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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ICU里的丈夫,是我仅剩的依靠

时间: 2020-03-15 17:00:11 | 作者:全民故事计划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20次

躺在ICU里的丈夫,是我仅剩的依靠

  “我看到她踮着脚,重症监护室门外没有玻璃窗,她反反复复这样做,像是希望那道铅门能突然开一扇窗。—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66个故事 —

  

  2019年5月起,我在重症监护室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轮转学习。

  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由一道沉重的铅门与外界隔离开。由于收治的都是最为危重的患者,这扇铅门就像是隔绝着人间和死亡的最后一道关口。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快到五点,科室的电话铃尖锐地响起来。是急诊科打来的。

  监护室的那扇铅门尚未完全打开,一个中年妇女便踉踉跄跄地挤进病房,一看到前来接诊的医生,满脸泪痕的她便死死抓住我的手。

  她的身子骨纤细,让人觉得一阵风就能吹走。当我的手被她抓住时,这个瘦弱的女人体内似乎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像一个在海里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先别着急,现在在医院里了,你爱人怎么了?”我扶住她询问。

  “他几天前受凉感冒,就是有点咳嗽、咳痰,我给他喂了感冒药,也没发烧。可就在一个小时前,情况越来越糟,无论我怎么喊,他都不应我一声。”

  我看了一眼患者,已经深度昏迷,对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在救护车上就一直处于高浓度供氧,但他的面色青灰,口唇发紫,各项生命体征更是极不稳定。

  患者的体型偏肥胖,几个医生护士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从转运平车搬到抢救床上。负责抢救的医生准备做急诊气管插管,护士也在配合建立通道、抽血、导尿、调试呼吸机……

  我没有独立值班的资格,在其他医生抢救病人时,我就负责和家属签字谈话。

  医院规定,抢救时不允许家属在现场,因为情绪激动且六神无主的家属会严重干扰到抢救进行。可我劝离这个女人多次,她都是嘴上答应着,每往铅门外的方向走一步,又频频回望。

  出了病房大门,她慢慢镇定下来,没有刚才的惊慌无措。在询问既往病史时,她告知我,六年前,她的爱人得了脑出血,做了手术,但后遗症很严重,吃喝拉撒基本在床上进行。

  在她听到病房里传来“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她的手开始止不住地颤抖,那只轻巧无比的签字笔似乎变得有千斤重。过了很久,她才颤颤巍巍地在病危告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初学写字的孩童。

  签完相关的告知书,我返回病房,准备协助正在抢救的医生。就在我要进门时,她再次拉住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医生,我们是失独家庭……”半天,她极力压抑着情绪,说出这半句话。说话的嘴唇很干,上唇粘在了牙龈上,像要掉渣的酥皮点心。

  我的心瞬间一沉,她却咬紧牙关,再没说话。

  

  经过抢救,女人的丈夫的生命体征总算稳定下来。她再次看到我,眼神里充满感激,并且熟络地让我喊她罗姐。

  每天下午四点,是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家属可以和病重的患者见面,探视时长为半小时。即使是在这半个小时内,病人多半是没有意识的。

  监护室的铅门被打开,罗姐总是第一个钻进病房。她快步走到到丈夫身边,第一件事是拍打丈夫的肩膀,呼喊他的名字。丈夫没有回应,她眼里的光就又慢慢暗淡下来。

  短暂的失望后,罗姐打开保温杯,将流质饮食用注射器打进丈夫的鼻饲管里。喂完食物后,她又用自己带来的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丈夫擦拭身体。末了,她又麻利地帮丈夫按摩四肢。

  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罗姐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不肯浪费一秒钟。

  重症监护室的病房 | 作者供图

  我们医护都知道,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褥疮,在监护室里,每隔几小时就要给病人翻身。每次给罗姐的丈夫翻身,都把人累得够呛。

  一般情况下,骨折的病人需要打石膏固定制动,过一个多月,不动的那一侧肢体很快就会出现肌肉萎缩,明显比健康的一侧纤细很多。让人意外的是,罗姐的丈夫卧床六年多,四肢的肌肉却依然丰满对称。

  我不敢想象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罗姐是如何悉心照料丈夫,才会让他浑身没有一处压疮且丝毫看不出任何肌肉萎缩的迹象。

  探视时间结束,家属会被劝离病房,在门外与医生做沟通谈话,了解病人当下的情况。罗姐丈夫的病情不见好转,接连好多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都是在重复。

  我告诉她,她丈夫的肺部感染太重,而且是多重耐药菌,用了顶级抗生素后,效果依然不好,且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她立即说,“没关系,该用最好的药就用,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人能回来。”

  看到她的殷切希望,我还是忍不住告诉她,希望她做好心理准备。很多家属一开始也是要求竭尽全力救治,可是医疗上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到最后很可能面临着人财两空的状况。

  她叹了口气,有些自嘲地说,“没事,你们放心治。那种情况,我也不是没想过。可是人这一辈子,只有到闭眼的那一天,心里才能不悬着挂着。只要是活着,指不定就有新的麻烦事找上门来……”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往下掉,可她很快抹了一把脸,扒着监护室的那道门缝往里看,试图再看看丈夫。

  门缝很紧,尝试了几次后,她悻悻地走到门外的座椅上,把头埋进臂弯里。我没听见抽泣声,只看到她的肩膀在不时抖动。

  外面烈日灼热,医院里的空调却开得够足,冷得让人有点哆嗦。

  

  安抚好罗姐的情绪,她说起她和丈夫的事,有关她的失独家庭。

  罗姐和他的丈夫都是公职人员,在这个不大的地方,算是高素质人员,自然是要响应当年的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

  “我儿子一周岁时抓周,满床的东西,他抓了离他最远的一支笔。我们觉得这孩子长大一定是个文化人。他从上学开始,成绩就一直拔尖。基本不用我和他爸操心。”

  说起儿子,她的脸上有遮掩不住的骄傲,像任何一个普通母亲和人拉家常时,提到自己的孩子总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那会儿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前几次模拟考的成绩都很好。老师都说他能考到主城区的巴蜀中学……”

  她的神色突然暗淡下去,“就在中考的前几天,他在放学回家的途中被几个混混敲诈勒索。本来交出身上的钱就当破财消灾,可他年轻气盛,硬是不从,和那几个混混打了起来。”

  罗姐之后的讲述,她的声音一直在打颤。在那次不起眼的打斗中,一个混混一刀戳中了她儿子的胸口,正中心脏。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没了。

  “还差几天,他就满十六岁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此刻的她极其克制。

  “我们看到他时,血都快流干了……”

  失去孩子后的前两年,罗姐和丈夫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官司。“我们想给给儿子报仇,可那几个王八羔子都是未成年,被关进去没几年就放出来了。动手杀我儿子的那个,他爹是坐牢的,他妈早改嫁了,只有奶奶在。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到现在都还没拿到。”

  罗姐和丈夫打官司的那段时间,他们从原来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她说在那个房子里只要一闭上眼,到处都是儿子的影子。

  “很多亲戚朋友,在这件事后怕我们两口子触景生情,不敢靠近我们,渐渐就疏远了。”

  罗姐抹了一把脸,叹了口气,眼神空洞的看着监护室的那道铅门。

  隔着罗姐和她丈夫的铅门 | 作者供图

  我不自觉地跟着罗姐的目光看过去,那道铅门看着又厚重了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宽慰罗姐,恰好在这时,一对年逾八旬的老夫妻在监护室门外看见了我,走过来问他们小儿子的情况。

  他们的小儿子和罗姐的丈夫同龄,两人的病情也相似,均是脑出血后长期卧床。得病的那一年,他们恰好没买医保,手术加后期治疗的费用一下就掏干了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手术后,儿子活了下来,而照料他的重担又全部落在两个老人的身上。

  即便是这样,罗姐投向对那对老夫妻的目光里,多少仍带着些羡慕的成分。

  

  后续的监护中,由于感染太重,医生给罗姐的丈夫用了最好的抗生素,但感染还是压不下来。他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靠着呼吸机和大剂量的升压药物,让心电监护仪上的基本数据勉强在一个“正常值”内。

  我们都知道,一旦撤掉仪器和药物,他的生命体征会迅速停止。

  在监护室住了快一个月,我们给罗姐的丈夫下了多次病危通知书,慢慢的,罗姐似乎也对此变得麻木。

  每天下午4点,罗姐依旧准时到病房。那几天,她的丈夫并发消化道出血,不能再进食水,罗姐就省略通过鼻饲管给丈夫注食的工序。只给丈夫按摩,偶尔伏在丈夫的耳边,自顾自地说着些什么。

  我知道她在等待奇迹出现。毕竟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科室的医生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在治病的同时,还得小心盘算费用,当患者欠费的数目可能影响到治疗时,药房就不给发药了,甚至医院的电子系统会被锁死,医生连医嘱都下达不了。

  这些年,罗姐为了给丈夫治病,卖了两人的商品房,那笔钱到现在也所剩无几。我们都知道罗姐的情况,面对费用的事情,也都欲言又止。

  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常年出入医院,花费金额过大,家属的期望值过高,外加上家属可能再无所寄托和牵挂,在治疗不甚理想时,引起医患纠纷的可能性极大。

  而罗姐,基本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整个科室在尽心竭力救治她丈夫的同时,也尽可能将所有的医疗文书都写得找不出纰漏。

  让我们意外的是,罗姐比很多家属都容易沟通,也非常配合治疗。

  丈夫因为白蛋白过低,需要自费购买几百块一瓶的人血白蛋白,一天至少两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消化道出血必须禁食水,需要去其他医院营养科购买营养液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为合并肾功衰,肌酐非常高,需要上血液透析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又出现了顽固的心力衰竭,需要用数千元一支的药物,且这种歌药物为自费药物,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看着罗姐赌徒一般的孤注一掷,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私下里,科室里的医生不止一次委婉地告诉她,看她丈夫现在的病情,基本没有奇迹可言,只是在花费着巨额的医药费拖时间。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或许这样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但是这种没有任何生存质量的“活着”,对患者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煎熬。

  

  慢慢的,我看得出罗姐开始有一些动摇。

  那天下午,罗姐的娘家人陪她一起来探望她的丈夫。探视时间结束,我照例站在监护室门外,向前来咨询的家属告知患者目前的病情状况,下一步需要哪些治疗。

  罗姐没有像先前那样,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当下的状况。在那天不久前,每天和她一起咨询家属病情的老夫妻没再来了,在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且始终看不到儿子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后,他们选择了放弃。

  一直以来,罗姐和这对老夫妻都像是同盟的战友。我不知道,这对老夫妻决定放弃治疗的决定,是不是也影响着罗姐的抉择。

  罗姐听完她丈夫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后,缓缓地从我身旁走开,一个人呆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垂着脑袋,像雕像般一动不动。站在她旁边的中年女子小声对她说,“这么多年了,你为他付出了多少,大家都看得到的。”

  女人顿了顿,考虑了一下才说出口,“现在他姐和他弟也不帮忙了,从哪方面讲,你都是仁至义尽了。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钱真的就像丢在黑泥潭里一样,扔下去连个泡都不会冒……”

  “可是我舍不得他,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说完,罗姐双手捂着脸。

  过了许久,她用手背擦掉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拉着旁边的女子,哀求道,“二妹,你再帮帮我,就帮我最后一回。我还有工资的,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扣……”

  女人往前靠了靠,任由罗姐拉着她的手微微地摇动,没再吭声。

  一天后,罗姐在住院账户上交了一万元,而这些钱仍不够缴清之前欠的费用。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罗姐的丈夫又出现了恶性心率失常。负责抢救的医生喊我给罗姐打电话,喊她快点来一趟医院,患者的病情极不稳定,随时有生命危险。

  当我给罗姐打电话后,她告诉我,她一直在监护室的门外。

  透过医生值班室的玻璃窗,罗姐就站在监护室病房门口。当时本不是探视时间,也许是她跟丈夫有心电感应,预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看到她踮着脚,重症监护室门外没有玻璃窗,她反反复复这样做,像是希望那道铅门能突然开一扇窗。

  第二天清晨,我去交班,进了病房,发现罗姐丈夫的那张床空了。

  一开始,我心里希望着罗姐的丈夫是怕感染多重耐药菌换了床,可我在不大的病房巡视一圈。心里一下空落落的,没有他。

  我问值班医生病人的去向。他告诉我:昨天一整天,罗姐都在病房门外。患者昨晚反复发作恶性心律失常,想到罗姐的特殊情况,护士破例喊她进来,让她看丈夫的最后一面。

  由于反复电除颤,罗姐丈夫的胸口都快被电焦了。看到那一幕,罗姐彻底崩溃了,她意识到对丈夫来说,这种治疗只是一种消耗,于是选择了放弃。

  从那天后,我再没见过罗姐来医院。就连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也是由其他亲属代开的。

  四个月后的中秋,那晚在公园外,我意外遇到了罗姐。她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目视着前方。直到她最后起身离开公园,我都没敢上前跟她搭话。

  她就那样保持着四个月前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姿势,头顶的月亮很圆,像是一扇清冷的窗。

  作者第七夜,急诊室医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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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躺在ICU里的丈夫,是我仅剩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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