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舌

　　我入行当记者那一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D市作为经济重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有数千家工厂相继倒闭，一篇篇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危机下转型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报道我只是看看，跟我毫无半点关系，我只关心今天哪里搞画展，哪里有图书发布会，哪里的私家博物馆又来了新馆藏等等。没错，我是一个文化线记者。在我看来，真正搞文化的，我不好约到采访，被文化搞的，倒是经常约我去喝茶。当然，我去约我的人那，不单单是为了喝茶，因为还有车马费拿。这个车马费就是给记者的红包，只是换种说话而已，毕竟你来是需要时间和耗费精力的，不能白忙活。我第一次拿车马费的时候，是跟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小张一起去的。他偷摸的在我耳边说，晴朗，今天带你去的地方不是白忙的，你一会儿多提问几个问题。我当然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我一刚入行的记者，觉得提问几个问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是我的职责。我们去的是一个镇区的美术馆，画展邀请的是北京的几位画家，据说这几个人在美术界还是有一定名气的，但我的确不认识。要是说范曾来了，我倒是有很大的兴趣和很多的问题。我们到美术馆的时候，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记者们都在看画家们的画作，听画家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画。我也大致的看了几幅，画的都是一些瓜果蔬菜，我也不太感兴趣。这时摄影记者小张叫上我去了美术馆的前台，然后见他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堵车来晚了，对了，这是我们新来的记者，以后就是他跑这个线。我跟工作人员笑笑，打了个招呼。对方也很乐意，拿了份新闻通稿给我和小张，通稿下面夹着一个牛皮小信封。然后他让我们在他拿出的表上签名，做了登记。我看到登记表上已经密密麻麻签了一大批的名字了。签完名后，工作人员说，画家们都在那边，可以去那边采访一下。小张点点头说，我们正要去呢，还得多拍几张照片。说完，小张拉着我就朝画家们走去。小张边走边朝我说，一会儿你找个画家提问一下，我拍几张他回答问题时的照片。我说，这就是发个豆腐块大的资讯，用得着提问嘛。小张不耐烦的看着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刚才登记表上你签字没，你签字了就得干活，我们可是在人家眼皮底下，总得搞点事情出来。小张是报社的元老，报社的文化线照片都是出自他的手，而我是新来的，小张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只好照办。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提问画家们什么。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找上一个画家，递上名片，然后随便提问了几个平常的问题。无非就是“您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作品？”、“您画这些画有什么意义？”等等。这些问题是百用不厌的，等遇到下一个不同行业的人，把“画”这个字换掉，又可以用了。我这几个问题问的时间很短，被采访的画家倒是回答的很长，好似要跟我讲述他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创作是有多么的艰辛一样。我不得不装出一副很耐心倾听的样子，其实，我在心里暗道，说差不多得了，你说这么多废话我又不写进报道里。这个活动完毕后，我跟小张说，以后这样的活动咱们就别来了，整一堆不知名的画家，画的都是什么鬼扯，还得来采访报道，简直是浪费时间。小张倒不这么想，他说，你上午本来就没有什么活动，这有个活动通知了我们，正好来不是一点都不耽误事儿嘛，再说，咱们又不是白来的。不是拿来三百块钱车马费吗？我一愣，看着小张，我说，哪来的钱，怎么没给我？小张笑笑，看着我说，你装糊涂还是装清高呢，你那信封呢？我连忙拿出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还真装了三个一百的红皮。我一脸茫然的看着小张，我说，你那也是这么多？要不然呢？谁来呀。小张说。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大部分的活动都是有车马费的，最低贰佰，三百到五百甚至一千的也有。我做记者工资本身就不高，而车马费完全就赶超了我的工资，从此以后我便跟小张一样，也乐此不疲。用小张的话说，你写个豆腐块，也就几十块钱稿费，你赶一趟这样的活动，够你写半个版了。别没事装清高，清高当不了饭吃。再说，这些都是这个行业不成文的规矩，你来或不来，钱就在那里，早就等着你了。当然，并不是每个活动都能拿到车马费的，有的活动不仅拿不到，而且还必须要去。比如市里举行的大型文化活动，市有关领导都会参加，这个时候就必须认真的完成每一个环节的报道，且没有任何车马费，连盒饭都得自己想办法买。我和小张跑了几次拿钱的活动后就被安排跑这样的活动。小张说，这趟差事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是我们的错，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活。我说，总不能总干不吃力讨好的吧，我看时政部和突发部的同事干的基本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小张撇撇嘴朝我说，你懂什么，别人干一个新闻就抵你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直都想去这两个部门干，虽然累点，但是挣得的多。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小张无奈的看了看我说，因为他们不要我。我一怔，觉得自己似乎问多了，便没再问。这次市里的文化活动，我照旧还是写了一篇新闻稿，只是比豆腐块大点，在头版还放了标题。这算是我第一次把新闻写进头版。我正洋洋得意的跟同学在QQ上说这事儿呢，就接到了主编的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当时一惊，很是高兴，心道，难道这是让我去接受表扬的。我兴高采烈的去了总编室，看到坐在一旁的还有编辑李老师，主编见我到了，示意我坐下，然后拿出报纸朝我说，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我点点头说看了。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主编问。我一惊，拿起报纸看了看我的简短资讯，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说，没有什么问题呀。主编不再搭理我，转头看了看李编辑说，晴朗是新人，你可是报社的元老了，这样的低级错误都把不好关吗？李编辑唯唯诺诺的点头称错，然后说下次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主编朝我说，晴朗，找个时间调你去时政部去学习学习，你看可好。我到现在连自己犯得什么错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主编跟我打什么哑谜，只好点头说好，一切听领导的安排。我跟李编辑出了总编室，我一副茫然的样子看着他，我说，李老师，我到底错在哪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李编辑看了我一眼，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摆摆手走了。我愣愣的站在报社的走廊里，有些呆若木鸡，实际上我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了。回到座位上，我反复的看着我写的这篇报道，依旧觉得没有什么错的地方，连标点都没点错。一个小时后，李编辑给我发了个讯息，让我下班后等着他。李编辑在报社里干了近十年，据说没有出现过什么过错，但这次这个事情确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跟他说，要请他吃饭，一是赔罪，二是请教。但李编辑拒绝了，他让我跟他去他家里吃，他有话跟我说。我跟李编辑到了他家，他的老婆已经备好饭菜等着我们了。席间，李编辑朝我说，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搞明白到底为什么挨骂？我点点头。李编辑喝了口小酒，然后把报纸递给我说，念你写的第一段。我的第一段没什么内容，只是几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念完之后，李编辑说，要是你跟主编一起出席一场活动，你的名字能排到主编名字前面吗？我立刻说不能。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这几位领导的名字顺序排错了。我说，李老师，我知道我错哪了，但这些领导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该把谁排到哪，我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上，我也有错，我大意了，以为这次你写的稿子也是没问题的，却忽略了这个看似很小，却又很大的问题。李编辑说。今天把你叫到家里吃饭，是把你当晚辈，论年龄我是你的父辈了，有些话我得好好跟你说说，我不能看着你误入歧途，这样不利于你的发展。李编辑告诉我，无论写什么类型的稿件，无论这个稿件是出头版还是末版，都要细心谨慎，不能出差错。不能因为某个活动没有得到好处，就消极懈怠，不认真去写稿了。要知道，记者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还原真实性，把最真切的一面展现到报纸上，让读者去看。你的每一个字，你觉得随便写写得了，但读这份报纸的人可不会这么理解你。我说，那主编是不是也得到处分了。李编辑点点头说，主编被扣了当月工资，以作警示。那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处分。我说。按报社惯例，扣当月一半的工资，再有下次，直接辞退。李编辑说。我这才意识到问题原来有这么严重，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了，是不是我真的误入歧途了。那天，我在李编辑家待了很久，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做记者时的事情。他告诉我，要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写了几年的新闻资讯，却一篇深入报道没写过，会不会感到失败？你是一个记者，不是一个复制粘结新闻稿的机器，记者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搞文化的，一定要有甄别文化的水平。细细想到，李编辑跟我说的都是很对的。我是有些马虎大意了，觉得跑新闻最重要的是拿车马费，却把要跑的新闻放到了第二位。一周后，我被调到了时政部实习，带我的记者叫洪雷，是报社名记，很多报社大稿都出自他的手。洪雷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来学习还是以后打算跑这类？我说，是来学习的。那就是说学习完还继续跑你的文化线。洪雷说。我说，是。为什么不想跑时政？洪雷问。我说，跑时政太辛苦了。洪雷哈哈一笑说，我喜欢你的直白。接着话锋一转说，战地记者知道吧，不光累，还玩命呢，为什么还有人去当？因为这些人知道，贴近就是力量，新闻要贴近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才能投射出属于它的力量，这力量会震撼人心。想想，你要是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稿件，你会怎样？我说，我会有种说不出的骄傲和光荣。对，这就是新闻带给新闻工作者的力量。洪雷说。就这样，洪雷带着我跑时政新闻，每天参加各种市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我还有些新奇，后来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说，老百姓就真的希望看这样的新闻？洪雷说，一切施政要领，政府做的努力，以及一系列的惠民举措，你总得写到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总干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玩的。我说。那给你个好玩的。洪雷说着把今天刚出的报纸大样递给我，然后朝我说，看到第二版第三个新闻了吗？我看了看，是关于一个镇区政府的负面新闻，大意是说，有市民举报政府机关的顶层设有泳池，专门为机关工作人员免费服务，且不向群众开放的事情。我说，这个不是明天要登的吗？明天可以登，也可以不登。这个讯息不一定是新闻，但也可以震慑一些这些镇区政府，当然，顺便也可以让他们在我们报纸上做几个版面的政务广告，一举两得。洪雷说。我这才恍然大悟，对呀，拿这个去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不登，但你总得在报纸上做些宣传，拿出点广告费。这些费用至少也得几十万吧。洪雷后来告诉我，类似这样的讯息不少，但真正算得上新闻的不多。这些小事情再说难免，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事情不停的给这些镇区政府抹黑。倒不如我们做一个监督者，让他们知道这样的消息我们随时会登的，今天放你一马，不代表下一次不登。但作为交换，你也得为报纸做做贡献。果然，我拿着大样到了镇区的宣传办，他们的主任接待的我。我把大样拿给他看之后，他也很紧张。跟我解释了很多，并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了。并告诉我，他们愿意在报社买几个版面，刊登一下他们近一段时间的惠民措施，为人民服务了哪些事情，向社会做个汇报。我当然知道，这就是变相的给我们做交换，拿钱做事。但我也按洪雷的安排跟他说，我们主编说了，这次的事情先压一压，要是再有人举报，我们再次核实后，一定不会再来跟你们沟通了。其实，这样的沟通博弈，在媒体和政府之间有很多，相互交织，彼此拿捏有度，但媒体还是会守住自己的底线。有一次，洪雷带着我去调查了一件外来市民在本市积分落户的事情。积分落户的政策在D市宣布实施了很久，洪雷就跟报社报了调查本市积分落户情况的选题，报社批了。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走访，发现积分落户政策实施的不是很顺利。市级相关部门说，下一级部门没有上报落户人员名单，下一级政府部门又说各单位和各社区并没有人员申请落户。总之，大家都在推托不是自己的问题，问题是没有人申请。于是我们特地去了外来人口相对密集的社区和公司，发现达标到落户标准的人员很多。他们大多都说，向有关部门咨询了落户问题，得到的回复大多是，还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进一步通知，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会下发通知给你们，你们可以在政府网查询讯息。洪雷带着我走访官方和民众，得到了结论是，政策没有被落实，这个事情需要立即曝光。我说，这个事情要不要我们出个大样，拿到市委宣传部给他们看看，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报纸一些广告费。洪雷瞅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傻？这个问题和游泳池的问题哪个给市民带来的伤害更大？我说，当然是积分落户政策，我也是外来户，我要是够了资格，却落不了户，我肯定会埋怨的。这样的问题是市里面经过研究颁布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只是有些人没有很好的实施。我们就得给这些没有实施政策的人当头一棒，难道还要告诉他们这个？你不要忘记，我们是政策实施的监督者。洪雷义正言辞的说着。洪雷把走访的录音材料递给我，让我备份一份，以免这个丢失了，我们丢了第一份材料。洪雷说，这个是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不是胡说的，是有依据的。次日，关于积分落户政策的实施调查报告就见报了，而且还是头版头条。这下报社炸窝了，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都是关于积分落户问题的。洪雷高兴的朝我说，看来这个选题做对了，是热点。我也跟着兴奋，毕竟这篇报道下面也有我的署名。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被通知去主编室一趟，同时洪雷也接到了这样的通知。我说，主编叫我们过去是啥意思？这次领导职务没写错吧？你是不是有阴影了？今天这事儿要比你上次的严重的多。洪雷说。一到主编室，就见主编双手背着来回踱步，见我进来，很是严肃的说，你们的这篇报道太火了，火到其他报社也跟着做后续报道。我刚才接到了市委宣传部的电话，责备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提前向他们通报。我屏住呼吸，看着主编严肃的表情，继续听着他的训话。我告诉他们，当初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也是整篇报道，也没有向你们通报，怎么这次反而要通报了？以后但凡出过的政策，我们随时会跟踪报道。对方听完，直接把电话挂了。主编说到这，突然哈哈笑了起来，然后朝我和洪雷说，你们这次干的非常漂亮，聚焦了社会热门问题，以后还要接着这么干。那是不是有奖励？洪雷问。这篇报道的稿费翻倍。主编说。我这才如释负重，刚开始以为要挨骂，没想到峰回路转了。看来主编做事还是拿捏有度的，能顶住压力办事。主编看了我一眼说，跟着洪老师学的怎么样？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说。那好，下周你可以回文化线报到了。主编说。我这算是和之前的过错相抵消了，但洪雷说不是，主编的是觉得我干了一篇大新闻，知道了做事的严谨和分寸。我说文化新闻没有爆炸性，不如时政新闻干的有成就感。洪雷说不是，他说，任何新闻都能干的很出色，关键是你用什么角度去挖掘。文化线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记者的，你没事多看看他们的报道，会有所感悟。回到文化线，我没有了跑时政新闻的辛苦，多的是更多去思考的时间。不过，我没回来多久，就得到了摄影记者小张被举报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小张在一个工厂做报道了，得到了很多内幕消息，并拍下了一些关键性的照片做证据。对方也很害怕小张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报纸上，这样对他们的企业很不利。小张觉得对方很在意这个事情，就灵机一动，要对方给他一笔钱，他就不报道这个事情了。对方很是爽快的答应了小张，给了小张一笔钱。可后来小张觉得这笔钱给的太少了，远远低于这篇新闻的价值。于是再次找到对方，又索要一笔费用。这下对方有些不乐意了，说小张是敲诈。小张很嚣张，说就算把不发到报纸上，把这组照片发到网上，也一样会得到曝光。对方有些退缩，让小张给点时间，他向董事会报告一下。小张同意了。哪知对方在思考权衡后，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自己的确做错了，与其被小张威胁，不如自己主动跳出来公关。于是对方公关部在其他报纸连续做了几期正版的道歉广告，同时向我们报社举报了小张的行为。主编本想把小张送到公安局去办的，但考虑到小张毕竟还年轻，而起在被举报后，很是害怕，主动向报社承认了错误。于是主编和对方沟通后，决定由小张退回索要的钱财，同时报社辞退小张，永不叙用。小张的记者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因为这样的恶性事件，会很快在整个行业传播开来，从此也不会有任何报社再敢用这样的记者。小张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事情他很后悔，可是当时是对方提出要给他钱的，自己觉得有钱拿是好事，就没顶住这样的诱惑。我突然想到洪雷带我去做调查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钱是不能拿的，拿了就不能踏踏实实写报道了。小张也许并不适合干这一行，因为他在报社干了这么久，只在报纸上刊登过三次他拍的照片。而这三次照片，也很是微不足道。还是李编辑说的好，小张从没有用心拍，总是在埋怨自己手里的摄影器材不好。经过编辑部的研究，决定文化线不需要再配专门的摄影记者了，由采访记者自行拍摄就行，反正对照片的要求也不是很高。这样一来，我不光要写稿，还得玩摄影了。说时候，我对单反的一窍不通的。刚开始我总是用自动模式，后来总是被其他摄影记者嘲笑，于是在自己的摸索下，也学会了一些，拍的总算能用了。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市文博会上，拍下了一张珍贵的鬼画符的书法真迹。文博会在D市每年都会举办，各地一些专业跑会展的文化人员也都会来参加。文博会组织者很阔气，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给了与会记者一千元的车马费。这在车马费界算是高的了。对方负责人说希望我们能好好报道今年的文博会。我总觉得拿了一千元，总得干点实事。于是在当天采访后，我连夜赶出了一篇“文博会怪相之我见”的文化报道。起因是我在文博会的书法展区，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先生，身着一袭长袍，白胡子能长到胸口，一副仙风鹤骨的样子。老先生的经纪人称老先生是书法家协会的，写的一手好草书，堪比唐朝的张旭、怀素。最重要的不仅能写寻常草书，还能写反笔草书。就是把字翻过来写，你背面看，你才能看出这个字的正型。草书用反笔法来写，可谓独具一格，加上老先生一把年纪，不像是吹嘘唬人的，很快就引来了一批人围观。最重要的是，老先生的反笔草书价格不贵，一平尺两千元。老先生的经纪人说，现在一平尺你能买到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书法？况且老先生一把年纪了，现在写的以后可是都会升值的。说完，他向大家展示了，台湾和香港有关人士收藏老先生反笔草书的证据，并拿出有关在拍卖会上拍卖的作品。这下，大家放下心来，很快就有几个人出手买了几幅作品。这几幅作品加起来的价值过了十几万。也就是说，老先生写几十个字就挣了十几万。这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动动笔就完事了。说实话，我对草书一窍不通，唐朝怀素和张旭的真迹，我在书画展的时候见过，也真心是看不懂。所以这个反笔草书更是看不明白了。但我记得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对我说的一句话，草书不是一般人能写的，但很多人打着写草书的幌子鬼画符的招摇撞骗，遇到这种，你就让他老老实实的写篇正楷，楷书是最能表现一个书法家水平的。于是在老先生忙碌挣钱的时候，我表示愿意出双倍价格让老先生写一副楷书。那经纪人见我说这话，立即反驳道，只能请得老先生草书墨宝，想要楷书，没门儿。原因是老先生草书写的行云流水，楷书不是他所擅长的，不能拿不擅长的来诳人。听这话，我基本判断出这老先生的书法是骗人的，但我自己也没有书法鉴别能力，不能当面拆穿。于是我就拍了几张老先生写字时候的样子，和写出来的成品。然后我拿着照片去了市书法家协会。经过市书法家协会的鉴定，老先生的这几幅字完全是鬼画符，一派乱写，毫无章法，可能只具备一些书法基础，就以此招摇撞骗。有了权威的鉴定，我的报道写起来也就顺畅多了。于是第二天这样的事情就被我曝光了。很快，我就接到了文博会负责人的电话，他很是客气的朝我说，记者大人呀，我让你好好写报道，你给我整篇这个算什么？我说，这是我真实遇到的，所见所闻，就算我不写，也会有其他报社记者写。其实不光书法，连绘画、雕刻、文玩也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我了解的不是很深。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好有坏，我们办这样的文博会，不可能拒绝不好的，也甄别不出哪些是不好的。这样你看行不行，以后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提前跟我们说一下，咱们有什么好沟通，和气生财，我们也想把文博会办的有模有样。他说。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我只能记录我的见闻。但洪雷曾跟我说，有时候人际关系是需要去维护的，做记者也不能太狠，要拿捏有度。于是我跟对方说了三个字知道了。这篇报道给我在报社带来了不一样的待遇，我从记者很快升到了首席记者。主编跟我说，他对我的期望是很高的，让我继续努力。而我拍的那张“鬼画符”的照片，也上了报纸的头版。其他部门的摄影记者跟我说，你这个照片虽然拍的不怎么样，但照片本身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也不知如何下手，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拍合适。只是我想起了洪雷跟我说过的话，如果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于是我近距离的拍摄了很多老先生写字时的照片。在报社美编神奇的排版下，这组照片显得是那么的生龙活虎。我说，这不是我拍的好，是美编排的好。慢慢的，我也开始不再多写资讯，不想再拿那辛苦的车马费。我开始担当报社的文化大任，采访了一系列的文化名家。通过他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我逐渐觉得自己真的太年轻和太浅薄，我所了解的文化，和真正的文化差别其实很大的。主编跟我说，一篇好的文化报道，不仅有新闻本身的思考和判断，还要有文化的灵气，这个灵气是最难找的，需要长时间的个人积累和沉淀。是的，文化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不同，你不了解的，不知道的，甚至不不懂怎么干的，都可以被别人归到文化上，美其名曰文化产业。可能别人干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文化是什么。2019年，是我在文化线做记者的第四年，我辞去了记者的职务，离开了D市。我跟洪雷和李编辑提出我辞职的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惊讶。洪雷说，我知道你早晚是要走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一个文化记者肩负的是什么，不是没事写个资讯拿个红包，是记录这个时代的印记。李编辑说，你总算进了正道了。他们对我的肯定让我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在深夜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我觉得，搞文化，还是需要去沉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然，早晚沦为被文化搞，而不得不拿着文化的幌子去维持生计。而起文化人这三个字，听起来本来就挺牛叉的。洪雷说的对，如果我仅限于在D市跑来跑去，文化视野是有限的。毕竟做文化新闻和做其他线新闻不一样，文化不仅仅是贴近就好，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见解，这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和把握的东西。有时我会想，在这个发达的互联网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了记者，都在记录身边发生的一切，告诉别人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这个时代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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