千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断出现，赵莉认为“《孔雀东南飞》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母权的高高在上，出嫁女子的卑微下贱，汉代愚孝之风的盛行以及女子再婚的习俗”。张丽红提到“男权制社会中，社会成员作为隐性的签约者，他们必须履行男权制契约的约定，违背这一契约就必将受到惩罚，无论签约者的追求、行动多么具有进步性，多么符合人性的要求。《孔雀东南飞》展示的就是各种契约冲突下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婚姻悲剧。”
李明劼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一个“重返伊甸园神话的缩影”，“它在神话的世界里,暗示着焦刘二人脱离人世英雄步入神明仙境之后重新团聚,重获幸福的美丽”。罗竹风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王运熙认为它“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高尚品德”。杨玉芝提到“对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悲剧的惋惜伤怀之情及希望此后这类爱情悲剧不再发生的心愿。这种情感的流露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表白，这也正是作者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之所在，也即作品主题之所在。”张秀英倡导“《孔雀东南飞》的深层主题是对中华民族爱情情结的揭示，是对人性中最美好爱情的讴歌。”李杰提到“它振颤人们心灵和激起历代读者共鸣的恰恰是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生死相许信念的感染力。”此外，还有田明清的《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美》；刘德敏、马春元的《<孔雀东南飞>主题新探》等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一观点。
除上面提到的封建婚姻制度和汉代社会习俗外，人物性格也是造成婚姻家庭悲剧的原因，《孔雀东南飞》的婚姻悲剧，其根源在前人探讨分析的成果中常有流露：
在付安、许广州的《诠释与衡定——<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中，综述悲剧的根源：无子；越礼和对家长制的反叛；爱情；门第观念。
进入新世纪，婚姻悲剧的产生有：王瑞媛认为“产生刘、焦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婆媳矛质，而婆媳矛盾的产生，则是因为焦母的顽固和刘兰芝的倔强。”葛宏认为“焦母的人性中的弱点(当然包括缺点、缺陷等)借助于封建家长制获得了破坏性力量,从而酿成了悲剧。”郭全芝认为“焦刘双方的家长之所以采取遣媳(造成两人婚姻的结束)、逼嫁(导致两人自杀殉情)的行动，其实是与汉代社会风习紧密相关的，因而蕴含着时代因素，并非仅仅相关礼教。”
《孔雀东南飞》反映出的婚姻礼俗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它的文本是后人窥见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的婚俗自始至终贯穿全诗，为我们深刻理解该诗的思想精髓提供了一条鲜明的线索。”有较高的风俗史料价值。它囊括了中国古代婚姻礼俗中讲求的“六礼”、“七出”、“再醮”等一系列制度。建国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多数学者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单一的角度进行阐述，开启的口子比较狭窄，还有较多重复、雷同的观点的出现，有待进一步完善。
《孔雀东南飞》中表现出来的关于婚娶习俗，建国以来对其研究日渐成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 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这些在《孔雀东南飞》中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体现。讲述比较系统的有张桂玲的《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田翠英的《从<孔雀东南飞>看汉代婚姻法律制度》、刘庆芳的《<孔雀东南飞>风俗事项考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讲述了婚姻从先秦萌芽的古朴习俗发展到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下强调礼节重要性的变化，男女婚姻《诗经》时代的相对自由开放发展到包办婚姻、为门当户对的家族利益服务等。
关于这些礼俗在文本中的表现是非常的明显的，学者们对这方面的探讨大多与汉代婚姻制度相结合，避开单单从文本解读婚姻礼俗方式，从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显现出了不少汉代婚姻史的境况。中国文化概论提到的《礼记•本命》篇中：“七出者，无子，一也；淫逸，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这为许多研究《孔雀东南飞》的学者用来分析兰芝为焦母所遣的原因。还从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的现象讲到了再婚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比较的盛行。这些方面研究成文较为系统的有肖振宇的《<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婚俗》、张桂玲的《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同上）、潘守皎的《<孔雀东南飞>的文化意蕴》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紧紧地与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衔接着，目前在这方面研究展现出来的成果还比较的有限。张立立的《从<孔雀东南飞>谈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传统孝道文化,进而从现实探索和关怀两方面,论述了在当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大力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问题。
研究评析及创新观点
建国以来对于《孔雀东南飞》揭示的主题与反映的民俗礼仪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妙论迭出，总体上覆盖了研究者对其研究所选取的角度范围。“横看成岭侧成峰”,当我们转换角度介入这首古诗长圣时，看到的将是另一片美好的天空。新世纪以来人们或引进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对文本进行重新认识，或从古今婚姻法的角度探究现代婚姻法对古代婚姻制度的继承等，这些成果渐渐地弥补前人研究视角单一的缺憾，显得弥足珍贵。
《孔雀东南飞》呈现出来的婚姻形式蕴含的汉代婚姻制度，很大程度的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的婚姻方式找到很好的契合点——注重礼、孝，这在婚姻的过程中占有着相当的地位。至今中国人对待“礼”“孝”的观念依然浓重，这肇端于先秦时期萌生两汉时成系统化的封建婚姻制度，在近现代婚姻文明的冲击中，其固有的礼仪程序、甚至其中所蕴含的某些精神最终以婚姻礼俗的形式保留下来，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建国以来学者们对古老礼俗的研究多是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入手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从实用性的角度探讨《孔雀东南飞》的婚姻悲剧与汉代婚姻法律制度这方面目前尚不成熟，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完善。
总之，刘兰芝是一个完美的封建时代的女性形象，又时那个时代被压迫被迫害的妇女的典型形象。这个悲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激励人们反抗黑暗，争取光明。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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