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郑武公要立郑庄公为太子

春秋初期，郑国还是当时的一个强国。郑武公年纪大了，夫人武姜劝他立幼子共叔段。原来大儿子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武姜受尽了痛苦，还差点送了命。因此给他起名寤生。本来这不关寤生的事，但武姜却非常讨厌大儿子寤生。

小儿子共叔段出落的一表人才，武艺高强。武姜非常疼爱他，多次在郑武公面前夸他，要郑武公立段位太子。郑武公说：“长幼有序，何况寤生没什么过错，怎能随便废长立幼呢？”最终寤生被立为太子。只把一个小的共城封给段，他因此被叫做共叔段。

不久，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即位，即郑庄公。武姜见大儿子这么风光，就对他说：“你继承了父位，封地有上千里，而你弟弟封地那么小，要不把京封给他吧。”京是一座大城，庄公听了沉吟不语。

第二天上朝，庄公就宣布要把京这座城封给段，大夫祭仲劝阻道：“万万不可，京是座大城城墙高度超过了一百尺，地广人多，和国都差不多，日后他有二心，岂不是要发生兄弟相残的悲剧。”庄公装作为难的样子：“这是我母亲的意思，我怎敢不听呢。”就把京城封给了段。

其实郑庄公何尝不知道此举的危险，他因为母亲想立段为太子的事耿耿于怀，巴不得段谋反，以便名正言顺的铲除段。段兴高采烈的来到封地京城，按照和母亲商定的计划，开始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招贤纳士，训练士兵。

庄公假装不关心，不过问这事，打算等段选动手。一个月后，段自以为时机成熟，派兵攻打都城，结果失败，拔剑自杀了。庄公找到武姜和段密谋书信，名正言顺的把母亲赶出宫，安置别处，发誓：“不到黄泉，母子再也不相见面。”

郑庄公算是出气了，但是人们暗地里说他不孝。当时忠孝并提，郑庄公有心把母亲接回来，但是自己发过誓。正左右为难时，武姜居住地的一个叫颍考的小官带着异禽进献。庄公好奇是什么鸟，颍考说：“这鸟叫夜猫子，白天是瞎子，晚上才能看见东西，小东西看的清，大东西却看不见。这鸟刚出生时非常依靠母亲，长大了倒把它母亲啄死吃掉，因此捉来献给主公吃。”庄公听出了言外之意，无言以对。

后来颍考知道庄公的难处，出了个主意：“您派人挖地，直到挖出泉水，在修建个地洞，母子在里边相见，这一点也不违背主公当初的誓言啊。”庄公大喜，立即照办，这对不仁之母、不孝之子假惺惺的在地洞里见面，黄泉之下，其乐融融......

郑武公十四年（前757年），其夫人武姜生公子寤生。郑武公十七年（前754年），又生少子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但武公还是立了长子寤生为太子。
郑武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重，武姜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明，想让武公改立段为太子，但武公没有应允。前743年，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继承君位，是为郑庄公。 主条目：共叔段之乱、郑伯克段于鄢
郑庄公元年（前743年），武姜请求把制地（今郑州市荥阳东北 ）作为叔段的封邑。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郑庄公把京邑（今郑州市荥阳东南 ）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郑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郑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郑庄公说：“这是母亲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叔段到了京，整顿军备，与他的母亲武姜阴谋袭击郑都。
郑庄公深知自己继位母亲大为不悦，对姜氏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清清楚楚，但他却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议论，大夫祭仲又对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郑庄公很无奈的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是姜氏要这样，我哪里能避开这个灾祸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叔段果然袭击了郑都，武姜做内应。郑庄公派军攻打叔段，京城的人们都背叛了叔段，叔段无奈逃到鄢，鄢邑的百姓溃逃了。叔段不得已又逃亡到共国。于是郑庄公把他的母亲武姜接到城颍，对于母亲的行为郑庄公非常生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与她见面。”过了一年多，郑庄公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很想念母亲。大夫颍考叔向庄公献礼，庄公赐给他食物。考叔说：“我有老母，请您把食物赐给我的母亲吧。”庄公说：“我很思念我的母亲，但又厌恶违背誓言，怎么办呢？”考叔说：“挖条地道到有泉水处，你们母子就可见面了。”于是庄公依照他的办法，终于见到母亲。此后庄公母子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实力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
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参考：周郑交质、周郑交恶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左右周政的权力。于是他和周平王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做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以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也可以控制周太子，以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
郑国要发展，对周王过于亲附不行，不亲附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反抗又亲近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道日衰，但周王朝余威尚存，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桓王一心想恢复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压当时的近畿强国郑国，这引起郑庄公的不满。桓王先削弱后免去了庄公王室卿士之位；郑庄公也抢先割收了周室之麦；结果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前707年，周桓王统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打败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名为“鱼丽”的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郑庄公声威大振。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 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他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同时，郑庄公又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列国纷争中能小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
郑、宋之争是郑庄公一生遇到的重要大事之一。郑国东邻宋国，北邻卫国。郑与宋、卫两国都有矛盾，随时有遭宋、卫夹攻的危险。公元前719年，宋国纠集了包括卫、陈、蔡、燕、鲁在内的多国联军，先后两次围攻郑国，大有铲平郑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冷静沉着、毫不屈服。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防御，顽强抗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比如，陈国虽曾与宋国一起侵郑，但郑庄公在击败陈师之后主动与陈和好。鲁国曾在伐郑之役中出兵援宋，但郑庄公并未因此忌恨于鲁，而是主动向鲁示好求和，直至结为同盟。
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很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以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人。此外，与周交恶，也很注意策略。虽大败王师，而又夜使祭仲劳王；既恨周王弃己，又用周王之权威以打击宿敌。前713年，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成武县东北），郑军先攻占宋国郜（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防（今山东成武县东），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卫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而自立为君，郑庄公闻后不觉长叹道：“吾国行且被兵矣！”群臣问何以预料得到，庄公回答说：“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郑卫素有嫌隙，其试兵必先及郑，宜预备之。”州吁为了立威邻国，以挟制国人，果然纠合宋、鲁、陈、蔡四国，组织五国联军，共甲车一千三百乘（每乘约计三十人），将郑东门围得水泄不通，形势非常严重。
郑庄公向群臣问计，大家言战言和，纷纷不一，庄公笑着说道：“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旧怨，借兵四国，欲立威以压众耳。鲁公子翚贪卫之赂，事不由君，陈蔡与郑无仇，皆无必战之意。只有宋国忌公子冯在郑，实心协助。吾将公子冯出居长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东门单搦卫战，诈败而走。州吁有战胜之名，其志已得，国事未定，岂能久留军中，其归必速。吾闻卫大夫石碏，大有忠心，不久卫将有内变，州吁自顾不暇，安能害我乎？”
在这里，郑庄公首先分析了五国各自出兵的动机和要达到的目的，认为需要对付的只有宋卫二国，然后提出两项退兵之策，其一是将公子冯移居长葛，以此引开宋兵；其二是以诈败形式造成卫国战胜之名，促其速归。郑庄公既没有真正出战，也没有乞和，他以两项决策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五国联军，解除了国家的危难。他料到州吁执政的卫国必有内变，后来卫石碏大义灭亲，诱杀了州吁及其追随人均如庄公所料。郑庄公对五国联军的分析及其对付的策略，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郑庄公率兵假命伐宋时，宋国为了自救，分兵一支联合卫国去攻打郑国本土，宋将孔父嘉闻知郑庄公正离宋返郑，怕自己腹背受敌，遂准备借路于戴，返回宋国，戴人疑宋国来攻袭自己，闭门不开，两家攻守对抗、相持不下。
郑庄公回国途中闻知此讯，笑着说：“吾固知二国无能为也！然孔父嘉不知兵，乌有自救而复迁怒者？吾当以计取之。”（第七回）当即令四将受计，秘密往戴城进发。郑将公子吕假称领兵救戴，庄公本人藏于军中，戴国开门纳入后，郑军即将戴君逐出，夺了戴城，之后，郑国其他三将在城外从三面包围了宋、卫之兵，几乎将其全歼。这次战斗中，庄公巧施妙计，得了渔人之利，极大地张扬了威名。
郑在当时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其所以能在列国逞威一时，是因为郑庄公运用了两个法宝，一个是妙计制敌，一个是外交胜利。而两个法宝的运用都需要领导人高超的智谋和料事能力，这均是郑庄公的得心应手之处。郑庄公在一生的用武中，没有打过败仗，这是极少见的情况。庄公在晚年击败王师后，周桓王准备传檄四方，共讨庄公之罪，虢国林父劝谏说：“诸侯自陈、卫、蔡三国而外，莫非郑党。”认为其他国家不会弃郑而从周，可见庄公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庄公率兵伐宋，明明是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必要步骤，是自己的主张，但他却布告天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周王的决定，似乎自己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周王的命令，没有丝毫私欲掺杂其间，假命伐宋当时是对世人的一次大欺诈。郑、齐、鲁三国联军攻取了宋国的郜、防两邑，这时庄公接到了国内关于宋、卫来攻的告急文书，他即时传令班师，齐、鲁两国的随军大将亲到军营来见庄公询问班师原因，庄公隐下宋卫侵郑的实情，只说：“寡人奉命讨宋，今仰仗上国兵威，割取二邑，已足当削地之刑矣。宾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礼，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齐鲁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第七回）齐将觉得郑国以王命征师，自己只是随从，遂固辞不受城邑，庄公便将二邑一并送鲁。齐将回国向齐君汇报了这些情况，齐公以为庄公公平之至，称叹不已。后来，郑庄公策划与齐鲁二君一同率兵攻许，许君逃奔，齐公遂提议将许国土地让给鲁国，鲁公坚辞不受，齐公又提议将许地让给郑国，庄公满念贪许，但因见齐鲁二君推让，只得佯装推脱。恰有许大夫领着许君幼弟进前叩首乞哀，要求找个为许君祖宗安置庙祀的地方，齐鲁二君显出怜悯之意，郑庄公见此情景，将计就计，遂转口说道：“寡人本迫于王命，从君过罪，若利其土地，非义举也。”并进一步提出要为许复国，尽管许大夫诚恳表示无此奢望，但庄公仍然表示：“吾之复许，乃真心也。恐叔年幼，不任国事，寡人当遣人相助。”（第七回）于是把许分为东西两半，东边让新君居之，西边派郑国的一位大夫驻守，名为助许，实是监守。齐鲁二君不知其中就里，以为处理妥当，称善不已。郑庄公通过许多诈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求无欲的人物，表面上的无欲掩盖着内心极高的追求。 在和部下的关系上，郑庄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极为尊重部下的意见和感情，每遇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一般都有自己的考虑，但在做出决策前多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有好的主张，他都乐于采纳，如平段之叛和追滑至卫是采纳了公子吕的意见，夺食于周和假命伐宋等是采纳了祭足的意见，掘地见母和征讨许郕是采纳了颍考叔的意见，对抗王师并排阵取胜是接受了公子元和高渠弥的意见等等。如果大臣们提不出更好的主张或来不及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才按自己的考虑去办。如退五国联军、撤宋之围和分裂许国等都是按自己的考虑行事。在郑庄公执政期间，郑国领导集团内的民主空气是较浓的，如追滑入卫、抢收周禾、计退联军和抵御王师等事件进行之前，大臣们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各抒己见，郑庄公的态度是有善则从。
庄公还注意尊重部下的感情，郑齐早年的石门之会上，齐公主动提出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郑世子忽，郑庄公回国后征求忽本人的意见，忽推辞说：“郑小齐大，大小不伦，孩儿不敢仰攀。”庄公劝儿子说，若与齐国结为婚姻，以后有事情还可以仰仗，不应该辞掉这门亲事，忽回答：“丈夫志在自立，岂可仰仗于婚姻耶？”庄公为儿子有这样的志气而高兴，遂不强求应亲。后来世子忽率兵协助齐抗击北戎侵扰而取胜，齐公托郑国副将高渠弥为媒，愿把另一女儿嫁给忽，忽又推辞说：“今奉命救齐，幸而成功，乃受室而归，外人必谓我挟功求娶，何以自明？”再三拒绝。忽回国后将辞婚之事告知父亲，庄公表示：“吾儿能自立功业，不患无良姻也。”郑齐联姻，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考虑有极大的好处，但由于世子本人拒绝，庄公也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他完全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公子吕病逝后，正卿位缺，庄公欲用高渠弥继任，世子忽密谏道：“渠弥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庄公点头同意。庄公觉得，今天自己所提拔的人，正是日后世子所要长期使用的人，若违背世子意愿而提拔一个人，必然影响日后君臣间的关系，埋下君臣不和的祸种，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人事安排，任祭足为上卿。庄公临终前召来祭足，商量说他想将君位传给儿子突，征求祭足的意见，祭足对庄公说，世子忽的地位不能改变，最后表示：“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庄公遂下决心传位给世子，并使子突出居宋国。庄公的考虑是，无论哪一个儿子继位，都必须靠祭足的扶立、辅政，祭足不同意的人，即使把他立为世子，身后也难以上台；即使上台了，也不会长久，在嗣位问题上尊重顾命大臣的意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郑庄公对待部下的另一个特点是频繁地予以嘉奖，不断鼓励他们的进取心。祭足为他连续制定了一套假命伐宋的方案，他当面表示：“卿之谋事，可谓万全。”之后又拍着祭足的肩说：“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听卿而行。”上卿公子吕病逝后，他哀痛道：“子封不禄，吾失右臂矣！”（第七回）乃厚恤其家，禄其弟公子元为大夫，他通过体恤死者而鼓励生者。公子元提出了抵御王师的战斗方案，庄公即嘉奖道：“卿料敌如指掌，吕不死矣！”及打败王师后，他深嘉公子元之功，为之筑城于栎邑（今河南禹县）使其居守，作为郑国别都，并对诸大夫各有奖赏。庄公在伐许前，为选先锋而进行了一场带有奖励的比赛，颍考叔中选，他当即表彰：“真虎臣也！当受此车为先锋。”（第七回）郑齐鲁三国伐宋时，鲁国将领公子翚首战攻取老挑，庄公赞不绝口，命幕府记上第一功，并杀牛飨士，后来退军时又将攻取的二城送鲁，表示以此“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劳”。庄公从不吝于嘉奖，正是通过频繁的奖励，他不断挖掘出部下的积极主动性。然而有一次例外，在抗击王师的战斗中，郑将祝聃一箭射中周王左肩，对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奖励有功人员时，惟祝聃之功无赏，祝聃将这种不公平当面讲给了庄公，庄公解释说：“射王而录其功，人将议我。”祝聃忿恨不已，疽发于背而死，而在祝聃死后，庄公私下厚赐其家，并命厚葬祝聃。可见，在奖励问题上，庄公把握着以下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是奖励的频繁性、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二是对本国臣下以精神奖励、口头嘉奖为主，对他国之劳以物质奖赏为主；第三是不搞有任何消极后果的奖励。
郑庄公多方奖励部下，但他奖励的仅仅是部下的进取心，他对臣下发展个人势力的事情极为反感。他的弟弟段曾以射猎为名在外招兵买马，上卿公子吕建议予以制裁，理由是：“人臣无将，将则必诛。”（第四回）即认为为臣的不应该有私人武装，庄公对这一观点事实上是接受了的。有一次，世子忽对庄公讲：“渠弥与子亹私通，往来甚密，其心不可测也。”子亹是庄公的另一儿子，庄公听了世子忽的反映，即召来高渠弥当面给予指责。庄公所要求的是部下对他的忠诚和袒露，超出这种范围，他就会给予制裁和批评。 郑庄公善于纳谏。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郑庄公还善于用兵。《左传》是一部善写战争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全过程。在郑庄公活跃的这22年中，《左传》也记载了大小战争无数，其中有郑国参战的就有十多次。除了其他诸侯国攻打郑国的几筑战役没写结果，《左传》中记载的有郑庄公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是郑国取得了胜利。如鲁隐公5年，伐燕大败之；伐宋，攻进了宋的外城。是年，“郑伯侵陈，大获”；9年，大败一北戎；10年，大败宋师；11年伐许，齐、鲁、郑联合用兵，也是郑兵率先登城是同年，“郑、息有违言（口舌之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竞，息师大败而还”；鲁桓公5年又大败王师。如此等等。《左传》中没有一字提到庄公用兵如何，但通过上述记载，郑兵几乎每战必胜，联系他当初对付共叔段时的沉着稳重，以及所用的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法，郑庄公会用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导无关。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
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虢公。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
在“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在不得已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郑庄公出身于世家贵族，他熟知传统礼教，但又不满传统礼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骜不驯、最先反叛礼教的人物。传统礼教和道德的一个核心是要求人们为子尽孝、为臣尽忠，郑庄公恰好在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叛逆意识。他的母亲姜氏暗中支持弟弟的叛乱，郑庄公辞别母亲，假称往周，其实却往廪延（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古黄河南）准备围歼叛军。叛乱平息后，他将母亲与段的往来书信转送姜氏观看，命人将她送往颍地安置，并传话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人死了被葬于地下，才见到黄泉之水，郑庄公的话对母亲没有一点客气。后来在谏臣颍考叔的说服和感化下，对他母亲又作了重新安置。在与周王的关系上，他和传统礼教离得更远。除过抢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郑交质和射王中肩两件事极大地震动了列国，周天子第一次在战场上败给了曾向自己纳贡称臣的诸侯国君，蒙上了奇耻大辱，从此，周室对诸侯国的非礼所为只能苟且隐忍，而不敢妄加干涉。例如，后来齐宋等四国伐卫，周庄王欲出兵救卫，朝中大臣多不赞成，他们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号令不行，今齐……不可敌也。”“伐郑之役，先王亲在军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两世，未能问罪，况四国之力，十倍于郑。”周朝君臣援引周郑交战之事，完全放弃了对诸侯行为的干预。而有些诸侯国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视王室，僭越礼仪。例如地处南方的楚君熊通当时请周桓王给他尊爵，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责周王说：“郑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讨，是无罚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遂自立为楚武王，周围小国遣使称贺，周王无可奈何。郑庄公抵御王师等叛逆行为打击了周室的威望与自信，开了列国蔑视王室的先河。
郑庄公是一个不安于本分的人物，他怀大志于胸，不屑于在传统礼教所允许的狭小空间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动力，他要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显现自己，要冲破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和限制，因而要反叛礼教。然而，他生长和活动于礼教意识极为浓厚的社会，他个人能够掌握的力量又一时有限，因而又必须在许多方面借助于礼教的作用力：例如母亲姜氏曾请求将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又名虎牢）封给段，而制邑地势险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庄公不想予段，于是对姜氏讲：“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对付姜氏，只能打出先王旗号，借助于恪守先王遗命的礼教；后来实施伐宋的战略目标，为了纠集更多的国家相助，他又假传周王之命，借助于“奉天讨罪”的礼教。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传统礼教又有所让步和屈服。例如他已发誓和母亲再不相见，但不久后悔，最后作了重新安置；他将周太子留质于郑，在郑厚加相待；他抢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后都向周王谢罪道歉；他对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劳而不赏，以示无功。郑庄公对传统礼教的反叛是不彻底的，他对礼教的让步和屈服，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又体现着他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